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竹笛的起源，历来许多专家、学者作了大量的研究和考证，但至今未能得到完全统一的结论。其原因是很清楚的：要弄清笛子的历史，不外乎是两条途径；一是历代史书经传的记载；二要依据地下发掘出来的古代文物。这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相互印证。但是，自秦灭以后，历代文献史料中关于笛子的记载实在是众说纷纭。笛、篪、箫、龠，常相混淆。后者往往因袭前者，以至以讹传讹，使今人莫衷一是，真伪难辨。从文物的考证来看，亦有其难；笛为竹质乐器，要在地下保存几千年而不至毁灭，原是极其困难的。况能被考古工作者所发现的，更是绝无仅有。因此，关于笛子起源问题存在一些争论，原不足怪。

从目前看来，有关笛子的起源，有如下几种说法：

一是从最早记述笛子的《周礼》一书来看，可以追溯到西周①。二是认为笛子流行于战国时期。②三，也是较多的一部分学者认为，笛子源于古时西域（今新疆及中亚一带），汉武帝时由张骞自西域带回长安，始在中国广泛流传。③

《周礼、春官》云：笙师“掌教歙竽、笙、埙、龠、 箫、篪、篴管。”注：“杜子春读篴为荡涤之涤，今时所吹五孔竹篴”。④其中“篴”与笛音义并同，即今时“笛”的古字。这是有关笛子最早的文字记载。然而，《周礼》的记载一直未曾得到后人的承认。其原因是很多的。

《周礼》亦称《周官》或《周官经》，为儒家经典。其中讲述周王室和战国各国制度。有人认为此书可能为西汉刘歆伪造，并非真为周公所作。因此有人提出《周礼》中有关“篴”的记载是否可靠。还有人认为，“篴” 字仅见于先秦著作中的《周礼》一书，而当时的其它各书，包括《尔雅》，以及后来的《说文解字》等我国最早的字书中均未见有此字，疑是后人作伪。而且，历来多数学者认为，古人所说的笛，是指竖吹的洞箫类乐器，并非真正的笛子。唐朝以后所说的笛，才是指横吹的竹笛。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后汉马融所赋长笛，空洞无底，剡其上孔五孔，一出其背，正似今之尺八。……太常鼓吹部中谓之‘横吹’，非融之所赋者。”⑤“尺八”即为箫的别称。杜子春同为东汉人，其所注之“篴”是否与后来马融所赋的长笛为同类乐器呢？似乎无法得到确切的结论。从上面看来，仅凭《周礼》一书的记载，的确还不足以说明西周时已有笛子存在，需要更有说服力的证据。

至于笛子流行于战国一说，亦是一种推测。主要的依据之一是宋玉的《笛赋》。《笛赋》是否为战国时宋玉所作，则大有疑问。（文中所述荆轲刺秦之说，当为宋玉身后事。）但不管《笛赋》是何人所作，其年代当不会晚于汉。从《笛赋》所记述的内容看来，战国时已有笛流行。只是，这里的笛，到底是笛还是箫，同样是一个问题。

目前更多的学者倾向于“笛子为西域乐器，西汉时流入我国”一说。关于认为笛为胡乐这一观点，历代文献中的记载比较多了。

晋、崔豹《古今注》：“横吹，胡乐也。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⑥

《文献通考》：“横吹自北国，梁横吹曲曰下马，吹笛是也。”“大横吹，小横吹，并以竹为之，笛之类也。”⑧

《隋书·乐志》：“西凉者……变龟兹声为之，胡戎歌非汉魏遗曲，故其声调悉与书史不同。……其乐器有长笛、横笛……等十几种，为一部。”⑨

汉、马融《长笛赋》：“近世双笛从羌起。”《宋书、乐志》因曰：“按马融《长笛赋》，此器起于近世，出于羌中。”又云：“今有胡篪，出于胡吹，非雅器也。”⑩

张骞二次出使西域（第一次为武帝建元二年，即公元前139年；第二次为元狩四年，即公元前119年），历时多年，大大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崔豹说他带回了笛法与笛曲，由此推测也同时带回了西域的笛子，可信。李延年据张骞带回的笛曲《摩诃兜勒》，更造新声二十八解，至今我们还能从汉乐府中见到这些乐曲的名称。如《折杨柳》、《望行人》等即是。其他各代正史均载笛为胡乐，看来上述说法有一定道理。但问题在于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国是不是已有笛子流传？如有，它与西域的笛子区别何在？看来，上述许多疑问，一时都无从得到满意的解答。

