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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乐载道以韵传情 —赵季平音乐创作美学思想研讨会述略
陈真 华音网 2026-07-24

作为中国当代音乐史上的标志性作曲家之一,赵季平以其独树一帜的创作内涵与风格,被誉为中国乐坛最具中国风格、中华气质和民族文化精神的作曲家。①2025年l2月l4日,由西安音乐学院、陕西赵季平音乐艺术基金会主办,陕西省文联、陕西省音乐家协会、西安市文旅局等单位支持的“赵季平音乐创作美学思想研讨会”在西安召开。作曲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陕西省文联主席赵季平,西安音乐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王刚,中国文联音乐艺术中心副主任、《人民音乐》副主编张萌,陕西省文联党组成员、专职副主席贺晋东,陕西赵季平音乐艺术基金会理事长尚飞林,西安市文旅局艺术处处长李升时等出席研讨会。研讨会由张萌主持。

研讨会正式开始前,尚飞林在代表主办单位致辞时指出,赵季平是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一座高峰,其作品植根于中华文化的丰厚土壤,融传统精神与现代表达于一体,汇民族气韵与世界视野,形成了既具东方意境又富时代气息的美学风格。本次研讨会旨在进一步总结赵季平音乐创作美学思想之精髓,激发对中国音乐发展路径的新思考与新见解,凝聚推动中国民族音乐事业持续繁荣发展的新共识与新力量。

本次研讨会汇集了来自中国音乐学院、浙江音乐学院、福建师范大学、温州大学、西安音乐学院、陕西师范大学等高校相关领域的音乐学家、文艺批评家,与会专家分别从美学思想的宏观阐释、音乐体裁的多元探赜及“赵季平经验”的理论总结等维度,解读赵季平音乐创作中的美学思想与艺术特征。②

一、绕不过去的“乐坛神笔”

在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赵季平谱写了一曲曲记录时代风貌、令人回味的音乐佳作,涵盖影视音乐、民族管弦乐、交响乐、艺术歌曲等体裁;其音乐凝聚中国民族音乐特质,在中国音乐界享有“国之瑰宝,民族乐魂”的美誉。赵季平亦被称为以民族音乐语言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国神韵与气派、与世界乐坛对话的作曲家。

赵季平祖籍河北束鹿(今河北省辛集市),l945年8月出生于甘肃平凉,长期在西安生活、学习与工作,始终以音乐创作为安身立命之本,创作了一大批兼具浓郁中国传统音乐美学精神与当代社会审美特征且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建构了数亿听众的集体听觉记忆。关于赵季平在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与实践中的地位,西安音乐学院的罗艺峰教授指出:“作为理论家或评论家,面对极其丰富的当代音乐生活和创作,赵季平是绕不过去的。

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以“赵季平”为主题进行检索,可得相关成果逾500篇,涉及音乐舞蹈、戏剧影视、人物传记、文化经济、文艺理论等多个学科和领域。相较于其他“学院派”作曲家,赵季平不仅在音乐创作实践领域成果丰硕,在音乐学术领域甚至文化界的影响亦广泛且深远。中国音乐学院张天彤教授将相关研究成果总结为三个层面:宏观层面对赵季平音乐人生进行整体性研究,中观层面聚焦他的音乐创作研究,而微观层面则是对他具体音乐作品的个案研究。然而,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中,从哲学与美学层面观照赵季平音乐创作思想者尚不多见,本次研讨会以“赵季平音乐创作美学思想”作为核心议题,亦是一种裨补阙漏,发前人之所未发。

与会者一致认为,本次研讨会不仅是对赵季平个人艺术成就与美学体系的系统梳理,更有助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推动中国当代音乐创作与理论的深度融合,并在某种意义上关乎中国音乐事业的未来走向。

二、多维视域下的理论体系建构

张萌在主持研讨会时提出,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的高峰,除了一度创作者(作曲家)的倾力投入,理论建构工作同样至关重要。在“中国音乐的经典化建构”过程中,理论体系建构尤为关键。作为作曲家,赵季平已经完成其创作,艺术智慧熔铸于音乐作品之中。如何让音乐作品的时代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得到全方位、持续的激活与转化,二度创作的演奏家和理论评论家责无旁贷。

