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需做点滴介绍，就不难理解2005年5月10日晚的这场音乐会（“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系列音乐会之一）为什么会备受关注：独奏家唐俊乔，是上海音乐学院笛子演奏专业副教授；中国青年民族乐团，是以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在读研究生为各声部首席的学生乐团，仅二胡声部一排即有三名曾获全国第一的高水平演奏家；指挥王甫建乃指挥家黄飞立的高徒；作曲家赵松庭、李民雄、唐建平、何训田、周成龙、谭盾、郭文景等等，一长串耀眼的名字注解了演奏内容兼顾传统与现代的超级重量。那么，置身于如今国内民乐界纷纷攘攘的对于“民乐将向何处去”的大讨论语境中，此次音乐会被人们注入超越音乐节盛会本身的文化内涵，也就不足为奇了。
开场的《龙腾虎跃》，可以说是中国民族打击乐中最为著名的乐曲之一。弦管齐发的引子主题在鼓、镲等击奏乐器的伴奏下，开门见山地宣告了整场音乐会的炽热气氛。六个部分的长大乐章以管弦乐与打击乐段落的交替出现而构成一幅众乐竞奏的画卷。尤其是中段将近4分钟的大段打击乐部分，以轮击、齐奏、击边、双槌互击等令人“耳不暇接”的密集技法织造了音色变换、力度涨落、速度增减、节奏交错、织体对答的“多维复调”。既再现了浙东民间质朴热烈的婚庆、节日场面，也让我们充分领教了乐团的打击乐功力。尤其是两名女乐手在不同音高的各式鼓上的四手翻飞，已经不只是在演奏，更恰似在“舞蹈”了，如此赏心悦目、声震全厅的鲜活表现，当然赢得了全场观众的满堂彩。于是，当乐曲的最后段落由唢呐主奏出一段威武、赞颂式的旋律时，这支名副其实的“青年乐团”，在贺绿汀音乐厅内济济一堂的行家里手面前，大大方方地通过了她此次在沪上的“首演秀”。
观看过2004年10月“中法文化年”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的“高科技与音乐”专场音乐会的人们，当然会记得唐俊乔在法国当代作品《空间的仪式》中所表现出来的“创作”能力。面对只有三个音的乐谱和一大堆的演奏说明，同时要求演奏者以气息控制、空间移动的方式来操作电脑，由此糅合预制与即席音乐素材实现及时音乐合成的种种高端考验，唐俊乔的表现给予了人们耳目一新的视听冲击。那么，她对于传统与现代音乐风格的兼容性，恐怕也大大超过了一般爱乐人的想象。回到现场，由已故笛子演奏大师赵松庭与作曲家曹星先生共同创作、李滨扬改编的笛子与乐队《幽兰逢春》，作为取材传统昆曲音乐的创作曲目，唐俊乔演绎得自然如鱼得水。独奏竹笛塑造出的幽兰主题，由寂寥低回而到幽怨凄美，由淡然诉说到悲歌吟唱，突然，竹笛从中低音区腾空而起一路上行至柳暗花明的高音区，一股莫名的、令人颤栗的兴奋随着摆脱乐队重重包围的独奏笛子快速级进旋律的奏响而向我们袭来，令人欣喜的猝不及防，不禁让我们想起五代岑参的名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然而未及惊魂稍定，竹笛主题就以风卷残云般的快速颤音旋律引起了新一轮的骚动，在弹拨乐器的助威声中，满天满地都是风雪交加，预示了尽管已是春天，但料峭的春寒仍然随时会来考验既有的希望，终于，经受住最后一次难耐的摧残后，独奏主题终于迎来了来之不易的温暖慰藉，全曲在喜不自禁的全奏中结束。独奏家的技艺在其中的大段颤音段落中，以长达半分多钟的循环换气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狂风呼啸，尽管稍后弦乐组的部分乐器有音准偏低的嫌疑，但是，其曲其情，仍然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接下来由指挥王甫建先生执笔改编的江南丝竹《欢乐歌》与陕北民歌《赶牲灵》，原曲既有的风格迥异的南北民歌风情结合民族管弦乐配器后的丰富层次与音色，听来并没有些微的生涩之感。尤其是后者，即便在结构上呈现的是三段式的传统样式，主体部分也并没有多少织体上的刻意创新，但是，乐队奏出的固定节奏型传达出的那种拙朴、亢进的情绪，仍然能让人联想到黄土高原那可闻可嗅的泥土芳香与民俗生活沉淀。
