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派二胡奠基人、长安乐派倡导者、西安音乐学院教授鲁日融先生，自1951年考入西北艺术学院音乐系、1954年留校任教至今，再也未离开过“西音”校园，时间长达68年。我在他近期刚刚出版的《收获—鲁日融音乐创作暨教育思想研究论文集》一书“序言”中曾说：“假如我们也像鲁老师他们那样，与一所高校以音乐为缘厮守一生，那这所高校就会留下他人生的全部印迹以及他毕生的付出，而在厮守与付出中，他也就有了接连不断、又多又满的收获。这些收获中，有一批又一批毕业生在各个专业音乐岗位上所做的贡献，也有老师自己在不同年代留下的突出成就。”今天，当往日岁月已经成为历史，鲁老师自己也到了“翘望九秩”的岁数，我们重新追溯他在学校60年的人生印迹、他的付出、他的收获乃至他的贡献，并不仅仅是我们要向一位尊师致敬，更希望它成为我们自己努力进步的宝贵资源和人生经验。

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旧时文人曾将之归纳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并用最高最严的标准认定从古到今只有孔子、王阳明、曾国藩等三位“圣人”真正做到了“三不朽”，且曾国藩还仅仅算是“半个”。也许，为了树立中国数千年的人文典范，这样判定有它的出发点和历史依据。但当我们用来讨论当今任何一位在某个领域有过贡献、有过广泛社会影响的人物时，所谓“立德、立功、立言”者，同样可以从时下社会、历史、艺术价值观出发，探究某一个体生命之德、功、言。以我个人对鲁老师的了解和观察，鲁日融老师近七十年的艺术教育经历，堪称践行“三不朽”的一位典型代表。

一、 出发

鲁老师告诉我，他是湖北均县人，五岁时父母先后离世，他在爷爷奶奶照顾下艰辛成长。1949年16岁时他考入豫鄂陕边区“郧县陕南公学”，结业后分配到“陕南区党委宣传队”，参加共和国成立庆典演出。后随军西进，于1950年加入“汉中红星文工团”，成为一名新音乐工作者。他的这个特殊人生境遇，无意间铸成了一种恒定的个性和志向：第一是积极进取，敢为天下先；第二是勤奋自勉，随时接受实践的检验。鲁老师的这两个生活信念和行为旨趣，一直保留到今天。我们先看看他毕业以后前两年间参加的三项极具象征意义的活动：1954年6月，他在学校举行了自己的二胡独奏毕业音乐会；1955年他和导师油达民先生一起组建了西安音乐学院的民族管弦乐队，除了“文革”十年，这支民族管弦乐队一直延续至今；1956年他创作了二胡扬琴三重奏《塞外情》，并以此曲赴京参加了“全国音乐周”，同台演出的有油达民和任英老师。以上三件事都发生在是他21岁至23岁之间。其不寻常的意义在于：1.全国专业二胡教学刚刚起步，专业学生很少，举行个人毕业音乐会的更少，且在偏远的西北；2.当时专业民族乐团仅仅有北京广播民族乐团、北京电影民族乐团和上海民族乐团等不多的几个，成立专业院校一级的民族乐队似不多见；3.那个年代民族器乐新作品的创作，主要以中老年演奏家为主，很少见到像他这么年轻的专业教师。可以说，无论对于全中国，还是对于二胡教育以及地方艺术院校，这三项活动都不算是小事，有的甚至属于“第一”，而这样的“大事”或“第一”，竟然都发生在一所大西北的综合艺术院校、一个仅为20来岁“毛头小伙”的鲁日融身上，不得不让人们感到惊异和赞叹。我们或许可以说这一切都是“偶然的机遇”，甚或是某种“运气”。但我却认为，无论鲁老师是否意识到，这恰恰是他自幼逐渐淘养而成的“凡事必积极进取、勤奋自勉”道德精神之使然。

显而易见，如此惬意的人生开篇，不仅给积极进取的鲁老师带来很大的鼓舞,而且由此引发出对未来从事音乐教育、音乐创作的一种难以抑制的巨大力量。借1950年代中后期全国社会、经济、文化领域出现的特殊形势，他沿着自己心中确定的目标，又一次出发了……。