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围绕赵季平音乐创作展开了多维度、深层次的学术对话,既从哲学、美学层面阐释了赵季平“人本、情理、声况”的创作内核与“意象建构、空间留白”的艺术特质,又通过对民族管弦乐、交响乐、影视音乐及“一带一路”主题音乐创作的个案剖析,系统梳理了其作品中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守正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关系,既揭示了赵季平音乐深植中华文化根脉的精神底色,也探讨了其构建中国音乐自主知识体系的范式意义,为当代音乐创作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与实践路径。

(一)赵季平音乐创作美学思想的宏观阐释

罗艺峰教授从音乐哲学视角出发,以“人本”“情理”“声况”三个范畴阐释了赵季平音乐创作的特点。他认为,“人本”一方面表现为赵季平“为音乐而来”的无伪天真创作初心和神清气爽的人格气质;另一方面则体现为其运用音乐组织声音世界的人性本质,与听众形成相互进入、相互内在的超人际间性的关系,在情感、思想、生命的层面相互印证的人本价值。“情理”则表现为赵季平音乐创作既以情为动力和归属,又追求理性的节制与秩序,保持“走野路、说人话”的创作姿态,将感性经验升华为理性结构,达成情感与逻辑、经验与灵感的边缘思维融合。“声况”则指向声音本体的哲学建构,赵季平通过调式综合运用、旋律声腔化处理、色彩配器等技法,创造出独特“声纹”,形成由“声韵调”指向“精气神”的“声况”。③

西安音乐学院马波教授提出,赵季平音乐创作以“意象化表达”与“空间留白”为核心美学特质,构建了兼具民族底蕴与现代精神的音乐范式。在意象化表达层面,赵季平善于将抽象哲思转化为可感的音乐形象,通过旋律流动、节奏变化、音色调配与力度控制等语言手段,在听众内心构建丰富的听觉场景,实现“情感—思想—意境”的升华。留白美学则体现为赵季平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滋养,运用“虚实相生”的东方智慧拓展音乐表达维度,通过节奏顿挫与休止符的精妙运用,营造“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张力,为听众预留想象与领悟的空间。在“意象建构”与“留白艺术”之间,赵季平实现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有机融合,为中国当代音乐发展提供了兼具传统根脉与现代美学的重要范式。

张天彤总结认为,赵季平音乐创作做到了“四者兼顾”:一是民族性与世界性兼顾,即一手伸向民间,扎根西北民族民间音乐土壤,一手伸向世界,吸收借鉴西方音乐创作技法,最终形成鲜明的中国风格与气派;二是人民性与时代性兼具,通过深入田野采风,捕捉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貌,使作品成为现象级的文化符号;三是交响性与诗意性兼得,在管弦乐思维中融入哲理思考与抒情诗意,构建“听觉画面”;四是继承性与创新性兼修,以寻根意识和乡土味道为源泉,在尊重传统音乐审美的基础上进行现代表达。此外,赵季平的音乐创作还实现了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既非简单拼贴,亦非盲目求新,而是完成了对文化身份的深情守候。

尚飞林从性情、家学、创作等层面梳理了赵季平与陕北音乐的关联。首先是精神气质的内在契合:赵季平虽外表儒雅,骨子里却拥有燕赵之地“慷慨悲歌”的侠气,这种内在力量与陕北音乐的豪爽奔放高度契合。其次家族精神的传承发展:赵季平深受其父赵望云“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艺术理念的影响,这种认知促使他在20世纪60年代与陕北音乐结缘,70年代深入延安、榆林采风,80年代以《黄土地》实现与世界音乐对话,构建起完整的陕北音乐创作脉络。最后是“民歌精神”④的创造性转化:赵季平对陕北民歌的改编并非简单编配或填词,而是将民间艺术“揉烂”后融入血液、自然流淌的再创造,如《女儿歌》虽无直接对应的陕北民歌曲调,每个音符却都饱含陕北音乐的神韵。

(二)不同音乐体裁的多元探赜

叶松荣指出,赵季平的民族管弦乐创作构建了“艺术发现—艺术感觉—艺术感悟”的感知体系,通过传统音乐美学当代转化、西方多声思维民族化重构以及传统叙事与当代命题对话,作品“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审美尺度上,以“中庸”驾驭创作,在五声调式与色彩性和声、散板与规整节拍、热烈欢腾与渊远深沉等多元对立中寻求平衡;审美思想上,以儒家社会担当、道家虚实相生、禅宗空灵之境为内核,但又不止步传统的挪用,而是通过现代化音乐语言完成创造性转化,超越“传统即复古”的二元对立;审美定位上,追求典型性、理想性与普遍性的统一,提炼传统美学核心特质为可感知的音乐符号,构建超越现实的诗性栖居,为民族管弦乐跳出“西化跟风”与“复古怀旧”的困局,让传统音乐文化真正“活在当下”。

