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笛”是中国自古就有的乐器之一，在中国有着悠久而深厚的文化基础。由于文献失载与后人的误读再加上考古资料的匮乏，导致在相当一段时期里，“笛”的名称与形制混乱，出现年代和源流传播问题众说纷纭，各执一词。近几十年，学者们通过对文献的释读和出土文物的考证，对“笛”的名称、形制、源流以及与“笛”有关的律制、音阶进行研究考证，取得很大进展，并且在“笛”等同类管乐器的考辨上收益很大。特别是随着1987年舞阳贾湖骨笛的出土，关于“笛”的诸多问题逐渐有了清晰的认识，对中国音乐文化乃至中华文明历史发端也产生了一个新的认识。本文将近几十年来与“笛”有关的音乐考古研究的文章作一统计，可窥见这几十年来音乐考古在此方面的研究成果和进展，希望能对进一步深入研究笛的学者有所借鉴。

关键词：笛；音乐考古；源流；律制；骨笛

笛，一种吹管乐器，由来甚久。笛身细小灵活，轻便易携带，音色或高亢明亮，轻快豪放，或淳厚圆润，婉转悠扬，古人谓“荡涤之声”，其音乐表现力强，形式自由灵活，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乐器之一，在民间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在民乐乐队以及戏曲表演中也是不可或缺的伴唱乐器，乃至一种独秀一枝的个性鲜明的乐器。

在中国，笛一直是历代民众热衷的乐器之一，上至君臣将帅，下至百姓黎民无不厚爱有加，留下了许多与笛有关的典故。《搜神记》载：“周穆王时，天下连雨三月。穆王乃吹笛，其雨遂止。”《还乡记》载：“李陵各单于围，夜半使郭超吹笛，声多悲惨，单于反流涕解围北走”，复演了“张良吹箫散楚兵”一幕。相传，东汉著名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蔡邕从竹椽上取下一截质地特别的竹子，制成了一支音色极为优美、价值连城的绝世之笛──“柯亭笛”，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大将桓伊的随身之物，其吹奏的乐曲《三弄》竟令书圣王羲之听得如痴如醉，一言不发。到了唐代，笛子更是受到各个阶层的追捧。唐明皇李隆基酷爱音乐，并且精于多种乐器，尤其喜欢横笛、羯鼓。《文献通考》载，天宝年间唐明皇命歌妓红桃用《梁州曲》歌唱杨贵妃，并且亲自吹奏玉笛为其伴奏。唐代诸多大诗人对笛也是情有独钟。李白的很多诗里都有用笛赋义或者直接描写笛子的，如“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春夜洛城闻笛》)、“黄鹤楼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笛奏梅花曲，刀开明月环”(《从军行》)以及“胡人吹玉笛，一半是秦声”(《观胡人吹笛》)。杜甫《吹笛》：“吹笛秋山风月清，谁家巧作断肠声”，《晚携酒泛江》：“笛声愤怨哀中流，妙舞逶迤夜未休”，边塞诗人王之涣的“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和高适的“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羌笛戍楼间”，以及唐代诗人张乔、刘长卿、李中、元稹、宋之问、张祜、李益等都有笛的诗作，可见唐代对笛子音乐的热衷。除了这些有趣的典故之外，《周礼》、《诗经》、《尚书》、《吕氏春秋》、《笛赋》、《风俗通义》、《西京杂记》、《古今注》、《宋书·乐志》、《北史·薛孝通传》、《隋书·音乐志》、《新唐书·礼乐志》、《玉海》、《朱子语类》、《梦溪笔谈》、《文献通考》、《明会典》、《何氏语林》、《居易录》、《文选集释》等诸多文献对笛都有记载，在这些文献中，东汉马融《长笛赋》对后世笛的研究影响较大。

