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民族器乐流传数千年，不断地发展变化，去粗取精，大浪淘沙，留存到今天的乐器当具有相当的生命力；中国的民族管弦乐队吸取了其中的一部分优秀的乐器，并借鉴了西方交响乐的一些方式，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不过七、八十年的历史；从上世纪二十年代最早的上海民间音乐社团“大同乐会”，到三十年代中旬成立的中国第一个新型职业民族乐队——“中央广播电台音乐组”，再到后来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时至今日已发展出了许多的职业民族乐团和无数的业余民族乐团及民族乐队，而在华人世界里最具影响力的民族乐团当数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当年作为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指挥彭修文先生无疑是中国民族管弦乐事业中贡献最突出、最杰出、里程碑式的人物，由于他不懈的努力使人们对中国的民族管弦乐队刮目相看，他集指挥、作曲、演奏、乐器改革等于一身，创作改编了近千首作品，并在许多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和尝试，使得中国的民族管弦乐队更加完善和规范，为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历史并不长，这种在二十世纪中西文化碰撞、交融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乐队形式拓宽了中国音乐的表现范围，在表现深刻的内容、哲理的思考、宏大的场面等具有了相当的可能性，使中国音乐走向了更广阔的天地。但它也存在着在训练乐队方面难度大、乐器个性强烈、声音不够厚实、缺乏好的共鸣和振动、各个声部之间的平衡较难协调等问题；因为作为一个乐队，它是群体性的艺术，需要的是群感和相对的统一，音色的和谐以及整体感等等，而在这些方面对于“年轻”的民族管弦乐队来说存在着相当的难度。所以，在民族管弦乐队的发展道路上并非是一帆风顺的，人们对这一乐队的形式曾经有着许多的思考和争论，在学术界，对它存在的文化价值也有所质疑，几十年来可谓风风雨雨，历经磨难也。彭修文先生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能顶着无数的压力，以他坚强的意志力和对民族音乐的执着精神不断地创造、改编出大量优秀的作品，排演出不同寻常的、具有独特价值的民族音乐文化呈现给世人，每当中国的民族管弦乐事业面临困境的时候，彭修文先生总能挺身而出，用事实证明中国民族管弦乐的文化价值和它在艺术上的美，在他指挥下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所演奏出的音乐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乐团高度默契，既能演奏大气磅礴、具有气势的作品，如：幻想曲《秦.兵马俑》、《第一交响乐——金陵》等，又能够很好的演奏典雅细腻、优美动听的乐曲，如《月儿高》、《春江花月夜》等，深受听众的喜爱，并在海内外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以致于后来许多乐团的成立也是受到了彭先生以及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这种影响。在今天，彭修文和他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已经影响了更多的人投身于民族管弦乐的事业之中。许多的作曲家、指挥家、演奏家为民族管弦乐事业增添了新的风采，为其创作的作品当以数万计。中国民族管弦乐音乐文化也成为了当代中国音乐文化领域里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一些专家学者们也在着力地研究中国的民族管弦乐艺术，它的道路是越走越宽广了。
从上世纪四十年代起，彭修文先生便开始了他民族音乐艺术的生涯。从他最早参加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乐队的演奏开始，再到五十年代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管弦乐团的成立，以及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历史的浪涌中，人们或沉或浮、或歌或泣，经历了人生的悲欢离合，许多中国人在用不同的方式探索和奋斗着，有的在研究原子弹，有的在研究卫星上天，有的人在进行社会的变革，有的用笔杆子，有的用枪杆子，目的都是希望中国能够在世界上走出一条路子来，众多的文艺工作者也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指导下探索和发展着中国的音乐文化事业。