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四天高强度的民乐培训落下帷幕,脑海中一直盘旋着各位专家掷地有声的教诲。作为第二届中国民乐优秀青年人才培养与推广计划研修班的学员,我始终被一种滚烫的热爱与敬畏包裹——这份感受,始于民管会的盛情邀约,源于吴玉霞会长的精心擘画,也得益于浙江音乐学院无微不至的保障。这四天,是一场关于民乐传承与创新的“沉浸式修行”,每一场讲座、每一次演奏、每一回讨论,都在我心中刻下了关于民乐未来的深刻思考。
一、初遇:在高强度里触摸民乐的温度
初抵培训现场,“高强度”三个字便有了具象的意义——四天时间里,从清晨的讲座到深夜的分组讨论,从音乐会的紧张彩排到刘天华先生纪念座谈会的深度交流,日程表被填得满满当当,却无一人觉得疲惫。因为我们都清楚,这样汇聚全国民乐精英、聆听业界泰斗教诲的机会,是何等珍贵。
于我而言,最难忘的莫过于两场高水平音乐会的演出经历。当我站在舞台上,奏响笛子北派大师刘管乐先生的竹笛独奏曲《忆歌》时,指尖触碰笛子的瞬间,突然多了一份与以往不同的郑重——这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展示,而是带着几天来从专家讲座中汲取的思考,试图将作品里的情感与韵味,通过呼吸与指法传递给台下的每一位听众。而与三位同仁合作竹笛四重奏《喜相逢》时,我们更注重彼此间的默契配合,试图在传统曲目的框架里,融入对“民间音乐镶嵌式发展”的理解,让熟悉的旋律焕发出新的层次感。两场演出结束后,台下热烈的掌声不仅是对我们演奏的认可,更让我明白:民乐的魅力,从来都在于“传情达意”——既要用演奏传递情感,更要让观众真正听懂这份心意。
二、深耕:在专家教诲中解锁民乐的深度
如果说演出是“实践练兵”,那么各位专家的讲座便是“理论赋能”。四天里,多位专家、老师的分享,如同钥匙,为我打开了理解民乐的新大门,让我对“演奏”“传承”“创新”的认知,实现了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跨越。
胡志平老师(原武汉音乐学院院长)与张高翔老师(中央广播民族乐团团长)的联合讲座,堪称一场“民乐调式与技法的盛宴”。他们从音乐的“强弱、虚实、浓淡”谈起,将“地方风格”比作民乐的“语言”——就像东北话的爽朗、吴侬软语的温婉,不同地域的民乐风格,也藏着独属于自己的“声韵密码”。比如潮州音乐的七平均律、东北唢呐的“借字调”(单借、双借、下五、上五),这些以往在演奏中仅能“照猫画虎”的技法,经两位老师拆解后,才明白其背后是“正声、变声、移位”的逻辑,是“同韵三宫、三宫有五调”的体系,更是“七声框架下五声调”的灵活运用。而当他们提到“民族音乐的发展离不开四点:技法传承与突破、个性化演奏、创作突破、打破传统与现代的壁垒”时,我瞬间联想到自己演奏《忆歌》时的困惑——以往总纠结于“要不要加入现代技巧”,如今才懂得:突破不是“颠覆传统”,而是在守住传统灵魂的基础上,探索“技”的更多可能性,就像老师说的“点、线、面、体”的拓展,让技法成为表达情感的工具,而非束缚。
著名板胡演奏家沈诚老师的“小法、大法、无法”理论,更是让我对“演奏”有了颠覆性的认知。沈老师说,“小法”是音准、节奏等基础技术,是民乐人的“基本功”;“大法”是根据作品类型(小作品、大作品、乐队、室内乐)选择合适的演奏方法,是“从技术到规律”的跨越,就像民间音乐里“散—慢—中—快—散”的结构,如同中国小说的章回体,有起承转合的逻辑;而“无法”,则是最高境界——参悟透澈后不受技术束缚,用想象力与联想力赋予作品个性,让“自我表达”成为风格的核心。老师特别提到“守正创新”:“守的不是书本,是灵魂;要的不是复刻,是田野。”这句话像一道光,照亮了我以往的误区——曾以为“版本”只需选自己喜欢的,却忽略了“版本”的本质是“可传播、能共鸣”;曾纠结“眼界高是否一定好”,如今明白“眼界高”不是“脱离民间”,而是多了思考的维度,能从更多角度解读作品。尤其是老师强调“声音是第一位的媒介”,要注重声音的质感与质量——无论是“粗、细、软、硬”,都有其独特的表达价值,最终要实现“乐由心生”。这让我在之后的练习中,不再只追求“技巧熟练”,而是更关注“指尖的声音是否能传递心里的情感”,是否能“拨动观众的情绪”。