后世对笛的认识大约从西汉末之后便开始了，但由于同类乐器形制多异，名实混杂，史料记载更是众说纷纭，再加上后人因袭前人文献，甚至对前人文献的误读和讹传，造成了后世“笛”之现状混乱，今人莫衷一是。通观文献记载，古人对“笛”等乐器的认识方法都是从文献到文献，其局限性可想而知。这种从前人对笛的认识中拨陈真源，固然是一种认识途径，但没有从根本上真正认识“笛”，也不能从根本上对前人的认识给予有力的事实支持，并且多是寥寥数语，语焉不详，因而这些时期的认识算不上真正的研究，“笛”之真正研究始于近代。二十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考古学科逐渐发展与成熟，一些考古学家、音乐学家都对笛作过些研究，如郭沫若、王光祈、杨荫浏等，他们虽然从不同角度对“笛”或相似类乐器进行分析研究，但是由于研究中没有大量考古发现作依据，因而这些研究影响不大。七、八十年代，随着一系列重大相关考古发现，“笛”的研究很快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阶段，即“文献”与“文物”相结合。这时候，产生了很多与之有关的研究文章，如常任侠《汉唐间西域音乐的东渐》、吴钊《笛篪辩》、王子初《笛源发微》等。这些文章中有专门探讨笛之起源的，有专门探讨笛的形制，有研究笛的传播与影响，有专门研究笛的律制，也有专门探讨同类乐器考辨等等，并且由于这个时期舞阳贾湖遗址的发掘，涌现出一大批研究贾湖骨笛的专门人才和文章，中国“笛”类乐器的研究进入了一个实质性、开创性的新阶段。时至今日，仍然有一批专家和人员对“骨笛”进行执着而深入的研究，试图揭开远古时期人类音乐文化历史面貌。纵观几十年音乐考古研究，“笛”的研究涉及哪些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进展如何，本文拟作粗浅的综述，以期对“笛”的深入研究有所借鉴。

一、笛之起源

1. 关于笛出现时间的讨论

竹笛的出现时间，甚是久远。《玉海》载：“黄帝使伶伦伐竹而作笛，吹之作凤鸣。”笛的出现时间一下子推到了上古时代，并且产生了十二律。传说故不可信，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竹笛的历史悠久。对竹笛起源时间的探讨，许多文章和书籍都有研究。1974年，蔡敬民《竹笛与新竹笛演奏法》一书中认为笛子流行于战国时期，这种看法与部分研究笛的学者产生共鸣，其主要原因是受宋玉《笛赋》的影响。1980年，常任侠《汉唐间西域音乐的东渐》一文刊发于《音乐研究》当年第2期，文中认为“汉时所谓横吹，疑即横笛，为鼓吹乐中的重要乐器”[1]，并且据崔豹《古今注》、马融《长笛赋》、《隋书乐志》、《文献通考》以及徐养原《笛律》等文献认为“横吹的输入，开始于汉，演变而为笛”[2]，将笛的出现时间推断在西汉时期，并归功于张骞西域之行，笛得以流布中国。这一说法，是当时笛源说法中支持者最多的一派，为较多一部分学者的共同看法，从侧面反映“乾嘉学派”考证之局限，也反映了当时考证方法的主流仍然聚焦于文献，而忽视考古出土材料。

1981年，吴钊于《音乐研究》刊发了《篪笛辩》一文，文中以曾侯乙墓考古资料为研究基础，并引古代文献，将笛子的起源时间追溯到更早的西周时期。吴文可贵之处，在于不同于前者所用之单一研究方法，而将现有的出土材料进行考据，并与文献相印证，提出了卓有见解的看法。1983年《中国音乐》第1期，刊载了赵松庭的《竹笛源流》一文，文中不仅注意到了曾侯乙墓的考古发现，同时还注意到了浙江余姚河姆渡出土的一批骨哨，由此大胆推断“横吹的笛子，自古已有，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千年。”并且认为“笛子不但是我国最古老的乐器，而且是所有管乐器的鼻祖。”[3]

1988年《中国音乐》第1期刊发了王子初的《笛源发微》，文中不仅注意到曾侯乙墓出土“篪”的价值，同时对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两只笛也进行分析研究，以更详实的文献材料对笛的起源乃至笛制流变进行梳理、考辨，对笛的源流作了一个全面的、清晰的考证，“西周之说”在“文物”与“文献”的相互考证中看法更成熟，“笛”之面貌也逐渐浮出水面。可惜的是，受于出土材料的限制，学者们不能看到在更早的远古时代，先人们就已经有了七孔骨笛的使用实践。1987年，河南舞阳贾湖骨笛的出土，为中国“笛”的音乐考古研究开启了新篇章，经过碳同位素—14检测，墓中骨笛年代约从九千年前至七千八百年间，处于新石器时期裴李岗文化前期，骨笛制作规范，音乐性能良好，可见其历史悠久。骨笛的出土，很多学者推测彼时竹笛的使用可能性极大。由此之后，学者们对笛的出现时间的认识趋于共识，如方建军《先汉笛子初研》①、曾遂今《中国笛文化》②、耿涛《中国竹笛艺术的历史与发展概述》③以及王鹤《秦汉以前中国“笛”变迁带来的思考》④等，后撰之文在这方面的研究上也多是对前述文章的引述，没有更多的创见。