二、 为“秦派二胡”奠基

从1958年起到2004年，鲁老师通过二胡音乐创作，为当代二胡文化建设奉献出了他人生的第一份功德。

1958年，鲁老师写出了自己的处女作《迷胡调》；1959年，为了庆祝国庆十周年，由他执棒，学校民族管弦乐队排演了他与赵振霄合作的《秦腔主题随想曲》以及《欢渡新春》《瑶族舞曲》《春江花月夜》《小磨坊》等十首民族管弦乐合奏曲，作为“国庆献礼”举行了专场音乐会，这是西安音乐学院民族管弦乐队第一次与观众见面；同年，他在原乐队合奏曲基础上写出了他另一首二胡代表作《秦腔主题随想曲》。之后，鲁老师又陆续完成了《丰收道情》（1960）《信天游》（1961）《欢乐的秦川》（1964）《赶车》（1965）等二胡作品。1976年 “文革”结束，他接着写了《采花》（1977）《曲江吟》（1979）《长安社火》（1986）和《迷胡主题变奏曲》（2004），鲁老师统称其为《秦韵十谱》。写作时间跨过了46年，他自己也从25岁到了71岁。如果说《迷胡调》《秦腔主题随想曲》以其浓烈的地域色彩开启了“秦派二胡”创作的新风尚，在全国二胡界竖起了一面地域流派的大旗，起到了“立派”“树风”作用的话，那么，此后的八首，一方面从音乐元素进行了较大的扩展，即由关中地方戏延伸到关中秧歌、陕北民歌、陕北道情等，同时对“秦派二胡”的文化内涵也作了多方面的挖掘，还可以说是鲁老师对这个新的二胡地域流派所作的一种自我完善。2014年《秦韵十谱》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鲁师命我撰“序”，我给予高度肯定，归纳为“三好”：一好好在音乐风格的统一而又多样上；二好好在每一曲都被作者智慧地编织为高度器乐化的旋律上；三好好在“十谱”均以“小”、“巧”取胜上。（详见鲁日融：《秦韵十谱》，上海音乐出版社,2014,年，1—4页）

依我的记忆，自《迷胡调》开始，鲁老师每写一首作品，就会让学生视奏并在各种演奏会上试演，这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教学方式。一是新作立即变成“教材”；二是学生能够直接感受到作品中的“秦风”“秦韵”，既学习了演奏技艺，也顺势熟悉了地方音乐体裁及其典型语汇；三是鲁老师可以以“听众”的耳朵检视修改作品的某些不足；四是借此给学生以启示甚至鼓励，希望他们也尝试投入创作，为“秦派二胡”增添新曲目，起到 “身教”作用。早在他任民乐系系主任时，就对毕业生提出“三个一”的要求，即一场独奏音乐会，一首民乐新作品，一篇论文。后来有人戏称为“三个一工程”。由此，创作与教学融为一体，老师、学生相得益彰。我认为，鲁老师的这种特殊教学方式，恰好成为1980年代以后“秦派二胡”创作进入巅峰的潜在原因。据我所知，他的很多学生后来都渐渐产生了创作追求和习惯。诸如我们熟悉的渭北叙事》（张怀德）、《蓝花花叙事曲》（关铭）、《秦风》（金伟）《陕南社火》（李长春）等，全都是由他不同时期学生创作的。加之，自鲁老师扛起“秦派二胡”大旗，界内外应之者甚夥，据悉，几十年来已经有上50多首属于“秦风”的新作。

我曾撰文评价这个二胡地域流派出现的意义：“‘秦派二胡’于20世纪50年代末进入二胡界视野，这个时期正好也是二胡语汇技法向多元探索与扩展的时期，从曲目看，有江南、东北、蒙古草原、中州、江淮、西藏高原、湘楚、川蜀少数民族以及岭南等多种地域风格。但很可惜，所有这些具有地域民族风格的创作，常常仅有一两首，似乎是为‘试验’而作。个别有深远影响的名作如《豫北叙事曲》《赛马》等，则其创作取向意在作品的新语汇、新技法上加以突破，而将地方风格置于后位。唯独坚持下来并自立一派的，恐怕仅十之一二而已。其中就有一个‘秦派’。所以，秦派的自立，在20世纪二胡艺术中就有了不同凡响的意义。它证明了在一种现代器乐艺术中，如果目标明确，执意而为，那就一定会逐步形成相对独立的地方性派别。同时，这样的派别，对于这门艺术的兴盛、成熟肯定会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最后，它还能让这门艺术继续保持自身的多样性和创造的生命力。总之，秦派的出现和树立，对于20世纪二胡艺术未来的启示意义，值得界内同仁三思。”（乔建中：《民族器乐地方派别的新景观——从“秦派二胡的生成与繁盛说起”》——《人民音乐》2010，第10期）

