|
领导接见，赵松庭走错了地方。
数年后还记得他的周总理使他在低谷中得以复出
1955年，赵松庭从文工团复员回到家乡，任东阳婺剧团的导演。一天，浙江民间歌舞团到义乌演出，他专程赶去观看。看着演出，他越来越感到这个团很适合自己发展。于是，他便直接去找团长刘式昆要求加盟。刘不知他底细，赵松庭说我客串一个。赵松庭表演的便是自己刚创作的《早晨》。笛声响起，台下的人们都惊呆了，这次他们真正领略到了“毛遂自荐”的含义。赵松庭每吹一句，台下就鼓一次掌。省群艺馆把赵松庭借调到杭州，让他随团到浙江各地巡回演出。
1956年在北京举行了规模宏大的首届全国音乐周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几千名音乐工作者云集北京。赵松庭作为浙江代表团成员参加了调演。他表演的还是拿手的《早晨》。台下的观众一个个听得如醉如痴。一曲终了，观众们纷纷站起来，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组委会规定，每个演员只能表演一个节目。但观众们不依不饶，一定要他再来一个。鉴于观众空前的热情，组办者决定破例满足大家的要求。由于事先没准备，赵松庭便想推辞，但观众们不答应，七手八脚地把已下来的他重新拉上了台。盛情难却，赵松庭只好把《早晨》的最后一段重新吹奏一遍。掌声、欢呼声再次响起!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为此作了专门报道。
喜讯接踵而来，在音乐周五天时间内，赵松庭的工资就加了三次。领导还特意批准他预支一笔钱买一套新衣服，说是以备中央领导接见。到底是什么领导呢?正巧那天晚上文化部领导在北京饭店举行一个盛大的联欢会，赵松庭就想当然地以为是文化部领导要接见，就随大家一起坐上大卡车到了北京饭店，品茗吃茶点，欣赏五彩纷呈的文艺表演。这时，两名工作人员急匆匆来到他身边，“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们正在到处找你，真急死人了!”赵松庭感到莫名其妙。接着，他们把他领上了迎候在外面的小车，飞快穿过天安门广场，又进了新华门。他们这才轻轻告诉不知所措的赵松庭：“是总理要接见你。”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他有些目瞪口呆。
赵松庭刚下车就看见总理微笑着站在客厅门口和今晚的客人们一一握手。他们中有京剧大师马连良、舞蹈家周小燕、钢琴家傅聪等音乐界知名人士，还有几位来自南斯拉夫的艺术家。当总理和他握手时，赵松庭紧张得连总理对他说些什么都没有听清，只听得边上的同志向总理介绍他的情况。总理连声说：“很好!很好!欢迎!欢迎!”
接见是在露天的庭院中进行的，一排长长的桌子铺上了洁白的毯子，摆满自助食品，三四人一小桌地分散在庭院中。气氛非常宽松，总理也没致什么辞，只是拿着酒杯一桌一桌轮番劝酒。赵松庭醉了，当总理到他这一桌时，没见过大场面的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是傻痴痴地一个劲拿着啤酒喝，接连几大杯下肚，弄得个脸红耳赤。傅聪的钢琴表演完后，接着是赵松庭演奏笛子，总理站在离他不到五步路的地方谛听。整个过程中，总理不时微笑着。遗憾的是，那天由于酒喝多了，赵松庭吹笛技巧中带有创新意义的气息控制和循环换气、特殊强弱控制，都失控不灵了，演出水准还不及平时的七成。那次演出，赵松庭自觉是非常失败的一次，面对满场的掌声，他觉得有些羞愧。但总理却给他以极大的鼓励，并指名要他参加中国青年艺术家代表团去访问西欧。从这个“啤酒插曲”之后，赵松庭给自己立了条规矩：凡有重要演出，一律不喝酒，即便是国宴也不能破例。他不但自己如此，以后对学生也是作如此要求。
音乐周使赵松庭声名鹊起。他成了年轻人歆羡和谈论的对象，他的每一次演出，都引起极大轰动。一次在上海文化广场演出，两万观众对他的每一个乐曲演奏都报以十多次中途掌声。这一时期，也是赵松庭创作的黄金时期，他创作及改编了《三五七》、《鹧鸪飞》、《流水板》等至今经久不衰的笛子曲，录制了《早晨》等多张唱片，还出版了《赵松庭的笛子》一书。
