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善上若水”音乐会精彩的曲目仿佛还在耳边萦绕，2019年9月12日“大地的呼唤”音乐会又扑面而来。张维良与他的中国竹笛乐团再度刷新了人们对最古老、最普通，甚至造价最低廉的中国笛、箫、埙的印象。

《大地的呼唤》音乐会的七部作品全部为2019年世界首演。其中，张维良本人创作了《呼唤——为十支埙、竹笛、打击乐而作》《圪梁梁——为女声、十支竹笛、琵琶与打击乐而作》两部，其余五部由他以委约方式聘请国内外作曲家创作。

风格多样、精彩纷呈或许是整场音乐会给人的总体印象。但就单部作品而言，特殊的文化背景、美学诉求，以及作曲技法又因作曲家而异。西班牙作曲家丹尼尔·斯普林茨(DanielH.Sprintz)创作的《沉默与背阴：辉映——为五支竹笛、古筝、二胡、中提琴、低音黑管与打击乐而作》,灵感据说来自阿根廷诗人乌戈·穆希卡(HugoMujica)的一首诗和华裔法国画家赵无极的一幅画——在背阴的情境下保持光明的希望；欣赏短期的光明时，同时也需要倾听黑暗的声音。中国作曲家崔权创作的《青瓷——古筝与八支竹笛》抒发了作曲家对中国青瓷熠熠生辉、悠远绵长且温润优雅、美轮美奂的崇敬与向往。美国作曲家乔尔·霍夫曼(JoelHoffman)创作的《大地之歌——为十支竹笛、二胡、古筝、琵琶、中提琴与颤音琴而作》特意引用了马勒《大地之歌》的旋律并由所有乐器共同演奏。作曲家认为：他在创作这部关于大地的作品时引用的是20世纪初奥地利作曲家的作品，而这位奥地利作曲家的作品采用的是同时代的德国诗人改编自7世纪的中国诗歌。“我被这种循环关系深深吸引，我想把最初从中国开始的联想再重新返回中国”。德国汉堡国立音乐与戏剧大学作曲教授陈晓勇创作《笙——为十支竹笛与打击乐而作》的灵感则来自作曲家本人对微风穿过竹林发出的声响及陶埙和笛的声响体验、联想、诘问——在土与竹构成的发音主体上，木、金石、丝弦、畿鼓产生的振动穿梭于其间，但究竟是初始的原型，还是重塑的意念?应该说，法国作曲家亚瑟·托马森(ArthurThomassin)创作的《根——为八支竹笛、古筝、琵琶与圆号、二胡、中提琴、低音黑管和打击乐而作》及其演出形式都是整场音乐会中较为独特的一部。演出前，托马森用不怎么流利的英语告诉笔者，地神是一位女性，他的作品讲述的是一位男性牧羊人在祈求大地的接受，使他的灵魂在星星的光芒中升华时，突然发现大地也在请求牧羊人帮助与天空生活在一起，于是他们生下自己的孩子。太阳西沉，牧羊人睡去，上天把雨的种子送给了他：一颗杜松种子，有梅花树的灵魂。早上大地醒来，他发现了两棵树的根：有杜松的力量和梅花的细腻之美。她慢慢地包围了牧羊人的身躯，他的尘土诞生了一颗由他的精神照亮的星星……为了在音乐作品中清楚地表现这个充满诗意和哲理的故事，托马森特意安排了一位用法语朗诵的讲述人。

然而，出于文化认同的原因，整场音乐会中，笔者认为还是张维良、陈晓勇、崔权等三位华人作曲家的作品最能引起观众共鸣。其中，又以张维良创作的两部作品反映尤为强烈。虽然和其他作曲家一样，这两部作品也同样使用了大量的中国竹笛、陶埙、骨哨、打击乐器乃至人声，但他营造出的整体音响却与其他作曲家有所不同。张维良的作品，磅礴壮阔之处，激动人心，催人奋进；委婉如诉之处，情真意切，细如游丝。作为作曲家，中国传统吹管乐器在他的笔下表现得淋漓尽致；作为演奏家，他扣人心弦的“腔音”演奏，又让每一位观众听到了亲切的中国母语。以致他以山西民歌为素材创作的《圪梁梁——为女声、十支竹笛、琵琶与打击乐而作》 (女声为山西原生态青年歌手张红丽)才一奏响，人们便跟着他的音乐走进了苍凉的黄土高原，并被黄土高原热烈、豪迈、爽直的音乐文化深深感染，且情不自禁……