三、为陕西民族管弦乐艺术掌舵

除了“秦派二胡”，陕西的其他民族乐器和民族管弦乐创作起步也很早，近七十年间，板胡、古筝、笛子、琵琶、唢呐、打击乐、阮、埙以及乐队等创作领域，不仅一直保持其活跃的态势，而且，多数作品都取材于三秦民间音乐素材，为此，本地和外地同行，将他们统称为“秦派民乐”或“长安乐派”。

如果我们以历史沿革和“发生”情状观察，从1950年到现在，“秦派二胡”与“秦派民乐”基本上处于一种“共生”状态。严格一点讲，板胡、民族管弦乐队作品创作略早，古筝略晚，其他乐器则大都在其后。板胡如《秦腔牌子曲》（郭富团，1952）《红军哥哥回来了》（张长城，1958），管弦乐作品如《欢渡新春》（油达民，1955）《秦腔主题随想曲》（赵振霄、鲁日融，1958）、笛子《陕北好》（高明）等，它们与鲁老师1965年以前创作的《迷胡调》《秦腔主题随想曲》等六首二胡作品，构成“秦派民乐”的初创时期，或者说是它的“先声期”。这些作品皆为佳作，但还没有人将其从整体上看成是一个民族器乐的地方流派。直到1980年代以后，随着具有秦地风格的各类乐器和乐队作品喷薄而出，“秦派民乐”才显露出它的整体面貌和繁茂趋势。当时，古筝曲有《秦桑曲》（周延甲）、琵琶曲有《新翻调绿腰》（杨洁明）、《渭水情》（任鸿翔）、打击乐有《鸭子拌嘴》《老虎磨牙》、阮《丝路驼铃》（宁勇），管弦乐《音诗——骊山吟》（饶余燕）、《长安社火》（鲁日融、赵季平）《琵琶协奏曲——祝福》、管子与乐队《丝绸之路幻想曲》（赵季平）等，进入1990年代以后的20余年，秦派民乐创作势头仍然不减，据说，各类作品达到600多部（参阅李世斌：《‘长安乐派’与当代精神文明》见陕西民族管弦乐学会编《长安乐派研究文集》2009年）。将之整体称为“秦派民乐”已经没有如何异议。

那么，在“秦派民乐”的发生、发动和形成乃至被全国同行承认，鲁老师发挥了怎样的影响？他本人在其中居于何种地位呢？我的看法如下。

一、鲁老师的《迷胡调》《秦腔主题随想曲》二曲开风气之先，为“秦派二胡”进入全国民乐界视野立下头功。1961年，他去上海参加全国民乐教材会议期间，为会议演奏了《迷胡调》，引起全体与会者一片赞誉，上海音乐学院二胡教授王乙先生立即让他的附中学生闵惠芬向鲁老师请教。闵惠芬后来以《西北吹来秦川的风》一文，讲述了她对这首作品的强烈感受。随后，鲁老师参加了1963年“上海之春”二胡比赛，《秦腔主题随想曲》荣获新作品演奏奖。自此，这两首充满秦风、秦韵浓郁味道的二胡作品，遂成为“秦派民乐”的一个鲜明标志；

二、陆续加入“秦派民乐”创作的本省作曲家、演奏家，大多数都是鲁老师的同事和学生，他们在各自的民族乐器写作中，都不同程度受到鲁老师早期二胡创作的影响，尤其是在鲁老师相继担任西安音乐学院民乐系系主任、副院长以及陕西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的1979—1994这十余年，恰恰又是“秦派民乐”创作进入了高潮期，前述很多优秀作品都产生于这个年代，除了受到全国民族管弦乐 创作背景的影响之外，与鲁老师的的倡导、支持有密切关系；

