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音乐艺术院校中,打击乐专业学科的创建相对较晚。改革开放以后,学科建设得以快速发展,尤其是近十年来。为更好地推动打击乐专业学科建设,有必要对我国音乐艺术院校中、西打击乐专业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作为一简要的历史回顾,它有利于我们在总结过去的基础上,改进现在而展望未来。与此同时,本文还就新作品创作对专业发展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谈谈自己的认识。
一、专业发展的历史回顾
中央音乐学院是我国最高音乐学府之一,建立打击乐专业学科较早,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打击乐专业人才,本文选择中央音乐学院打击乐专业建设的相关议题为其研究对象,具有一定代表性意义。
(一)西洋打击乐专业学科的创立与发展一中央音乐学院西洋打击乐专业始建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其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1.起步期
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为西洋打击乐专业的起步阶段。1955年底,由苏联专家组成员巴拉基耶夫,在中央音乐学院开设打击乐专家班。专家班学员有中央音乐学院赵纪、张序昌、秦国鼎、张锡生,还有中央乐团方国庆、马家骏等,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系统学习打击乐专业的第一批学生。1958年苏联专家走后,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本科和附中管弦学科开始招收的打击乐学生有惠海水、林振雄、潘沃流、王向荣、刘祖培、杨曜、王昆泯、王哲生等。专业授课先后由赵纪、刘光泗等担任。在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方面,主要是沿袭苏联的教学体系。
2.发展期
“文革”后,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为西洋打击乐专业的发展阶段。1973年“文革”后期成立中央五七艺术大学音乐学院(即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开始逐渐恢复教学活动。1978年正式恢复中央音乐学院建制,一大批打击乐专业的优秀人才就是在这一时期走进了最高音乐殿堂,开始人生的音乐历程。例如:刘启平、周雄、马平、郑巍、陈少伦、刘英、李飙、刘刚等。任课教师有刘光泗、赵纪、方国庆、金纪广先生。
上世纪80年代,随着国家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一批欧美打击乐专家陆续访问中央音乐学院并进行讲学活动。其中不能不提及的就是法国打击乐演奏家、教育家加尔达教授的讲学和打击乐独奏音乐会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他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全方位、多视角的打击乐发展新思维和无限发展空间的新天地,使我们认识和了解到当今世界打击乐发展的前沿态势。以音乐会为例,据聆听过加尔达打击乐独奏音乐会的老师回忆“当你走进音乐厅时,就会被那满台皆是各种打击乐器所吸引,而当音乐会开始之后,你又会被独奏家穿梭于舞台各个部位的精彩表演和高超技艺所折服”,当晚音乐厅座无虚席,听众自始至终情绪热烈。可以说,它带给观众是一个崭新的音响色彩世界以及当代法国作曲家创作的打击乐作品,如安德烈.热利维的《打击乐协奏曲》(世界第一首打击乐协奏曲,1957年),卡尔汉茨.斯托克豪森和赛纳吉斯的组合打击乐独奏曲《西克流斯》、《萨弗》等。这些作品和表演形式对在座的听众来讲,都是第一次听到和见到。这台音乐会无论从学术、创作、表演、听众等不同角度去审视,需要我们去思考如何吸收借鉴,探索西洋打击乐这一全新的音乐表现领域在中国的发展开拓。至此,中央音乐学院开始引进键盘式木琴、马林巴的教学和一批法国打击乐教材。之后,学院又陆续邀请了美国、日本、以色列等多位专家进行讲学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无疑大大开阔了视野,进一步加深了对世界打击乐音乐的认识,促进了中国打击乐教育事业的发展,从教材的多种选择空间到打击乐重奏课的引进与建设等诸多方面。