一般说来，在历来有关笛子起源的探索与研究中，所能得到的文史资料几乎都扑朔迷离，难观全貌。要拨去笛源研究上的迷雾，最大的希望是在考古工作的新发现上。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和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发掘，给笛子的研究提供了重大证据，从而为这一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在马王堆三号汉墓东边箱57号漆方奁内，发现了两支竹制横吹按孔单管乐器。（见附图一）⑪并在墓内记有殉葬品账目的清册的竹简上，写明“篴”的字样，即知两器就是古代的笛子。两笛形制相同，分别长24.7cm、21.2cm，均由不髹漆的竹管制成。

附图一  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笛（吹口已坏）

首端利用竹节横隔封死。距首端0.7cm的管身一侧，开有长方形吹孔。尾端系开口断竹。距首端10cm处，依次有六个大小不一的按音孔，周围削成一个平面，与吹孔所在平面成90度直角。距吹孔最近的第一孔背面有一小孔，用途不明。据考证，确为古笛无疑。

这一发现，对于笛子起源研究上的重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它对于澄清上述的许多疑难悬案，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首先，它对“古代所谓笛即是指竖吹的洞箫"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因之产生了重新探讨的必要。

关于这一点，历来的答案几乎是肯定的。

《续通典》云：“近代太常误以横吹为笛，而呼笛为长箫。故《朱子语录》曰：‘今呼箫者乃古之笛，惟排箫乃古之箫。’可谓知言矣。”⑫

清、徐养原《笛律》也说：“大抵汉魏六朝所谓笛，皆竖笛也。”⑬《中国音乐史纲》亦采纳此说：“古时之篴竖吹，与今洞箫相似。”⑭然而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所出土的古笛恰恰为横吹之器。而且，在墓中同时出土的详细记载随葬品名称与数量的“遣册”竹简上写明为 “篴。”对此唯有一种解释：汉时确是把横吹之笛称为 “篴”的；

那么，“古笛竖吹”之说究竟从何而来？颇值研究。

大凡历代学者对于古笛的注释，均以汉代文人的论述为依据。事实上，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提到笛子的最古老的书籍，除了《周礼》与《笛赋》外，就只有汉代儒者们的著作了。要弄清上述问题，就必须先研究一下汉儒们的对于古笛的各家之说。其中最早的和对后人影响最大的有四人：杜子春、许慎、马融以及应劭。

村子春生于西汉末，是四人中最早的一个。其所注《周礼》“篴”云：“读荡涤之涤，今时所吹五孔竹笛。”

其后有许慎（公元58年～114年）所著《说文》云：“笛、七孔，竹筒也。”筒即断竹。又云：“羌笛三孔。”⑮

马融（公元79年～166年）稍晚于许慎，他在于《长笛赋》中对笛的论述给后世的影响尤大。其云：“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龙呜水中不见已，截竹吹之音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材衣当簻便易持。京君明贤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谓商声五音毕。”⑯

应劭为献帝时人，其所撰《风俗通义》云：“武帝时丘仲之所作也。笛者，涤也。所以荡涤邪秽，纳之雅正也。长一尺四寸，七孔。其后又有羌笛。”此句后引述了上文马融的《长笛赋》。⑰

不难看出，上述四儒之说各有千秋，无怪乎后人常常迷惑不解了。

梁人沈约说：“笛，案马融《长笛赋》，此器起于近世，出于羌中，京房备其五音。又称丘仲工其事，不言仲所造。《风俗通义》则曰：‘丘仲造笛，武帝时人。其后更有羌笛尔。’三说不同，未详孰实。”⑱