不得不说，张维良是幸运的。

50年代末出生于江南水乡苏州的他，从8岁开始吹笛，便先后得到了顾再欣、冯子存、赵松庭、刘管乐、王铁锤等前辈的亲授。1971年参加工作后，又演奏过四五十年代诸多前辈根据民间音乐改编的作品和六七十年代创作的笛子作品。特别是作为恢复高考后中央音乐学院的第一批学子，1982年毕业分配到中国音乐学院任教后，又在李西安先生以“保存要纯正，创作要大胆”为基本方针创建的中国音乐学院实验乐团中历练当时每位演奏员必须先放下自己熟悉的乐器改学南音或潮州音乐特有的乐器(张维良当时去了福建泉州),比如原来吹笛子的改学洞箫，原来弹琵琶的改学南音横卧式琵琶，原来拉二胡的改学二弦。两个多月里，他们以口传心授的方式向民间艺人精学到了二至三首乐曲。回到北京后，他又在李西安先生的安排下，先后跟随王酩、黄晓飞、茅沅、田丰等作曲家学习作曲。

然而，张维良又是不断进取的。

竹笛是张维良的生命。他为笛而生，笛因他而亮丽夺目、异彩纷呈。虽然他精湛的笛子演奏技艺从80年代初开始就在各类比赛中频频获奖，但他仍然经过反复的研究和练习，实现了传统六孔笛的半音指法训练(而不使用加键笛),成功演奏过作曲家杨青、关酒忠创作的《苍》和《蝴蝶梦》等现代作品。与此同时，他的创作也在从1983年创作的处女作《太湖春》和其后创作的《南韵》 (1987)、 《花泣》 (1991)《竹梦》 (2003),直至《大地的呼唤》 (2019)历时三十余年从未停歇的艺术探索中勤勉践行。至2011年，已经吹了整整48年笛子，且桃李满天下，头上还顶着“中国笛王” "笛箫圣手”等无数光环的他，本可以圆满收官，坐享一世英名。殊不知，2012年他又破天荒地创建了中国第一支竹笛乐团，并在短短几年里，推出了一系列高水平的原创音乐会——《龙笛凤箫话古今》 (2012)、 《大雅国风》 (2013)、 《笛箫——传统与现代的契合》 (2014)《箫魂》 (2015)、 《笛箫传天籁》 (2016)、 《远古的呼唤》(2017)、 《上善若水》 (2018)《大地的呼唤》 (2019)。与此同时，还连续四年成功地申报了国家艺术基金项目和北京市艺术基金项目。

毋庸讳言，于表演艺术家、作曲家而言，数十年始终坚持原创，不仅需要具备宽广的艺术胸怀、足够的音乐才华和对艺术至臻至美的执着追求、坚守，同时更需要直面新作品可能存在的创作/演奏风险的勇气。然而，张维良是一位宁可失败也要不断创新的艺术强者，而且始终刚毅坚卓，矢志不渝。数十年来，仅凭他对中国大量传统笛子曲目、风格，以及演奏技巧的掌握和积累，即便是一年开若干次音乐会也绰绰有余。但他却以宁缺毋滥的坚定信念选择了一年一次高质量原创音乐会。

通常认为，演奏家和作曲家的创作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作品。前者侧重于娴熟的演奏技巧表现，后者侧重于丰富的作曲技法和对大型作品的整体驾驭。但张维良的作品不同于一般演奏家的创作，关键还在于他既兼具演奏家和作曲家的特点，同时还吸收20世纪现代音乐的创作理念与音响建构手法， "他善于打破民乐封闭的局面，与作曲家做朋友，向他们学习，并敢于挑战新的创作技法" (李西安), "具有民乐开拓的 克难精神与智慧" (叶聪), "他能将保存文化与前瞻发展融洽结合" (关酒忠)。①