三、如前所述，早在1955年，鲁老师就和油达民先生一起建立了西安音乐学院民族管弦乐队，至今已经有64年之久。进入1980年代以后，这支乐队仍然由鲁老师执棒指挥，当年很多优秀的民族管弦乐作品，都是由这个乐队视奏、首演的，并曾获得陕西高校教学成果一等奖。同时，他也成为民乐指挥、民乐演奏家的摇篮。周延甲、张棣华、赵季平、景建树、阎惠昌、张列、沈诚、魏军、周煜国、张晓峰、金伟、樊艺凤、高晓鹏等都是从这个乐队里走出来的；《长安社火》《骊山吟》《祝福》《欢庆序曲》的首演也都是这个乐队。多少年来，它有如“秦派民乐”的“孵化器”，一批又一批地培养了民乐教学演奏人才，一首又一首地推出了民乐新作。而这一切，鲁老师可谓居功至伟，是全体陕西民乐人公认的掌舵者。

收获——留给历史的“立言”之作

鲁老师的音乐人生是精彩的，圆满的，圆满、精彩的音乐人生既无愧于自己，又可惠及于他人。

近十余年，他先后主编、编撰了八种著述，计有《长安乐派研究文集》（2009，内部交流文献）、《秦派二胡曲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秦派二胡艺术论》（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秦韵十谱—鲁日融二胡作品选》（上海音乐出版社，2014）、《长安乐韵——鲁日融民族器乐作品选》（CD,香港龙音制作有限公司制，新汇集团上海音像有限公司出版，2013）、《鲁日融执教60年作品音乐会》（DV,同上，2014）、《国乐谈往——鲁日融民族音乐求索文选》（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收获——鲁日融音乐创作暨教育思想研究论文集》（乔建中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

这是一套全面反映鲁老师一生从事音乐教育、音乐创作、艺术管理、社会活动的重要文献，其价值在于：

一、前三种是有关“秦派二胡”“秦派民乐”的创作及其作品价值的论文集和作品集，有“全境式”的评述，有“特写式”的分析，有作曲家演奏家的“自述”，也有音乐学家的“他评”，全面呈现了这个民族音乐地方派别发生、发展历程及其成就价值的第一手资料；

二、第四、五、六种是鲁老师音乐创作的缩影，包括乐谱、音频、视频三部分。音频共收入10首二胡曲和10首重奏合奏作品，真实地留下了鲁老师音乐创作的斑斑印迹；

三、第七八两种全为文字论说，《国乐谈往》是他创作思想、教育思想、民族音乐观念的自我认识和探索，《收获》是他执教40年、60年两次全国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包括同行、学生、家人对他的多方面评价。虽属于各地“民乐人”的“他评”，但鉴于鲁老师的特殊身份，同样具有重要的参照信息。至少是西安音乐学院、陕西民乐界乃至20世纪后半叶民族器乐专业教育的一个侧影。

让我们特别感慨的是，后面五种著述，都是他80岁以后逐年出版的，每一种著述都费去他的很多心力和时光。2018年，已经是85岁的鲁老师，又开始编撰《回望陕西民族管弦乐学会三十年纪念册》，该纪念册用图片、文字详细记录了学会三十年艰辛历程的点点滴滴。鲁老师自1987年出任会长，到2013年卸任，前后20多年，他对于自己亲手筹建起来的这个民间社团有一份非常特殊的感情。为了编好纪念册，一年多来，他一次又一次从家属院走到五号教学楼，请学生帮忙设计、排版，用心之细，令人感动。

熟悉西安音乐学院的人都知道，从学校家属院到教学区有一条600多米长的林荫大道，全院老师上课、排练、开会，都必须走过这条道。作为全院元老级教师，鲁老师在这条大道上已经走了六十多年了。然而，直到如今，老师和同学们仍然能够在这条大道上看到鲁老师健朗的身影，对于西安音乐学院来说，这已是一道人文风景，一幅“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生动画面。

真诚祝福鲁日融老师健康长寿！

愿“秦派二胡”“秦派民乐”更加繁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