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松庭先生热爱音乐教育，对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笛子爱好者，来者不拒，有教无类，因此弟子众多。而他的许多弟子出师后留在国内知名高等音乐院校任教，或到音乐团体任笛子首席。他们陆续成长为博导、硕导、艺术大师，并再传一代又一代弟子。观今日中国，赵派传人遍布笛子艺术界。有研究者言，中国的音乐院校、音乐团体从事笛子专业的人，大半出自赵派门下，此言不虚。同一个师门，成长出一批笛子名家，其中有些已经是大师级艺术家，其集中度之高，在音乐界实属罕见，堪称奇迹。

“赵派笛子”作为我国音乐专业领域的一个流派，其形成的原因，首先自然是一派宗师赵松庭本人的艺术造诣之高，有培养学生之能。众多嫡传弟子因缘际会，拜入先生门下，先生指导有方，弟子苦修笛子艺术，提高文化修养，成其才俊。当然，现代新文化运动、我国民族音乐从旧到新的发展潮流，是我国民族音乐领域产生“赵派笛子”流派的时代原因。不过，研究“赵派笛子”的形成，是一个专门课题，这里只是提及，有兴趣的学者可以专门研究。

赵先生艺术造诣体现在他的笛曲创作与演奏、音乐教育、理论研究、乐器改革等方面。在此，笔者只想谈谈赵先生大起大落、丰富多彩艺术人生。其给人深刻的印象有三：一是甘为音乐而“弃法从艺”，二是历经艰辛而“痴心不改”，三是创作方法彰显文化底蕴。

先言其一，甘为音乐而“弃法从艺”。年轻时代赵松庭在人生职业道路的选择上，毅然决然“弃法从艺”，即放弃家族安排好的从事法律职业道路，改为从事音乐。这与大文学家鲁迅先生年轻时代的“弃医从文”颇有相通之处。鲁迅先生早年在日本留学，本来学医，后感医学只能治疗国民的肉体，无法改变国民精神上的愚弱，而善于改变精神的要推文艺。于是他“弃医从文”，以笔提倡文艺运动，改造国民性。年轻时的赵松庭毕业于江南名校锦堂师范学校，后按家族意愿进入上海法学院学习法律，以继承他父亲的职业。然而，与鲁迅本性适合文艺一样，赵松庭本性爱好音乐，最终放弃法律学业，改为从事音乐，走上了一条非正统的职业道路。

毋庸讳言，中国传统的民族音乐和戏曲发展到近代，在社会上的地位越来越低下，艺人不是受人尊重的职业。（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式微的表现）。少年时代赵松庭即表现出“叛逆”行为，喜欢与戏班子的人相处，并向乐师学习吹笛子，甚至上舞台演出。这让族中长辈颇为不喜。赵松庭出身浙中赵氏家族，源自魏王赵匡美一脉，随宋廷南迁至浙江。赵氏家族历来重视传统教育，鼓励子弟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祖上多出进士、举人。近代洋务运动后，新学兴起，赵氏家族则鼓励子弟进新学学校和大学, 学习“西学”或新学，认为这是正规的上进之路。然而，少年赵松庭偏偏对民族音乐、戏曲情有独钟，最后毅然决然“弃法从艺”。

这一方面说明赵松庭的天生喜欢音乐，另一方面也说明他认识到音乐的真正价值，愿意以此作为自己一生的追求。其实，中国正统的文化是非常重视音乐的，这在古代重要文献中多有记载。比如汉代典籍《礼记》中的《乐记》、《史记》中的《乐书》、《汉书》中的《礼乐志》等，都记录了先秦历代天子对礼与乐的并重。《乐记》言：“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如此，则四海之内，合敬同爱矣”。《礼乐志》记载：“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昔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汤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故乐者，圣人之所以感天地，通神明，安万民，成性类者也”。“孔子适齐闻《招》，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美之甚也”。这些经典皆可说明中国正统的文化，从源头开始就非常重视音乐的价值和作用，其音乐美学思想（如物动心感说、礼乐中和说），在世界音乐美学理论中占有一席之地。

