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音乐和考古领域，张居中的名字始终与“贾湖骨笛”紧密相连。1986年，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的一支“穿孔骨管”,在他的手中从“无名器物”升华为改写人类音乐史的“贾湖骨笛”。这一发现不仅突破了学术界对史前艺术的认知边界，更用实证将中华文明的音乐基因追溯至九千年前。

作为贾湖遗址考古发掘的关键人物，张居中的贡献不仅在于发现、鉴定这些文物，更因他致力于推动它们在学术领域不断被深入研究。从发现之初的惊鸿一瞥，到往来奔波的鉴定执着，以及跨越十余年的测音间隔，张居中与贾湖骨笛结下了不解之缘。笔者深感荣幸，多次登门求教、深入访谈，更有缘一同实地考察，目睹了保存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及贾湖遗址博物馆的骨笛原件。“由人到笛”进而“吹笛知人”,在张居中教授的手中，这小小骨笛经历了怎样的蜕变，如何一举成为天下闻名、冠绝九千年音乐文物的呢?笔者试图从多个维度，勾勒出张居中教授与贾湖骨笛的这段不凡经历。

一、多学科交叉的科技考古研究

张居中的学术之路始于对黄土之下文明密码的痴迷。1978年，他考入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师从考古学家安金槐、李友谋、贾州杰等教授。大学期间通过登封王成岗、禹州瓦店等多处考古遗址的实习，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田野考古基本知识和技能，也第一次体会到地层学的精妙：每一铲土都可能是历史的切片，错判一层，便可能颠倒千年。这种对地层堆积的敬畏，成为他日后严谨治学的基石。1982年，张居中进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现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投身于中原史前文化的探索。

在张居中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中，他不仅注重把科技运用于考古实践与研究，还注重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以开拓性思维推动考古学与自然科学的多维度融合。例如20世纪80年代末，他在主持贾湖遗址发掘过程中，尝试突破传统考古模式，组建了涵盖植物学、动物学、土壤学、声学等多领域专家的研究团队。在分析遗址出土的炭化稻作遗存时，他邀请古植物学家孔昭宸、农学家王象坤教授合作，通过植硅体分析和大植物遗存分析技术，首次确认了淮河流域8000年前人工栽培稻的存在，这一发现改写了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的认知。

1986年，他与河南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合作，提取到中国最早的龋齿病例样本和人体颈椎小变异样本，为探讨新石器时代人类饮食结构演化和人体结构微演化提供了实物证据。1990年，他与周昆叔教授合作对贾湖遗址进行微环境复原研究时，通过采集地层中的孢粉、植硅体和大植物遗存样本，结合地质沉积物分析和古气候模拟，重建了史前贾湖“湿地-岗地”交错的生态景观，揭示了先民依水而居、渔猎与农耕并重的生存策略。这种将微观生态证据与宏观文化现象结合的视角，成为他研究史前社会的重要方法论。

在破解贾湖骨笛音乐功能的过程中，他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的专家，运用声学频谱分析技术，证实这批距今约八千年的骨笛能够演奏六声音阶甚至七声音阶，且具有良好的音响性能，改写了学界对史前中国音乐文明的认知。正是基于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张居中通过建立“考古遗存-实验分析-理论构建”的研究链条，开创了中原考古多学科协同研究的典范模式。

二、贾湖骨笛的发现与鉴定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贾湖村，是一处新石器时代前期文化遗址。该遗址的发现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但直到1983年才开始系统的考古发掘，迄今共进行了10次。张居中参与了其中的多次发掘工作，并在第二至第六次发掘中担任田野考古工地主持人，第七、第八次发掘中担任考古发掘领队。

贾湖遗址的第一次试掘始于1983年，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实施，郭天锁、陈嘉祥等主持，发掘目的是初步了解遗址的文化层堆积情况和文化特征。1986年，在第四次发掘中，M78号墓中发现了两支骨管，这是贾湖骨笛的首次发现。当时，他观察到骨管一侧排列着7个小圆孔，但因缺少吹孔和箫的山口等特征，无法确定其是否为乐器，于是暂记为“穿孔骨管”。