“笛子很小，世界很大”是张维良常说的一句话，但这句话反映出的却是他艺术追求的宏大格局。他从来不屑近年来民乐舞台上某些哗众取宠的表演，更不以四平八稳演奏传统曲目维持自己的声誉。因此数十年来，他每年举办的音乐会曲目都是原创新作品，而非“无限反复”的“保留曲目”。也正因如此，他激情四射的艺术生命始终犹如初绽的花蕾；他的新曲目也总给人以“历史的，美学的”思考②而绝不仅仅只是所谓“美”的享受。

记得今年春天，笔者和维良等朋友们受邀到成都青城山参加一个非官方主办的论坛，维良发言时提到的两件事让我至今难忘。他说：2015年，我的竹笛乐团在伦敦皇家音乐厅和伦敦爱乐乐团合作演出我的委约作品《莽原》之后，伦敦爱乐的音乐总监对我说：我听了一辈子中国音乐，但听不懂，可是今天的音乐我全听懂了；第二件事，我在巴黎音乐学院演出后，音乐学院院长对我说，我们要开竹笛课程，要面向全世界招生。

坦率地说，这两件事令笔者最深的触动，即联想到了我国自本世纪初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现状。以音乐会演出为例，③迄今为止仅有部分音乐院校、专业院团和少数海外华人音乐家的演出曲目是较高艺术水准的原创作品。但在国内和海外的很多中国作品音乐会上，从曲目到演出形式却仍然停留在孤芳自赏的雅集、怀旧层面上。这样的演出，即使形式上“走出去”了，但内容(曲目)上的“走出去”最终也会因为缺乏创新、缺乏当代音乐语言导致国外听众听不懂而失败。无疑，张维良“走出去”了，而且“走”得非常成功。如今，巴黎音乐学院以他为导师亲自授课的中国笛子课程已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众多学生。在他的训练和指导下，这些学生都已经能够熟练地演奏中国传统笛曲《卖菜》便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

平心而论，在形形色色、琳琅满目的民族乐器中，笛子极其普通的“长相”和它的名称早已妇孺皆知。就连中央民族乐团在国外演出时，当外国观众被问及“如果挑一件乐器代表中国，你的首选是什么?”多数人脱口而出的都是“笛子”。 ④ 但我们必须看到，这不仅是中国笛子距今已有八九千年的厚重历史所致，更与中国汉语赋予笛子的文化内涵直接相关。虽然八九千年前的骨笛音乐现代人无法体验，但相传晋代大将军桓伊用蔡邕柯亭笛创作的笛曲《梅花三弄》,⑤其高贵、清新且荡人心脾的主题，便印证了中国古人对笛子的诠释。在北宋学者陈旸编纂的《乐书》中，虽然大大小小的笛子种类繁多，但其文化属性都依然是“笛之为乐，所以涤荡邪心、归之雅正者也”⑥。在笔者看来，无论“涤荡邪心”,还是“归之雅正”,都同样是一种摈弃墨守成规的锐意进取和涤故更新，甚至是一种中国文化特有的“乐观眺望未来" (李泽厚语)和寄望于未来的革故鼎新。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化腐朽为神奇，正如在音乐艺术的探索之路上，也并不是每一位音乐家都能将平凡的乐器和看似简单的七个音操弄得如此精彩出众。然而，古今中外，但凡有希望达到或已经达到光辉顶点的人，一定都是那些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奋勇攀登的人。而在继承和创新中国民族吹管乐器演奏和中国民族音乐创作道路上，张维良便是始终沿着陡峭山路奋勇攀登的中国当代杰出音乐家之一。

祝愿张维良在中国传统音乐的现代探索之路上走得更远、更高；

祝愿中国音乐家和优秀的中国音乐作品“走出去”得更多、更好!

①候阿妮《梧桐羞涩凤凰去，深山俊鸟不在林——“‘张维良笛艺40年’座谈会综述”》, 《中国音乐》2012年第1期。

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卷，第58页。

③关于音乐理论图书的出版与“走出去”,请参见笔者拙作《新中国音乐理论图书出版70年述要》, 《云南艺术学院学报》2019年第3期。

④张振涛《一件乐器，整个中国——竹笛演奏家张维良的家乡情结》, 《中国艺术时空》2016年第5期。

⑤[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18页。

⑥陈肠《〈乐书〉点校》 (下),张国强

点校，卷第一百四十《乐图论》,中州出版社2019年版，第7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