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朴东生先生的新作《民乐记事60年》，我感慨万分，60年，整整一个甲子，岁月的蹉跎让一位才华横溢的青春少年成了两鬓斑白的睿智长者。60年的艺海浮沉，朴东生先生为中国民族音乐事业发展，倾注了毕生的情与爱，其中的前尘往事，艰辛坎坷，足以称得上是浓墨重彩，华章不断。

我与先生相识是在2000年的冬天，我来北京参加第二届全国民乐考级座谈会，在会上见到了先生。后来因为工作上的往来，我和朴先生越来越熟悉，先生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了我，让我产生了想写他的欲望，当我将这一想法告诉先生时，先生却一再推让：“我没有什么好写的，还是多写写那些年轻人吧，他们更需要扶持宣传。”虽然我的想法被先生婉拒，但我却一直没有改变初衷。

写先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因为他的阅历丰富，做过许多备受世人称道的实事，通过先生的经历你可以了解中国民族音乐的发展轨迹；但这同时又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因为他忙，忙得见他一面都很难，即便费了很大的周折见到他，他却同我什么都聊，天南海北，人情世故，工作学习，唯独从来不讲自己如何“过五关、斩六将”。他是中国民族音乐领域的多面手，创作过许多经典作品，指挥过许多轰动国内外的大型音乐会，策划过数十台大型音乐会，为众多作曲家创作出过金点子。但他从不跟我讲这些，他提的都是别人的长处、好处。在我的印象里，先生涵养深厚、学识渊博、待人真诚、淡泊名利、到哪里都不显山不露水，但真正称得上“世事洞明、人情练达”，是资深作曲家、指挥家。

朴东生1934年农历十月初二生于辽宁沈阳，自幼喜爱音乐。1952年，18岁的朴东生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东北鲁迅文艺学院。学院里浓厚的艺术氛围，让朴东生耳目一新，他象一支刚刚从山间流出的小溪，突然汇入了宽广无边的海洋，音乐的魅力让他臣服与震撼，他开始如海绵吸水般不断地充实自己。

天资聪颖加上超负荷的努力，青年朴东生羽翼渐丰，他开始尝试音乐创作，和白洁合作了民乐合奏曲《东北风》，在汇报演出中一炮打响。初试的成功让朴东生欣喜不已，同时也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于是又创作了民乐合奏曲《苗族见太阳》，朴东生也因此从一名演奏员慢慢地向作曲家转变。

1954年，朴东生调入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附属儿童剧团管弦乐队担任演奏员。两年之后又被调到中央歌舞团，成为一名国家院团名符其实的指挥。闪光的年华，倜傥的青春，作为中央歌舞团最年轻的乐队指挥，每当节目合成或审查连排时，朴东生站在指挥台上，真是神气十足，备受瞩目。这段时间，也是朴东生民乐创作的第一个“黄金期”，他创作的二胡独奏《在草原上》、扬琴独奏《山谷的黎明》、《东湖之春》，以其形象鲜明、意境幽远而被广为流传；民乐合奏《儿童舞曲》则代表北京地区入选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并参演，反响空前；作为童话剧《马兰花》作曲者之一，受到了各界人士的一致认可，该剧的广泛流传影响了一代人的成长。凭借这一系列的成绩，朴东生作为代表光荣的出席了第一届全国音乐周，又在中南海草坪得到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的接见。

成名的朴东生并没有因此而满足，他明白要想写出好作品，必须不断充实自己的知识。他利用业余时间选修了天津中央音乐学院苏联专家古洛夫的和声课程，在学习的过程中，朴东生的音乐潜质得到了更充分的调动和发挥。

1958年他作为文化部第一批下放干部被下放到苏北的六合锻炼、接着又转至陕北的延安支边，后来又对调到辽宁歌剧院。艰苦的环境，并没有磨灭朴东生对民族音乐的追求，反而让他更加沉迷于音乐创作，这期间他指挥、移植编配了歌剧《江姐》、《洪湖赤卫队》、《刘三姐》、《三月三》，创作了女声表演唱《公社好》，舞蹈音乐《元宵夜》和以陕北碗碗腔为素材创作的板胡独奏曲《彩霞》，民族管弦乐合奏《江苏民歌组曲》，这些作品体现了朴东生对民族器乐艺术传承与发展的新思维。其中《江苏民歌组曲》由中央广播民族管弦乐团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乐团民族乐队联合演奏，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被作为国庆10周年献礼作品在北京隆重上演。