为了鉴定这些骨管是否为乐器，1986年8月，张居中在李京华、赵世纲先生引荐下，带着M78号墓的两支骨管及M121号墓出土的一支碎骨管，前往郑州国际饭店请教参加纪念朱载堉诞辰450周年国际会议的专家，希望借助音乐专家的力量解开谜团。然而，因当时骨管内部泥土尚未清理，最初请教的一位专家认为骨管音孔太细，推测吹出的音可能尖细，甚至无法构成音列，顶多是打猎时用作模仿动物鸣叫的哨子。这让张居中一行人有些失望。但他并未放弃，随着后续考古发掘又出土了多支骨管，尤其是1987年上半年M282号墓出土的两支较为完整的骨管，让他坚信这些骨管应是乐器。于是，他又带着新出土的骨管前往北京，找到了中国艺术研究院“音研所”的萧兴华先生，萧兴华又立刻联系了中央民族乐团的刘文金团长，后由演奏家宁保生先生采用民间乐器“筹”的斜吹方法吹出了音列，至此确定这些骨管是乐器无疑。

贾湖骨笛的发现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的历史突破，更是音乐考古的重大发现。这些骨笛的音列结构完整，多数具备五声音阶、六声音阶或七声音阶，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早的。这一发现表明，早在9000—7500年前的贾湖先民就已经创造出了较高水平的音乐文化。

三、贾湖骨笛的测音与命名

自1987年至2001年间，张居中和测音团队共进行了三次系统性骨笛测音，测音模式的演变也反映了音乐考古学方法论的发展轨迹。1987年11月，首轮测音由黄翔鹏、童忠良领衔的专家组完成，负责吹奏的是徐桃英和萧兴华，他们采用竖吹法和斜吹法两种方式对M282:20骨笛样本进行声学数据采集，初步构建了骨笛音列分析的基准框架。1992年6月第二次测音，测音团队将样本量扩展至包含早、中、晚三期文化的五支骨笛(M341两支、M282两支及M253:4骨笛),通过对比不同文化层骨笛的音阶特征，揭示出贾湖音乐文明历时1500年的演化规律。值得注意的是，前两次测音确立了以细端管口为吹奏端的操作规范。张居中指出，该选择源于出土骨笛细端普遍保留的骨关节结构(如M78:1、M282:20等标本)细端一侧有个缺口，而粗端有点像喇叭口，因而对粗端吹奏可能性的探索尚未纳入测音视野。对此，他坦言说，早期测音受限于时间压力与认知局限，研究团队将数据采集重点聚焦于细端音列结构的系统性建构。

1992年6月，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接待室采样测音，

2018年，参加上海师范大学刘正国(二排，右五)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课题论证会，

第一排左起：张居中、范子烨、方建军、项阳、宋瑾、方立平

2001年第七次发掘出土约十支骨笛(含M511:4七孔笛等)促成了又一次采样测音。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系主持下，此次测音全部采用斜吹法演奏并进行相应的声学实验。据当时保留的影像资料显示，负责吹奏的刘正国先生采用斜吹法演奏了三支骨笛样本(M511:4、M521:14、F50:4),经徐飞等人的声学实验证实，采用“斜吹法”的音响效果明显优于“竖吹法”。不过，张居中特别强调，三次测音均未对骨笛粗端进行系统吹奏测试，这一方法论局限直接导致学界长期缺乏双端声学特征的对比数据。针对笔者提出的骨笛粗端测音缺失以及再测音问题，张居中从文物保护角度作出专业解释：目前已出土的骨笛分散于多家机构，且早期出土标本经过几十年馆藏，骨质降解程度尚未明确，重复测音面临未知的技术风险。当获知笔者团队通过仿制实验发现粗端吹奏可获得稳定音列时，他特别指出：“你们的音乐考古实验(与方建军先生合作)是具突破性的，通过双端吹奏对比实验证实了贾湖骨笛作为开管乐器声学的复杂性——这为重新评估贾湖骨笛的音响、音乐性能及制作工艺提供了关键证据链。”①