《续通典》也说：“杜子春云笛五孔；马季长云笛四孔，京君明加一孔为五孔。又云近世羌人所造。许氏《说文》云笛三孔（？）；《风俗通义》云笛七孔。汉丘仲所造。以此观之，汉儒似不识笙师所掌之笛矣。”⑲

把汉儒们所说的笛分析一下，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所述的决不止一种笛。据《风俗通义》古笛后更有羌笛一说，可知古笛非羌笛。据马融所谓羌笛、长笛皆出于羌之说，可知羌笛亦非长笛。《风俗通义》与许慎《说文》所说的七孔古笛，自然也不是马融的长笛。很清楚，汉时存在着三种笛。一是古笛，亦即雅笛，七孔，长一尺四寸，横吹。二是羌笛，三孔。三是长笛，原为四孔，京房增为五孔，长一尺八寸，竖吹。可惜后代的许多学者，却未曾注意到这一点，因而对汉儒们的各家之说感到无所适从了。

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古笛，可引人走出迷宫。从它的形制看来，它正与许慎、应劭所述之古笛相符。所谓“荡涤邪秽，纳之雅正”的“雅笛”的桂冠，完全应归属于它。《周礼》所记之笛，正是这一种古笛。这是不难证明的：《周礼》之笛早应用于周代，而上述汉时存在的三种笛中的羌笛与长笛，按马融之说，皆近世出于羌，并非为中国固有者。《周礼》之笛，显然不可能是羌笛与长笛。它只可能是第二者——与应劭许慎所述相符的马王堆古笛。羌笛与长笛在中国流行不过是“胡人侨居。”而马王堆古笛才是真正的“中国公民”。

从《长笛赋》中的描述看来，马融的长笛正似现在的洞箫。沈括也说马融的长笛非横吹，“正似今之尺八”。看来马融之所以把它称作“长笛”而不单称作“笛”，肯定是有所区别的。长笛长于古笛，才称长笛。尺八者，长一尺八寸也。而古笛仅长一尺四寸。（马王堆古笛仅长24.7cm和21.2cm 。）

综上所述，《周礼》与《笛赋》中的所谓笛，就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横吹古笛。后人之所以误认古笛为竖吹者，与马融的《长笛赋》有关，”他们误将马融的长笛以为古笛。箫笛之混，当由此起。自后汉起，经历魏晋南北朝，直到隋朝，都称箫为笛，而把竹笛称为横吹与横笛，以别于竖吹之“笛”。直到唐朝才得以纠正。但“古笛竖吹”之说，却因而一直流传至今。杜子春注《周礼》之遂为“今时所吹五孔竹笛”，看来也是指长笛一类乐器，并非中国七孔古笛。《文献通考》（卷138）也指出：“杜子春谓如今时所吹五孔竹笛，则是为当读为涤荡之涤，非矣。汉部所用雅笛七窍不知去二变以全五声之正也。”杜子春为注周礼之遂的第一人，他这一错，竟导致后人错了二千年。

从前面所引梁人沈约的一段文字来看，马融与应劭均提到丘仲造笛之事。关于丘仲其人，目前无从得到更多的史料来进一步查考。从马融与应劭所处的年代（尤其马融，其出生年代距汉武帝即位仅隔120年不到。）以及他们所记述的情况来分析，汉武帝时当确有其人。应劭说笛为丘仲所造，只不过是因循古人常用的说法而已。古人总喜欢把某一发明附会到某一个人的身上。事实上，从大的方面来说，任何创造发明都是劳动人民长期实践的结果。但是从具体方面来说，在一个时期中也会出现某个个人，他在总结了前人的知识与经验的基础上，使某件事物得到了重大改革与推广，因而被后人推崇为某事物的创造者、发明者。丘仲很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位制笛名家。

