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音乐学界以跨界立场开展民族音乐学视角的研究成为学术关注重点。一批学者率先对中国西南、西北地区跨界民族共存的音乐文化开展多层级、多维度研究并取得突破性成果。作为音乐学领域跨界研究的有效呼应与持续补充,申波教授的专著《鼓语的表情——云南跨界民族鼓乐文化研究》①(下文简称《鼓语的表情》),是以云南跨界民族鼓乐文化为书写对象、深描鼓语表情的匠心之作。
《鼓语的表情》历时四年完成,体量近30万字,整体布局为三个部分共十六章。第一至第五章从艺术发生学立场,依托生态环境、立足人类心理原型,对人类鼓乐文化起源、象征、功能进行整体概述;第六至第十五章分门别类,对云南跨界民族各类鼓乐现象及其符号象征展开基于描写、注重解释的文本呈现;第十六章立足国家相关政策背景,对云南跨界民族鼓语音声当下传承状况进行不同文化生态位的归纳。
一、延伸与拓展:“多元一体分层”的鼓乐文化梳理
读者可从著述丰富的内容与畅达的论述中,看到其在学术观念、方法借用、材料获取、观察视角及特定时空相互关照中,所形成的延伸性与拓展性的双重特点。
早在2014年,申波基于国家教育部专项课题研究,已在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专题研究成果②,对云南各民族千百年积累的鼓乐现象进行系统梳理与研究,标志边地多民族鼓乐文化研究进入体系化观察视角。此后十余年间,他在该领域持续深耕,以鼓乐研究为对象,将族群、历史、区域、国家整合为学术综合体,在立足云南民族文化的同时,更将研究视野延伸至中南半岛,关注与云南毗邻的相关跨界民族音乐文化,彰显其田野作业的系统性与学术思考的延续性。
“鼓是乐器,更是人类乐舞科仪中促进精神意象增质的重器。”③作为人类最早出现的响器,鼓的物质存在与人类音乐发展史紧密相关。鼓语音声无论是依礼乐以声,还是为俗乐而响,都是人类共享的知识体系,这要求我们以辩证视角开展由礼到乐的逻辑推断。《鼓语的表情》将鼓乐文化置于云南跨界民族生存的自然空间与社会生态中,基于“人—心一乐一器—艺”的立场,把云南跨界民族敲奏行为放在形制结构、演奏机制、音色创造、音响隐喻、表演空间中开展跨文化比较,解读“传统一民俗—仪式一音声—肢体—意义”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同时,将研究对象置于信仰、民俗、心理等不同关系的互动叠置,构成“文化共享”“文明互鉴”的不同剖面,开展了以鼓乐为纽带的多视域、跨学科的音乐文化比较研究。仅以个案探讨为例,作者就佤族的木鼓④、景颇族的“增疆”⑤、傣族的象脚鼓⑥等乐器开展了专题讨论。若说上述成果是针对单一民族鼓乐器的专题研究,《鼓语的表情》则形成以点带面、以局部观整体的大视野,突破族群与现象边界,将研究范围从一个村落延伸至一个区域、从一种声音延伸至一个族群、从一种文化延伸至一个文化圈,最终由云南辐射至南亚、东南亚相关鼓乐现象的比较,为云南跨界民族鼓乐文化学术解读提供文化相对论新视角,也为跨区域音乐文化研究在重构文化情景基础上拓宽关注视野。
二、起源与本原:鼓乐文化的发生学探析
《鼓语的表情》从艺术发生学出发并基于不同跨界民族的心理原型,首先完成了对“源”的追问,回答了“鼓是什么?”“谁来敲奏?”“在哪敲奏?”“为谁敲奏?”“为何敲奏?”等艺术人类学立场的基本问题。由此对鼓的物质性隐喻进行了学理的解读,并指出:对于云南跨界各民族的鼓乐器,将其视为“乐器”是“我们的”视角,而“他们的”的视角则将其作为法器或礼器,其肢体音声的表达是对各民族生存、生命需求的客观呈现,印证了“观念的发生与事件的发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强调主观认识,后者强调客观现象,因此,发生学研究人类知识结构的生成,而起源学研究事件在历史中的出现”⑦。基于这样的出发点,正如作者所说:“开展鼓乐文化的研究,其实不是研究物质存在的‘鼓乐’本身,而是透视镶嵌于鼓语音声中音乐意义的逻辑密码。”⑧这就使文本的写作超越了“音”的层面,分别从民族性、文化性、社会性三个维度探讨了鼓语音声“乐”文化的复杂关联,实现了语意思辨向语用思辨的跨越。
首先是鼓乐的民族性,体现在各跨界民族的民族心理及由此形成的文化选择身体行为。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们构成有着共同民俗传统与心理认知的文化共同体,其文化选择反映在身体实践上,表现为不同的身体行为,“担负着维护本民族音响方面的象征性标识,犹如精神上的图腾”⑨。如佤族木鼓、瑶族盘鼓、德昂族水鼓等,因所属民族生活环境存在差异,这些不同类型鼓乐器具备“它感宣示”的性质,构成文化多样性。