3.新发展期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为西洋打击乐专业的新发展阶段,也是中国打击乐教育事业和打击乐表演艺术发展最快的十年。连续三届北京打击乐艺术节暨大师班;上海国际打击乐周;第四届上海世界马林巴比赛;2006年北京现代音乐节,中央音乐学院与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美国打击乐独奏家联合举办的“打击乐马拉松音乐会”;全国各地音乐艺术院校打击乐专业的快速发展;有关中、西打击乐概念等问题的提出;以及全国音乐院校打击乐专业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各类打击乐专项比赛的相继举办等,都可以说明目前中国打击乐事业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究其原因,一是中国打击乐教学经历了多年的积累;二是改革开放使教学环境、教学条件方面得到了极大改善;三是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打击乐留学生的归国效力,为中国打击乐教育事业所发挥的重要推动作用。新的血液注入,激发了新的活力,在这一新的发展时期,无论是在教学理念、教学方式、教材建设的扩充、作品的引进介绍、国际交流活动的广泛开展、招生规模的扩大、人才培养的质量、业余教育的普及推广等诸多方面,均得到了全面提升。
(二)民族打击乐专业的创立与发展一-民族打击乐专业始建于20世纪60年代初,其发展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1.筹备起步期
20世纪6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为民族打击乐的起步阶段。在中央音乐学院,起初仅在民乐系表演专业和作曲专业开设打击乐共同课(中国民间锣鼓和京剧锣鼓)。之后,在此基础上,系、科开始着手物色并招收民族打击乐专业学生。1961年7月,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二胡专业学生李真贵被选派赴广东学习潮州音乐和广东音乐。9月在中央音乐学院小礼堂进行了学习汇报演出,其中潮州锣鼓汇报曲目为《抛网捕鱼》(大锣鼓)、《粉蝶菜花》(小锣鼓)。赵沨院长亲临音乐会,并作了重要讲话,鼓励音乐学院师生认真学习中国民间音乐。1963年,民间音乐家朱勤甫先生受民族音乐理论家杨荫浏先生的推荐,先后在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传授苏南十番锣鼓音乐。同时期,中央音乐学院民间音乐家赵春峰先生、上海音乐学院李民雄先生也相继在两所音乐学院传授北方民间锣鼓、戏曲锣鼓和浙江、江苏民间锣鼓。前辈的传授为民族打击乐专业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65年李真贵毕业留校,从事民族打击乐专业的建设和教学研究工作。同年,附中招收了余其铿、黄光强两名打击乐专业学生。
时任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黄国栋先后策划实施了人才选拔,在民乐系低年级学生中挑选,到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学习方式等一系列举措,率先在全国音乐院校中培养了第一位民族打击乐专业本科生并留校任教,保障了民族打击乐专业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持续发展和学科建设。
2.建设发展期
70年代后期至今是中央音乐学院民族打击乐专业的建设发展阶段。1978年恢复中央音乐学院建制以后,在迎来音乐教育事业大发展时期的机遇中,民族打击乐专业学科才在真正意义上的开创起步、建设成长。同年,招收了“文革”后、也是民族打击乐专业建立以来的第一批本科学生王建华、何建国、安志刚以及附中学生孟晓亮等。为适应民族器乐发展的需要,70年代以后,各地音乐艺术院校也相继建立了民族打击乐专业,这是专业化道路的重要标志。80年代,民族打击乐迎来了第一个发展期,其主要表现为:一批专业音乐工作者,从民族器乐的发展中开创了民族打击乐表演艺术的新局面,1982年安志顺先生创编的两首打击乐作品《鸭子拌嘴》、《老虎磨牙》在北京首演获得极大成功;1984年、1989年李真贵、李民雄先生结合教学实践,分别在北京、上海举办中国打击乐专场音乐会;1985年陕西省文化厅在西安举办了七省市打击乐演奏家《金石之声》音乐会;1986年至1988年中国打击乐专场音乐会先后在香港、新加坡、日本举办等。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民间锣鼓得以迅猛发展,各地锣鼓协会和不同类型、不同地域风格的锣鼓赛事频繁而红火的举办,这其中以山西、陕西、河南等地的锣鼓赛事最为引人注目。