汉武帝时，对匈奴进行多年的战争，打通了通向西域的道路。并派遣张骞二次出使西域，使西域的音乐文化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丘仲正是这一时代的人。以他的当时制笛名家的身份而言，他肯定见到了西域传入的胡笛，也同时使用着中国的古笛。我们完全可以作这样的推测：正是丘仲，他在中国七孔古笛的基础上，吸收了胡笛的一些优点，造出了接近现代竹笛的新笛，并以它强盛的生命力很快就被普遍采用了。马融与应劭在论笛时，自然不可能不提到这一位制笛巨匠。随着丘仲笛在中国的广泛流传，中国古笛便渐渐被淘汰了。从“汉儒似不识笙师所掌之笛”这一情况来看，到西汉末期，自宫廷至民间，已很少再见到马王堆出土的那种古笛。然而在我国西北一些如羌等少数民族中，他们始终保持着本民族固有的文化与习俗，羌笛则继续在使用着，流传着，一直延续了许多个世纪。我们从汉以后历代的文献中，还都能找到关于羌笛的记载。后人之所以始终认笛为胡乐，与汉后不见古笛只见羌笛的事实，不无莫大的关系。

长沙马王堆汉墓古笛的出土，更重要的是它还证明了早在张骞西征之前，中国已有笛子在流传。

马王堆汉墓为西汉初期墓葬。据墓中出土的“轪侯之印”、“长沙丞相”和“利苍”三颗印章，以及很多缄封随葬物的“轪侯家丞”封泥考定，为轪侯利苍及其家属墓地。利苍死于公元前186年，据考证三号墓葬的绝对年代可确定为公元前16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为公元前139年，历时一十三年，于公元前126年才归汉；就是说，张骞自西域带回笛子时，那两支笛子已在地下埋藏了近半个世纪。至于笛子的产生及在中国流传，毋庸置疑，其年代更要早得多。从战国末至汉建立，中间仅隔秦代短短的15年，至轪侯利苍死，也不过30多年。可以相信，战国末期甚至更早就已有笛在中国流行了。《笛赋》《周礼》所载，很可能是真实的。

同时，关于“篴”字为后人杜撰一说，也值得重新考虑。“篴”字之所以仅见于《周礼》 一书，目前看来，原因有二。其一可能为各书遗漏。大量先秦古籍，被秦始皇付之一炬，后又数经战火，传至后世者能有几何？况幸存者大多又经历代文人删改校注，手抄版印，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往往很难是本来面目了，遗漏的又何止一个“篴”字。就是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其成书年代要比《周礼》及马王堆汉墓中刻有“篴”字的竹简晚得多，且还经唐李（阳冰）宋二徐（铉、锴）校改，历代文人奉为经典，尚未收进“篴”字，当为遗漏无疑。

其二，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周礼》所载之笛，在当时可能还有别的名称。因而不用“篴”字。

要说明这一点，我们先来看看当时各书中关于另一种古竹管乐器“龠”的记载和注释。

《周礼·春官》笙师句注云：“玄谓篴如龠三孔。”

《诗、简兮》注云：“龠六孔，以竹为之。郑注礼云三孔，郭璞同云形似笛而小。广雅云七孔。”

《毛诗传》曰：“龠六孔。其或曰七孔者，连吹孔而言也。”⑳

《广雅》曰：龠谓之笛，有七孔。疏云：“龠或作龠。”㉑

显而易见，龠有二种， 一种为三孔龠；另一种为七孔龠（不算吹孔作六孔）。而七孔龠就是笛。

《续文献通考》说得更清楚：“笙师之笛失传久矣。大抵音有南北器，有楚夏。吕氏春秋曰，有娀氏始为北音，涂山氏始为南音。周公召公取之以为周南召南。诗曰：‘以雅以南，以龠不僭’。此之谓欤。然则，龠乃北音，礼记所谓夏龠是也；笛乃楚音，左传所谓南龠是也。俗呼为楚有以也夫！”㉒