在这几十年里，彭修文先生始终坚守在中国民族管弦乐的阵地上，并显现出了非凡的创造能力。他用他手中的笔记录着岁月的流逝，思考着人生社会的变化，留下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作品；他用他手中的指挥棒挥洒着时代的乐章，表现着丰富多彩的世界，一曲曲动人的旋律感染和影响了许多人。如：《丰收锣鼓》、《瑶族舞曲》、《大姑娘美》、《乱云飞》、《将军令》、《阿细跳月》、《花好月圆》等等，乐曲具有鲜明的风格性和时代感，堪称经典；同时他也在设法不断地完善着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从乐器改革、创作、训练乐队、各个声部的配搭等方面，可谓呕心沥血、费尽心力。他厚重而博学，习古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谱，广泛借鉴西方交响乐队之所长，并能融会贯通、举一反三、创造性的运用于民族管弦乐队当中。他改编的《图画展览会》（俄罗斯—穆索尔斯基曲）、《达姆达姆》（阿尔及利亚歌曲）、《罗马尼亚狂想曲》（罗马尼亚—埃内斯库曲）、《肯塔基与苏珊娜》（美国—斯蒂芬.福斯特曲）等雄辩地证明了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广泛的兼容性和丰富的艺术表现性。他注重艺术的形象思维和意境，诠释作品独具匠心、构思深邃，表现音乐作品深刻、老到，善于采用“以情感人”、“情景交融”的手法；其艺术风格雄浑大度，严谨细腻，富于激情和感染力，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体现出中国民族音乐特有的气派、风格和韵味。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几十年的努力奋斗，他为中国民族管弦乐艺术闯出了一条崭新的路子来。
我有幸在彭修文先生的指挥棒下弹奏了十几年的琵琶，在乐队中我学到了不少东西，面对音乐中的种种困惑，先生常常给予耐心地解答，使我辈受益非浅。与彭修文先生接触，我有如下感受：一是他那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二是他广博的中西音乐文化知识和对民族管弦乐艺术不懈地创新精神。这种看似相反，实则相成的两极统一，构成了他独特的艺术特征。作为一个民族音乐指挥家，彭先生一生都在研究和挖掘传统音乐的精神内涵，并创造性地运用于民族管弦乐队之中。中国的民族音乐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变化，有了许多的表述方式，它有着独特的精神文化和美学特征；民族管弦乐队中的琵琶、二胡、古筝、笛子、笙、唢呐等乐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演奏技法，其中的“推、挽、淖、注、吟、揉、拂、扫、滑、抹”等等技法能构建出气韵生动的音乐世界，阳刚阴柔之美，乐音噪声结合之美，浓淡、远近、虚实、缓急、轻重等的表现特征里无不浸淫着中国美学的精神，这在民族管弦乐音乐中有着深刻地体现。可以说中国民族管弦乐队是十分讲究韵味的，“韵味”是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中最为重要的概念，它一是指通过某种乐音表现出来但却超越了音乐形态本身的精神内涵，审美个性以及某种类似风格的东西。二是指通过音的过程体现出来的音高、音色、力度的微妙变化，演奏中国音乐有没有韵味，味道正不正，往往是衡量一个音乐家艺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方面。彭先生曾谈到：“演奏中国的传统音乐从谱面上有时侯是很难全面地掌握它的。中国音乐讲究含蓄、内敛并有许多意味深长的地方，对待传统音乐应该长期的浸泡，认真地学习和感悟，体会其中的精神内涵，一个中国音乐家应该学几件民族乐器，学几套戏曲和民间音乐中的锣鼓，背几出戏------”。正如先生所言，先生早年学习二胡、琵琶并对戏曲和民间音乐有着广泛的涉猎。弦乐的绵绵不绝如蚕吐丝，如丝如缕、如泣如诉；弹拨乐的清脆、灵动、颗粒性，恰似珠落玉盘；管乐器的粗犷、明亮、高亢和激昂；打击乐的雄壮、振人心魄的金鼓之声以及演奏戏曲音乐中的“猴皮筋”和行腔做韵等等；此间，中国乐器的特质是什么？中国音乐美在哪里？民族管弦乐的文化价值何在？如何为它创作作品？如何发掘它的潜能？先生可谓下了大功夫，进行过深入的研究和琢磨。他编配的《春江花月夜》沉静而优雅，意境深邃，犹如色彩柔和、清丽淡雅的山水长卷，引人入胜；他棒下的《月儿高》似仙乐飘落人间，亦真亦幻，亭台楼阁，笙歌飘飘，碧空如洗，繁星点点------；《梅花三弄》所表达出的洁白芬芳，笑傲霜雪，高洁的品格，净化着人们的心灵；《灵山梵呗》深入表现了佛子的内心世界，诗云：“深山静无人，禅林香烟升；寺角鸣铁马，传来佛曲声。”