时光荏苒，转眼之间朴东生已过了不惑之年，1977年朴东生重新回阔别18年的中央歌舞团担任常任指挥。新的生活，点燃新的希望，尽管这之前十多年的磨难曾经差一点终止了他的艺术生涯，但面对崭新的未来，这些又算得了什么？音乐给予了朴东生乐观开朗的人生态度，陪伴他度过了人生最灰暗的日子，在这之后他的作品以及他的为人处世中，我们丝毫感受不到先生历经沧桑的疲惫、憔悴与苍凉，他给予观众和朋友的始终是正义、幽默、宽厚与仁爱。

1979年开始，朴东生逐渐步入自己艺术生涯的巅峰时期，他的作品音乐语言精炼，旋律优美自然，那份率性大气已经颇具大家风范。他创作的民乐合奏《青年参军》参加国庆三十周年献礼演出荣获文化部优秀创作奖，二胡与乐队《洪湖主题随想》（乐队改编）已成为广泛流传的经典，至今仍是中央民族乐团经常演出的保留曲目。此外他还完成了数十部国宾晚会的总谱编配，并出版了两集《外国民间乐曲选》。他创作的民乐交响诗《牡丹仙女的传说》在探求更多更新的节奏织体和音响组合，着力发挥各种乐器性能，挖掘更新颖丰富的音色方面独有创新。

正当朴东生决心从恢复传统曲目入手，重振民族音乐的时候，中国民乐开始受到大量外来文化的冲击。这个时期社会上出现了一股轻视中国传统文化的倾向和理论，有些人公开指责民乐陈旧、单调，在这种形势下，很多从事民乐工作的同志心情压抑，有的甚至改了行，不少乐团溃不成军。而朴东生却依旧执着，他不相信眼前低迷是中国民乐的死谷，强烈的责任感让他更加全身心的投入到民乐的振兴发展中。

1979年春，中国音乐家协会在四川成都召开了“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全国音乐工作会议”，全国各省市，各院校团体都派了代表参加。会议的主题是音乐界如何迎接“文革”后文艺春天的到来，繁荣音乐文化。在这次会议上，朴东生与民族音乐指挥家彭修文、秦鹏章通过反复地分析、论证，他们三人发起成立“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把民乐界的有识之士团结起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民族管弦乐事业，求得民乐繁荣和振兴。那年，朴东生45岁，是学会发起人中最年轻的。他们三人趁着这次各地同行云集成都的机会，分别与各地代表征询意见，大家异口同声的赞同，使他们倍受鼓舞。成都会议一结束，朴东生回到北京就邀请专家召开多次论证会，起草章程，1980年，彭修文、秦鹏章、朴东生作为发起人，在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李焕之、副主席李凌、书记处书记冯光钰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于1986年8月8日在北京正式成立了。

1987年，朴东生得知文化部要主办首届中国艺术节，他便找到组委会，希望在中国艺术节开幕式上，搞一场“千人大乐”。经过慎重研究，中国艺术节筹备委员会正式委托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组织千人表演的《中华大乐》，朴东生担任总联络员。为了在做好中央歌舞团和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日常工作的同时搞好“中华大乐”的演出，朴东生几次谢绝了待遇优厚的外出讲学任务，不辞辛劳，白天奔波于各个排练场，组织排练、审听，晚上还要加班赶写总谱。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身为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的副会长兼秘书长，工作忙，压力大，但他仍然无怨无悔的工作着。

当盛大的第一届中国艺术节拉开序幕，开幕式的第一档节目便是这出动人心魄的千人“中华大乐”，由彭修文、朴东生、阎惠昌担任指挥，场面之壮观，声势之浩荡，令人叹为观止。这是中国民乐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乐队，蔚为民族音乐演奏史上的空前奇观。联合国总干事、国际知识界著名活动家阿马杜马赫塔尔·姆博先生观看后兴奋地说：“这个节目雄伟壮观，我在中国还是第一次观看如此规模的大型民族器乐合奏，指挥了不起……”

紧接着他又联络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6家新闻媒体连续举办了三届“全国民族管弦乐展播”，大检阅大交流，极大的鼓舞了民族音乐界；1988举办“龙年龙乐音乐周”，他被六家主办单位委托担任组委会常务副主任，从全国汇集近千名民乐精英，重塑了民乐崛起的希望。