其次是鼓乐的文化性。形制各异的鼓乐器,在云南各跨界民族心理认知中,既是法器也是礼器,敲奏行为的动因是文化持有者的生存需要,是“乐者,天地之和”的心理观照。因此,在“他们的”心理认知中才有“敲一套鼓点,求一季收成;跳一套鼓舞,求一年吉祥”⑩的群体诉求。作为族群共有的经验行为,人们真诚地举行“喂鼓”仪式,并遵从用时“请”、用毕“送”的仪轨,正是将鼓乐器置于“以己度物”之后的行为呈现。基于符号原型的学理思辨,作者对学界一些“见风而采”得出的书写结论展开了历史语境化的批判性分析,最终实现对该领域认知范式的辨讹,并指出“敲鼓的行为不在于审美,而在于娱神,在于与‘生’相关的族群心理诉求”⑪。
最后是鼓乐的社会性。各民族民众根据信仰需求与文化取向不同,构建形式多样的民俗节庆的同时,也构建起鼓语音声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本著作对文化主体日常生活开展系统考察,对民众“日用而不知”的文化行为完成了音乐文化学立场的解读:每一类型鼓乐器的敲奏都离不开对生存环境的理解,因为鼓语音声的表达是民族情感体验的物化结晶,是民族认同的精神基础。同时强调“对于艺术的理解最关键的是对意义的理解,而对于意义的理解,是需要伴随经验与感悟的领会才能实现的”⑫。本书作者以个案为基础,通过对鼓语音声的逐层深描,让民俗表演中的肢体音声在文化解读中得以活化,进而揭示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并认为共享文化符号在社会互动中的使用,有助于强化族群认同向国家认同意识的转化。
三、方法与视角:跨学科方法的多元阐释
学术研究的方法论选择与研究视角划定,决定学术成果的深度与宽度。《鼓语的表情》始终将“对象决定方法”⑬的核心理念作为思考前提,更将多学科方法彼此嵌套、有机融合,使民族、区域、文化、音乐几个概念紧密结合,完成民族音乐学立场多视角的求证。
田野作业是人类学的根本,也是本著作的根本,开展全面的田野考察是记录和描述跨界民族鼓乐文化的前提。笔者何以要对其予以强调?原因是申波教授对田野的深耕:一是对田野持久而系统的坚持,这是书写素材的基本保障;二是将田野调查从单点关注深化为多点比较,丰富考察对象、拓展研究内容;三是在完成田野考察与文本书写的同时,实现由区域研究向跨界研究的转化。书写过程中,他构建起音乐田野的三维模型,即“器物田野”(鼓的形制与工艺)、“音声田野”(节奏型与演奏技法)、“意义田野”(仪式功能与文化隐喻),这一方法论创新为民族音乐志书写提供实操性框架。由此,著作形成一大亮点,即多点民族志书写的多元呈现——由对云南鼓乐文化的关注,辐射至对中南半岛诸国相关族群鼓乐现象的解读。既展现云南与中南半岛相关族群鼓乐文化的整体图景,又完成线性文化遗产视角下云南与中南半岛诸文化间内在逻辑的学理透视,构成音乐人类学立场的分析与阐释,无形中再次印证田野现场对知识生产的重要性。
在民族志工作中,申波教授对不同区域民众肢体音声隐性的象征意义开展了人类学立场的考察。如中越两国彝族在跳宫时的四个舞步,象征着对祖先迁徙场景的再现与记忆⑭;中越哈尼族错鼓舞的21个肢体组合,意指稻作文化的生产周期与劳作流程⑮。只有局内人才能理解这种动态意义并完成身体调整,因此,云南各跨界民族的鼓乐舞是生态创造的现象学范式,与文化创造者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文本是族群心灵记忆的投射,超越审美意义而构成更丰富的文化结构来源。于“他者”而言,以上“艺术表演”实则是文化持有者“文化表演”的呈现。正如申波教授自述:“本选题所开展的鼓乐文化研究,其实不是研究物质存在的‘鼓乐’本身,而是透视镶嵌于鼓语音声中音乐意义的逻辑密码。”⑯笔者看来,正是这种立足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的解码能力,构成了音乐文化学立场学术转码的文本呈现。
《鼓语的表情》不仅是以音乐学方法论为根基的学理建构,更是融人类学、符号学等多维视角的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成果。首先,运用乐器学兼具民族志比较的方法,将研究对象的制作技艺进行科学分类,对其行为象征与声音制造完成了音乐学立场的解读;其次,对不同肢体音声和与之形成的生态环境展开了学术描述,如云南跨界民族与缅甸、老挝、越南等国跨界而居,在特殊地理环境和多样文化生态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既自成体系又博采众长的鼓乐文化体系。⑰在这个体系中,如何完成对同类文化的多维比较尤为重要,因为这是开展文化阐释的基础。著作以景颇族“增疆”(大长鼓)为例,将中国、缅甸、印度的“增疆”置于不同的文化空间进行比较,通过仪式内涵、形制结构、节日称谓、符号象征、乐舞呈现等差异性分析,认为同一族源的跨界民族在音响层面、使用环境的理解上不会发生质的改变,但在文化层面,因所处国家环境不同,相同乐器在仪式中会产生不同认知,相同音响在心理接受中会产生不同隐喻。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的多样性就不仅仅体现在文化形态的多样性,更反映在文化呈现方式的多样性。⑱