2. 关于笛的源流与传播的研究

早在舞阳贾湖骨笛出土以前，中国的笛到底是古代就有还是外文化舶来品，一直是人们争论的焦点，甚至还出现了“西来说”和“外来说”的看法。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很多学者倾向于“笛子为西域乐器，西汉时流入我国”的“西来说”看法，其根据主要出自文献。晋崔豹在《古今注》中讲：“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⑤东汉马融《长笛赋》：“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是谓商声五音毕。”这两处文献是笛子“西来说”的最大依据，除此以外还有《文献通考》与《隋书·乐志》中有类似记载。这些文献成为许多国内外学者认识中国笛的主要手段，由此而产生了笛源流的看法，如我国著名音乐史学家沈知白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纲要》书就认为汉时横吹就是横笛，并且从西域传来。常任侠在《汉唐间西域音乐的东渐》文中就认为笛是西域传入的乐器，并认为“纵笛也出于波斯，其输入中国的时代已很早，也是从西域东传的伊朗系乐器。”[4]

一些学者和笛子演奏家也因袭前人说法，如赵世骞在《羌笛说》文中开门见山地说：“笛子音色优美……是古代生活于西北地区的羌族牧人的乐器，西汉时代由西域传入中原。”[5]

笛子演奏家胡结续先生在《笛子演奏法》中认为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后，长安就有了笛子，后来逐渐在全国流传。这些都是笛子西来说的支持者。日本著名音乐史学家林谦三在《东亚乐器考》书中说：“……大致是武帝时代，与西域交往渐频繁，由西域的羌人之手传来了笛。”[6]美国加

利福尼亚大学教授沃尔拉夫姆·爱伯哈德(Wolfram Eberhard)

在其所著《中国文化象征词典》[“7] 笛箫”(Flute)条中说：“笛似乎起源于西藏，大约在2000年前传入中原。”针对笛之“西来说”，很多人发表专文阐发自己的观点，也有人在笛的研究文章中提出自己的看法。明朝朱载堉在《律吕精义》中说：“或谓笛从羌起，非也……”以及北宋陈旸在《乐书》中说：“张骞传其法于西京”和杨荫浏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说：“横吹的笛，在横吹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可能和张骞由西域传入吹笛的经验和笛上的曲调有着关系”都认为张骞仅是传法而已，并不是把横笛引入中原。1983年，赵松庭写了《竹笛源流》阐发自己的观点，认为：“早在七千年前，我国就已经有了如同今天的六孔笛形成的笛子……”[8]。1987年，张曲波于《交响》刊发了《篪、笛考辨》一文，针对笛的源流问题从文献和考古资料两方面作了简单分析之后，认为“我国战国时期已经有了横吹的笛。我国的笛不是西域传来后才有的。”[9]

1988年，王子初发表了《笛源发微》一文，对笛之源流做了详细的考证。文中先考证文献，然后分析研究所见考古材料，将文献与文物两者相互印证，最后得出看法──“今天的笛子，正是在中国古笛与西域胡笛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自汉武帝时西域胡笛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古笛逐渐采用了胡笛的吹孔与按音孔在同一平面上的演奏方法，吸收了西域笛曲的音乐养份，也保留了中国古笛七孔的基本形体，胡笛与古笛渐渐同化了……”，[10]文中

不仅考据详实，论据充分，而且层层深入，有理有据，对笛的源流和形制作了一个全面的总结。文章的可贵之处还在于考证笛源的同时，将笛、篪、龠等乐器同时作了考辨，在不知不觉中对这些乐器产生了清晰的认识，可以称得上同时代中笛之研究最全面深入的文章。后丁威于《乐器》第1期中发表《笛渊考》，从文献角度来证伪此说法；方建军在《先汉笛子初研》文中认为“西来说”无法成立；牛龙菲在《古乐发隐》中认为羌笛传入中原是一种“回授”现象；曾遂今在《中国笛文化》中也认为“西来说”只代表一家之言，其论据并不能说明笛的起源；1996年邹荣础《笛由西藏传入中原说质疑》，专文针对西来说提出质疑；2001年杨久盛《横笛源流考辨》结合出土乐器否定了横笛是张骞由西域传入的说法，直至近些年如2009年荣政于《艺海》第7期发表《中国笛子形制发展概述》一文，诸多学者撰文阐发了与“西来说”不同的看法，时间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至今延续不断。但是也有学者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如2011年周菁葆于《乐器》第5期发表了《西域的横笛》一文，文中写道：“《晋书·乐志》记载‘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则是非常可信的。张骞将横笛与演奏方法传入中原，丰富了中国乐器，以至后来古代中原人放弃了篪这种乐器，而普及了横笛”[11]，并且对杨荫浏先生认为传来之“横吹”理解为“吹笛的经验”和“曲调”而并非笛乐器本身这一看法不赞同，认为杨先生“观点是错误的，因为他不了解西域横笛的真正起源。”[12]

