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双百”方针指引下，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得到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发展，我们的民族音乐和民族器乐演奏艺术也开始自广袤的民间走入专业院团。
1957年，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中国青年艺术团表演的民族音乐节目——民间吹打乐与民族器乐独奏等获得金质奖章。这是中国民族管弦乐艺术全面发展的第一步，标志着原本散落民间的传统民族音乐艺术已经逐步发展成为专业化团队，并代表国家专业水准走出国门，向世界展示中国民族传统艺术。20世纪70年代，国家组建的中国艺术团出访世界多个国家与地区，刘德海、刘明源、胡天泉、闵惠芬、刘汉林等艺术家们的精湛演奏博得各国观众的一致称赞，标志着中国民族管弦乐艺术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为此，有关部门专门拍摄了电影记录片《百花争艳》,一时广为传颂，社会反响强烈。以秦鹏章、彭修文、朴东生、夏飞云、胡登跳、刘文金等为代表的老一代民族音乐作曲家、指挥家，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使中国传统民族器乐演奏在原有民间乐种与小型乐队组合(如江南丝竹、广东音乐、民间吹打乐)基础上，借鉴融入西方交响乐队的理念与编制，逐步形成具备吹管乐、弹拨乐、敲击乐、弓弦乐四大声部的大型民族管弦乐队。通过诠释大量民族管弦乐作品对乐团进行专业化训练，这一样式得到迅速发展与提高，无论乐队规模还是演奏水平都达到了可与国内西方交响乐团相比肩的高度。本文仅就中国民族打击乐在建国以来所取得的主要成就作简要回顾。
一、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前
(一)由民间走向专业院团
如前所述，中国民间锣鼓演奏艺术也同其他器乐演奏行业一样逐步向专业化过渡。打击乐演奏家刘汉林先生在50年代进入公安文工团担任打击乐演奏员，后转入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打击乐演奏家朱啸林先生于50年代后期进入中央歌舞团，后转入中央民族乐团担任打击乐演奏员；时任陕西歌舞剧院大提琴演奏员的安志顺先生凭借对民族打击乐演奏与创作的浓厚兴趣，为剧院向国庆十周年献礼排练的哑剧小剧目《老两口比干劲》创编了打击乐伴奏曲目，由他一人以大小两个堂鼓、大小木鱼、低音大锣等打击乐器进行演奏，成为中国组合打击乐独奏早期代表作品之一。以这几位老艺术家为代表的“民打”人成为共和国早期专业院团民族打击乐演奏家。
(二)高校设立“民打”专业
20世纪60年代，上海音乐学院将素有“南鼓王”美誉的苏南十番鼓民间艺人朱勤甫先生请进校门，传授苏南十番鼓曲牌和苏南板鼓的演奏技艺。朱先生又到中央音乐学院以及中国音乐学院传授技艺。以传承中国民族音乐为己任的中国音乐学院还邀请河北民间艺人赵春峰先生到学校传授河北民间锣鼓和唢呐演奏艺术，当年还是学生的李真贵老师就得到了朱勤甫先生和赵春峰先生的真传。与此同时，上海音乐学院开始招收中国民族打击乐演奏专业本科生，民族音乐理论家、民族器乐演奏家李民雄先生担任“民打”专业教师。李真贵先生则于中国音乐学院毕业并留校任教，成为该院首位中国民族打击乐专业教师，自70年代后期又开始在中央音乐学院招收本科专业学生。自此，“南北二李”(李民雄、李真贵)成为我国第一代中国民族打击乐专业的高校教师的代表。
(三)乐器制作与改革
