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有架钢琴，
日日夜夜演奏乐曲，
手断了，心还在弹，
没有人能使我离开音乐。
——王洛宾
洛宾老和我家三代人——二十几口子有着六十余年的不解“歌缘”。
我家久居北京后海畔一座旧式的小洋楼上，父亲称之为“银锭桥西海北楼”。每当洛宾老突如其来地推开“海北楼”那厚重的房门，喊一声“萧军”露出一副笑脸时，孩子们便会一窝蜂似的前呼后拥着先“缠”住他非唱上几首不可！
洛宾老的声音和相貌，都是相当的“漂亮”，属于“抒情男高音”式。
我父萧军，那也是相貌和声音都极具“魅力”，属于“英雄豪杰”型的男中音。有了这两位“身经百战”的“主唱”领衔，“海北楼”的歌声，在后海畔回荡，常常会引得过往行人驻足张望……特别是在宁静的夜晚。
洛宾老极喜欢我们“萧家班儿”这种痴迷的歌唱气氛：男声、女声、童声；独唱、重唱、合唱……“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男女老少齐上阵式的演唱方式，而且几乎人人都能“抄家伙”——钢琴、提琴、手风琴、胡琴、口琴、电子琴、横笛、古筝，甚至是手鼓、“口哨”——更使得洛宾老欢乐无比，英雄有了用武之地，竟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起来……
《在那遥远的地方》、《奴隶之爱》是我们的保留曲目自不必说，再加上“风在吼 ，马在叫”，“达坂城的姑娘辫子长呀”，“半个月亮爬上来哎”，以及苏联红军歌曲：《跨过高山，越过平原》、《我们是红色战士》、《伏尔加船夫曲》，甚至《囚徒歌》、《夜莺曲》、《鸽子》、《赞歌》……嘿，一唱就是停不下嘴，连“值班儿”做饭的，此时此刻也绝不肯去下厨了，大家情愿马马虎虎地每人吃碗面条算拉倒。
曲终人散，余音绕梁。月色下，望着老人那渐渐远去的背影，听着兄弟姊妹们那高一声、低一声的呼喊：“洛宾叔叔，再来啊！”“多多保重啊……”心中便会充满了无限的温情与感激！
《奴隶之爱》——
一首歌的词曲作者奇缘相识
抗日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非法、秘密地出版，正是因为国民党反动当局下了死令“言抗日者杀无赦”的时候，它是我父亲的“成名作”。鲁迅先生称它是一部“很好的书”。
鲁迅在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凡有人心的读者，是看得完的，而且有所得的……”
这部书，曾得到了进步文艺界和进步群众的一致赞扬，被誉为“抵抗日本侵略的文学上的一面旗帜”！尤其是热血的青年学生们，他们组织了秘密的“读书会”，一页一页地传读着……书中的一个“细节”感动了多少颗年轻的心：
高丽革命党高级首领的女儿安娜，为了反抗日本强盗的侵略和蹂躏，毅然投身到中国“人民革命军”队伍里来了，由于她工作的出色，得到了战士们的极大尊敬和爱护。她与人民革命军中的知识分子出身的队长萧明相爱了。可是，在那严酷的、随时都会有巨大牺牲的战争年代里，为了整体的生死存亡，他们只能暂时“枪毙”了自己的爱情！诀别的当晚，安娜依偎在萧明的怀里声音颤颤地唱着：
我要恋爱，我也要祖国的自由！
毁灭了吧！还是起来？毁灭了吧！还是起来？
奴隶没有恋爱，奴隶也没有自由！
萧明队长听不懂安娜用朝鲜语唱的这支悲伤的歌，问她道：“安娜，你唱的是什么歌呀？我听不懂！”安娜只是反复地唱着、唱着……不断地从垂闭着的眼角，源源滚落着泪水……