二胡与乐队的《二泉映月》在乐队的烘托下更多了几分苍凉与感叹和面对人生的无奈；而管子与乐队的《江河水》则宣泄着呼天抢地、悲痛欲绝地情感，听来催人泪下------。这些作品是彭修文先生在前人的基础上根据民族管弦乐队的特点精心编配的，作品既很好地继承了前人的艺术创造而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创新，经先生诠释后的作品显得更加的洗练，音色变化更为丰富，音乐富有层次感，其进行更有逻辑和条理，具有更强的可听性，我认为在一定的程度上超越了原作品的表现性。仔细聆听这些作品能感受到彭先生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在其音乐中所表现出的那种“风骨”，这种“风骨”在悲愤、激越的乐曲中，在优美、恬静的旋律里，在婉转典雅、活泼欢快的音韵中都有所体现；它是一种生命力的显现，是人生和艺术的结晶，是在经历了岁月的积淀和人生的种种阅历后所获得的；——不经刻苦地修炼难以达到大师之境界，此令人感慨也！
在追索传统以外，彭先生在不断地创新，并显示了非凡的创造能力。我们知道近百年来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面对西方的音乐文化人们曾经彷徨、思考和争论，主张“国粹主义”者有之，“全盘西化”者有之，更多的人是采用了“中西合璧”的方法，彭先生与许多有志于发展中国音乐文化的人们并没有排斥西方音乐文化，相反以博大的胸怀和创新的精神不断地学习和吸收西方音乐的精华以及与我们文化中异质异构的东西，并把它运用到中国的民族管弦乐队当中，以此来丰富它的表现力，希望能拓宽它的发展道路，为此，彭先生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了更多地有意义的探索，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因为，一种文化与另一种文化的交融，此并非简单的事情，而是复杂而深刻的事情。我们如何入手？如何吸取他人之长？心理有何准备？交融的基础如何？及交融后的结果怎样？这种种的困惑人们曾经思考，举步维艰，无从下手。彭先生提出：“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观点（这也是他的座右铭）。强调中国音乐要发展壮大就不能束手不动，要解放思想、丢掉包袱、吸取一切优秀的东西为我所用，因为在世界的发展变化过程中，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永远的封闭，它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外来文化的种种影响。中国历来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国家，对各种不同的文化往往能够很好地去粗取精，为我所用。用一位学者的话来讲：“文化在至高的精神层面上，是人类共通的精神价值。”所以，从广义上来讲，中国文化也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而彭先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就认识到这一点，他从改编开始进行了大胆地实践，把几十部西方交响乐和世界各国的经典作品移植到中国的民族管弦乐队上来演奏，以尝试、探索民族管弦乐队音乐表现的可能性。从中掌握了许多音乐的表现手法，获取了许多有益的经验，并验证了中国民族管弦乐队所具有的音乐表现力。《图画展览会》、《罗马尼亚狂想曲》、《青山里田野大丰收》（朝鲜乐曲）、《达姆达姆》、《美丽的梭罗河》（印尼歌曲）等乐曲堪称移植成功的经典。这些作品用民族管弦乐队来演奏并没有显现出对于外来文化的不适，以及巨大的风格反差所带来的尴尬。在彭先生精心的排练和他善于扬长避短的处置方法下，音乐听起来独具特色，令人侧目；其中的一些曲目已成为民族管弦乐队中经常演出的保留曲目。与此同时，彭先生把更大的精力投入到创作一些具有较强中国音乐特质的作品中，这才是他真正的本意所在。他曾对我谈到：“我们借鉴、吸取西方的音乐文化并非纯粹的模仿和照搬，而是要用学到的手法去丰富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以使它能更上一层楼，我们要从传统中深入地挖掘，也要从世界大文化中汲取精华，从而发展创造我们独特的音乐文化。”他着力创作的幻想曲《秦.兵马俑》、交响诗《流水操》、二胡协奏曲《不屈的苏武》、《十二月套曲》、《第一交响乐——金陵》等可称得上是民族管弦乐队的经典之作，极具中国的民族特色。这些作品既很好的延续了中国的传统音乐文化又有所创新，音乐中虽借鉴了许多西方音乐的创作手法，但运用的巧妙、灵活，很恰当的融入于作品之中，作品呈现出的是更为丰富的中国音乐文化特征，让人联想到的是中国诗歌、文学作品所描绘的种种------。
“军整肃 封禅遨游几时休
春闺梦 征人思妇相思苦
大蠡悬 关山万里共雪寒”