这一段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三孔龠即为称作北音的夏龠；而《周礼》所记的篴，则在当时多被称作南龠，俗呼为楚。现在我们又为上述推论找到了一个有力的佐证；正是在古代楚地的湖南长沙马王堆，我们得到了七孔的古笛；也正是在古代楚地的湖北随县擂鼓墩，我们得到了与马王堆古笛十分相象的曾侯乙篪（见下文）。这难道纯然是巧合吗？笛被呼为南龠，甚至俗名就呼为楚，可见古代楚地七孔竹管乐器之盛行。篴字何以独见于《周礼》而不见于其他各书的疑团，亦当迎刃而解了。

湖北随县（随州市西郊）擂鼓墩一号墓（即曾侯乙墓）其年代为战国初期，（比马王堆汉墓要早近三百年）墓中发掘出大量的古代乐器。其中也有两件竹制横吹按孔单管乐器。经专家考定为“篪”（见附图 二）。㉓

附图二  篪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室出土

两器形制相似，全长分别为29.3cm和30.2cm。整个乐器用一根一端有竹节的竹管制成。管身髹漆，并饰朱漆彩绘三角云纹与绹纹。管端用木堵塞。管尾利用竹节横隔堵住，是一种有底的闭口管。椭圆形的吹孔与五个呈圆形的按音孔所在平面成90°角。尾端还有一出音孔。

曾侯乙篪的出土，对于中国古笛“起源于西周”之说的考证，也将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

篪是周代广泛使用的重要乐器。不少先秦古籍中均有记载。如《诗·何人斯》云：仲氏吹篪《尔雅·释东》云：“大篪谓之沂”。《周礼·春官》云：“笙师掌教歙、竽、笙、埙、龠、箫、篪、篴、管。”

篪与笛是两件十分相似的乐器。历来有许多人曾认为同一乐器。《乐纂》就把横笛叫作“小篪”的。但实际上篪为有底（闭管）乐器，而笛为无底（开管）乐器。由于有底和无底之别，发音及演奏上都有所不同。从曾侯乙墓出土的篪与马王堆出土的笛看来，证明上述说法是正确的：篪与笛确是两种不同的乐器。但是出土的篪笛也证实了两者之间十分亲近的关系。它们之间有着深远的渊源。

《诗·何人斯》郭璞注云：“竹曰篪，长尺四寸，围三寸；七孔，一孔上出，经三分，横吹之。”显而易见，这里所说的篪与古笛极为相象了（除闭开管不同之外）。我们很难设想，在音乐已是相当发达并且广泛使用篪的周代，数百年中篪的制作者与演奏者竟会未发现无底之笛。须知无底的笛在构造上及制作上比起有底的篪来更要简单一层呢！从这一点上来说，虽然随县出土的篪是利用竹节自然封底，但当时的制作者也完全可能先做成无底之篪——笛。然后再加上底而成为篪。

蔡邕《月令章句》云：“箫长则浊，短则清。以蜡蜜实其底而增减之则和。”这种有底之箫就是如此制作，可见此种方法并非没有。从此看来笛与篪并存于同一历史时期是完全可能的。

从曾侯乙墓出土的篪与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笛的比较中，我们还可发现一个更有意义的佐证：两者的吹孔所在平面与按指孔所在平面均成90°角。换句话说，它们是用同一种手式来演奏的。即双手掌心朝里，篪（笛）身放在大指与食指之间，吹孔朝上，按指孔朝前，正好成90°角。它们这种特别的构造，只可能有这种演奏姿势。而且，从长沙杨家湾汉墓出土的作乐木俑（见附图三）与山东南武阳东阙汉代画象石（见附图四）

附图三

附图四

可以确证。这一点不但进一步证实了马王堆出土古笛与曾侯乙墓同出一源，确为中国固有者，决非外来之物；而且从篪与笛不但在构造上极为相似，同时采用着相同的演奏姿势，以及曾侯乙篪正与马王堆古笛出土于同一地区——古代的楚地——这些事实来看，篪笛当并存同一时代——西周。这也正与《周礼》中关于笙师同时掌教吹篪吹笛的描述相吻合。《周礼》 一书亦经近人据战国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所载作了考证，证实了其确为战国时期的作品。这也为笛子存在于西周之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之《周礼》所记当是可信的了。