这首歌的“曲谱”我见过，就印在《八月的乡村》书后，作曲署名：Ｌ·Ｐ。后来，我知道了，这“Ｌ·Ｐ”就是洛宾。这一段五十多年前的往事，是洛宾老人上世纪９０年代初来京时，才得机会讲给了我们听：我写《八月的乡村》插曲时，并不认识你的父亲——萧军。书，是１９３５年出版的。１９３６年在北平，属于不准卖的“地下读物”，大学生们都是偷着读的！我当时在北平的扶轮中学教音乐，夏天的中午，常到西直门外高亮桥附近西太后的“船坞”去游泳，便认识了十几个“东北大学”的学生，他们的学校就在这一带。那地方很偏僻、荒凉，水也深，极少有人来，我们都是赤条条一丝不挂地敞开儿了游裸泳！有时也光着屁股或坐或躺地听读《八月的乡村》，一天挨一天地读着……于是便被书中安娜唱的那首歌“我要恋爱，我也要祖国的自由”所感动了。当晚回家我就谱了曲，第二天就教大家唱了。“东北大学”的学生很爱国，一念《八月的乡村》就很激动——尽管“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好几年了。当时大家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人，都没有结婚，对恋爱还仅仅是一种想象的东西，所以唱起来就格外有激情！后来有人竟开玩笑地说：这就是咱们游泳队的“队歌”啦——“我要恋爱！”我真正写歌，就是开始于这首《奴隶之爱》。当时我们脑子里糊里糊涂的，只听小说，却并不注意记住作者是谁。天气一凉，我们游泳队就散了。第二年——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时，凭着一股爱国的热情，我到了抗战的前沿，宣传抗日救亡。
１９３７年我在临汾，应戏剧家塞克之约，准备去山西洪洞县参加由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工作。就在临行前的一个晚会上，我高歌了一曲“我要恋爱，我也要祖国的自由……奴隶没有恋爱，奴隶也没有自由”！当时唱这首歌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正是打日本的时候啊。我刚一唱完，就上来了一个人，他说：“你刚才唱的歌是哪儿的？”
我说：“我们原来在北平游泳的时候，偷偷读的一本小说《八月的乡村》里边的一首诗。”
“这《八月的乡村》是谁作的？”
“不知道！”
“我。我叫萧军……”
哎哟，我们就紧紧地握住了双手！这时，我才认识你父亲的。以后，他去了前线，我还在山西；后来在兰州又认识了你妈妈他们一家；再后来，经历了各自的苦难与折磨：我蹲了二十几年的大牢，你父亲被开除文艺界三十几年……直到上世纪８０年代初，我们才又相聚。人生就是如此不可定义。有人说人生是一场“恶作剧”，我认为人生是一场最美的“悲剧”——既然进入了“角色”，就要认真地演下去，会得到最大的满足，那满足就是自己的认真……
王洛宾竟不是“音协会员”？！
在有关王洛宾的几种版本的书中，我都没有见到涉及他加入中国音乐家协会的记载。
记得是１９８６年夏季的一天，北京作家协会正在我们家里为“萧老”录像，可巧洛宾老推门而入。喜出望外的两位老友，立即来了情绪，不但一遍又一遍地共同唱起了《奴隶之爱》，还随着音乐跳起了“踢踏舞”。词、曲作者到了七十多岁才终于“同唱了一首歌”，而这支歌，也过满了它的“五十大寿”！这难道不是一个奇迹吗？！不知出于一种什么“意识”，我竟随意地问了一句在今天想来仍显得有些可笑的话：“您早该是中国音乐家协会的会员了吧？”
“不是。”这一回答，听上去就更觉得“可笑”，可他说得斩钉截铁。
“您不是在开玩笑吧！以您这么著名的大作曲家，会不是音协会员？”
“我不是音乐家协会的会员。要是的话，我自己能不知道吗？”看样子洛宾老挺认真。