这一时期,民族打击乐专业建设,在稳步发展的基础上,也取得初步教学成果,又培养出一批优秀的专业人才。在教学思路上也逐渐明确、清晰:
(1)确立以中为主、中西兼学的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的指导思想;
(2)学习、收集、整理民间锣鼓、戏曲锣鼓以及现代创作、改编的打击乐作品,以此作为教材建设的基础工作;
(3)培养学生合奏和领奏能力,实施专业个别课与合奏课相结合的教学形式与教学方式。
民族打击乐专业学科建设,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发展建设阶段,在诸多方面仍需要得到完善和规范,建立民族打击乐专业教学体系,尚需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来实现。当前,在民族打击乐的教学中,最大的困惑是教材的匮乏和不足,适合教学的曲目数量还远远不能满足教学进程的需要。总的来讲,民族打击乐在理论研究、作品创作、教材编写等方面滞后于表演艺术的快速发展。问题的提出与解决,除了我们本身需要努力之外,也希望更多的音乐理论家、作曲家能参与到民族打击乐专业理论研究和新作品的创作活动中来。
二、作品对专业发展的影响
在整个艺术领域中,对于一个专业学科的发展有着诸多因素和条件所决定,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取决于优秀作品的创作,也是支撑本专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原动力,是根本。戏剧、美术、音乐、舞蹈是这样,世界打击乐音乐的发展历程也不例外。通过上世纪80年代初到本世纪30余年间,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不同时期的新作品创作不仅对中央音乐学院打击乐专业学科的建设也对中国民族打击乐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一)创作繁荣期
20世纪80年代是民族打击乐作品创作的繁荣期,民族打击乐专业迎来的第一个建设发展期。之前,民族打击乐呈现在舞台上的表演形式多为吹打乐。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国民族打击乐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表演舞台,一批有志于民族打击乐事业的演奏家和作曲家,创作并演奏了数量众多的打击乐新作品。依其演奏形式和作品体裁可将划分为4种类别:
1.打击乐与乐队合奏曲。如:编鼓与乐队《跑火池》(朱广庆曲),编铠与小乐队《枫桥夜泊》(金复载曲),排鼓与乐队《关山随想》(张列曲),《双龙戏梅》(安志顺、孙尔敏曲),板鼓与乐队《百花园》(朱毅编编曲),打击乐与乐队《中国狂想曲》(周龙曲),《金沙滩》(景建树、王宝灿曲)等。
2.打击乐与民族器乐独奏、重奏曲。如:笙与打击乐《晨露》(周成龙曲),笛子与打击乐《醉》(杨青曲),琵琶与打击乐漂》(莫凡曲),《滴水成音》(安志顺曲),笛子、管子、筝与打击乐《空谷流水》(周龙曲),管子、唢呐、三弦与打击乐《山谣》(谭盾曲)等。
4.打击乐独奏、协奏、重奏、合奏曲。如:《钟鼓乐三折一一戚.雩.旄》(周龙曲),《打击乐协奏曲》(瞿小松曲),《打击乐组曲一一开天、女娲、追日》(郭文景曲),《老虎磨牙》、《鸭子拌嘴》(安志顺曲),《鼓诗》(李真贵、谭盾曲),《锦鸡出山》(田隆信编曲),《西域驼铃》(张列曲),《潮音》(李民雄曲),《秦王点兵》(景建树、王宝灿、绛州鼓乐团曲),《滚核桃》(王宝灿、郝世勋编曲),《冲天炮》(李真贵曲)等。
纵观这个时期打击乐作品,其数量之多,远远超过之前30年之总合。且在作品题材、体裁与乐队和乐器组合形式等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极大地拓展了打击乐的表现范围和表现能力,充分展现了民族打击乐这一传统领域的发展前景。在这些作品中,特别引起人们兴趣和关注的是一批深受听众欢迎、舞台效果好、反响热烈的小型清锣鼓曲(即纯打击乐作品)。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周龙创作的民族打击乐组合独奏曲《钟鼓乐三折一一戚.雩.旄》,该作品无论是从现代作曲技法的运用到民族打击乐独奏表演形式的突破,可谓开先河,将民族打击乐独奏表演艺术规格,提高到当今世界打击乐的发展前沿。