这是他的大作幻想曲《秦兵马俑》里段落中给人的文字提示，这首作品描绘了秦王朝时残酷的战争所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的苦难，里面既有辉煌雄劲、华丽威严的音调，又有若泣若诉的思乡愁绪，听来令人震撼------。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到彭先生广博厚重的文化知识和不拘于形式、为我所用的创作观点，他的创作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常在“中、西、古、今”中自由的穿梭，没有国界，没有障碍，各种手法他拿捏的自然，运用的得当，大大拓宽了中国音乐的表现范围，拓展了中国音乐的艺术空间。从一些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彭先生并没有太多采用西方音乐创作中常用的“动机”的发展手法，他也不十分追求和声的动力性，在曲式结构上反而偏用中国民族曲式的创作特征，常常采用具有中国音乐创作特征的多段体结构形式，在乐曲中各个声部的交替、穿插显得十分的复杂；彭先生认为中国的民族管弦乐队不仅善于演奏单线条的音乐作品，它也能够演奏多声的、复杂的、具有交响性的音乐作品；当今，在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交响化、国际化、现代化的各种声音中，彭先生提倡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交响性。他认为，中国的民族管弦乐队虽然借鉴了许多西方交响乐队的东西，但并不雷同于它，也不是它的翻版。因为众多的民族乐器组合在一起本身就具有广泛的表现潜能，里面有许多可挖掘的东西，我们要善于去挖掘并追求中国音乐独特的文化价值并能够把它体现出来，所谓合而不同、各美其美也。几十年来他一直是这样做的，尤其是在他晚期的艺术诠释中更体现了这种理念。
多年来，彭先生创作了众多的艺术作品，但这些作品如何让它通过好的音响效果——即乐队好的“动静儿”传达给世人，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彭先生几十年来在不断研究、不断改进、不断调整的重要工作。谈音乐，核心离不开音的呈现，否则，乃纸上谈兵也。在中国民族管弦乐的历史上，在训练乐队方面，前人并未曾留下太多的经验。从零星的记载中，我们能够看到三、四十年代的中央广播电台国乐组已经采用了十二平均律的方法来训练乐队，并在一些乐器上进行了改进，也开始演奏一些为国乐队编配、创作的音乐作品，如：《华夏英雄》（黄锦培曲）、《风云际会》（张定和、黄锦培曲）、《芳草咏》（张定和曲）、《丰湖忆别》（黄锦培曲）、《胜利进行曲》（杨大钧曲），以及为声乐伴奏的曲目，如：《还乡行》（陈济略词、黄锦培曲）、《抗日胜利纪念歌》（陈济略词、张定和曲）等等。但在训练乐队方面并未有什么理论方法留下来，民乐队应该呈现什么样的“动静儿”，人们都是在不断地摸索之中。如前所述，中国的乐器一般声音较为单薄，个性较强，乐队队员平时主要也是以练习独奏乐曲为主。在演奏方法上花样繁多，流派纷呈，各不相同。以往在记谱上也是只记骨干谱，“血肉”概由演奏者自行添加，二度创作的空间颇大，但有时也会显得“离谱”。而乐队的演奏是以整齐、统一、和谐为基础的，几十个人要在同一个节奏点上，在感觉上要互相“靠”，方能呈现出好的音响效果来。面对社会的变革与发展以及人们审美要求的日渐提高，彭先生深感所肩负的重任，在民族管弦乐队的训练方面孜孜以求、花费了大量的心血。我认为彭先生在训练乐队方面有如下特点：
一、彭先生在每次的排练前都做充分的案头工作，成竹在胸，针对所排练的乐曲他都会尽量地搜集有关资料，进行细心的分析和研究；面对排练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的问题能很快地梳理出条理，使复杂问题简单化、明了化，使乐队队员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应如何去做。
二、彭先生在排练时非常讲究排练的语言和排练的方法，他讲解问题透彻明了，使人们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往往能够一语道破其症结所在，从而对症下药予以解决。而且彭先生在排练时常常会带上录音机，录制下排练时的音响效果，以便回去后进一步地研究，然后比较、选择出最佳的处理方法。
三、彭先生对民族管弦乐队中的乐器了如指掌，许多的乐器他都能信手拈来，并当场做出示范。乐队中的乐器应该出什么样的“动静儿”、群感如何、声部与声部之间的交接等，他都能够有明确细致的解说，他强调规范、统一与和谐，对于每个声部的基本演奏和发声方法，彭先生都有明确和具体的要求；在排练中，他还延续了传统音乐中“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在音乐处理中往往有画龙点睛之笔。