“为什么？”我问。我真是想不出其中的原委。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洛宾老回答着，心态看上去很平和。
“您有那么辉煌的业绩，有那么多唱着您的歌长大的歌友和学生，您吃了那么多的苦，又那样的努力……您不是音协会员，那可是太不公平了！这也太奇怪了，谁都不会相信的，这都什么年头了，１９８６年呀！”我一口气自己说了这么多，而两位老人却静静地只管看着我，谁也没再吭气。
细想想，也并不“奇怪”——一个服刑十几年的“罪犯”，谁会批准他是“音协会员”？正如同我的老父亲，不也是直到１９８０年“平反”了，才成为作家协会会员的嘛！
“这事儿我来办！您就等消息吧。”骑上自行车，我就直奔了塞克老人的家，塞老是音乐界著名人士，他一定能有办法。
病中的塞克老人行动不便，即刻请他的老伴王昭直接去找中国音协的秘书长。一查“底卡”，早在几年前就发“通知”给新疆：请告知王洛宾同志他已被吸收加入中国音乐家协会。然而，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毛病，竟从没有人告诉过他！
据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档案中记载：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８日王洛宾被批准入会。
你知道“坎土曼”吗？
１９８４年的金秋，我与父亲到了新疆——这是他早在１９３８年第一次渡黄河后就向往的地方，父亲首先要拜访的，就是老友王洛宾。
在一场有几百人参加的学术报告会上，当老作家萧军郑重地向大家宣布：著名的新疆民歌研究专家、他的老朋友——王洛宾就是乌鲁木齐人时，会场一片哗然！当父亲让我将洛宾老的歌曲《达坂城》、《半个月亮爬上来》、《玛依拉》、《都达尔和玛丽亚》、《阿拉木罕》……一首一首地介绍并演唱给大家听时，更是掌声雷动，一阵响过一阵！由此，多年来始终用“Ｌ·Ｐ”代用的名字——“洛宾”，正式在广大群众中恢复了他历史的真实。
“十一”那天，我们父女在洛宾老人的家里又聊、又唱、又跳，整整庆祝了一天！洛宾老还穿上他刚刚领到的新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很“严肃”地同我们合影留念。生活极为俭朴的老人，破例请友人扬眉同志特意做了满满一桌美食款待我们，并且兴致极高地为我们边弹琴、边演唱、边讲解……一连气儿我竟录下了几十首由他收集、改编、创作的民族歌曲。我被他的歌声所震撼！泪水时时蒙 住双眼——这恐怕是世界上第一部由年过七旬的老艺术家，用歌声自己完成的“忆往录”吧！今天听来，那声音依然是异常清晰，年轻、优美、深情而悲怆……
那是一个弹唱的间隙，我的视线不由得移到了洛宾老人那看上去有点“不大对劲”的手指上，他似乎觉察到了我的疑惑：“我其实应该算是个‘残疾人’，十根手指，只有这七根能比较自如地活动，其他的三根呢……”他用左手的食指像滑琴键似的朝右手指那么一划拉，“几乎是全报废了，伸不太直溜了，但是我照样能自弹自唱。”他看似轻松地对我作了回答。琴声，又继续“叮叮咚咚”地弹响了起来。
新疆有一种劳动工具，看上去很像内地农民用的那种“锄头”或“镢头”——铁头，长木把儿，但是“头”却尤其的大，尤其的扁，像把小蒲扇似的，一家伙砍下去，得刨起一簸箕沙土吧。洛宾老说那“铁头”叫“坎土曼”，在“里边”的时候(他极少说“监狱”俩字)，就天天和这“大头曼” 在一起，那叫服苦役啊！新疆的地域可真大，天天就那么刨呀刨的，也不知何年何月这“坎儿”就到头了……一天干下来，水先不喝，脸也不洗，厕所都不敢去……先得赶紧找个毛巾卷儿或什么的捅进手心里，仍像“握”着坎把子的姿势一样，这才能去做其他的事。手就一直这么僵着，不敢碰，直到睡觉，也决不能松手！伺候不好它，这一宿，就疼得再也别想安稳了。“你知道，对苦役犯来说，吃和睡有多么重要！看上去，人人都像似握着个‘接力棒’，很滑稽、可笑，嗬嗬嗬……”他笑着，像在说什么与他不相干的故事。我，盯着他那双手，看着他那一切都似无所谓的神态，泪都差一点儿被老人那笑声震落出来。
