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音乐创作之路

（后  记）

我于1942年1月出生于江苏海门。儿时与祖父母同住在长江边，耳边常听到江水的涛涛声、小河的潺潺声以及树上的鸟鸣声等自然界的声响，并不知音乐为何物。在海门上了两年学之后，1949 年我到了上海父母身边生活、读书。我的父亲是小职员，母亲是纺织工人，都不懂音乐，但与我们一壁之隔的亲邻是位在江南丝竹界小有名气的乐师 ( 上海沪剧团乐队演奏员 )，他就是我学习音乐的启蒙老师瞿东森先生。瞿老师擅长笛子、琵琶、二胡的演奏，在教学上也很有方法，受教于他的马圣龙、瞿春泉、潘妙兴等都考进了上海民族乐团，并成为乐团的骨干力量。在瞿老师的教导下，我的琵琶演奏有了较大提升，练习弹奏了大量传统独奏曲及江南丝竹乐曲。其间我还参加了由胡登跳先生指挥的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业余民族乐队，初次接触到现代民族乐队多声部的音响效果，让我感到新鲜和喜爱。所有这些经历都为我日后进入专业音乐创作领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1957年，我考入上海民族乐团任琵琶演奏员。在乐队里，我进一步接触到不少新颖的民族管弦乐作品，丰富的乐队效果及多声部的配器色彩深深地吸引了我，同时深感自己与专业音乐工作要求的差距是多么大。于是我与瞿春泉一起在外请了老师，从基本乐理开始做习题、补课， 进而再学习和声等课程。1959年，我与马圣龙先生合作创作了民族管弦乐合奏曲《东海渔歌》，乐曲虽简单甚至粗糙，但由于有着浓烈的生活气息及鲜明的地域特色，深受广大听众的喜爱。随后，1960 年我创作的小型合奏《京调》和 1961年改编的弹拨乐合奏《三六》获得一致好评，引起了领导的重视。1961年，主持乐团工作的何无奇副团长决定让我脱离乐队，转到创作组，并给我安排了钢琴、作曲老师，联系好上海音乐学院听课事宜。我由此正式步入专业作曲的学习阶段。

四年半的学习分二个阶段：第一阶段 1961—1963 年，我在校内听课，校外由老师改题、指导；第二阶段1963—1965 年，我开始进校学习，这期间我先后向多位先生学习了以下课程：黎英海先生的作曲、和声，刘福安先生的作曲、复调，肖黄先生的旋律写作，严庆祥先生的和声，钱仁康先生的曲式与作品分析，江明惇先生的民歌，施咏康先生的管弦乐配器法，杨嘉仁先生的指挥，李士珉、毛宗杰先生的钢琴。我选课自由，集中精力去学习， 尽力做到学深、学透。在校期间，除上课时间外，我每天至少有 8 至 10 个小时在琴房做题、练琴、分析作品或在图书馆阅读资料、唱片室听各类作品。老师们的辛勤培养及自己的刻苦努力，让我获得了十分宝贵的创作理论及技能，为日后的创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1965 年结业回团后是我长达十多年的创作空白期，虽然万分可惜，但我并没因此而消沉，这个时期我对中国古典诗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把唐诗、宋词读了个遍；反复哼唱以前收集到的民歌资料，分地区分析它们的特点；利用1969年暂调至上海沪剧团的机会学习地方戏曲音乐；1970—1978 年趁着调到上海京剧团搞创作的机会认真地学习了京剧、昆剧音乐。所有这些经历对我后来的创作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一时期可称为我创作题材及音乐素材的积累期。

1978 年上海民族乐团复团，我是首批回到乐团的，创作的春天来到了，我的创作热情极度高涨。1979 年我创作了两首较有份量的作品，即琵琶协奏曲《花木兰》及民族管弦乐《春天》组曲。之后几乎年年都有新作品问世， 包括各种形式的大、小作品。此次出版的两张专辑，是从1979—2012年间创作作品中选出来的 12 首民族管弦乐合奏曲及 10 首协奏曲，同时配有乐谱出版。此后创作的作品因委约期限等原因不能收入其中，拟另择机会合集出版。在专辑出版之际，对辛勤培育我的老师们及所有支持我创作并长期合作的朋友及同事们表达我深深的感激之情，对滋养我成长并给予我创作源泉的传统文化、民间音乐表达诚挚的敬意。

在此，要衷心地感谢上海文艺人才基金的大力资助， 感谢上海音乐家协会、上海音乐出版社、上海文艺音像电子出版社、上海民族乐团为筹划曲集和专辑的出版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感谢著名音乐理论家乔建中先生为本曲集和专辑撰写“序言”；感谢著名古筝演奏家、作曲家、上海民族乐团罗小慈团长撰写的“献言”；感谢著名指挥家瞿春泉先生、张列先生、姚申申先生、彭菲女士以及著名演奏家龚一先生、马晓晖女士、周韬先生、段皑皑女士、王玉先生、金锴先生、沙漠女士、方瑜女士、陆莎莎女士、陈韵颖女士、李胜男女士、沈岑麟女士，还有著名录音师胡桃源先生等名家以及上海民族乐团全体演奏家为录制音响作出的艰辛努力；感谢编辑、审稿、设计、制谱、校谱及所有为专辑和相关乐谱出版辛勤工作的人员；感谢上海民族乐器一厂对专辑录制的大力资助。谢谢大家！

顾冠仁

2019 年 4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