1957年，赵松庭赴莫斯科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出发前，《南京日报》特地发了一篇贺辞，许多人都认为他此去笃定能争枚金牌回国。此次赵松庭作为中国代表团的独唱独奏小组组长，代表中国去莫斯科大学参加演出。演出前组织者特意派出了一辆大卡车来接他，因为按惯例，伴随人员、乐器会装满一车子。但赵松庭就是一个人，带着他心爱的笛子轻装简从地上阵了。偌大一辆大卡车，只载着他一个人。赵松庭的演奏给国外观众带来了惊奇和惊喜，人们惊叹：“这个中国人一根笛子就顶一个交响乐队。”赵松庭演奏上的创新技巧特别是换气技巧，令140多个国家的青年代表为之倾倒。
赵松庭名震莫斯科。但令他颇为遗憾和不解的是，国内有关部门取消了他参加比赛的资格，理由是年龄超过了三四个月。本来还要到各国去巡回演出，但国内来了一个加急电报，称家中有紧要事，让他赶快回来。他下车已是晚上十点，叫了辆三轮车赶到歌舞团，旅行包里满装着送给团里同事的礼品，这是他用在国外省吃俭用的积款买的。星光闪烁下，迎接他的不是想象中的夹道欢迎，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专家专家野心家，奋斗奋斗为我斗”。赵松庭顿觉堕入冰窖，从头冷到脚，他因“以笛子指挥党”的罪名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农村劳动四年。
每天长达12小时的劳动，并没有消磨赵松庭的创作热情，他坚持每天基训，并写出了《欢乐的山谷》、《婺江风光》等笛子曲。
周总理显然没有忘记赵松庭。1962年，他陪同苏联领导人伏洛希罗夫来到杭州，他问当时的浙江省委负责同志：“你们那个吹笛子的赵松庭到哪儿去了?”有人告诉他，赵松庭是摘帽右派，下放劳动去了。总理便指示要把他叫回来，参加欢迎伏洛希罗夫的演出。当时赵松庭因病住在医院里，闻讯顾不上治疗，兴奋地直奔杭州饭店小礼堂参加演出。在总理的关心和过问下，赵松庭回到了浙江歌舞团。
在牛棚里，他还放不下他的笛子，
不过“斗争方式”改变了
赵松庭在笛艺领域的一大贡献就是发明了排笛。从农村回到浙歌后，赵松庭的主要工作是伴奏，而不是原先的“艺术指导”。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上台独奏不好，人家至多说你“技术不行”，但要是伴奏出了差错，可就是“世界观”的大问题了，弄不好会被扣上“阶级敌人搞破坏”的“帽子”。歌舞节目一个换一个，笛子就需要一根换一根，有时甚至需要带一箱笛子上台。开始时，他将三四根笛子放在腕中，免得带箱子上场。后来，他觉得把笛子扎起来会方便得多，先是两根，然后再是三根四根。到后来，赵松庭能熟练地同时用五根笛子了，这就是后来名扬天下的排笛。用了排笛，可方便多了，它灵活而简便，只要将小笛子头上的装饰部分截掉，再用活动的螺丝扣牢就行。吹奏时，要什么笛子就扎什么笛子，不要就拿掉。
1964年，赵松庭参加了上海之春音乐会。他用排笛奏了自创的《婺江风光》、《采茶忙》和刘管乐创作的《荫中鸟》三个笛曲。著名的乐评家李凌以《吹情》为题，在《文汇报》上撰文大加赞赏。第二天浙江省委书记也专门去看望他。此后，原先“控制使用”的他又可以上台演出了。
但好景不长。“文革”开始后，那支在朝鲜战场上屡建功勋、在国内外舞台上声名卓著的竹笛，一夜之间成了不祥之物，不准再吹。面对矛盾丛生的文艺界，他寻思着为自己找一条退路，但他不愿放弃自己心爱的笛子，于是便开始钻研笛子的制造艺术，想以此了却一生，也算是对祖国和人民再作一点贡献。在“牛棚”里他坚持制作笛子、进行频率计算，为避人耳目，把材料和资料藏在抽屉里。造反派来时，赶紧停工，拿出一本《毛主席语录》“认真学习”，他们一走，马上又投入他紧张的“地下研究”。当他被勒令参加批判会时，他总是拿出一个小本子进行一些数学演算。造反派问起，他便说自己“在写罪行交待”。“文革”期间，赵松庭还在理论上解决了横笛频率计算的问题。此项研究，是他和在同济大学任教的弟弟赵松龄共同完成的：他们两人，一个是笛艺大师，长于实践；一个是物理学家，在理论上有很高素养，真可谓是最佳组合。两人保持了长期频繁的通信联系，信中满是密密麻麻的物理公式和数学演算。他们的理论专著《横笛的频率计算与应用》，提供了制笛和用笛的科学理论依据。这可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每算一个数据，用算盘算要20分钟。为了检验这些数据，赵松庭买了大批竹料，在整个“文革”期间，制作成了近两千根笛子，质量上乘的足足有一箱，但都给造反派们拿光了。1978年，他完成了《温度与乐器音准问题》等论文。今天，他们的制笛理论，已成为国内笛子生产厂家的指导性理论，它使我国的笛子制作水平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