我见到几个非常破旧的小本子洛宾老人有几个非常破旧的小本子，“十一”那天，他像捧“宝贝”一样，拿给我们父女“见识见识”——我知道，这完全是出于他对老友的深深情谊！
说实话，对于破旧的本子，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因为我的父亲从事写作几十年来，积累下来的各种各样的纸张、本本儿，简直就是一部他的人生“见证”：一下子就可以很麻利地装进兜儿里去的那黑漆布封面的袖珍小本本儿，是上世纪２０年代从“满洲国”带出来的；印着“开明书店”的稿纸，那是３０年代从上海带出来的；只要一沾水，立刻就化作一滩“黄泥”似的，那是延安战士们自制的“马林纸”；又黑又薄反正面都疙疙瘩瘩丘陵起伏似的，那是４０年代哈尔滨时期，他创办鲁迅文化出版社出刊《文化报》时的用纸；一碰就破，“娇气”得要命的，那是５０年代初，他遭诬陷被逼无奈，向中央“申诉”的状纸……大纸、小纸、白纸、彩纸、竖格纸、横格纸、光纸、绵纸、草纸……真是五花八门的纸，订成了“多姿多彩”的本儿，而这本本儿都有说法儿，本本儿全是“宝”……
洛宾老人的这几个破旧的小本子，自然也是不能小看了它们，那可是洛宾老在“里边”用窝窝头舍命换来的无价之宝：翻开来，密密麻麻地写满了曲谱、文字、各样符号，圈圈点点的每一页，都是拥挤不堪的，没有了缝隙，字与字、谱与谱，眼看着就要摞起来了似的不得“喘气”，还有些字迹已模糊不清褪了色。“这里至少有上百首非常好听的歌，得赶快整理它们了，否则连我自己都快‘译’不出它们了，有些老艺人已经故去，如果我不做这件事，失传了就太可惜……”他说。
我曾就这个话题，给洛宾老出了一个“难题”，请他回答：“在您已经完成、发表的这近千余首歌曲里，您，最喜欢哪几首？”
他笑了，沉思片刻，竟说出了一连串似答非答的“警句”来：
写歌，就像生孩子一样，个个我都喜欢！丢了自己的孩子得找吧？今天我终于找回了自己丢失几十年的“孩子”，我很高兴。
我写的歌，实际上就是我写的“音乐日记”。没有哪一首歌不倾注了我的心血，我愿意透过歌曲，带给人们美好的享受。歌曲，能使人向上。
我写的情歌最多，尽管我一生很坎坷，我的爱情都没有好结果，我仍然觉得，爱情就是信仰。特别是丝路情歌，就是叙述男女之间没有任何条件的、毫无功利性的相亲相爱，所以它最感人，也流传最广。爱情一旦有了条件，就会为了满足双方而互相磨难。
边疆的民族情歌，能使我每天都感到惊喜，而且有所收获。它们爱也爱得俏皮，苦也苦得深沉。炽热、纯情、幽默的语言表达，那是汉族语言很难得见到的，比如，我去库车采风，录了二十几首最美的民歌，其中竟有四首是唱“眉毛”的。小姑娘长到六岁，还要专门举行一个描眉的仪式，用五百年前从古波斯传来的一种“乌斯玛”(ＷＵＳＩＭＡ)的染色，将两条眉毛连接起来。哪家姑娘长得好，先唱她的眉毛，甚至有一首情歌这样唱着：
你的眉毛弯又长／眉间闪着生命光亮／你的眉梢锁悲伤／天空乌云遮太阳／你的眉梢轻跳荡／万里长空多晴朗／不管乌云遮太阳／不管天空多晴朗／我愿永远守在你身旁／永远守在你身旁／我愿变成一颗小黑痣／长在你的眉梢上！
“看看，他愿变成一颗‘小黑痣’，长在她的‘眉梢’上，就觉得心满意足，幸福无比了，多么精彩的语言和比喻！咱们汉族人会怎样认为呢？变成什么不好，非要变成一颗‘小黑痣’！”