次言其二，历经艰辛而“痴心不改”。从艺后赵先生在艺术人生道路上大起大落，历经曲折，但他荣辱不惊，始终保持了对音乐的一颗“痴心”。

他早期的艺术人生之路颇为顺利，成果丰硕。1949年，赵松庭考入解放军文工团，从此走上了文艺专业道路。激情的军旅生活，特别是参加志愿军入朝的战火体验，打开了他文艺创作的灵感，笛曲《早晨》是他创作的第一部作品。当时他受伤转移到后方医院治疗。不见了战场硝烟的后方的早晨，太阳初升、鸟雀啼鸣，环境宁静而生机勃勃，令人感到和平生活的美好。此曲的创作，采用了昆曲曲牌《点绛唇》音乐元素，以现代音乐理念和表现方法创造意境，结合中国竹笛南北两种风格表演技巧扩展笛子表现力，笛曲既有舒缓悠远的优美旋律，也有上下起伏的音阶灵动，一改旧笛曲的风格，为前人所未闻。《早晨》可以称之为我国现代意义笛子独奏曲的第一曲。此后几年，是赵松庭笛艺活动最旺盛的时期，先后创作和改编了《三五七》、《鹧鸪飞》、《和平鸽》等等笛曲，出版了唱片和专著，加入中国音乐家协会，应邀到上海音乐学院兼课。最令他感动和难忘的是，周总理曾邀请他与几位文艺界人士到家里做客。这些年，是赵松庭艺术人生的最高光时期。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57年的政治运动，让他瞬间从山顶跌入低谷，他被发配到杭州良渚的山上劳动。不幸中的万幸，周总理的关怀让他得以恢复工作，重返舞台。此后几年，他的笛曲创作和舞台演出又迎来第二次丰收。1964年的“上海之春”音乐会上，他用排笛演奏了《婺江风光》、《采茶忙》、《荫中鸟》，广受媒体好评。音乐评论家李凌曾发表《吹情》一文，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他艺术活动的第二次高峰。

但是，“文革”暴风骤雨又把他这个走“白专”道路的音乐家打下艺术舞台。这是他个人艺术道路第二次大起大落。然而，“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古代圣人处逆境而自强不息，成就大道。而赵先生一生喜好研究《易经》，对《易经》阐述的宇宙万物万事变易之道有所领悟。万事万物一阴一阳，有天就有地，有上就有下，有前就有后，都是相反相成。天地运行，四季轮换，寒暑交替，冬寒夏热，月盈则亏，日午则偏，物极必反。人生道路也是如此，有时通畅有时曲折。赵先生在自述文革经历时，表明自己对大风暴即将来临已经有心理准备，以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淡然心态。同时，《易经》所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也支持他在逆境中保持对民族音乐的痴心不改，依然无怨无悔，辛勤工作于音乐教育和声学研究及管乐器改革上。

“文革”期间，赵先生开始着意培养青年一代的笛子演奏员。由于被取消登舞台表演的资格，赵松庭弘扬民族音乐的全部热情失去了倾注的出口，于是他把大部分精力转向了培养学生，以此寄托自己的心愿，延续自己的艺术生命。他秉承中国传统教育理念，因材施教，诲人不倦，博雅教育，学思并重，倾心指导，培养出一批笛艺新秀，今天他们皆已成为音乐家、教育家。

他还把一部分精力转向了声学研究。他的胞弟赵松龄是同济大学声学教授，曾任同济大学物理系主任。两兄弟合作研究管乐器的发声原理和实际制作。中国民族音乐的一个严重不足或说短板，在于乐器。比较于西方长笛，赵先生常常感慨中国竹笛在音准、音域、转调、易裂等等方面存在的缺点，尤其是对音准，需要靠吹奏者气息控制和手指按孔矫正，完全靠经验，很不规范。为此他热心于乐器改革，发明排笛、低音弯管笛、同管双笛（雁飞篪）等，拓宽笛子的音域、音阶。更重要的是，他与胞弟共同研究温度、闭管、开管、管径、管壁厚度、开孔的位置、孔直径长短等等因素与频率的关系，前面各项因素发生变化及其互相影响，则频率也相应发生变化。这项管乐器的计算理论，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最先进的管乐器科研成果。它从理论上解决了笛子、箫以及各种吹管乐器的频率计算问题。其重要论文有：《横笛的频率计算与应用》、《温度与乐器音准问题》、《一种古老而新颖的民族乐器——同管双笛》、《同管双笛（雁飞篪）的性能及其实用设计》等。

