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修文（1931-1997) 湖北武汉人，杰出的民族音乐大师，中央广播民族管弦乐团创始人之一，中央广播民族管弦乐团首席指挥、作曲家。彭五岁丧父，生活靠外祖父供养。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外祖父一家逃难到四川。由于父辈的爱好，自幼耳濡目染民族乐器，深受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熏陶。7岁从叔父学胡琴，后从刘泽隆、何轶群先生学习琵琶和小提琴。1944年就读四川江津国立九中，师从二胡演奏家、教育家瞿安华先生。1946年在重庆求精商业专科学校求学期间，参加当地广播电台国乐团的演奏活动。1950年进入重庆西南人民广播电台任文艺组编辑，开始接触世界诸多音乐大师的经典作品。同时刻苦研读大量音乐专著，正式开始了他的音乐生涯。1952年调中央广播民族管弦乐团。次年任该乐团指挥兼作曲，在他和全团人员共同努力下，建立了新型民族管弦乐队的最初编制。1957年在莫斯科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艺术比赛上，由彭指挥的民族乐团获金质奖章。1977年和1978年赴南、 罗、意、马耳他等国指挥演出颇受欢迎。1981年应香港中乐团之邀，彭受聘为该乐团客席指挥。同年出任中国广播艺术团——民族乐团艺术指导。次年指挥该乐团到香港演出。1983年任中国广播艺术团——民族乐团团长。
彭对我国民族音乐的贡献，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来谈：
（1）创建中央广播民族管弦乐团
早在1935年，抗战大后方的西南，成立有陈济略领导的中央电台音乐组，彭的老师瞿安华就被聘为特约演奏员。一度电台音乐组的国乐队有专业人员33人之多，建有一套比较完整的体制和机制，成为30年代我国第一支新型专业民族管弦乐队。彭是在抗战胜利后，即参加国际广播电台国乐团的民乐独奏、重奏、小合奏等演奏活动。1952年参加了西南人民广播电台，后西南电台文艺组国乐部分全都调到北京。1953年春，中央广播民族管弦乐团创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早成立的新型民族管弦乐团。彭担任了该团民间音乐整理小组组长。不久，就担任了该团的指挥。他最早全面地介入了中央广播民族管弦乐团的创建，从此踏上了探索、实践、发展中国民族音乐艰辛的艺术道路。对于民族乐团的组建，他借鉴了西洋管弦乐团的建制，率先确立了以弓弦、弹拨、吹管和打击乐为基础的，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基本架构。像弹拨乐声部就是民族乐团不同于西洋管弦乐团，是它所特有的声部，这种编制后来就被誉为“彭氏民族乐团”。建团之初，彭就狠抓乐队的基本建设，对乐队的骨干力量要求非常严格，尤其是各大声部均由音乐造诣较高，乐队经验较丰富的演奏员担任声部长。对青年演奏员的培训也十分重视，由此从全国各地调集了许多创作及演奏的优秀人才。因而仅经过几年时间，就使中央广播民族管弦乐团，成为我国一流的民族乐团。在1957年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彭改编的《春江花月夜》《金蛇狂舞》等乐曲就获得了金奖。其乐团现已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大型民族管弦乐团之一，拥有近百人的庞大阵容，声部人员整齐、乐器配置齐全，演奏员的技艺精湛、整体合作水平上乘。
（2）对于初建的民族乐团来说，除了演奏人才的培养以外，遇到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使我国的民族乐器，能适合大合奏的需要。因为一个乐团的整体水平，主要体现在合奏水平上。由于我国民族乐器个性普遍较强，乐器间的协和性较差。而且，高、中、低音乐器，还达不到声部成组的要求。因此，乐器改革工作就成为组建大型民族乐队的首要任务。彭对乐团的乐改工作抓得很紧，效果非常之好，成功地弥补了乐器成组方面的不足，填补了声部的空缺。例如，从1954年开始，该团杨大明先后设计出25簧、32簧、36簧加键笙。