中国打击乐历史悠久，乐器种类繁多、形制多样，应用于多种传统艺术种类作品中。伴随着打击乐演奏艺术的逐步专业化，原本散落民间的各类打击乐器不能完全满足当代民族管弦乐队打击乐声部的需求，于是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打击乐演奏家们在乐团支持下，同乐器厂家一道将传统中国鼓的制作工艺进行改良，借鉴西方鼓类乐器可以调音、定音的特点，使其鼓皮与鼓体脱离，将大小不一的小堂鼓、中堂鼓进行组合，研发出当今“民打”专业的必修乐器科目——排鼓。彭修文先生创作了以排鼓和潮州锣鼓为主的乐队作品《丰收锣鼓》,成为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的保留曲目之一。浙江歌舞团创作吹打乐《渔舟凯歌》,后经中央乐团集体整理，成为70年代中国艺术团演出曲目的开场乐曲，并由刘汉林先生担任排鼓领奏。他在乐曲中设计的排鼓华彩演奏至今被人称赞。由此，演奏排鼓“快鼓段”成为检验和掌握这件乐器的标准。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与苏州民族乐器厂合作，将传统花盆鼓(又称大堂鼓，戏曲界称为“南堂鼓”)改良为旋转调音花盆定音鼓，很长一段时间取代了西洋定音鼓在民族管弦乐队中使用；他们还将传统音乐中常用的九音云锣扩充为32音(后为36音)的大型云锣组，创作云锣与乐队作品《水库凯歌》;上海电影乐团创编的云锣与乐队作品《钢水奔流》也流传一时。另外，各地打击乐演奏家们与乐器厂家还对出土的大型编钟、编磬进行改良，以适应当代民族管弦乐队的需求。其中代表作品有用小型编钟演奏的古曲《梅花三弄》,湖北歌舞剧院根据出土编钟创编的大型歌舞《编钟乐舞》等。用编钟演奏的乐曲《东方红》跟随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被发射升空，中国传统民族音乐第一次回响在遥远的外太空。湖北乐器厂生产的低音大锣成为世界各大交响乐团必备常规打击乐器编制之一，是唯一进入西方交响乐团常规乐器编制的中国乐器①。
(四)文献出版
曾在中央音乐学院天津校区担任教务处及民乐系领导职务的音乐理论家刘恒之先生于50年代初编写了《中国打乐器教程》;南京艺术学院程午嘉先生编著《十番锣鼓》;杨荫浏先生编著《苏南吹打曲》;中国戏曲研究院编著、梅兰芳先生题词的《京剧打击乐汇编》等著作；成为共和国成立后较早时期中国打击乐方面的主要代表文献。
二、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
(一)高校专业化发展初具规模
20世纪70年代末期，借助国家恢复高考重要举措的实施，中央音乐学院王建华、中国音乐学院王以东、天津音乐学院王满、上海音乐学院杨茹文等人得以进入各自院校学习中国打击乐演奏专业并相继留校任教，成为继“南北二李”之后第二代中国民族打击乐专业教师。为适应当代中国民族音乐发展和高校专业学科建设之需求，两代“民打”师资在本科、研究生招生制度改革，教学大纲与乐器科目设置，教学设施改善等诸方面进行了大胆尝试与探索，逐步形成了以民族打击乐器为主、西洋打击乐器融入，中西兼学、因材施教的专业定位与教学培养体系。李民雄、李真贵两位先生于90年代后期分别在上海音乐学院和中央音乐学院招收中国民族打击乐专业硕士研究生，标志着年轻的“民打”专业在我国高校学科建设中跨上一个新台阶。
(二)行业发展遍地开花
1985年，由安志顺先生、裴德义先生等发起的七省市“金石之声”首届中国打击乐艺术节在西安举办，开启集中展示民族打击乐领域艺术成就之先河，成为中国民族音乐重要艺术节之一，并作为“民打”行业学会的保留项目定期举办。随后不久，李真贵先生带领王建华、王以东两位青年教师随刘德海先生组建的中国民族器乐艺术团在香港、新加坡举办打击乐专场音乐会，这是在海外举办中国打击乐作品与演奏专场音乐会的较早记录。在此之后，一支农民鼓乐团——绛州鼓乐团②以及另一支富有时代感和青春活力的“红樱束”女子打击乐团③相继活跃在中国打击乐艺术舞台上。作为民营乐团的经营方式，一方面标志着一种创新与探索精神，也为后来国家针对文艺团体进行的改革提供了经验。有着相同戏曲打击乐演艺经历的四位中国打击乐演奏家田鑫、王建华、李聪农、马里组成的“八大锤”组合将中国戏曲锣鼓、民间传统打击乐和当代打击乐作品创作的演绎相结合，为后来各种中国打击乐自由组合的出现起到引领与示范作用。
(三)打击乐作品创作的春天