并且“为了说明横笛是从西域传入的……”以新疆克孜尔第 38 窟壁画为依据认为“古代西域的壁画和出土文物都证明横笛在西域长期流传，虽然壁画年代上限是公元 3-4 世纪，但是横笛出现在西域的历史肯定要早的多，应该是随着佛教的东传，横笛从印度传入西域，时间大概在公元 2 世纪左右。”[13]

文章除了能够说明横笛在西域某一时期流行的壁画外，似乎拿不出中原与西域横笛交流的证据，并且在时间上也不足以说明西域是横笛的“源”，此种说法仍缺乏有力证据。

在“西来说”之外，还有学者提出“外来说”，其说法主要根据美索不达米亚乌尔古墓出土笛[14]认为我国笛子是由两河流域传入的，方建军在《先汉笛子初研》文中以裴李岗文化和河姆渡文化遗存骨笛为依据，“外来说不攻自破”。张定邦在《羌笛源流考》文中也提出“外来说”反对意见。早在1986年11月，联邦德国东北的汉诺威音乐戏剧大学会议厅举行的第三届音乐考古会议上，刘士钺就以《中国浙江河姆渡骨笛》一文，宣布“外来说”的彻底破产。

除了上述“西来说”和“外来说”之外，也有人提出中国笛子源于羌。1990年，张定邦提出：“‘羌笛’是我国民族开管乐器的一枝奇葩，亦是所有管乐器的鼻祖，源远流长。”[15]但是，这种看法很少得到其他学者的呼应。

二、笛之形制发展与改进

由于先秦时期，笛类乐器形制和名称多样，传至汉时，又加上西域文化影响，致使管类乐器名实杂陈，因而笛之形制研究难度实际上要大于笛源考证。探讨笛之形制，首先要探讨的就是何谓“笛”，何谓“篪”、“箫”、“龠”等，只有分清楚乐器的不同，名实合一，形制探讨才有可能，所以，诸家在这些乐器上的文章着力较多，也是想在同类乐器的考辨中分清到底此类乐器的不同在哪里。

东汉马融《长笛赋》中讲：“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鸣水中不见己，截竹吹之声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当簻便易持。京君明贤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谓商声五音毕。”此话一出不要紧，后世学者兼以为此笛之形制，并且因此而认识笛之起源，贻误后世久矣。

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后汉马融所赋长笛，空洞无底，剡其上孔五孔，一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太常鼓吹部中谓之‘横吹’，非融之所赋者。”

《文献通考》又云：“横吹自北国，梁横吹曲曰下马，吹笛是也。”“大横吹，小横吹，并以竹为之，笛之类也。”⑦

《宋书·乐志》：“按马融《长笛赋》，此器起于近世，出于羌中。”又云：“今有胡篪，出于胡吹，非雅器也。”⑧

《续通典》云：“近代太常误以为横吹为笛，而呼笛为长箫。故《朱子语录》曰：‘今呼箫者乃古之笛，惟排箫乃古之箫。’可谓知言矣。”⑨

清代徐养原在《荀勖笛律图注》中说：“笛虽古乐，经秦汉而失传。汉笛起于羌中。……羌人造笛，京房加孔，邱仲述其事。……故言古笛则当云七孔，不得云六孔；言羌笛则当云三孔，不得云四孔。……大抵汉魏六朝所谓笛皆竖笛也。”“‘笛’即竖笛也。横笛言横，竖笛不言竖，本意犹存。”⑩

北魏张揖《广雅》中：“龠谓之笛，有七孔。”

文献释“笛”众多，大致与“篪”、“箫”、“龠”等管乐器相关。这些资料不仅没有讲清楚乐器之间的异同，甚至有些文献的误读和揣测实际上给后世的甄别研究更增添了新的难度。为了真正了解“笛”的形制，弄清“笛”的身世，将诸多形制和名称相近的管类乐器进行分辨，在这方面的研究上诸多学者花费了很大的力气。