“哈哈哈哈……”经过洛宾老人的这一俏皮而入木三分的比较，父亲竟大笑得咳了起来……
洛宾老人没有回答我提出的“难题”，却给我讲了个小故事，这是一次想起来就让我心悸的与洛宾老人的对话：
“您，想到过死吗？”我问。
“想到过，而且不止一次地想要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是不是很绝望？”
“是的。当时很绝望。”洛宾老的如此坦诚，使我更感到了话题的沉重。我的老父亲一言不发地坐在一旁，只是默默地吸着他的烟斗。然而，老人话题一转，却又说到了音乐，说到了我喜欢的那首歌——《撒阿黛》。
“撒阿黛确有其人。你知道，维吾尔族的姑娘、小伙子们长得都是很漂亮的！”他说。
那我可是太知道了——就为了“见识”这些漂亮的青年男女们，那一天，我和七十多岁的老父亲约定，放下手里的事，推掉了一切宴请和约会，专门站在了乌鲁木齐市的热闹街头，足足观光了一个上午，当然也趁机吃了不少好东西！最后爷儿俩取得了一致的观感：个个儿长得都漂亮！
“‘文革’期间，‘里边’的警员们是不穿警服的——尤其是女警员。”洛宾老继续着谈话，“第一次看见撒阿黛的时候，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个‘犯人’。一个女看守、女警官怎么会长得这么美，这么漂亮啊！我惊讶极了，简直出乎人的意料。是啊，就为了能够天天看见这人世间少有的‘美’，我也要好好地活下去，我为什么要去死？！”他停顿了片刻，看看我又望望我的父亲，他知道我们在等着他继续往下讲。
“撒阿黛掌管着我们大牢门的钥匙。
“每当清晨，等着上工的时候，用不着谁吆喝，大伙儿早就收拾停当了，从各自的‘号子’里悄悄地走了出来，一拉溜地、习惯性地蹲在了铁栅栏门里，那是多少双眼睛啊，巴望着撒阿黛的出现……
“撒阿黛的办公室，离我们的牢门大约有一箭之遥吧，四周空旷得连她锁门、摘钥匙的声音，我们都能听得真真儿的！
“撒阿黛有的时候穿着维吾尔族传统的五彩缤纷的花衣裙，更多的时候，她爱穿一身雪白雪白的纱衣裙，肥肥的灯笼裤，飘飘洒洒的像一朵白云彩一样，伴着她手中那一串串钥匙的撞击声，由远及近地响动过来……人们都知道，大牢的铁门马上就要打开了：田野、白杨、微风、空气、阳光，将属于我们……
“撒阿黛那圣洁得犹如天使般的女神似的庄重气质，笼罩了每一个人的心智，从她面前走过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异常地虔诚，不说像‘朝圣’吧，那也是秩序井然，动作规范，屏住呼吸，和缓眼神……尽管从来没见她笑过，对我们却很和气。撒阿黛头上那很随意戴着的红头巾，也真是美极了。这是一天之中这些人们最幸福、最有希望、最驯顺的时刻！哈哈哈哈……”
洛宾老人朗朗地笑着，笑红了脸，像个孩子，更像一个多情的少年。父亲和我分享着他回忆的快乐。
“后来呢？她现在哪儿？你们又见到了吗？”我急切地想知道撒阿黛后来的情况。
“后来？后来我夜里睡不着觉，就把心里这种美好的永远不可能忘怀的感情，悄悄地记录了下来，并很快地谱成了曲子。没想到，这支歌，日后竟成了我许多学生的保留曲目，他们和你一样，都非常喜欢它，我自己当然也很喜欢，而这首歌就以她的名字命名了。”
“您把这支歌送给撒阿黛了吗？”
“没有。”
“为什么？您不是特意为她写的吗？”
“我当时哪儿敢呀！一个六十多岁的劳改释放犯，写了一首‘撒阿黛，撒阿黛’的情歌，送给女狱警，闹不好，可就是‘民族流氓’问题了！我１５年大牢好不容易才刚刚放出来！”
“哈哈哈……”父亲和洛宾老不约而同地大笑了起来，看着这两位老人乐得红头涨脸的，我的心头涌上一股说不出的酸楚……