这一时期，民族打击乐作品创作也非常活跃、精彩纷呈。专业作曲家与教育、演奏从业者这两支队伍、两种创作模式(独立创作、合作创作)竞相推出大量优秀作品。如专业作曲家创作的组合打击乐独奏《钟鼓乐三折》和乐队作品《大协奏曲》(周龙曲);民族管弦乐作品《龙舞》(徐昌俊曲)以及打击乐合奏《西域驼铃》(张列曲)等优秀曲目。李民雄先生创作鼓乐与乐队作品《龙腾虎跃》成为20世纪民族管弦乐经典作品之一。李真贵先生与专业作曲家合作创作了中国鼓乐作品《鼓诗》(谭盾),以打击乐为主奏的乐队曲目《湘西风情》(杨乃林、王直、李真贵曲)、《马灯舞》(杨乃林、李真贵曲)和根据四川民间锣鼓素材创作打击乐小合奏《冲天炮》等。安志顺先生创作的打击乐小合奏《鸭子拌嘴》与《老虎磨牙》成为中国民族打击乐专业领域久演不衰的经典曲目。李民雄先生根据京剧曲牌《夜深沉》整理的花盆鼓(大堂鼓)与乐队同名作品，后经王建华老师进一步整理独奏部分的演奏版本，成为“民打”专业学生必学、必练曲目。当时还是青年教师的王以东老师也尝试创作了组合打击乐独奏《鼓上铜乐》、手鼓独奏《天山素描》、大堂鼓独奏《鼓威》、打击乐重奏《热土》、打击乐小合奏《夜之舞》以及吹打乐《贺新春》(后改编为《贺喜》等曲目。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民间吹打乐”一直是该团的优势项目，在传统曲目《大得胜》《锯大缸》基础上，该团创作了吹打乐《秋收《军民团结心连心》《秦王破阵乐》等优秀作品。山西绛州鼓乐团在团长王秦安的带领下，将流传于山西新绛县及周边富有特色的绛州鼓乐推向全国、带向世界。其中很重要的一点，该团推出了由作曲家为该团专题创作的《秦王点兵》(景建树等曲),《杨门女将》《黄河船夫》(张列曲)等优秀曲目，绛州鼓乐团还推出了一批具有绛州鼓乐演奏风格(花敲杆打)的打击乐作品《牛斗虎》《滚核桃》《老鼠娶亲》《拉呱》等，成为代表这一鼓乐品种的经典曲目。
(四)理论编著与音视频文献录制
在理论编著、教材建设以及音视频录制与出版方面，安志顺、李民雄、李真贵、王建华、王以东以及旅居香港的打击乐演奏家阎学敏、北京“八大锤”组合、山西绛州鼓乐团分别录制了中国打击乐作品与演奏专辑，杨荫浏先生编著《十番锣鼓》;李民雄编著《怎样打锣鼓》《中国打击乐》;李真贵编写《中国打击乐实用教程》等以上内容为中国民族打击乐艺术传承留下一批珍贵的文献资料。
三、21世纪是中国民族打击乐全面发展与提高的重要阶段
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脚步迈入21世纪，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发展与进步让世界为之震惊!乘着中国经济、科技、人文多领域高速发展的东风，中国民族打击乐艺术也进入一个快速提升与发展阶段。2001年5月，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打击乐专业委员会成立，学会宗旨是“团结起来做实事”。全国各地“民打”同仁在首任会长李真贵先生带领下，为推动中国民族打击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演奏、教学、创作和学术研究等方面均取得骄人成绩。
(一)出版作品：中国民族打击乐考级教材《民族打击乐社会艺术水平考级曲集》;推出《中国民族打击乐论文集》;编辑制作《中国打击乐器演奏符号规范手册》和《中国打击乐器名称规范手册》;完成《华乐大典·打击乐卷》的编纂出版。(二)学术活动：举办2001全国民族打击乐学术研讨会、李民雄作品与演奏座谈会、中国民族打击乐演奏技法符号规范化研讨会、中国民族打击乐学科建设与发展理论研讨会、中国民族打击乐器名称规范化理论研讨会、绛州鼓乐传承与发展座谈会、民族管弦乐队打击乐声部训练课程建设理论研讨会(北京);全国艺术院校民族打击乐教学研讨会(天津);潮州锣鼓理论研讨会(广东)。
(三)演出活动：举办“锣鼓声声汇京城”观摩音乐会、“鼓坛新锐”中国民族打击乐获奖选手音乐会(北京)、“龙腾虎跃”中国打击乐名家名曲音乐会(天津)、“鼓动中国”名家名曲专场音乐会(广州)、“金石之声”打击乐专场音乐会(台湾地区巡演)。