早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常任侠《汉唐间西域音乐的东渐》文中就试图解释笛制的问题。之后，1981年吴钊就写了《篪笛辩》一文，以曾侯乙出土实物篪与文献对照籍以得出“篪”与“笛”的形制、髹漆、音孔数量以及五声与七声等不同。1983年笛子演奏家赵松庭写了《竹笛源流》，认为“笛”既不是“篴”，也不同意“近世长笛从羌起”的说法，并且对汉武帝时丘仲作笛的说法颇感怀疑。这些文章虽然没能够讲清楚何谓“笛”，但是将笛与其他乐器作比较，尤其是与“篪”的对比探讨，为后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87年，张曲波《篪、笛考辨》一文，从文献和考古材料的角度考证笛的源流问题并且推断出篪、笛并存的情况，对两者的区别和关系进行分析，在《篪笛辩》的基础上又产生出新的认识。1988年，王子初《笛源发微》以考古发现和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手段，考证文献，考辨“笛”、“篪”、“箫”、“龠”等同类乐器，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对“笛”进行了深入透彻地分析，基本上对“笛”的形制和源流有了清晰的认识。在此之后，对“笛”的形制研究以及同类乐器的考辨文章也有不少，如王子初 1984 年《汉籥试解》、1988年《汉籥再解》和1993年《汉籥余解》；高德祥1985年《说龠》、1989年《再说龠──答王子初同志》；1985年牛龙菲《古乐发隐》中对“龠”的解读；1987年唐健垣《商代乐舞》文中对“龠”的解读；1989年方建军《先汉笛子初研》；1989年丁威《笛渊考》；1995年曾遂今《中国笛文化》；2001年杨久盛《横笛源流考辨》；2003 年耿涛《中国竹笛艺术的历史与发展概述》；2004年王秉义《“龠”考辨──答唐朴林先生兼与刘正国先生商榷》；2005 年王鹤《秦汉以前中国“笛”变迁带来的思考》；2008年郑荣达《正仓院尺八的初探──正仓院藏乐器研究之一》；2009年荣政《中国笛子形制发展概述》；潘轶群《中国传统吹奏乐器──篪与笛》；彭木木《笛(篪)和箫》；陈晓静《笛与篪的渊源》；沈慧慧《笛箫辩──从汉魏六朝时期部分的赋文及其它浅析当时笛、箫的形制》；王青《我国出土古笛的形制结构与演奏方法演变初探》；王在畅《我国古代笛属乐器分析研究》；韦勇军、刘正国《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竹管乐器“篴”名考疑》以及刘正国《关于“龠”的考证诸家异说析辨》等。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学者文章中提出了一些不同的看法，于是出现了在某个问题上的学术争鸣，这种争辩在客观上促进了学术的进一步发展，呈现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活跃的学术气氛。“笛”与同类乐器的深入研究，为“笛”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坚实的依据。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许多学者撰写了很多与“笛”有关的文章，对笛的形制发展、演变以及众器的考辨都着墨不少，“笛”与相类的管乐器研究水平逐步提高，对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研究贡献甚大。

就在“笛”之音乐考古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同时期一些理论家和乐器演奏家在理论研究的指导下，对当代“笛”之形制进行研究并且提出了许多改良笛制的新看法，纷纷发表文章抒发新见解。如1972年应有勤《谈笛子的改革问题》；1973年蔡敬民《新竹笛》；1974年谢瑞云《定音二节套管变调笛》；1976年王其书《笛改初探》；1978年张志锐《“中国长笛”简介》；1979年赵松庭《排笛：介绍将几根笛子扎在一起演奏的方法》；1979年曾文瑜《七孔笛简介》；1980年徐静浩《活塞竹笛》；1980年黄良文《七音孔口笛》；1980年韩义《十一孔笛简介》；1981年李相庚《十一孔新笛》；1982年俞逊发《口笛浅谈》；1983年尹维鹤《双音笛》；1983年韩义《竹笛双膜孔的探索》；1984年孔庆宝《子母笛》；1984年王其书《笛子改革与新笛》；1984年王其书《笛子改革与新笛续》；1985年元丁、河沙《乐器改革中的弊端：关于双托十一孔改革笛报导的质疑》；1987年李镇《六孔笛音域可达三个八度》；1988年蔡敬民《关于新竹笛的教学》；1988年席臻贯《无键十孔竹笛》；1989年冬羊《弓笛》；1990年易加义《笛源新声──乐改、创作、演奏》；1990 年陈正生《分孔型八孔笛》；1991 年王铁锤《2L—1型泛音笛》；1991年屠式璠《双音笛的改进方案》；1993年曲广义《中国六孔竹笛的辅助音孔及其制作》；1993年马殿泉《中国的笛制》；1994年丰元凯《苏绍勋的九孔笛》；1995年罗天全《十孔笛纵横谈》；1995年马铭心《两种改革笛》；1996年刘德庆《带“喉”装置竹笛的研制》；1996年常敦明《中国巨笛：基尼斯世界之最》；2003年戴亚《竹笛与西洋管弦乐队合作的实践与思考》以及2010年张帆《笛子改良研究综述》等。这些文章除了对笛子形制介绍之外，主要集中于笛子形制的改良探讨，从笛子的音孔、加键到增设的装置和创新改良再到笛子指法、演奏、教学等方面内容，充分反映了这个时期对笛子形制发展的研究和探索，也反映了这一时期民众对笛子这种乐器的热衷程度。