夏滟洲认为,赵季平《风雅颂之交响》在结构上以“风、雅、颂”三大范畴构建由古及今的文化叙事。《关雎》与《终曲》诠释“风”的民间性:前者以“有词的歌”呈现《诗经》的四字句式,体现写意风格;后者以“无词的歌”,运用“散—慢—中—快—散”的传统速度原则,展现传统诗意。《幽兰操》对应“雅”的礼制性,通过雅乐音阶、编钟音色及“同头换尾”的句式结构,表现谦谦君子的文化风骨。《玄鸟》体现“颂”的仪式性,歌颂祖先功业与英雄气概,展现创新求变的精神。他提出,赵季平音乐语言实现了中西融合创新,结构上采用“独具匠心的乐段构造”,通过《诗经》文本的音乐化,《风雅颂之交响》构建了“古今贯通”的历史叙事,将民间性、礼制性、仪式性融为一体,体现了作曲家深厚的文化理想与艺术追求。

徐文正认为,赵季平的影视剧音乐创作构建了独特的美学体系,其核心在于实现旋律优美、音乐与戏剧紧密结合,使作品兼具中国气韵、民族特色与当代音响审美。赵季平从直观烘托、深度挖掘、哲理超越、人物塑造、情节推动、情绪晕染与结构整合等维度深度参与影视叙事。他超越简单引用民歌的做法,实现了基于戏剧需求的创造性转化:继承戏曲、曲艺、民歌的线性发展手法,结合人物动作创造性运用;突破西方曲式规范,运用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原则;提炼陕西、山西、北京等区域音乐的“基因”进行再创造,将线性旋律思维与西方交响化技法融合,实现民族音乐的现代化表达。在深入理解传统的基础上实现“守正创新”,赵季平的创作已进入“自由王国”。

李鹏程从“一带一路”视角梳理赵季平的音乐创作,指出《丝绸之路幻想组曲》(1981)是中国作曲家同类题材中最早的作品,乐曲按地理空间由东向西叙事,融合西洋乐器与丝路本土乐器;受马友友“丝路乐团”委约创作的管子协奏曲《关山月》(2000)开创性地将大提琴、琵琶、笙与印度塔布拉鼓置于同一时空;《丝路粤韵》(2017)第五乐章《乡愁》,体现由陆路向海上的空间拓展。他还提出赵季平“一带一路”主题创作的意义:典范性,以近半个世纪的持续实践成为该领域奠基性存在;内在性,作为古丝绸之路起点的地理—文化局内人,以本土创作者身份消解异域猎奇;融合性,将沿线多元音乐元素自然内化于个人语汇,突破地域边界,抵达人类共通情感的普遍表达。⑤

三、中国当代音乐的“赵季平经验”

如果说上述对赵季平音乐创作美学思想的阐释仍集中于对其个人艺术世界的“内部研究”,那么本次研讨会的深层学术旨趣则在于由此个案出发,探寻其对于中国当代音乐发展的普遍启示。与会学者普遍意识到,赵季平的艺术道路并非不可复制的孤例,而是蕴含着可资借鉴的方法论意义与范式价值。这种从“特殊”上升为“一般”的理论取向,使研讨会超越了单纯的作曲家评论,触及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建构、传统音乐现代转型、雅俗审美张力破解等更具普遍性的时代命题。由此,“赵季平经验”⑥作为一个兼具描述性与规范性的学术概念,被赋予了连接个人创作史与民族音乐发展史的桥梁功能—既是对赵季平60余年艺术实践的理论提炼,也是对中国音乐未来走向的路径探索。

冯乙历从乐评人的视角,以“天时”“地利”“人和”阐述了赵季平音乐创作的启示意义。她指出,赵季平作品独特之美体现为三个维度的融合:天时,体现为60余年持续不断的创作生涯,以音乐串联中国时代变迁,保持高质量产出;地利,即“用双脚丈量中国大地”,通过长期深入民间采风而积累深厚的民间音乐素养;人和,即至纯至净的人格状态与绝对自由的创作灵魂——如赤子般纯真,能在古典、影视、通俗等不同音乐创作中自由穿梭,实现旋律的自然流露。