四、彭先生不仅对乐队中的乐器了如指掌，也对中国广播民族乐团队员的业务情况了如指掌，许多作品可谓是“量身订做”，使演奏者演奏起来得心应手，并发挥出高超的技艺来。在一些作品中他也带有一定的即兴成分，随时根据排练的效果进行乐谱的调整，以使音乐的表现达到更好的效果。
五、彭先生的训练常采用“精心打磨”的方法，他在排练时常常对有些地方进行不断地重复练习；因为艺术是需要花工夫的，它需要千锤百炼，从量变到质变，逐一突破解决排练中所出现的问题，而最终产生质的飞跃。
六、彭先生对乐队的训练不仅善于解决民乐队中的各种技术问题，而更多的是带给人们所演绎乐曲中的音乐内涵以及它的文化特征。他十分讲究音乐的韵味、讲究乐队的音色和层次感，诠释出的音乐非常细腻、动人；他并不刻意追求乐队的张弛度，在一些作品里面则更多的表现出中国音乐中那恬淡、空灵的意境------。
以上是我所感受到的彭先生在排练中的一些情况；另外，彭先生在乐团里面除了排练、创作、进行乐器改革等工作以外，我认为他还扮演着另外的一个角色，那就是乐队队员的老师。他广博的中西音乐文化知识不仅影响了很多人，也培养了很多人，尤其是在五、六、七十年代，当时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合奏的基础还较为薄弱，来自大江南北各个地区的乐队队员们对于民族管弦乐队的表述方式并不太熟悉，人们在音乐的理念、在演奏的心理状况、在合奏的意识等方面都需要有新的认识和提高。针对这些情况，彭先生曾开设和声课，并讲解如何欣赏音乐，漫谈艺术的表现等内容，不断地培养、启发他手下的乐队队员们，他让乐队队员欣赏音乐唱片，并把当时世界一流的许多的演奏家、指挥家所诠释的艺术作品介绍给队员们，在工作中随时就各种音乐问题给乐队队员们进行讲解和分析。这种种做法大大提高了队员们的艺术鉴赏能力和审美水平，使乐团的整体素质和音乐的表现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广播民族乐团这独特的民族管弦乐音乐风格就是在彭先生这种方方面面的不断地努力中逐渐形成的。彭先生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绩，我认为还需强调的一点是来自于他对民族管弦乐的执着精神，是把它视为比生命还重要的事业。他在艺术上是一位竭力追求完美主义者，不把乐队的“动静儿”发挥到最好，不把每个乐队队员的潜能发挥到极致决不罢手，他力求所演奏出的作品在音乐上一定要经得起“推敲”，并要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因为从事艺术的人就应该追求完美，也许我们所面对的世界有许多不足和遗憾，但是我们在艺术上可以不断地追求，努力达到理想的彼岸。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中国民族管弦乐的发展道路是曲折和不平坦的，常常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从事西洋乐的人认为民族管弦乐队的“动静儿”需要改进，个别从事理论的人认为民族乐队的结构不合理、不科学，个别从事民乐的专家也认为由于强调了乐队的共性，而丧失掉了传统民乐的个性。面对这些问题，彭先生常深深地思索，他对民族管弦乐事业有着坚定的信念，他也有智慧解决各种问题，在他身上不仅体现了中西文化的很好的融合，而且也能够把人们提出来的各种问题在实践中予以解决。比如他的唱片《舞台巨人》在乐队的“动静儿”、音乐作品的文化特征以及它那丰富的表现力等方面都非常具有说服力。他和他的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在香港、台湾、新加坡等地的一系列演出活动中所展现出来的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艺术风采和艺术的高度，深受人们的赞扬，为中国音乐写下了辉煌的篇章。有人曾谈到：“20世纪，中国出了个刘天华，开创了民间独奏乐器专业化的历史；后来又出了个彭修文，把大型的中国民乐合奏模式发扬光大，并推广到了整个华人地区；21世纪，谁将肩负起新型民族管弦乐队的重任并让它走向世界呢？”的确，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道路还十分的漫长，它还有许多的潜能可以挖掘，也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彭修文先生曾经希望中国的民族管弦乐队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我们可以看到，彭先生他们这一代人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人，在他身上保留着许多传统艺术家的素养和品质，他集创作、指挥、演奏、乐器改革、社会活动等等于一身，而且十分注重理论的学习和对音乐的各种问题的研究，虽没有进过一天音乐学院的大门，但却能够自学成才、无师自通、与时俱进，并把所学行之有效地运用于民族管弦乐之中，不断创新、改进中国的民族乐队，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学问，为民族管弦乐队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丰厚的基础。