三、笛之律制

与“笛”有关的律制研究主要与晋荀勖同径管律和明代朱载堉异径管律有关，还与京房、康熙十四律以及伶伦制律的文献记载有关，内容涉及笛的律吕体系、同径管律、异径管律以及管口校正等方面。对荀勖笛律的记载，主要来自于《宋书》和《晋书》，这是近一千七百年以来，凡论及乐律宫调者，几乎无不提及的文献，备受历代史学家的重视。清代乾隆之后，出现了一些专事荀勖笛律研究的学者，并且产生了为数不少的较系统的专著，如胡彦升《乐律表微》；凌廷堪《晋泰始笛律匡谬》；徐养原《荀勖笛律图注》和陈澧《声律通考》。至陈澧之后百年间，笛律研究又归于平静。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音乐史学家、乐律学家杨荫浏以现代科学方法重新考定荀勖笛律，其著《中国音乐史纲》系统地阐述了荀勖笛律中所隐含的管口校正法，披露了十几个世纪之前中国就有的乐律史和自然科学史的伟大发明，为后来者的笛律研究奠定了基础。同时代著名的日本汉学家、中国音乐史学家林谦三著成《东亚乐器考》，其文第三章专题“晋荀勖十二笛的音律”，引证和论述了有关笛律研究的诸多问题，不乏创见。杨荫浏的《史纲》的问世，不仅引起林谦三等国外学者的关注，成为他们研究笛律的主要参考，而且也为国内学者所重视，引发了音乐学界浓厚的兴趣和活跃的研究氛围，黄翔鹏先生就是其中较为关注这一研究课题的学者之一，并且在笛律问题上有过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他于1990年出版的《传统是一条河流》书中《中国传统乐学基本理论的若干简要提示》中关于荀勖笛上三调的问题论述，对笛律的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指出魏晋清商乐传统的琴曲调弦中有一种“清角调”与荀勖“清角之调”一致的观点，在学术界产生的影响较大。他还在《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荀勖”条目中，对荀勖及其笛律作出了高度的总结和恰如其分的评价，点出了荀勖笛律的乐器性质、律制和在中国乐律学史上的意义，阐明了荀勖的发明在世界科技史上的意义。此外，科学出版社于1964年出版了吴南薰先生的《律学会通》一书，也有对荀勖笛律的详细讨论，所述多有新见。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缪天瑞先生的《律学》，对笛律也有探讨并进行系统地叙述。二百年间，几代学人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笔耕不辍地致力于笛律研究，产生了许多宝贵的真知灼见，为中国乐律学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和贡献。这些前辈们的研究成果是近几十年笛律研究的基石，为新时代音乐史学家和乐律学家的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和动力并指明了方向。站在前贤的肩膀上，很多音乐学家、乐律学家以及物理声学家乃至笛子制作和演奏家都纷纷撰文发表自己的研究见解，如1984年王子初《京房和他的六十律》；1985年陈正生《谈〈荀勖笛律研究〉》；1987年陈正生《朱载堉“异径管律”分析》；1988年王子初《略论荀勖的笛上三调──荀勖笛律研究之二》；1988年方建军《先汉笛子的制造和音阶构成》；1989年黄翔鹏、王子初《荀勖笛律的管口校正问题研究》；1989年陈正生：《黄钟正律析一兼议律管频率公式的物理量》；1990年王子初《荀勖笛律的律制研究──荀勖笛律研究之三》；1990年王子初《凌廷堪〈笛律匡谬〉述评》；1990年陈正生《对马王堆汉墓出土律管应作进一步研究》；1991年王子初《朱载堉和中国音乐史上的异径管律》；1991年陈正生《“泰始笛”复制研究》；1992年戴念祖《中国古代在管口校正方面的声学成就》；1992年戴念祖《“三分损益”法的起源》；1992年刘勇《朱载堉异径管律的测音研究》；1994 年董树岩、戴念祖、罗琳《〈史记·律书〉律数匡正──兼论先秦管律》；1995年陈正生《康熙十四律乃徐寿“律管试验”之滥觞与戴念祖先生商榷》；1996年李来璋《康熙与十四律》；1997陈正生《谈谈开管律管与闭管律管频率计算公式──与徐飞同志商榷》；1997年陈正生《均孔管研究──中国民间管乐器的均孔不均律》；1998年丁承运《谁是“荀勖笛律”的原始作者》；1999年陈其射《伶伦笛律研究述评》；2001年陈正生《“七平均律”琐谈──兼及旧式均孔曲笛制作与转调》；2003年陈正生《笛律与古代定音乐器制作》；2008年赵玉卿《也论“康熙十四律”》；2009郑荣达《康熙三分损益十四律解──兼与陈万鼐先生商榷》；2009年王晓俊《京房改制所据原“笛”吹式考辨》；2010年孟建军《闲谈笛律──与笛子演奏家刘森一席谈》等，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层见迭出，枚不胜举。这些文章探讨与笛有关的乐律方面问题，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研究规模和比较深入的理论研究水平，其中不乏一些人长年累月地坚持研究，研究成果颇为卓著。值得一提的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王子初先生就对笛律进行深入地研究，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荀勖笛律，发表文章逐步对荀勖笛律进行有序深入地研究，最终于2001年集结出版《荀勖笛律研究》，是目前这一研究领域较为全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同王子初先生一样，陈正生先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也开始研究笛，于多种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研究内容面涉及笛的渊源、形制、律制等理论方面以及笛的制作、工艺等方面，并且长期专注于笛的研究，在“笛”之研究方面可谓“多产”学者。一些音乐学家和学者虽然没有专文探讨笛的律制，但是在他们的著作或文章中都有与之相关的研究，如王光祈、沈知白、李纯一、赵宋光、郭树群、陈应时、韩宝强、崔宪、李玫等，这些学者在与之相关的研究的文章中都可见或多或少的真知灼见，与专门研究笛律的学者共同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中国“笛律”研究团队，构成了一个分布广泛，联系紧密，精诚合作的学术团体，为这方面的研究添砖加瓦，贡献力量。