以后该团王力南等合作设计制作出中音排笙，张子锐（后调苏州民族乐器一厂）等合作设计制作出了系列抱笙、排笙等，使吹奏声部的乐器成组，音色更为融洽。1955年，由该团张子锐设计，北京民族乐器生产合作社王金波制作的第一代系列阮，使弹拨乐器声部的音色、音量大为充实。从此，大、中、小、低阮就成为民族管弦乐队不可缺少的成组乐器。而且，以后阮也被运用于其他独奏、重奏、小合奏等形式中。甚至还出现了系列的“阮乐队”，成为我国弹乐合奏的形式之一。1956年由张子锐设计，王金波制作的系列马头琴，填补了拉弦声部没有低音乐器的空白。1959年由该团杨竞明设计，北京民族乐器厂刘进兴制作的三排码小变音扬琴，以后又改进为401、402扬琴，成为现今各民族乐团普遍采用的扬琴制式。另外，还有改革的唢呐及鼓类乐器，等等。在该团的带动下，全国民族乐团都进行了大量的乐器改革，为我国民族乐队编制的定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也为大量优秀民乐合奏曲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3）彭不仅是一位优秀的乐团组织者，也是一位精湛的指挥者。他从1954年元旦演出指挥获得成功后，同年冬与曾寻同为乐团的责任指挥。“以情入曲，以曲传情”是彭指挥艺术的特点之一。他的指挥手法自成一家，雄浑大度，严谨细腻，富于激情和感染力，体现出中国民族音乐特有的风格、气派和韵味。在建团初期，为了训练乐队他移植、改编了《瑶族舞曲》与《四小天鹅曲》等中外乐曲。《瑶族舞曲》（刘铁山、茅沅曲）原是一首为西洋乐队创作的管弦乐曲，由于作曲者在创作这首乐曲时，采用了民族化的、富于少数民族风格特点的旋律，在乐曲织体方面也尽可能表现出民族的特点，因而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正由于此，彭把它移植为民族管弦乐曲，就更显得民族化、大众化。移植、改编后的此曲，通过精心的配器，使人听起来更为亲切动人，尤其是如中国笙与弹拨乐器的音色非常具有民族特色。可以说民族管弦乐队的演奏毫不逊色于西洋管弦乐队，有的地方如音色方面等可能还更胜一筹。因此，几十年来，无论是管弦乐队还是民族乐队演奏的此曲，均成为我国对内对外演出的必选曲目之一，常演不衰。此外，为了进一步训练乐队，提高乐队的整体素质，1957年夏，彭移植和改编了柴可夫斯基舞剧《天鹅湖》中的《四小天鹅舞》。虽然这首乐曲篇幅不大，但用于训练民族乐队的协和、平衡以及节奏、节拍方面，是一件很有实际意义的事。特别是大型民族乐队创建不久，有的乐器刚改革成功，这种尝试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使后来的乐队无论是演奏的协和与平衡，还是技术、技巧等都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面。可见，彭一方面坚持民族乐队的特色不放，另一方面又学习借鉴西洋管弦乐队的长处，因而在他的指挥下，使中国广播艺术团民族乐团，达到了全国一流的水平。例如，除了他自己身体力行的创作之外，移植、改编的中国管弦乐曲有冼星海的《中国狂想曲》、马可的《陕北组曲》、吴祖强等的《草原小姐妹》（琵琶协奏曲）等。这些原本就较民族化的管弦乐曲，不仅很适合改编成为民族管弦乐曲，而且也可看出彭在改编乐曲方面的卓识与远见。又如，他移植、改编的外国乐曲就更多了，如《美丽的梭罗河》（印尼）、《达姆·达姆》（阿尔及利亚）、《曼德里山峰》（缅甸）、《阿里郎》（朝鲜）、《我的家乡》（越南）、《全民团结》（老挝）、《尼泊尔舞曲》（尼泊尔）、《西蔓诺》（斯里兰卡）、《樱花木曾节》（日本）、《红翼鸟》（英国）、《剪羊毛》（澳大利亚）、《我的太阳》（意大利）、《跳跃的霍拉舞曲》（罗马尼亚）、《雅典的废墟》（贝多芬）、《云》（德彪西）、《卡门》（比才）、《火鸟》（斯特拉文斯基）、《图画展览会》（穆索尔斯基），等等。不少乐曲的改编与演奏难度不小，对改编者及民族乐队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考验。但是，通过训练和演出对乐队的整体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4）彭对民族音乐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在数十年间，创作、改编、移植、配器了大小古今中外的乐曲有400余首（部）。其中主要有《不屈的苏武》《秦兵马踊幻想曲》《丰收锣鼓》《月儿高》《流水操》《怀》（交响诗）《十二月》（组曲）《乱云飞》《金陵》（第一交响乐）《揭天鼓吹——香港节日序曲》，等等。不少作品已经成为中国民乐合奏的典范曲目。下面就主要的3首略作分析：