文革结束，大地回春，赵先生的艺术生涯回复正常。他出任浙江省音协主席、浙江艺术学校名誉校长，又到上海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任教。1979年他创作并演奏了《幽兰逢春》，倾述自己的衷肠。从《早晨》到《幽兰逢春》，历时三十载，从活泼欢快的旋律到低沉迂回的乐思，表明了赵先生艺术创作的成熟，也体现了一代笛艺宗师的心路历程。诗句“呕心一管人笑痴，无语婺江应有知”，很好地说明了赵先生对民族音乐、对笛子艺术的痴心不改。

再言其三，创作方法彰显文化底蕴。聆听赵先生的笛子乐曲，可以清楚感受到其中的中国传统文化、音乐文化、地方戏曲文化的浓厚元素。他青年时代的成名之作《早晨》就是运用了曲牌《点绛唇》的元素。他的《三五七》、《二凡》则是直接采取了浙江金华地区流行的《婺剧》曲调。这些直接采用戏曲素材进行新曲创作的方法，是显而易见的，评论者已多有论述。

需要深入研究的是，赵先生音乐创作方法的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本人以为可以从古代诗词入手来分析之。赵先生一生喜欢阅读古代诗词，特别是唐宋诗词。他在一本笔记本上，抄录大量的唐诗宋词，并做了注解。他自己也喜欢写作律诗，写有多首造诣颇深的诗。据他的二女儿，复旦大学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赵晶晶回忆，每逢假期回杭，父亲都会与她深入讨论对诗词的体会。这说明他对古代诗词，既是本身的喜好，也是通过古代诗词来寻求音乐创作的灵感，借题发挥。《尚书.舜典》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所以，诗词可言志，音乐亦可言志，而且在古代传统中两者本为一体，难分彼此。你说，先秦《诗经》、汉《乐府》是诗词还是音乐？

赵先生音乐创作，也是以乐言志，抒发情怀，并且常常借用古代诗词的思想来表达音乐创作的主题。例如他的巅峰之作《幽兰逢春》，采用了周总理喜欢的昆曲音调，借此缅怀总理；同时也以兰花从冬寒幽境到春风化雨的境遇变化，来抒发个人的心路情怀。赵先生的诗词笔记，抄录大量兰花诗词。古代文人大都爱好兰花和兰花诗词，喜用兰花自比，如李白的“孤兰生幽园”，苏轼的“春兰如美人”，陶渊明的“幽兰生前庭”等等诗句，都是借描写兰花的淡雅高洁来抒发个人情志。可见，赵先生的《幽兰逢春》即是以乐言志。

