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4月12日的广州，数日绵绵春雨过后，云淡风轻，人们收拾起匆匆的脚步，放下浮躁的心情，来到位于珠江江畔的星海音乐厅，品味由广东民族乐团倾力打造的2012--2013音乐季之“醇香国乐----彭修文民族管弦乐作品纪念音乐会”

彭修文，一位曾经在中国民族管弦乐事业中做出突出贡献的音乐家，参与创办了新中国最早的大型民族管弦乐队，从乐队编制的初步确立、作品的编创、民族乐器改革以及乐队录音、唱片灌制、音乐传播等方面，全方位推进了当代民族管弦乐事业的发展;他曾创作各种形式的民乐作品;四百余部，其中数十首已成为当代民乐经典;他曾与世界四大唱片公司合作，指挥灌录、发行各种民乐唱片数十张，影响遍及海内外。正因为彭修文在民族管弦乐事业发展中的作用与影响，学界曾用“彭修文模式“来描述这种现代的大型民族管弦乐形式。新世纪以来，民族管弦乐的发展呈现出强劲势头，无论是新作品推出的数量、新乐团诞生的频率，还是民乐形式频现于国际舞台等，都是建立在彭修文等老一代音乐家历经几十年风雨所打下的基石之上。或许，这正是本次音乐会的社会意义所在。

历时两小时的音乐会自始至终洋溢着欢悦的气氛。人们徜徉在悠扬的国乐声中，品味着耳熟能详的民乐经典，也品味着南国民族乐团的风采。

一、多样的风格  多彩的演绎

音乐会曲目的设计可谓“精心”、“周全”。不仅题材多样，风格各异，且跨越了彭修文各个创作时期，包括了作曲家最具代表性的创作形式与作品。

音乐会以《丰收锣鼓》开场。这是彭修文与蔡惠泉于1972年合作的一首排鼓与乐队作品，那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音乐语汇，融洽而丰富的乐队音响以及鼓手们酣畅淋漓的演奏，使听众仿佛置身于田野丰收的热闹情境。现场的听众们可能难以想象，在创作这首作品之前，作曲家已经被迫远离乐队、远离创作达6年之久!在社会畸形发展的“文革“期间，不仅是彭修文与广播民族乐团如此这般遭遇，甚至是中国民乐界亦正处于日益衰微、难以为继的境地。这首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劳动群众朴素思想感情的乐曲受到当时国家文化领导部门的肯定，从而奇迹般地改变了广播民族乐团的命运，也改变了彭修文的命运。作为那个特定时代为数不多的优秀作品，《丰收锣鼓〉成为“文革“时期中国民族管弦乐事业的转折点。之后，彭修文回到了熟悉的指挥与创作中，民乐在沉寂中日渐复苏。

1960年根据同名琵琶古曲改编的民族管弦乐《月儿高》，是彭修文早期的代表作。在改编中，他审慎地将原曲12段音乐剪裁为9段，以起承转合的内在结构进行联系，通过丰富的乐队语言，利用琵琶与乐队的“点"、“面“结合，以飘逸的笔触描绘了月上东山直至西山沉没，以及月光下恬静、安逸的自然景观，形象地编织了一幅湖光秀色的美妙画卷。乐曲体现出彭修文细腻、精致的配器手法，极大丰富了原作的整体音响，突出了古朴典雅的风格，加之当晚乐团细腻委婉的演奏，恍惚间，微风拂面而过，烛影摇红，余音绕梁不绝。

交响音诗《流水操〉作于1979年，是作曲家后期最有代表性的创作乐曲。乐曲共有4个段落:小溪、江流、峡滩、大河。通过对长江大河从冰川滴水，百川汇集，终成滔滔之势奔流不息的形象描绘，引发出作者对于生活的感悟和对人生的思索。作品借鉴了古琴曲《流水》的主题素材，并创造性地将民间多段体连缀与西方主导核心音调贯穿的思维巧妙结合，运用自由展衍的手法一气呵成，音乐形象既丰富多彩又富于内在的逻辑性。广东民族乐团的演奏极富张力，丰富的音色表现贴切地表达了作曲家的创作意图，尤其是弹拨乐组的表现，展示出乐曲古朴动人、跌宕多姿的浓郁风味。

民族管弦乐《卡门序曲 斗牛士之歌》是整场音乐会中风格最为独特的一首。作品原是法国作曲家比才的歌剧《卡门》中的序曲，彭修文于1981年进行了改编，既保留了原曲热烈、欢快的风格，又凸显了中国民族乐器的艺术魅力，别具韵味。彭氏早期曾改编大量亚非拉音乐，在当时起到了积极的“音乐外交“作用。1978年以后，他更关注于欧美经典乐队作品的改编，先后将贝多芬的《雅典的废墟〉、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N0.2)、比才的《卡门组曲〉、德彪西的《云》、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拉威尔的组曲《鹅妈妈》、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等改编为民族管弦乐队版本。这一做法不仅是民族乐团出访需要所致，也是作曲家探寻西方音乐大师艺术思想与境界的绝佳渠道，更是为了提高民族乐队演奏能力和演奏技巧，掌握多样性的音乐风格，对扩展乐队的艺术视野大有裨益。当晚的演奏热情奔放、神采奕奕，风格拿捏恰到好处。