《丰收锣鼓》是他与蔡惠泉共同创作的乐曲。这首乐曲由于中国锣鼓的打入，民族风格十分强烈。正如著名音乐学家沈知白在《怎样改革旧戏的音乐》中所说的：“旧戏最大的缺点，就是用大锣大鼓时，丝竹就停奏，而用丝竹时，锣鼓也停奏。我以为锣鼓、丝竹同时并用是值得提倡的。”戏曲中虽然有所谓的大字牌子（演唱配以唢呐锣鼓），但唢呐等的吹奏还是不尽人意。现在彭则是推陈出新，借鉴民间丰富多彩的打击乐器表现功能，取民族大乐队的形式。时而乐声阵阵，悠扬畅达，时而配上独特音色的锣鼓，金鼓齐鸣、气势磅礴，这才真正体现了中国音乐的风格与气派。当然，他在曲式上是借鉴了西洋的，但这丝毫没有损害作品的民族风格，相反，能使乐曲更为严谨、更为耐听。
《流水操》是彭根据古琴曲《流水》创作的一首民族交响诗，曾在1983年获得全国民族器乐作品创作一等奖。《流水》原是一首优秀的琴曲。据《神奇秘谱》所载的解题：“《高山》《流水》本只一曲。初志在乎高山，言仁者乐山之意，后者在乎流水，言智者乐水之意。至唐分为两曲，至宋分《高山》为四段，《流水》为八段。”此曲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所谓“七十二滚拂”，琴声如飞瀑直下的急流，云水翻滚、惊涛拍岸、气势雄伟。当代著名琴家管平湖演奏的《流水》，被录制在美国太空探测器的金唱片上，向茫茫宇宙寻觅人类的知音。何谓“民族交响诗”，彭在《民乐琐谈》中论及民族乐队“交响化”时认为：“什么是‘交响化’？化者变化也，包括融化、蜕化、异化、化为乌有。‘交响化’就是向着交响去变化，而‘交响’一般指的是欧洲古典音乐中的交响乐（尽管这样解释未必准确），因此，无怪有的人认为民族乐队交响化就是欧化，这样化是化不得的，科技欧化还不要紧，文化欧化就要失落我们民族的根本了。这种看法不无道理，我也有同感。”“我认为问题出在观念上，究竟是‘交响化’还是‘交响性’。这一‘化’一‘性’，大有不同，这不是咬文嚼字，文字游戏，乃是观念上的差别。”“前面讲了‘化’，是指某一事物向着某一方向去变化。而‘性’是本原的、与生俱有的，譬如‘可塑性’‘顽固性’，包涵着一种本能的意思。如果提问是‘民族乐队是否具有交响性’，回答自然是肯定的，至少我认为是具有交响性的，难道不是吗？欧洲的听众听了民族乐队演奏的《春江花月夜》，认为是极具美妙的交响诗，这不单是指乐曲，也包括乐队。”彭的这种观念是值得称颂的。正是由于这种观念，他才创作出极富民族交响性的作品来。
《乱云飞》的移植改编成功，更是彭作品中的登峰造极之作。此曲原本是现代京剧《杜鹃山》中主要人物柯湘的核心唱段。一是此唱段对传统唱腔有了很大的突破，慷慨激昂，抑扬顿挫，把柯湘跌宕起伏的复杂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其音乐语汇新颖，音乐形象鲜明生动，为移植、改编成民族管弦乐曲，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二是戏曲板式的多变，为乐队演奏提供了极大的表现时空感。例如，散板、导板、回龙、慢板、原板、垛板等成套板式，乐队发挥的空间极大。而且，这种节奏节拍的变化，是中国音乐所特有的，明显区别于西洋管弦乐曲。唱段中的独唱与伴唱、合唱，也为乐队的层次展现埋下了良好的伏笔。三是彭能发挥他善于掌控民族乐器音色，善于分配乐器（配器）的特长。对于旋律乐器尽可能模仿唱腔，使得中国式的器乐旋律独树一帜。对于和声乐器尽可能配置得当，使人感觉不到所谓的“洋味”，这就是他认为的“民族交响性”。他认为：“配器也是创作，创作是不能教的（只能靠启发）”“要认清每种乐器的特色与性能，隐恶扬善，截长补短”“好的音乐创作，往往在谱写旋律的同时，就包含了配器与指定音色。”这些就是他的经验之谈，非常独到。彭以精致的配器，发掘和调动了民族乐队的潜质，使之整体演奏丝丝入扣，令人回肠荡气，成为一首独具特色的民乐合奏曲。可见，我国戏曲音乐是一个极大的宝库，是一个很不同于西洋音乐的，独特的领地。彭选择以民族乐队来演奏戏曲唱腔，这是具有远见卓识眼光的。说明他在借鉴西洋乐队的基础上，为创立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