张天彤提出,赵季平作为当代民族音乐创作的杰出代表,其艺术成就路径可概括为扎根传统,将西北民间音乐元素融入创作,以深厚传统文化底蕴和民族认同构建中国风格,体现对传统的自觉坚守与自信;发展创新,在尊重传统音乐审美基础上大胆融合现代元素与当代审美,以开放视野推动中国传统音乐走向世界,焕发时代生机。赵季平的创作实践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宝贵经验,形成创作技法范式与核心团队,推动当代中国音乐事业高质量发展。

李震指出,国内独立设置的多数音乐学院将中国音乐称为“民乐”,体现了他者化倾向,但现在应建立文化主体性,改称“国乐”。他从中国文艺文化主体性建构的视角⑦将赵季平定位为“国乐大师”——核心原由在于:一是对《诗经》中三大传统即风、雅、颂的传承、发掘与转化;二是以中国性为主体,融合西方音乐技法形成开放性、现代性与世界性,打破殿堂与民间、音乐厅与大众、经典性与流行性的壁垒;三是传播全覆盖,通过电影电视、交响组曲等多渠道实现全民知晓。他认为,赵季平的创作不仅是个人的艺术成就,更是现代中国音乐文化主体性建构的经典范例,为重建中国文艺国际话语权提供了可复制的“赵季平经验”。

张萌在总结研讨会时,从三个维度阐述了赵季平研究的文化意义与学术价值:一是跨学科对话的桥梁价值。音乐界虽拥有完善的学术体系,但与大文化界缺乏有效对话。作为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作曲家,赵季平为这种对话提供了可能。二是突破“雅俗共赏”⑧的美学悖论。中国作曲家面临既要获得学院派专业认可,又要实现大众传播的悖论,这种“不可能完成任务”的实现,既是时代机遇,也是个人才华的极致体现。三是当代研究的“情感温度”与经典化意义。当前研究者多与赵季平有直接或间接的个人联系,形成了兼具学术客观性与情感温度的独特研究范式,这种“当代人研究当代人”的亲近性,构成了中国艺术理论建构的鲜明特征。

结语

赵季平音乐创作美学思想研讨会汇聚了音乐学界的多维视角,系统梳理其作品背后深层的文化逻辑与美学机制。

深植传统的文化根脉与民间立场。赵季平创作的核心特质在于对中华传统音乐文化的深度坚守。他秉持“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的家学理念,将陕北及西北民间音乐“揉烂”后融入血液,形成独特的“民歌精神”。这种扎根民间的创作路径,既保持了与广大听众的情感共鸣,又构建了深厚的民族认同,为中国音乐创作提供了“接地气”而又“有底气”的优秀范本。

雅俗共赏的审美突破与中西贯通。赵季平成功破解了中国作曲家面临的“美学悖论”:其作品既能进入音乐学院课堂作为典型教学案例,又能被民间广泛传唱,真正实现了“殿堂”与“江湖”的有机统一。同时,他以中国精神为内核,运用西方交响思维与技法,形成了兼具东方意境与时代气息的美学风格,为中国音乐的现代表达开辟了新路径。

文化主体性建构与自主知识体系创新。赵季平的创作实践打破了“民乐”与“西乐”的主客二元对立,不仅积累了宝贵的话语资源与技法范式,更通过“一带一路”主题创作等实践,实现了从“观看丝路”到“身处丝路”的范式转换。这种立足本土、胸怀天下的文化立场,为提升中国文艺的国际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可复制的“赵季平经验”。

①赵季平《用民族音乐讲好中国故事》,https://www.chinanews.com.cn/cul/2023/0329/9980921.shtml,发布时间:2023年3月29日,访问时间:2025年12月20日。

②本文专家发言内容整理自四川大学硕士研究生戴文硕(导师:王杰教授)提供的现场录音,特此说明和致谢。

③罗艺峰《人本情理声况——赵季平音乐哲学漫议》,《人民音乐》2024年第11期,第22-24页。

④尚飞林《浅谈赵季平〈唐风古韵〉及其“民歌精神”》,《音乐天地》2014年第23期,第4-5页。

⑤杨灿、李鹏程《“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赵季平器乐音乐创作解析》,《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2024年第6期,第101-105页。

⑥李震《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赵季平经验”——赵季平影视音乐四十年志》,《人民音乐》2024年第11期,第16-21页。

⑦李震《中国文艺批评的人本主义传统及其现代转化》,《中国社会科学》2025年第3期,第128页。

⑧张萌《赵季平音乐创作的启示:雅俗共赏与时俱进》,《人民日报》2019年3月26日,第20版。

文章来源:人民音乐,2026,(4):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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