四、骨笛、骨哨的研究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音乐考古界出现了两件极为重大的事情，这两件事情不仅为中国音乐文化研究带来了珍贵的实物资源，同时使中国音乐文化研究乃至中华文明研究面貌为之焕然一新，中国音乐文化历史乃至中华文明史有了被改写的认识。其中一件就是舞阳贾湖骨笛的出土。

1987年，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了一批八、九千年前的骨笛，骨笛多为七孔，形制固定，制作规范，音色明亮，能吹奏出完备的五声音阶，而且能够吹奏出六声音阶和七声音阶，音域可达两个八度。骨笛的年代久远，形制规范，音阶性能稳定，并且笛身可见清晰的开孔计算刻痕，其研究价值和研究意义不言而喻。以贾湖骨笛考古发现为契机，从这个时期开始，一大批考古学家、音乐学家、物理声学专家以及乐器制作专家乃至演奏家都投入了包括贾湖骨笛在内的河南长葛石固骨哨、河南汝州中山寨骨笛、浙江余姚河姆渡骨笛以及新疆克孜尔骨笛等对骨哨、骨笛的研究中，研究成果颇丰。主要研究成果包括：1985年周菁葆《新疆出土文物中的乐器──骨龠》；1988 张居中《考古新发现──贾湖骨笛》；1989黄翔鹏《舞阳贾湖骨笛测音研究》；1989年童忠良《骨笛之谜与古乐探正》；1991年张居中《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龟甲和骨笛》；1991年吴钊《贾湖龟铃骨笛与中国音乐文明之源》；1992年童忠良《舞阳贾湖骨笛的音孔设计与宫调特点》；1996年刘正国《笛乎筹乎龠乎──为贾湖遗址出土的骨质斜吹乐管考名》；1999年陈其翔《舞阳贾湖骨笛研究》；2000年箫兴华《中国音乐文化文明九千年──试论河南舞阳贾湖骨笛的发掘及其意义》；2000年荣政《舞阳骨笛吹奏方法初探》；2001年箫兴华、张居中、王昌燧：《七千年前的骨管定音器──河南省汝州市中山寨十孔骨笛测音研究》；2001年陈正生《笛类乐器考古研究异议──对李纯一〈中国上古出土乐器综论〉“管乐器”部分的意见》；2001年王子初《骨笛、骨哨》、2002年王丽芬《贾湖出土骨笛及相关问题》；2002年陈通、戴念祖：《贾湖骨笛的乐音估算》；2002年冯洁轩《中国古代乐器小议》；2002年章俊《亲历新出土的贾湖古龠的测音》；2003年夏季、徐飞、王昌燧《新石器时期中国先民音乐调音技术水平的乐律数理分析──贾湖骨笛特殊小孔的调音功能与测音结果研究》；2003年郑祖襄《关于贾湖骨笛测音数据及相关论证问题的讨论》；2004年徐飞、夏季、王昌燧《贾湖骨笛音乐声学特性的新探索──最新出土的贾湖骨笛测音研究》；2004年郑祖襄《贾湖骨笛调高音阶再析》；2004年乐声《骨笛今昔》；2005年陈其射《河南舞阳贾湖骨笛音律分析》；2005年李寄萍《骨笛仿古实验及分析推测》；2005年宋爽《探析贾湖骨笛承载的社会信息》；2006年徐荣坤《析舞阳骨笛的调高和音阶》；2006年陈其射《上古“指宽度律”之假说──贾湖骨笛音律分析》；2006年刘正国《贾湖遗址二批出土的古龠测音采样吹奏报告》；2006年孙毅《舞阳贾湖骨笛音响复原研究》；2008年郭树群《上古出土陶埙、骨笛已知测音资料研究述论》；2009年郑祖襄《良渚遗址中透露出的音乐曙光》；2010年曹汉刚、祝容《神奇的远古贾湖骨笛》等，除了这些专文研究之外，许多学者的论著和文章中也有相关内容研究，如李纯一《上古出土乐器综论》、黄翔鹏《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已知音响资料与我国音阶发展史问题》以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舞阳贾湖》等，当然，在不断认识骨笛的同时，也有人对骨笛研究提出疑惑，如2008年刘志强《笛史献疑》。