针对贾湖骨管乐器的命名问题，张居中在访谈中系统梳理了学界长达三十余年的命名之争。最初，黄翔鹏先生基于器物形态学提出的“骨笛”说②;吕骥先生则依据《周礼》主张“筹”说③;1996年，刘正国先生发表了《笛乎筹乎篇乎——为贾湖遗址出土的骨质斜吹乐管考名》一文，从甲骨文“瀹”字构型与《吕氏春秋》“伶伦制瀹”记载切入，力证其当定名为“禽”,并持续通过系列论文完善其论证体系。④当被问及个人学术立场时，张居中表示，乐器定名属音乐考古学领域，需建立在乐器形制、演奏技法与文献考据的三重印证之上。不过他近年研究明显倾向于“瀹”说，依据有二：其一，贾湖骨笛完备的五声-七声音阶体系(距今9000—7500年)与《尚书·益稷》“箫韶九成”记载形成时空关联；其二，当代曲阜等多地祭孔乐舞中仍有“瀹”的仪式化遗存，尽管其音乐功能已然退化，但文化记忆的延续性为定名研究提供了活态参照。

四、学术贡献与考古情怀

2024年11月28日，考察贾湖遗址博物馆，方建军(左一),张居中(左二),王卫东(左三),陈瑞泉(右一),武艳芳(右二)

2024年9月27日，考察曲阜师范大学音乐考古实验中心，张居中(左一)与笔者合影

自1986年贾湖遗址首先发现骨笛，1987年张居中携带骨笛去北京鉴定，同年11月份，以黄翔鹏先生领衔的测音团队对骨笛进行了测音。1988年，张居中在《音乐研究》发表了《考古新发现——贾湖骨笛》一文，引起音乐界对贾湖出土骨笛的广泛关注。1999年，张居中教授团队在国际权威期刊《自然》发表了《中国贾湖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发现的最古老可演奏乐器》一文，使贾湖骨笛的发现震惊了世界，这是中国音乐考古领域首次在世界顶刊发表重量级研究成果。文章结论说：“对贾湖遗址仅进行了小部分(5%)的发掘，就已经揭示出早在公元前7000年，一个复杂且高度组织化的中国新石器时代社会已经开始形成，并且使用了多音符乐器。未来的发掘和研究将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最早的音乐表达技术。”⑤今天，随着考古发掘的持续进行，骨笛的不断出土以及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个结论得到了验证。

1999年，考古发掘报告《舞阳贾湖》付梓发行，张居中在前言中这样写道：“有人说，电影是一种遗憾的艺术，那么,考古学就是一门遗憾的科学。面对着那么多待我们进行解读和阐释的无名氏先民的永远沉默而又绝对真实的遗迹、遗物和丰富的信息，我们的知识显得如此之贫乏，我们的思维显得如此之苍白，我们的方法是如此之单调，自知我们的结论距客观真实岂只差之千里!”⑥音乐史学家刘再生先生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修订版中采用《舞阳贾湖》最新研究数据并引用上述前言文字评述说：“这是一种科学的、理性的历史研究态度。考古工作似乎永远是人类追寻历史之梦的幻想空间和理性思辨的统一体，在我们的研究结论和客观真实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距离。”⑦2015年，当《舞阳贾湖(二)》即将付梓，张居中在前言中又写道：“2001年发掘结束之后十几年来，我和我的同事、学生组成的研究团队经过不懈努力，完成了现在的这本书稿。记得在《舞阳贾湖》的前言中我在发了‘考古学是一门遗憾的科学’的感慨之后曾经设想，‘如果让我从头开始，肯定会比当时做得好得多’。但事实上，十几年来社会发展一日千里，考古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是日新月异，变化之快令人目不暇接，虽然我们也在努力追赶科研前沿，但因种种原因，总觉得力不从心，留下新的遗憾在所难免!”⑧两版《舞阳贾湖》考古发掘报告的前言文字，构成了考古学家方法论自省的经典范本。1999年版提出的“考古学遗憾性”命题，在2015年版中发展为动态认知论“考古阐释的本质是不断逼近历史真实的迭代过程”。这种学术自觉体现于三重维度：1对早期结论局限性的清醒认知(如1999年仅5%遗址揭露的样本偏差);2对多学科方法论的开放性整合(2015版新增环境考古学等六个研究模块);3.对学术代际传承的主动建构(培养科技考古专业硕博士研究生五十余名)。如果说1999年版《舞阳贾湖》是张居中作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贾湖遗址考古发掘主持人对前六次发掘成果的深度研究与总结，那么2015年版的《舞阳贾湖(二)》便是他调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后，以科技考古为引擎，融合碳十四测年、古DNA分析、声学实验等多学科方法，系统揭示贾湖文化技术体系与社会结构的集大成之作。该成果不仅实现了从“器物描述”到“文明解码”的范式跨越，更开创了田野考古与实验室研究深度互嵌的新模式，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提供了方法论范式。