在云南跨境族群的仪式实践中,由单件鼓乐器单独敲奏的情况较少,更多是与其他乐器组成鼓乐队,形成不同乐器共同敲奏的“多声”结构,正是由个体参与到集体的音声实践,实现了物质存在向文化存在的转化。有学者指出:“许多社会活动,通常为了强化某些特定的集体记忆,从而实现对某一人群组合凝聚力的强化。”⑲作为一种心理惯性,集体行为必须有“动静”以振奋情绪,正如申波教授强调的,有舞必有鼓,有鼓必有舞。因此,作为地方性知识,不同区域的鼓乐形态不仅有固定鼓谱、舞步,更有规约化的敲奏规程与技巧。著作中记录的众多不同民族代表性鼓谱,既是对民间艺人现场演奏的“文本定格”,也为学界后续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
结语
纵观全书,文本表述中的众多学术观点,为边地文化、邻国关系和区域关系如何“通过他视而达到内视、通过他求而达到内求、通过比较而达到选择、通过归纳而达到完善自身”⑳的文化目标贡献学术智慧,体现出通过民族音乐学研究成果呈现,推动边疆文化安全守护的学术自觉,为“一带一路”文化互鉴提供案例支撑。
掩卷沉思,如何从田野感性积累得出理论归纳?如何将民俗事项进行学理解读?该著作为我们提供多面向启发。不过,本著作在内容与编辑上也存在不足。其一,申波教授数十年来采集大量一手视听资料,若采用关联数据的复合出版模式,在书中嵌入二维码实现音像档案资料的跨媒介调用,可为后续研究提供可追溯、可再分析的原始数据链。其二,个别章节存在体例不均衡问题,如第七章、第十四章内容过于单薄且缺少跨界比较,独立成章因缺乏延伸空间而显得突兀。在与申波教授的多次交流中,他遗憾表示,受疫情影响,许多系统性跨界考察计划被迫取消,著作呈现的跨界体验与资料收集较为零散,或为早年积累。但作为一部跨地域、跨族群、跨文化的专题研究,该书凭借系统田野调查、多点民族志方法、思辨书写范式,完成了对声音技法所承载不同区域民众情感叙事,特别是底层文化叙事生命轨迹的透视,更以文化书写倡导学术认知的价值转换,具有相当的学术创新意义。《鼓语的表情》为边疆族群多样性文化传播和文化表达提供述说理由,既折射申波教授文化认知的使命担当,更彰显当代音乐学人在文化自觉与学术资政维度的双重价值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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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申波《鼓语的表情——云南跨界民族鼓乐文化研究》,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24年版。
②《鼓语通神——云南少数民族鼓乐文化研究》是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云南民族鼓乐文化研究(10YJA760041)》的研究成果。
③同①,第11页。
④申波《传统重构与族群身份认同——兼及中缅佤族木鼓乐舞历史变迁的逻辑叙事》,《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第12—19页。
⑤申波《在鼓声中追寻祖先的足迹——景颇族“目瑙纵歌”节上“增疆乐队”的仪式体验与意指结构》,《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第42—50页。
⑥申波、冯国蕊《“地方化”语境中的“象脚鼓”乐器家族释义》,《民族艺术研究》2018年第2期,第145—165页。
⑦汪晓云《人文科学发生学:意义、方法与问题》,《光明日报》2005年1月11日“理论周刊”学术版。
⑧⑯同①,第32页。
⑨同①,第60页。
⑩同①,第75页。
⑪同①,第170页。
⑫同①,第253—254页,原载于刘承华《中国音乐美学的逻辑形态——从内涵逻辑解读传统音乐美学的形态特征》,《中国音乐》2007年第3期,第45—51页。
⑬杨民康《区域国别研究与中国音乐理论“三大体系”——以“南方—海上”丝路音乐文化志研究为例》,《中国音乐学》2023年第3期,第5—11页。
⑭同①,第112页。
⑮同①,第241—242页。
⑰同①,第82页。
⑱同①,第156页。
⑲雷勇《论跨界民族的历史记忆》,《黑龙江民族丛刊》2009年第2期,第24—29页。
⑳同①,第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