(四)赛事活动：举办慕田峪长城民间鼓舞邀请赛和“鼓动北京”青少年鼓乐邀请赛；协助北京民族乐团举办四届北京鼓乐节；“中华鼓宴”大型鼓乐活动(上海);潮州锣鼓邀请赛；陕西民间锣鼓大赛和中国·韩城司马迁杯全国锣鼓大赛；“一鼓作气”长勺鼓乐大赛及长勺鼓乐论坛(山东莱芜);2014吉首国际鼓文化节(湖南吉首);2014国际华人打击乐艺术节(新加坡)以及2016澳门国际打击乐艺术节。
通过以上大事记的罗列可以窥见，中国民族打击乐专业委员会自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各项成就有目共睹、成绩斐然。
中国民族打击乐在作品创作上则更是达到新的高度，涌现出大量富有时代气息的新作品。如由专业作曲家创作的打击乐三重奏《戏》《炫》(郭文景作曲);双打击乐协奏曲《龙年新世纪》(关遒忠曲);打击乐与乐队《龙跃东方》(刘长远曲)等一系列优秀曲目。值得一提的是，从事打击乐演奏与教学的从业者也成为了创作队伍的骨干力量之一，他们结合教学、演奏实践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有打击乐与乐队《八音和鸣》、手鼓与乐队《达卟亚克西》、组合打击乐独奏《八音和》(王以东曲);组合打击乐作品《云之南》(罗天琪曲);组合打击乐作品《风入松》《山魑》(张仰胜曲);排鼓独奏《鼓上飞舞《散敲》《鼓上舞龙舟》(王以东曲),《楚汉决战》(刘汉林曲),《筵》《鼓语》(赵思智曲),《鼓趣》(孙钺曲);花盆鼓独奏《鼓威》《鼓点乐拍》(王以东曲);板鼓独奏《踏竹》(王以东曲);《花板鼓》(焦山林曲);排鼓与花盆鼓《花鼓叙》(王以东曲);京剧锣鼓《闹天宫》(王建华整理编曲)等等。这些作品成为近年来各类比赛、考学、考试及演出的必奏曲目之一，标志着中国民族打击乐专业在作品创作与演奏都达到新的艺术高度。
在教学方面，民族音乐的传承方式主要是以口传心授模式，在民间、宫廷、宗教和文人群体中传承。改革开放以来，民族音乐的生存环境也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主要体现在高等专业艺术院校已经成为传承、发展民族音乐的一个重要载体。高校民族音乐教学建设，要落实在课程建设上，需要一整套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尤其是系统的专业教材来支撑，使民族音乐在高校乃至更广的范围内得以发扬光大。
王以东编写的《中国打击乐教程》(系列)目前已经出版6册，这是中国民族打击乐专业第一套体系化设计的教材，在专业学科教材建设方面有了新突破。王建华、王以东两位老师成为共和国中国民族打击乐专业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并招收民族打击乐专业演奏与理论研究方向博士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民族打击乐专业在我国高等音乐院校的学科地位，为进一步规范、系统发展与建立民族打击乐专业教学体系打下了良好基础。
四、对学科发展的思考
回首昨天，正视今天，展望未来。在已经取得成绩的基础上更要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一些问题，不断探索、稳步提升中国民族打击乐的全面发展，依托中国民族打击乐学会和专业委员会的平台，以全面、均衡，协调发展为工作指导原则；以务实、有效，稳健有序为工作指导方针，带领海内外广大“民打”同仁，团结起来、实实在在做实事。
行业发展要面向与正视历史，一方面走向田野民间，加强对传统民间打击乐乐种的挖掘、整理和再创造，这是中国民族打击乐立足世界的本源。以北京地区为例，北京祈年殿的“中和韶乐”是历代王朝传承、保留下来的宫廷音乐之精华所涉及的各类古代打击乐器及应用；北京智化寺京音乐、北京白云观道教音乐中的法器部分所形成宗教音乐中的打击乐；以京剧为代表的戏曲锣鼓；北京石景山地区的京西太平鼓、大兴地区的“武吵子”锣鼓、顺义曾庄大鼓、昌平流村镇漆园村龙鼓等民间锣鼓。这些植根于民间的传统打击乐艺术资源，需要我们去学习、采风，挖掘、整理。另一方面，在继承传统基础上将提炼加工的元素应用于当代民族管弦乐打击乐声部的发展中，依据当代民族管弦乐作品的需求，将西方交响乐队打击乐演奏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相结合，是为定位与发展愿景。同时还要进一步开展各项学术活动、艺术实践、社会普及、国际交流。