作曲家唐建平作曲的笛子协奏曲《飞歌》，是继2003年10月23日在上海大剧院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的“笛子与交响的对话”音乐会后，以民乐版在上海的首演。在全曲难以分割的四个部分中，以笛子独奏段落最后几句中的特色音程描绘出的绮丽静谧的苗寨风情为第一部分的亮点。紧接着，由弦乐组奏出一条明媚抒情的旋律，隐约中听见芒筒的声音在号召着寨子里的人们聚集，这时，舞蹈风格水到渠成地进入。舞队翩翩中，众乐和响，笛子的旋律在各个声部中灵巧欢快地穿梭着。在唐俊乔指下，笛子仿佛变成了领舞者与领奏者，时而轻盈地飘荡在乐队的上空，时而热烈地与乐队联臂踏歌，意犹未尽之际，由唢呐独奏引领着乐队进入了第二部分，诙谐风趣的风格由笛子在中段以短促的滑音揭示出来；在第三部分的慢板中，笛子一开始就奏出一条带着哭泣音调的旋律倾诉着过去的不幸及绝望的心情，同时，大提在低音区时不时地安慰着，但似乎无济于事，逐渐地，乐队积极明朗的旋律间插在笛子独奏主题中一次次涌现，几声神秘的拨弦之后，二胡主奏出深情的颂歌，情绪渐行明快，笛子主题经过一番犹豫不决后，终于被乐队刚才的情绪所感染，一点点开始释怀、活跃起来，迫不及待的乐队这时顺势进入第四部分。打击乐主宰着的激烈情绪，混合着呐喊着的人声、动物的鸣叫声，笛子上下翻飞的旋律一直伴随始终，随着各乐器组力度的渐长，包括独奏乐器在内的整个乐队似乎都进入了一种醉酒般的狂喜状态中，舞蹈仍在彻夜继续，在突如其来的休止后，芦笙、唢呐、独奏笛子以最满足的口吻宣告狂欢即将结束，弦乐则再次回顾了颂歌片段，最后由笛子以弱奏后的渐强引领全曲兴致勃勃地结束。仅以独奏的篇幅计，没有功底深厚的气息控制作依托，很难想象独奏家能够让我们如此轻而易举地领略到作曲家的独具匠心。
如果说上半场音乐会以传统风格的作品为主的话，那么，下半场则是彰显了当代民乐创作的新风格。《达勃河随想曲》是作曲家何训田创作于1982年的一首乐队作品。第一乐章描绘的是波光闪烁、水气氤氲的达勃河两岸，乐观豪爽的白马藏民在打击乐器及拉弦乐器的伴奏下恣情嬉乐的情景。乐队中二胡的表现尤其突出，不温不火的陪衬对于描绘第一、三段落的景色来说，处理得十分老到。第二乐章大段的三拍子舞蹈段落，在笛子奏出的瑰丽旋律中，听得见姑娘们载歌载舞时衣服上的配饰叮当作响，在舞队的快速旋转下，几乎要使人目眩。最后，乐队的强力全奏之后，出现了短暂的休止，笛子主题像在梦呓般地自言自语了半句话，全曲结束。其实，从结构与风格上来看，该曲今天听来已经显得"容易"且保守，但其细部的刻画，仍然深具功力，让我们领略了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当作民乐创作的成绩所在。与之相对照，谭盾与郭文景分别作于1986、1991年的《西北组曲》与《愁空山》就成了本场音乐会的压轴戏。但是，或许是为了让乐队能够全力以赴地攻克难关，在演奏这两曲之前，主办方加入了一首短小活泼的《挂红灯》（周成龙曲），其中独奏笛子以颗粒性极强的连续双吐音段落展现了陕北农村欢庆佳节的喧闹景象，但是，依笔者听来美中不足的是，独奏者及整个乐队对于陕北民间素材的理解有“柔化”的倾向，也就是说，此曲的演绎过分强调了优美流畅的一面，而没有在前后两次出现的喜庆场面中着力表现陕北民风中粗犷敦实的一面。