幻想曲《秦·兵马俑〉作于1984年，在创作观念、手法等方面具有代表性，是彭修文录制、发行频率最高、演出次数最多的一首经典创作乐曲。作曲家从出土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获得了创作灵感，以生动的笔触、宏大的声响描写了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壮景，同时刻画出秦代士兵长年行役，难归故土之苦以及亲人思念之情。由于作品具有鲜明的情节性，因而配器手法更多注意到运用形象化的、富于象征意义的特殊音色来进行总体布局，表现出极其丰富的音响色彩:暗弱朦胧的破晓时分、士兵的行军场面、思乡的心绪、皇帝的仪仗、宫廷的歌舞、妇人的独白、忙乱的军营等。可以说，这部作品成功探索了民族乐队如何表现战争题材的途径，也是一部能够反映乐队整体艺术表现实力的“试金石“。当晚的演出大气磅礴，音响恢弘，较好地体现了原作的内涵。如若打击乐部分的音色表现再丰富、果断一些，乐曲中部独奏、重奏段落再细腻、从容一些，演出效果将更加精彩。

音乐会还演奏了彭修文早期最具代表性的几首民乐改编曲:《瑶族舞曲》的柔美绚丽、《娱乐升平》的优雅细腻、《阿细跳月》的风趣洒脱，《步步高》的活泼欢快。从广东民族乐团的演奏中可以感觉到驾轻就熟的从容，入丝入扣的韵味;从观众热烈的掌声中，也不难体会到这些小品“言简意赅“式的魅力所在。

二、如火的热情  纯青的技艺

本次音乐会最大的亮点莫过于我国二胡演奏家王国潼演奏二胡与乐队的《二泉映月》。这首乐曲原是民间艺人阿炳留下的二胡独奏曲，委婉、凄凉又不失刚毅、坚强的曲风使其成为一首家喻户晓的作品。1973年，彭修文将之改编为二胡与乐队版本，而与其密切合作的就是时任广播民族乐团首席的王国潼。后来，两人曾一起遍访无锡，深入了解阿炳及其作品的产生背景，体会作品的风味与气韵。其间，演奏家又与北京民族乐器厂技师满瑞兴共同研制了GD定音的“二泉琴“，被之后的二胡演奏者所普遍采用。

尽管年过七旬，王国潼的现场演奏依然劲道十足，感人至深，其对二胡音色的控制与乐队的配合更表现出非凡的气度，令人叹为观止。乐曲开始处哀叹式的下行音调苍凉、浑厚，饱满的气韵借着长弓倾泻下来，瞬间抓住了在场每一位听者的内心。王国潼的演奏质朴苍劲，尤其是各种不同的揉弦技巧与运弓的力度巧妙配合，将阿炳悲凉的人生与倔强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演奏者出神入化之技艺与根基深厚的艺术修养也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其实早在1989年，由王国潼演奏二胡、彭修文指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灌录的《二泉映月》唱片便曾荣获中国唱片公司的“首届金唱片奖。

在彭修文后期的改编曲目中，《阳关三叠〉是较有分量的一首代表作。当晚的女高音与乐队《阳关三叠〉，即是彭修文于1980年根据古曲改编。原作本是唐代歌曲，采用了诗人王维的名篇《送元二使安西》为词。担任演唱的崔峥嵘是广州交响乐团的女高音歌唱家，出生于梨园世家，自幼学习京剧，在歌曲“腔韵"的把握上特色鲜明。她饱含情感的演绎流畅而自然，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情境栩栩如生地描绘了出来。

音乐会特邀指挥家张进来自于加拿大，作为加拿大华裔音乐家之一，现活跃于温哥华乐坛，分别在新西敏市交响乐团、温哥华青年交响乐团、温哥华爱乐交响乐团担任音乐总监及指挥。张进曾师从我国指挥家郑小瑛、杨鸿年教授，后留学日本学习指挥与作曲，并曾在指挥家小泽征尔的大师班深造。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张进曾在中国广播民族乐团担任乐手，与彭修文有着多年的合作经历，其出色的音乐才华亦深得彭修文的赞赏。因此，对于彭氏作品的把握，有着切身感受。民族乐队不同于交响乐队，演奏时许多作品的细节处理更为灵活多样，更需体现中国作品“韵"的内涵，这也是乐队演奏最为困难和最易出彩之处。有着西乐与中乐双重教育与实践背景的张进，指挥风格激情如火，对于作品风格韵味的把握精准到位。与乐队短短几天的合作，即能够把不同时期、不同形式、不同风格的作品做到细致的刻画和演绎，实属难得。