1988年底，朴东生调入文化部中国音像出版总社任社长，开始了个人艺术生涯又一次重大的转折。尽管社里的日常事务繁忙，但他的拳拳之心仍牵挂在中国民乐的发展上。为了不影响工作，朴东生只能利用唯一属于自己的那点可怜的睡眠时间搞创作，他常常在凌晨起床，伏在五线谱上“发豆芽”，谱写了民族管弦乐合奏曲《阿里山素描》等一批作品。集作曲、指挥、企业家三职为一身，举重若轻，朴先生虽然因为三方面的追求分散了体力，牵扯了精力，但三者的碰撞与契合却产生了强大的能量与聚变的光芒，折射出立体的瑰丽人生。

1994年，是朴东生从事民乐工作45年，他亲自执棒了个人作品音乐会。音乐会由阵容强大的中央民族乐团民族管弦乐队、合唱队为演出主体，整场演出充满了浓郁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势。《洪湖主题随想》《牡丹仙女的传说》、《阿里山素描》、《中华颂》。在这些作品中，他塑造的音乐形象生动、鲜明、富有新意，表现手法明晰质朴，他从不为追求新潮把音乐写得怪异繁复，他着力表现人的情感世界，从诗情画意的意境出发进行思维，然后选用民族音乐语言去阐情示意，几乎每一部作品在他笔下都有一段优美动听、亲切流畅、民族风格浓郁的旋律，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朴东生先生四十多年音乐生涯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串凝重而坚实的脚印。他概括了朴东生的艺术理想、追求、观念，成就，真实地再现了朴东生对中国民族传统音乐，尤其是民族器乐艺术继承与发展的理念与主张，同时，也从一个侧面展示了朴东生先生走过的坎坷艺术人生。

在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朴先生的办公桌上，我看到了他的工作日程表，每天都安排得密密麻麻。离休后的朴东生仍然在为中国民乐事业的发展忙碌着，而且一年比一年忙，他忙得有成果，忙得心里敞亮，他忙得身体强健、无暇生病，忙得精神舒畅。他深切地认识到中国民乐事业的发展光靠他们这一代不行，中国民乐发展必须从青少年抓起。让民族音乐滋润孩子们纯洁的心田，用民族音乐的神韵培育孩子们的高尚情操。1997年经文化部批准，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获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考级活动，这项活动推动了我国社会艺术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是一项意味深长、意义深远的重要活动。至今为止，参加“学会”民乐考级的人数已突破10万，中国的民族音乐后继有人。当朴东生看到孩子们徜徉在民族音乐海洋中努力求索并取得优异成绩的时候，他发自内心地感到无比的喜悦和激动，他深信，中国的民族音乐在21世纪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发展，中国的民族音乐必将在世界乐坛上熠熠生辉、光彩夺目。

早在“文革”期间，朴东生就开始偷偷编写《乐队指挥法》，因为在长期的排练演出、教学实践中，朴东生发现我国通用的指挥法教材都是翻译国外的指挥法，用外国人的指挥法来指挥中国的民乐，总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朴东生瞄准了这个空白点，一头扎进去，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下，冒着极大的风险开始编写教材。经过十多年磨砺，1981年朴东生的专著《乐队指挥法》终于面世了，这是第一本由中国人结合中国乐队实践写出的为中国普及乐队指挥艺术的乐队指挥法。之后又相继写出了《指挥入门》、《民乐指挥概论》、全国普通高等学校音乐学教材《合奏与指挥》。2009年朴先生又出版了《民乐记事60年》、《指挥艺术概论》两本专著。朴东生先生在百忙的社会活动和“学会”工作中，还有这么多理论建树，他的时间、精力竟然如此充沛，这对一位古稀老人来说，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就是我们的老民乐人朴东生；这就是我所敬佩的民族音乐理论家朴东生。

作者与朴东升先生合影

在朴东生60年的从艺生涯里，为年轻一代留下的是一个为新中国民乐事业执着求索的理念，我们就是想通过朴东生60年孜孜不倦的历程中和对民族音乐事业诚挚热爱的回顾，进而探索有益于中国民族音乐发展的宝贵经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朴东生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继续为中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中国有朴东生这样一位无私无畏、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的民族音乐领头人，是一个民族的幸事，是一个国家的幸事。

文章来源：中国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