琴声又响了起来，洛宾老用他那悠扬而略有些伤感的歌声，诠释着这令人难以忘怀的故事——《撒阿黛》：我喜欢坐在大门外，撒阿黛／ 望那远方的山崖，撒阿黛／在那山崖的一角，撒阿黛／飘浮着美丽的白云彩，撒阿黛……
洛宾老人说：“美在天堂，也在地狱。”他还说“生活越是寂寞，想象就最丰富，生活里的幽默也最多。”
王洛宾音乐生涯
一个新的辉煌“契机”出现了
在致我母亲——王德芬的信中，洛宾老人有这样的话：
“在香港音乐会上遇到新加坡李豪女士的妹妹李杰，会后一起共餐，谈得很高兴，我告诉她是在作家萧军的家中认识了她的姐姐……”
“新加坡李豪来信打听萧耘，如有空萧耘可给李豪写封问候的信……”
说来真是惭愧，由于丧父的悲恸，以及父亲离去之后家中琐事的凌乱与缠绕，再加之多年工作的繁忙和超负荷的运转，原本很健康的我，突然间身体竟垮了下来——医生说是心脏出了毛病，要绝对静养。为了不使爱我、关注我的朋友们牵挂，我隐瞒了自己的病情，几乎极少与外界联络。这下子，让李豪恩师担心了，为了关心我这个“忘年交”小朋友的身体情况，信，竟飞到了大西北！
李豪女士是新加坡杰出的、资深的指挥家，也曾出任过政府文化官员。她组建的“李豪合唱团”是东南亚最早的民众音乐团体，培养了众多音乐人才。几十年来，合唱团演唱了许许多多中国的民歌，特别是王洛宾的丝路情歌，那是历届合唱团员们尤其钟爱的曲目。
１９８１年初春，在新加坡举办的首届国际华文文艺营文化交流活动中，在一次盛大的晚会上，由于听到了我唱“在那遥远的地方……”而与她相识。此后，每当她到北京，我们必要聚一聚，唱一唱……由此，结下了超乎师生般的“忘年”友情……特别是李豪女士那爽快的性格和有胆有识的艺术见地，深深地吸引着我，而不存在“代沟”与“隔膜”的亲情，也正是李豪女士所看重的。
一个偶然的机缘，李豪与王洛宾同时都到“海北楼”看望“自己的”老朋友——萧军，两位艺术大家的不期而遇，使王洛宾的音乐生涯出现了一个新的辉煌“契机”。
在父亲的鼓励下，我便着手与李豪女士联系邀请王洛宾率团出访新加坡演出的事宜。俗语讲：好事多磨。经过三四年的努力，１９９０年的严冬，丝路之歌音乐会终于在李豪女士及新加坡有关机构的鼎力相助下举行了。当地及东南亚的媒体都给予了极多篇幅的报道，一时间，对“丝路”向往的热情空前！这是王洛宾先生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国门，从而开始了他真正的对外交流，走向世界。此时，我的父亲离世已两年有余，他没能分享到老友的快乐与辉煌……
所幸的是我的母亲及大姨妈(德谦)、大舅(德彰)，都是洛宾青年时代在兰州的故交、好友，以至我的外祖父王蓬秋先生，待多才多艺的王洛宾也尤为亲切，由于父亲与洛宾的情谊，几十年来，母亲与洛宾的通信也较多于我们任何人。
失去了父亲，“海北楼”从此再没有了昔日的欢乐与歌声……
而得知洛宾老人患病住院的消息，焦急的我，忙请在疆的友人——时任新疆军区副司令员的赵文泷同志，特意代表北京的歌友们献给洛宾老人一捧鲜花——我知道，初冬的乌鲁木齐，鲜花是极为稀罕的，而这也正是洛宾老人终生开放在心里的那一片希望所在！
失去了父亲，又失去了“忘年”的歌友、恩师——洛宾，这悲伤与哀痛，教会了我要忍耐，要进取，要努力做好应该做的每一件事，要珍惜得来不易的友情，要对“爱情”充满虔诚和信仰。
我的外祖父王蓬秋，大姨妈德谦，我的母亲德芬，敬爱的塞克老人及真诚的朋友赵文泷，如今也都先后离开了我们……
一世歌缘“结伴而行”的王洛宾与萧军，何曾“遥远”？记忆中的丰碑，在我心中……
王洛宾（右）与萧军重唱《奴隶之爱》 萧耘摄
萧军和萧耘在新疆吐鲁番 单尔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