多年来，彭先生与中国广播民族乐团形成了相濡以沫的良好关系，广播民族乐团一批优秀的演奏家和乐团良好的运作机制也为彭先生艺术才华的发挥提供了平台，尤其是当年中国广播电台经常播放彭先生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深受海内外听众的喜爱，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各种反馈也促使彭先生产生更大的创作激情。他创作了大量风格迥异、独具个性的音乐作品，为后人留下了一大批宝贵的艺术财富。这些音乐作品以及在他指挥下的乐队在艺术上所形成的相当的高度，值得后人认真地学习和研究。正是由于彭先生以及众多从事民族管弦乐事业的艺术家们不懈的努力，使得中国民族管弦乐队这一艺术形式和体裁在乐坛中更为光彩夺目，为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近十几年来，中国社会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令世界瞩目；现代社会的发展分工越来越细致，各行各业人才辈出并都在向“高、精、尖”上发展，中国民族管弦乐中的各种技术比以往有了更大的提高，而其演出市场也更加开放，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多次在世界舞台上亮相。其中，彭先生的作品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深得人们的好评。由此，我回想起早年彭先生作为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时，在一次会上对同行们所讲到的：“我们从事民族管弦乐的人，要实干、苦干------拿出真正好的东西奉献给广大听众。”的确，艺术是没有止境的，它自有它的规律性，按照彭先生的话来讲我们需要不断地修炼自我，方能更上一层楼。民族管弦乐事业是一个综合的东西，包含着方方面面的因素，人们需要的是很好的协作、配合及沟通，可以说它是一个艰苦而复杂的工作，它也是一个“系统工程”。首先，需要一支好的创作队伍，能够创作出更多的、适合于中国民族管弦乐队演奏、有较强中国音乐风格特征和艺术上有所创新的音乐作品。第二、作为乐队的灵魂——指挥，需要有广博的中西音乐文化知识和较高的艺术造诣，既能掌握西洋的指挥法，又能掌握、了解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中的种种表现特征。第三、需要有一大批艺术上相对成熟的、技术全面、有较好文化素养的演奏员，在演奏中能够把作曲家和指挥家的意图很好地体现出来。第四、需要有一支好的理论评论队伍，对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的发展给予积极地指导。第五、需要有很好的媒体宣传，能够把好的音乐艺术传达给更多的观众和听众，以培养更多的热爱民族管弦乐音乐的人们。第六、音乐艺术学校在培养人才方面应该加强学生合奏课程的专业训练，把培养专业的乐队队员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来做，且急需编配一套民族管弦乐队中各个声部乐器的经典作品的分谱练习集，以供学生能够很快地适应民族管弦乐队的工作。第七、乐队中所使用的一些乐器还需要改革和调整，在音色和声音的共鸣上还需要使它适应现代民乐的审美要求。第八、需要国家对民族管弦乐队在政策上大力的支持和财力的资助。中国的民族管弦乐音乐是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之一，它是中国音乐文化发展进步的必然，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传承文化精髓的优秀载体，它体现了传统文化中“和”的精神，发展好中国的民族管弦乐事业对中国的民族音乐文化具有深远的意义。
以上这些方面，只要能够很好的互动，并有专业人士不断地推动、运转，中国的民族管弦乐必将呈现繁荣之景象。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彭修文的民族管弦乐艺术必将产生更为广泛的影响力。在此次彭修文先生诞辰七十五周年暨彭修文中国民族管弦乐艺术国际论坛的纪念活动中，仅以此文纪念我的老师彭修文先生，并衷心的希望我们的民族管弦乐事业能够蓬勃发展。
作者：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琵琶首席：陈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