《舞阳贾湖》发行后，学界好评如潮。2001年在《中国文物报》组织的“20世纪最佳文博图书”评选活动中被评为最佳考古报告；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称为“考古报告的新模式”,是“里程碑性的一项重要学术性工程”;2002年被评为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中国社科院夏鼐基金考古学论著三等奖。

张居中还积极参与公众传播工作，通过多种渠道将考古学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公众。“央视”频道栏目如《探索发现》《国宝档案》《走近科学》《中国考古大会》多次对他进行采访，报道他在贾湖遗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尤其是贾湖骨笛的发现和研究，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目前，从心之年的张居中仍在继续他的科技考古研究，但最令他心心念念的还是骨笛。他本身不是音乐人，却能对骨笛这件乐器情有独钟，这既是贾湖骨笛的幸运，也是这个时代音乐人的幸运!

张居中教授就是这样一位性格豪爽、低调又不失热情的考古学家。笔者多次去合肥登门求教有关贾湖骨笛的相关内容，他每次都热情招待，对所请教问题也毫不保留，即便平时用信息请教沟通，他也是有问必答、有求必应，体现了一位德艺双馨考古学家对后学的大力支持与提携。

结语

四十余载贾湖缘，张居中教授以其学术生涯诠释了考古学的双重本质：既是实证主义的精密科学，又是充满想象力的人文叙事。从地层中厘清文化序列，在实验室破译文物密码，于讲堂上传承文明火种——这位考古学家的人生，恰似他钟爱的骨笛：以科学为孔，奏人文之音。当博物馆展柜中的骨笛静默如谜，我们仿佛听到了八九千年前遥远而又清亮的笛声，恰似“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这华夏初音穿透历史的层层迷雾，响彻亘古长空。

①据笔者分别于2024年4月1日、5月3日、11月9日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采访张居中教授访谈文本。采访人：陈瑞泉，受访人：张居中，采访问题：贾湖骨笛的发现、测音与研究。

②黄翔鹏《舞阳贾湖骨笛的测音研究》,《文物》1989年第1期，第17页。

③吕骥《传统音乐研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在国际中国传统音乐研讨会上的致词》,《音乐研究》1991年第4期，第3页。

④刘正国先生对骨管乐器命名研究的系列文章：《笛乎筹乎箭乎——为贾湖遗址出土的骨质斜吹乐管考名》,载《音乐研究》1996年第3期；《中国禽类乐器述略》,载《人民音乐》2001年第10期；《人类用火的文明与自然音律的发现——以贾湖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空骨管(禽)实器吹奏为证》,载《上海市社会科学界第五届学术年会文集(2007年度)(哲学·历史·人文学科卷)》;《论当代辞书史著对“禽”的错误定说》,载《交响》2008年第4期；《关于“禽”的考证诸家异说析辨》,载《音乐研究》2011年第1期。

⑤Juzhongzhang,Harbottle,Wang&Kong,"OldestPlayablemusicalinstrumentsfoundatJiahuearlyNeolithicsiteinChina”,Nature,401(1999),pp.366-368.

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IV页。

⑦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版，第7页。

⑧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舞阳贾湖(二)》,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Ⅲ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