以上举例作品有四十余首之多,正是这些新作品的创作和表演,推动了中国民族打击乐专业的发展。可以说,在民族器乐创作和表演中脱颖而出,引人注目,开创了民族打击乐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二)作品成熟期
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民族打击乐作品创作的成熟期,也是民族打击乐专业第二个建设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打击乐作品表现有两个特点:
其1,为适应民族打击乐专业学科发展需要,专业导师、演奏家创编的一批打击乐作品,以满足专业教学和舞台表演的需要。其代表性作品有:排鼓曲《龙舞》(徐昌俊曲、李真贵改编)《鼓上飞舞》(王以东曲),《楚汉决战》(刘汉林编曲),《飞舞》(李慧曲);重奏曲《牛斗虎》(王国杰、绛州鼓乐团曲),《马灯舞》(李真贵曲)《对话》(蒲海曲)《将军行》(赵思智曲),《啦呱》(田鑫执笔,绛州鼓乐团曲)。合奏曲《黄河船夫》(张列曲),《社庆》(陈佐辉曲),《闹天宫》(王建华曲);板鼓曲《花板鼓》(焦山林曲);组合打击乐曲《鼓上铜乐》(王以东曲),《山魈》(张仰胜曲)等。
其2,专业作曲家创作的大型打击乐协奏曲、重奏曲作品,其影响广泛。如:《大曲(打击乐与中国民族管弦乐队)》(周龙曲1991年),敲击乐协奏曲《龙年新世纪》(关通忠曲,1999年),《打击乐协奏曲》(陈怡曲,1998年),《龙舞一写给五个打击器与乐队》(徐昌俊曲,1999年),《戏一为三对钹与演奏者演唱而作》,《炫一为六面京锣而作》(郭文景曲,1995年、2003年),三重奏《定风波一人声与三位打击乐手》(瞿小松曲2006年)等。
这批专业作曲家参与创作的打击乐作品,在第二个民族打击乐专业建设发展期,仍然彰显其在推动、引领打击乐专业向更具深度、广度和国际化高度的方向发展。如周龙创作的《大曲》有打击乐与管弦乐队、打击乐与中国民族管弦乐队两种版本的乐谱;陈怡创作的《打击乐协奏曲》独奏部分,除中国鼓类和锣类乐器,另选用了西洋打击乐器木琴、马琳巴,协奏部分为管弦乐队;关通忠创作的双敲击乐协奏曲《龙年新世纪》,独奏部分别为一组中国打击乐器和一组西洋打击乐器;徐昌俊创作的《龙舞一写给五个打击乐器与乐队》,其中两个为中国打击乐器,三个为西洋打击乐器;郭文景的三重奏《戏》《炫》是分别为美国辛辛那提三人打击乐小组和海牙打击乐团委约而作。三重奏《戏一为三对钹与演奏者演唱而作》的美国首演获得巨大成功,听众反映强烈,之后在全美及欧洲久演不衰。作品共分六个乐章,时长24分20秒,作曲家聪慧而巧妙地开发乐器新音色和创造演奏技法及演奏符号多达35种,将中国打击乐器川钹、铙钹、小铙的演奏发辉到了极至。就其作品本身所表现的深度和高度,在世界同类作品中也当属一流佳作。
结语
中央音乐学院打击乐专业学科的创建,历经半个多世纪,在众多演奏家、作曲家、教育家的共同努力下,取得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这三十多年。回顾过去、展望未来,中国打击乐专业的持续发展,仍寄望于作曲家创作更多、更好、更优秀的打击乐作品,促进中国打击乐艺术在中华大地更加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秦效原、铃凯《中国20世纪打击乐艺术发展述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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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以东《三付钹、一台戏,小乐器奏出大天地 -浅谈打击乐三重奏〈戏〉演奏感》,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打击乐论文集》2002年版。
[4]李民雄《中国打击乐的昨天、今天、明天》,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打击乐论文集》2002年版。
[5]何建国《当代中国打击乐新动向》(上)、(下),《省交乐讯》(台湾),1995年9、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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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人民音乐,20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