从上述所列文章可以发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在骨笛方面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骨笛的测音研究和与之相关的音阶、音列、调高、乐律等音乐方面的研究，并且还涉及到骨笛形制、音孔设计、声学特性、仿制研究以及音乐文化和文明起源等方面的探讨，他们的研究几乎覆盖了骨笛研究的各个方面，从不同角度和研究手段试图揭示骨笛背后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研究人员不断增多，研究方法和手段也逐渐多样，研究成果层出不穷，给骨笛的音乐考古研究增添了许多新的力量和新的认识。

五、其他

与笛紧密相关的上述研究内容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从其他角度探讨与笛相关的研究内容，如成绩《从曾侯乙墓的竹笛看宋玉〈笛赋〉的真实性》，就是以笛的研究来反观文献资料的可靠性，也反映了文献与考古资料的互证的重要性；王青《我国出土古笛的名称和地域分布初考》，文章将各地的考古发现与文献中古笛名称相互对照，籍以认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中笛子的分布情况；曾遂今《中国笛文化》，探讨笛的文化影响和艺术价值以及项阳《乐之初义之我见──由贾湖骨笛引发的思考》，引发了与《乐之初义之我见》及后文之间的学术争鸣，这些由骨笛研究带来的多方面学术探讨的例子言不足尽，为“笛”之音乐考古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纵观几十年“笛”之音乐考古研究，与之相关的研究内容之多，研究水平之深，研究领域涉及的学科知识之广，研究中存在的困难之大，所以至今仍没有一部关于“笛”发展史的专注(仅有林克仁著《中国箫笛史》)，可见“笛”之音乐考古研究路之艰涩。

上述文中虽罗列众多，但这些文章也仅是“笛”之音乐考古研究领域中的一部分，许多学者仍然在经年累月的研究中继续这一课题，并且时有新的研究成果，也足见这一领域所潜藏的知识之丰富。舞阳贾湖遗址的发现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历史契机，贾湖骨笛的出土，是中国音乐考古史上的一个新起点，是音乐学界与考古界共同为之骄傲的重大历史发现，它的发现为中国音乐文化的源头找到了一个立足点，为中华文明的发源找到一个可靠的坐标，我们只有站在这个点上循着坐标不断研究探索，不断向前纵深，才能逐渐揭开隐秘在近万年历史背后的面纱，逐渐认清中华民族的发展源流，把脉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

注 释：

① 方建军：《先汉笛子初研》，《黄钟》，1989年第3期。

② 曾遂今：《中国笛文化》，《乐器》，1995年第4期。

③ 耿涛：《中国竹笛艺术的历史与发展概述》，《乐器》2003年第7、8期。

④ 王鹤：《秦汉以前中国“笛”变迁带来的思考》，《音乐天地》2005年第2期。

⑤ 晋代崔豹：《古今注》卷中四。

⑥ 沈括：《梦溪笔谈》卷五，乐律108条。

⑦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38，乐11。

⑧《宋史·乐志》卷19。

⑨《续通典》卷88，乐四。

⑩ 清代徐养原：《荀勖笛律图注》，《续修四库全书》，清光绪九年（1883年）婺源紫阳书院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

⑪北魏张辑：《广雅》，《广雅诂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702页。

⑫林克仁：《中国箫笛史》，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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