既然中国早已有笛流行于西周，那么，张博望为什么还要传西域笛法与笛曲来西京呢？其实这并不难于理解。张骞自西域传胡笛于西京，应是可靠的。问题是西域的胡笛不论在形制上、演奏方法上及笛曲音乐的风格上，都与我国流行的古笛有所不同。我国古籍在关于胡笛或羌笛一类乐器的记载中，多说是三孔。如许慎《说文解字》云：“羌笛三孔。”唐人李善也说过：“羌笛长于古笛，有三孔，大小异。”马王堆古笛分明是七孔。可见胡笛从形制和演奏手法上来看，与中国古笛大相径庭。然而，张骞带回的胡笛在演奏方法上可能更接近于现在；而不象当时中国古笛因吹孔与按音孔成90°角而采用双手掌心朝里的姿势。至于西域的笛曲音乐，不论在其节奏特点或是旋律音调上，对我国的民族音乐来说，无疑都是新鲜的，有着许多可取之处。正因为这些，张骞才有传其“法”与“曲”到西京的必要。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一件乐器，它与其他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是在不断的使用实践中不断改变，不断进化而来的。一种乐器，既可能是吸取数种不同的乐器长处而产生；也可能随着音乐的需要而派生出数种不同的乐器。今天的笛子，正是在中国古笛与西域胡笛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自汉武帝时西域胡笛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古笛逐渐采用了胡笛的吹孔与按音孔在同一平面上的演奏方法，吸收了西域笛曲的音乐养份；也保留了中国古笛七孔的基本形体，胡笛与古笛渐渐同化了。中国古笛的原形也逐渐从中国音乐舞台上消失，至西汉末已基本上被淘汰了。它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中国乐器的行列之中。至唐后又被加上了膜孔，笛子的音质、音量均为之一新，形制趋向完善，演奏技巧也日益丰富了。今天的人们早已忘记了它本来的面目，只知道笛为胡乐。殊不知，至少在二千多年以前，我国人民就已经使用了笛。单说笛子起源于西域，显然是不够正确的。

中国是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她的灿烂的文化，历来曾给予外族以极大的影响。她也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溶化在自己的民族文化中，并得到发扬光大。这是不乏其例的。笛子历史的探源，正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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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①见吴钊《篪笛辩》一文。（《音乐研究》 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②见上文。并见蔡敬民《竹笛与新竹笛演奏法》 一书第一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③见常任侠《汉唐间西域音乐的东渐》 一文。（《音乐研究》1980第二期）。

④《周礼》及以下《诗》《礼记》《尔雅》等引文均依《宋本十三经注疏》。

⑤见沈括《梦溪笔谈》卷五，乐律108条。

⑥这里引《古今注》卷中，四、以及《中华古今注》卷下，四（练江汪述古山庄校刊本）均为“唯得‘摩诃兜勒’二曲。”下文晋书则载为“唯得摩诃兜勒一曲”。

⑦见《晋书·乐志下》。

⑧见《文献通考》卷138，乐11。

⑨见《隋书·乐志下》（卷15）。

⑩见《宋书·乐志》（卷19）。

⑪本文附图以及以下说明均引自吴钊《篪笛辩》一文。

⑫《续通典》卷88、乐四。

⑬引自《汉唐间西域音乐的乐渐》 一文。见注③。

⑭见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第69页。（历叶书店1952年版）。

⑮见《说文解字》〔笛〕一义。

⑯⑰见《风俗通义》第243页〔笛〕 一义。东汉应劭撰。（大津出版社1980年版）。

⑱同注⑩。

⑲见注⑫。

⑳此句引自《续通典》。见注⑫。

㉑见《广雅疏证》卷8下、释乐。王念孙疏证。

㉒见《续文献通考》卷110，乐10，〔笛〕 一义。

㉓详见《篪笛辩》 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