郭树荟老师的讲座,则充满了“人文与情感的温度”。她带来了自己撰写的《来自中国的声音》一书,从“民间民歌记谱”谈起,让我们意识到:记谱不是机械的符号记录,而是对民间音乐“情感与韵味”的留存。当她播放著名作曲家胡登跳先生的作品、吹打乐《将军令》与赵季平先生的《忆》时,我仿佛能透过旋律,触摸到作品背后的民间基因——《将军令》的铿锵里藏着民间吹打的豪迈,《忆》的悲伤婉转中透着民族音乐无限的可能性和魅力。郭老师提到“民乐作品中民间音乐的镶嵌式发展”,这让我突然读懂了周成龙先生改编的笛子重奏《喜相逢》的魅力:它之所以能流传至今,正是因为将民间的鲜活与专业的规整“镶嵌”在一起,既有民间音乐的生命力,又有艺术作品的完整性。而“情感体验”的强调,更让我明白:演奏民乐,不是“照谱宣科”,而是要走进作品的“情感世界”,比如演奏《忆》时,要体会那份对过往的怀念;演奏《将军令》时,要传递那份激昂的气魄——只有自己先“共情”,才能让观众“共鸣”。
三、共鸣:在交流碰撞中感受民乐的广度
培训的魅力,不仅在于专家的引领,更在于同行间的交流。四天里,除了讲座与演出,分组讨论和聆听专家们讨论纪念刘天华先生的座谈会,成为了我们“思想碰撞”的舞台。
在分组讨论中,来自不同地区、不同专业(演奏、作曲、理论)的学员,围绕“教学中的实践”“民乐的传承与创新”“如何平衡专业性与欣赏性”“如何解决采风、田野调查的困境”等话题各抒己见。四胡演奏家苏雅老师分享了自己独特的四胡演奏技法,得到了全场热烈的掌声,也有学员提出“要加强民乐的田野调查,从民间汲取养分”——这些观点与各位老师的教诲不谋而合,也让我更加坚定:民乐的发展,从来不是“孤军奋战”,而是需要“抱团取暖”,在交流中找到共识,在碰撞中探索方向。
纪念刘天华先生的座谈会,则让我们对“民乐人的责任”有了更深的思考。刘天华先生当年“改进国乐”的初心,不正是如今我们追求“守正创新”的源头吗?他既扎根民间,又借鉴西方音乐的精华,为二胡、琵琶等民乐乐器开辟了新的发展空间。这场座谈会,仿佛是一次“与先辈的对话”,让我们明白:作为青年民乐人,既要“守得住灵魂”——传承民乐的根与魂;也要“看得见未来”——打破传统与现代的壁垒,让民乐被更多人听见、喜欢。
更让我荣幸的是,此次培训结束时,我被推选为学员代表,在总结会上发言。站在台上,看着台下各位专家与同仁的目光,我分享了自己在培训中的收获,也表达了对民乐未来的期待——就像沈诚老师说的“想象力是艺术的根基”,我们要做的,是用扎实的技法、开阔的眼界、真挚的情感,让民乐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
四、回望:在收获中坚定民乐的未来
四天的培训转瞬即逝,但它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记,却会伴随我的民乐道路一直走下去。这次培训,让我收获的不仅是技法上的提升、理论上的深化,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觉醒——我不再将“演奏”视为单纯的“技术展示”,而是将其当作“传递民乐温度、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我不再将“传承”与“创新”对立,而是明白“守正”是根基,“创新”是生命,只有扎根民间、拥抱时代,民乐才能真正“活”起来。
感谢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搭建的这个平台,让我们能与业界专家对话、与同行伙伴并肩;感谢吴玉霞会长的精心安排,让培训既有高度又有温度;感谢浙江音乐学院的妥善保障,让我们能全身心投入学习与演奏。
民乐的路,从来不是一条坦途,但因为有这样的培训、这样的同行者、这样的坚守与热爱,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民乐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璀璨。而我,也会带着这次培训的收获,继续在民乐的道路上逐光而行,用指尖的旋律,传递民乐的魅力,守护这份属于中国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