当谭盾作于1986年的民族管弦乐作品《西北组曲》（即《西北第一组曲》《黄土地组曲》）响起的时候，某种程度上，我们既可以看作是对上半场《赶牲灵》中的“信天游”民歌风的回应，也可看作是对此前一曲《挂红灯》中高昂情绪的对照。本来原曲共有《老天爷下甘霖》《闹房》《想亲亲》及《石板腰鼓》四个乐章，但可能是出于时间上的考虑，此次演出只选取了其中的第一乐章，令人听毕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悬置感。不过，好在其中老天爷显灵降雨的段落中，广板的乐队在独奏唢呐的带领下，把那种欣喜若狂甚至喜极而泣的情状表现得仍然令人悸动，算是在情绪上的补偿。就乐曲本身而言，个人认为在谭盾的作品中，如果要划定一个“雅俗共赏”的标准的话，此曲可以作为代表列席其中。所以，难怪曾与谭盾有过激烈论争的作曲家卞祖善先生后来也开诚布公地对《西北组曲》赞赏有加，想必也是深受感染。
从独奏乐器的表现来看，如果《幽兰逢春》中的技艺展示只是牛刀小试的话，那么在全场最后郭文景的《笛子协奏曲》中，对于独奏家唐俊乔来说就可说是身手大显的好时机。据说，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创作以来，交响版以及后来民乐版的《愁空山》之所以能够成功推出，部分地是仰仗于其前的交响乐《蜀道难》的广受称誉。而上海首演的本场民乐版，主奏乐器笛子声部贯穿始终的精细线条经过唐俊乔的灵性发挥，人曲之间，倒更像互为彼此量身定做。第一、二乐章长时间地采用循环换气的双吐音段落、弱吹的控制、音色的流变，都可圈可点。尤其在第二乐章中部独奏乐器吹出的那段色彩斑斓的音流，以急遽转换的调性、绵密的节奏、大段的音阶超吹泛音来表现夏日山中夺目的阳光直射在山石树木上蒸腾起来的热浪，对于作曲家来说也许是瞬间的灵感闪现，但是独奏家是如何练习、演绎得如此空灵而胜任愉快，倒很容易令人心生好奇。在末乐章结束部分，大鼓和独奏笛子锲而不舍地互相声援着，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奏出铿锵有力的节奏，令人“闻声丧胆”。李白以“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来形容蜀道之险峻，不必亲历，只听此曲的演绎亦足使鬼神皆愁。最后一句在独奏笛子的呜咽与叹息声中结束。兴许是此曲末乐章的情绪过于悲壮，最终，为了回应观众高涨的热情，乐队指挥与独奏家商定以冯子存改编的梆笛经典曲目《喜相逢》及王甫建改编的《凤阳花鼓》作为音乐会的加演曲目。比较而言，唐俊乔演奏的《喜相逢》与冯子存等梆笛大师相比在风格上明显地流畅有余，“粗砺”不足。另外散板旋律中的悲苦相思情绪，因速度过快而被“稀释”了不少. 从而与乐队进入后快板的重逢喜悦情绪对比不够强烈，张力也嫌不足。不过，只要假以时日，我们相信在青年演奏家中以兼采南北著称的唐俊乔，会在风格的掌控上更为纯熟与老到。
要是一场音乐会本身也可看作一个“活态文本”的话，我们是否可以说一方面本场音乐会是以唐俊乔、王甫建为媒介的、中央音乐学院与上海音乐学院之间一次重要的合作演出交流盛会，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这场音乐会更是在当今民乐对传统民乐形成的多重冲击的“文化生态”中，藉以历史悠久的“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的东风而进行的一次“反边缘化”行为。这种行为以一系列举措显现其端倪：其一是独奏家唐俊乔以非惯例的态度拒绝赠票，拒绝赞助，以完全的市场化方式自掏腰包运作此次音乐会，大有一种“不成功则成仁”式的“决绝”；其二在选曲方面，着意尝试旧曲新编（包括传统乐曲和创作乐曲），试图以形式上的丰厚与细腻来充实传统乐曲内涵取向上的高远意境；其三是大胆起用青年学生乐团来推行“曲高和众”的前进线路，以提升严肃民乐在青年一代中的人气。因此，正是从唐俊乔由技艺表演到“文化探路”的身体力行，我们看到了她推广精品民乐的良苦用心。而在当下的严肃民乐生态环境中，这种努力应该说是多多益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