诗词创作讲究形象思维，直白地说，就是在创作时需要在头脑里先构思人和物的画面，并贯穿创作的整个过程。文学艺术的创作都是如此，音乐创作自然不例外。赵先生的音乐创作注重选取古代诗词的意境来构思自己的作品，比如他改编而成的笛曲《鹧鸪飞》就是一个典型。赵先生是最早改编原曲《鹧鸪飞》为笛曲的人，1956年他根据李白“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至今唯有鹧鸪飞”之诗描写的意境来改编。对于此曲，本人认为1924年严崮凡先生编集的《中国雅乐集》的标题已经说明了它属于“雅乐”。根据中国古代对《诗经》“风”、“雅”、“颂”的诗歌分类，它应该属于“雅”类中的“小雅”，为古代文人抒发个人情志的诗和乐。而古代雅乐一般都是与诗词一体的。但，《鹧鸪飞》一曲却查找不到相应的诗格或词牌。原曲《鹧鸪飞》是否与唐宋期间兴起的七言古诗《山鹧鸪词》或词牌《鹧鸪天》相和？这有待考证。不过，原曲《鹧鸪飞》缓慢的节奏和思绪绵绵的情调，与七言古诗《山鹧鸪词》和词牌《鹧鸪天》的内容设定，则完全相和。无论李白七言古诗《山鹧鸪词》的“苦竹岭头秋月辉，苦竹南枝鹧鸪飞”和“辛弃疾《鹧鸪天.送人》的“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都是描写读书人为功名行走江湖朝堂的辛苦、友人送别之情、对故乡的思念等情怀。鹧鸪的鸣声隐含“归去来”。赵先生改编此曲，借用了古诗词的意境和内涵。

赵先生的音乐创作，完全没有门户之见，而是把前辈宝贵经验都继承下来，融合了笛子界的“南派”和“北派”的表现技术，熟练运用昆曲讲究声色的气功技术和乱弹灵活流利指法，也学习北方的叉口滑音技术。可以说，他是传统民间笛子艺人的虚心学习者。

赵先生熟读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释思想、文人风骨情怀、民间艺人对于戏曲音乐的经验等，都有良好继承，这是他的音乐创作具有浓厚传统文化底蕴的原因。但是，他毕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下成长起来的新青年，接受过良好的新学教育和时代潮流思潮的影响，学过西方音乐，早期还当过中学的音乐教师，属于学贯中西的现代音乐人。从技术层面看，他也欣赏西方现代音乐的理论、乐器和表现技术，在音乐创作中，充分运用现代音乐的表现技术，如《早晨》既有中国传统南北笛子表现技术，也有现代音乐表现技术，加上自己总结出来的表现技术，使得全曲音节上下飞快律动，声音强弱变化灵活。这在当时笛子界，属于首创。他发明的把曲笛、梆笛、高音笛、滑动哨子绑在一起演奏的“排笛”，大大增强了笛子表现的音域和音阶灵活度，属于从西洋音乐表现能力得来的启发。他请浙江歌舞团学西洋音乐的同事帮助配器交响乐队伴奏，增加笛子表现能力。他撰写的笛子教程《笛子演奏技巧十讲》，也借鉴了西洋音乐的表现技术，可谓结合了中西音乐表现技术的笛子教材。所以，他自称自己的笛子表现技术，结合了南北中西。

当然，无论是民族文化底蕴或元素，还是音乐理念和表现技术，音乐创作方法的核心问题还在于如何表现时代旋律、社会生活。脱离了时代旋律和生动的现实社会生活，音乐创作就成了空中楼阁、象牙之塔。赵先生的创作，与现实生活息息相关，他的《早晨》、《采茶忙》、《婺江风光》、《幽兰逢春》都是如此。再有，《鹧鸪飞》的改编凸显赵先生的音乐创作融入时代气息。他在后面加入快节奏的、循环换气吹奏的一段乐曲，使得乐曲增添生动感，避免“雅”乐的小众设定。

“莫叹幽兰天际客，满园桃李正茏葱”。今年是赵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是赵先生弟子的重要日子。赵先生一生培养众多优秀弟子，他的思想为人、教育理念、音乐创作方法，深深影响了众弟子。他还精心指导了诸多嫡传弟子第一次笛曲创作。如此言传身教，自然会让弟子的艺术道路和创作带有导师的某些风格。有研究者认为：音乐流派是一组具有共同传统或共同基本价值观的音乐风格。赵派笛子称得上拥有共同的风格。同时，赵先生本人注重创新，注重个性，鼓励自己的弟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的弟子青出于蓝，同时也在胜于蓝的努力过程中，并在某些音乐专业领域，已有突出成就。对此，在天际的赵先生自然会感到欣慰。愿赵派弟子在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音乐文化方面，在传承赵派笛子艺术方面，桃李茏葱，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