以建立中国民族打击乐教学体系为目标，借鉴吸收优秀的国际教学理念，坚持以中为主、中西兼学的教学指导方针，进一步加强教材建设、课程体系建设，规范与完善教学大纲、人才培养与师资队伍建设。坚持从本国本民族传统文化实际出发，坚持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兼收并蓄，不断汲取各国音乐教育体系的长处和精华，不断丰富和发展民族音乐教学体系，加强专业化、规范化教学，保证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培养质量标准。要鼓励教学、演奏从业者的打击乐作品创作，加强同专业作曲家合作，进一步促进两支队伍、两种创作模式的互联互通，提升作品的专业化与社会普及化结合。首先在题材选择上，行业学会发挥引领指导作用，引领与推动符合新时代要求的精品问世；充分发挥各类打击乐器的特色音质，在节奏、音色、音响等诸方面创作各类题材的优秀作品；定期开展采风活动，进一步发现、发掘富有民族特色的民间作品并将其弘扬光大，通过打击乐的特殊表现力展示中国气派和东方神韵。
中国民族打击乐器制作工艺标准亟待建立。乐器生产不同于一般工业产品的生产，它不仅要求产品有合理的精美外观造型，还必须有良好的声学品质，其中包括音色、音质和规定的音准高度，在材质选择、制作工艺等诸方面要求十分严格。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常用的中国民族打击乐器种类繁多，根据其发音分为鸣膜类、体鸣类的响铜、响木、皮革等几大类，包括有固定音高和无固定音高具有不同称谓的各种打击乐器约百余种之多，每件乐器的形制、材质、规格都不尽相同，制作工艺复杂。以锣类、钹镲铙等响铜类乐器为例，制作工艺过程包括熔铜、注模、打坯、炼坯、定型、淬火、修容、定音等。“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因此，民族打击乐器制作要在保留传统文化符号认同基础上亟待建立统一规范、相对科学的工艺标准。在已经取得成果基础上进一步规范民族管弦乐队打击乐声部乐器名称和演奏符号，为演奏、教学、作品创作、乐器制作等方面提供行业标准化的内容依据。
加强行业学会会员发展(包括团体会员与联谊会员),在保质保量基础上不断扩大会员队伍。加强院校、民间、市场间的互动，为增加人员往来的流动性创造条件。广开思路、开源节流，加强社会普及教育，规范考级市场，培训一线教学队伍，确保中国民族打击乐艺术人才选拔的公开、公平、公正。
结语
当代从事中国民族打击乐艺术的众多同仁将担负起新时代文化艺术发展使命，担负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重任，担负起中国民族打击乐创新发展职责，造就更多德艺双馨的艺术人才，培育更多高水平演奏、教学与创作人才，不断推出更多反映时代、彰显中国文化、体现民心向上的艺术精品，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定文化自信、践行文化担当，不断铸就中国民族打击乐艺术发展的新辉煌，新成就!
①有学术观点认为锣类乐器是从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包括云南傣族的铠锣都与东南亚伽美兰乐器系列有相似之处。钹铙镲类乐器则在西汉末年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随佛教文化、佛教音乐传入中国。而编钟、石磬以及相同时期的鼓类(鼍鼓、建鼓等)同古琴、埙等乐器同属于中华民族的本源乐器。
②山西绛州鼓乐团成立于1988年，团长为王秦安。
③北京“红樱束”女子打击乐团成立于1999年，创建人周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