演出曲目对于一个职业乐团的建设与提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中国大陆最早发起推行“音乐季“演出模式的民族乐团，自2002年以来，广东民族乐团已积累排演了上千首曲目，这在国内民族乐团中位居前列。

近两年，在我国文艺院团改革的浪潮中，该团从原先广东歌舞剧院分离出来，并迅速成长为目前全国四大最具实力与代表性的、独立建制的民族管弦乐团之一，鲜明而独特的岭南音乐风格使其在音乐界独树一帜。这个担负着广东民族音乐的传承与保护重任的少壮派乐团，并未满足于“广东腔"的地道与流利，而是不断拓展演出曲目与艺术风格，使自己不仅具有南方乐队的细腻与优雅，又能够表现北方音乐的豪放与激情，从而以“全能“式的面貌面向国内乐坛、面向海外演艺市场。

彭修文本身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音乐底蕴，他的作品大多采用西洋传统技法与中国民间音乐发展手法相结合，演奏技巧亦中规中矩。但是，如同中国传统音乐中记谱与演奏的关系那样，彭氏乐谱上看似简单的乐队织体却给指挥与演奏员以极大的发挥空间，因为中国传统音乐的“韵味“往往是依靠言传和体味才能展现出来的。这也是彭修文作品能够享誉全球华人地区、历久不衰的重要原因。通过本场音乐会不难发现，广东民族乐团准确完整的演出在这些方面是令人满意的。

三、艰辛的历程 不懈的求索

现代意义的民族管弦乐形式自20世纪20年代由上海的大同乐会初步确立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经过一代代民乐人的不断努力，已构建起具有相当规模与艺术水准的大型乐队形式。其乐器之丰富、乐队编制之完善、对于各类技法作品阐释之恰切，都体现出民族管弦乐艺术已发展到较高水平。世界上还少有这样一个经过几十年建设就拥有如此丰富的作品、如此庞大而健全的编制、如此富于艺术表现力又深得大众喜爱的由民族乐器组成的新型乐队。

与五六十年代大多由民乐指挥、演奏家进行民乐合奏创作不同，进入八九十年代以来，更多专业作曲家，尤其是中青年作曲家开始介入这一领域的创作，他们对于20世纪西方作曲技法的娴熟运用、对于艺术创造力的个性化展示超越了前辈，这无疑为民族管弦乐事业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也为乐队提出了更高的演奏要求。然而，新奇的音响与前卫的创作理念并未带动大多数听众的审美情趣与之俱进，受众群体的萎缩与市场经济下带来的生存压力，让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前卫与创新也是不够的，对于民族管弦乐团而言，传统的延续与发展依然重要。

面对艺术与商业的交汇、面对传承与创新的碰撞，广东民族乐团在当下文艺体制改革的大潮中，探索着新的发展路径。作为一个南方乐团，一个极富个性的、以演奏粤风为主的民族乐团，坚持地域文化特征是首要的一一其近年来较重要的演出曲目明显反映出这一倾向;作为一个大型职业乐团，面对逐渐市场化的现状，单一演奏风格也是远远不够的。民族管弦乐艺术发展至今，当立足于全球化的语境下，将中华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从而引起更多华人乃至各国听众的情感共鸣。可以发现，充分挖掘乐团的内在潜力，扩展演奏曲目，提高演奏技艺，则是该团近几年努力的方向。缘此，本场音乐会也可视作是此。乐团定位与生存观念的具体体现。

回顾西方，自18世纪中叶在欧洲的曼海姆、柏林、维也纳等地陆续成为大型管弦乐队发展中心以来，近三百年间涌现出众多杰出的作曲家，创作出大量优秀的乐队作品。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不仅西洋大型器乐合奏形式逐渐成形，而且基于这种形式的创作也在不断地经历着淘汰与完善的过程。相比之下，中国民族管弦乐合奏的形式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即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对于曲目库的完善以及创作风格的探索，对于乐队合奏风格、音响效果等方面的可能性的探索，则任重道远。

“醇香国乐“音乐会就像是一个缩影，一个中国民族管弦乐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不断发展的缩影，它带着那一代人的挫折与思索，也带着那一代人的理想与责任，在时代发展的洪流中一路走来。正是这些探索者的勇气开启了中国民乐的一片新天地，也开创了民乐事业的广阔领域。作为老一代音乐家的代表，彭修文的音乐语言质朴、委婉，没有华丽的技巧，却有着打动人心的率真，有着中国文人所特有的含蓄与执着。我们纪念一位音乐家，应该从其创作中感悟他的音乐情怀，感悟作为文化艺术创造者应为社会进步所担负的责任。因此，作为后学，我们有责任更有义务将前辈的民乐事业发扬光大，薪火传承。

(本文为文化部2007年度艺术科学研究项目《民族管弦乐艺术在中国及东南亚地区的传承与流变》成果之一，并获“泰山学者“建设工程专项经费资助。)

来源：人民音乐，201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