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的二胡教学，从历史的角度看也只是一瞬间，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但对我来说是经过了几个历史时期，我想还是从我学习和教学的几个阶段来叙述，更能说清楚。

一、首先从我学琴开始，1947年孟春的一个傍晚，在校园内，偶然听到了我从来都没有听到过的一种声音，我循声而去，发现是我们的音乐老师陈朝儒先生在操弄着一种乐器。当时不知道叫二胡，在偷听的过程中被陈老师发现了，他把我喊到家里，问了我一些问题，我对陈老师讲，我很想学，后来陈老师同意收我为徒，我非常高兴。陈老师告诉我要买把琴，回到家告诉我父母，他们不同意，说家里没钱，并且这是叫花子要饭用的东西，有什么好学，就不准我学。我没有办法，后来只能每天把吃早饭的五分钱省出来，半年存了六块钱，又问弟弟借了两块钱，八块钱才请陈老师带我到做琴的铺子，按照刘天华新改良的样子，订做了一把琴。这把琴一直跟随我几十年，到六十年代才又换一把琴。陈老师是刘天华的再传弟子，对持琴姿势、按弦手型、持弓、运弓、换弓、换弦，非常严谨，对音准音色更是严格，在学了几个月后，我想学揉弦，他狠狠地批评我说，走还走不稳，就想跑想跳了。基础打不好打不牢，将来永远拉不好。我只好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慢练。跟陈老师学习过程中，我还听到他用二胡拉了很多外国曲子、很多民歌。他还带我到他的朋友家，听他朋友弹钢琴，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尤其是1948年春，他在济南市开了几场二胡独奏音乐会，这是济南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音乐盛会，影响深远。我当时就想，我真是选对了学习的目标，将来我一定要像陈老师一样，把二胡拉出更高的水平。但是好景不长，1948年是我初中毕业考高中的一年，暑期要复习功课准备考试，可是国民党要在济南郊区修工事，我们家没钱交，就把我当民夫拉去给国民党修工事。这样既没有时间复习功课，也没有时间练琴，心里特别难过。直到济南解放后，我第一时间就跑到陈老师家去看他，但人不在了。陈老师被调到天津中央音乐学院音工团去了。自陈老师走后，我只能自己拉琴，按照老师提的要求，亦步亦趋，全凭自学。1949年山东省人民文工团到我们省一中招生，49年七月份我就拿着这把二胡考取了人民文工团。

二、从学员到二胡老师。从学校到文工团，对于我这样一名二胡爱好者来说，是由一名业余的二胡爱好者转变为一名正式的二胡音乐工作者的过程。到文工团后，我被分到音乐股，参加乐队，二胡就是我的专业了。但是作为一名文工团员，还必须参加全团共同需要做的工作：街头宣传。尤其在节假日，或者其他庆祝活动，必须要学会扭秧歌、打腰鼓、装舞台、做戏里的群众演员，总的要求就是一专多能。二胡是我的专业，在团里主要的事情就是拉琴，排练忙的时候要拉七八个小时，排完之后自己还要练习。在团里有一位板胡拉的很好的李岩同志，技巧高，他拉板胡是手指带着铁套演奏的，演奏快速技巧，非常熟练，他教我拉广东音乐的《步步高》，练习快速技巧，使我的二胡技术有了很大进步。在乐队伴奏中，他也在音乐风格和味道、表情上经常提醒我，对我帮助很大。后来我们团换来了新的团长，延安鲁艺冼星海的学生——牟英。他带来了很多陕北风格的曲子，唱给我们听，又教我们唱。使我们对陕北的音乐风格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来牟英团长还给我们团排练演唱《黄河大合唱》，另外在团里还排练了女声独唱的《妇女自由歌》《翻身的日子》，还有歌剧《白毛女》《王秀鸾》，我都要参加伴奏。我自己练习了刘天华先生的《良宵》《月夜》《光明行》等曲目。就根据过去听陈老师拉奏的一些印象，用牟英团长给我的手抄谱练习的。进团之后，我通过团里的政治学习，思想上也提高很多。在老同志的帮助下，我自己也要求进步。1949年，济南黄河发大水，在整个治黄的运动中，我被评为济南市治黄二等功臣（发有证书），并被评为1949年三等优秀工作者，年底我被批准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现在的共产主义青年团）。1950年春节团内的春节联欢会，音乐股要我二胡独奏，曲目《月夜》，这是我学习二胡后第一次参加这种场合的独奏演出。当时很紧张，演出不理想，但同志们还是给我很大的鼓励。1950年我们团又排演了话剧《红旗歌》，还在人民公园开了音乐会。但那时省里突然宣布山东全省七个文工团解散参加到华东大学，成立艺术系。为了国家的需要，给国家培养更多的更高级的艺术人才，壮大文艺队伍，除了年纪太大的，有发展的年轻艺术人才都到艺术大学去了。

三、到华东大学后，我被分配到乐器室看管乐器。时间比较自由了，由自己掌握，这段时间我练琴时间每天最多练到12小时，刘天华先生的《空山鸟语》《苦闷之讴》《烛影摇红》都基本上练下来了。七月份音乐系部分师生到青岛进行了音乐会演出。我演奏了二胡独奏《光明行》。8月份音乐系进行了分班考试，我考了《光明行》，是傅蒙老师跟高登洲老师监考。考完之后，音乐系分配给我一个任务，除了做学生之外，还要做教小同学的老师。当时我不知所措，我才学了几年二胡如何能做老师了呢？怎么教？教什么？都不知道。系主任牟英老师找我谈话，把他在延安手抄的一点二胡练习曲交给我，并告诉我，过去拉的歌曲伴奏以及在歌剧《白毛女》《王秀鸾》中可以从短小简单的到大一点难一点的提炼出来编好，就可以当教材了。慢慢教起来慢慢就会了，这真是赶鸭子上架。同志们的信任、领导的委任，所以自己必须完成好这个任务。后来开学后我教了三四个小同学，这个阶段纯属摸索阶段，因为自己更多的只是想如何拉好二胡，全是从演奏角度考虑，从来没想过做老师的事，不过既然是领导交待的任务，不管怎样也要做好，对同学对领导负责。我用心编教材，用心想办法，学乐理，五线谱，视唱练耳，记谱，把过去学习的东西做个总结，开始一步步走向正规，按专业要求学习和教学。但时间不长，领导宣布我们艺术系12月份调到青岛，合并到山东大学去。到山大后有几个大的变化，我们艺术系音乐科音乐表演专业，每人要学习两种乐器，学民族乐器的加学一样西洋乐器，这一直是刘天华先生所提倡的。我被分配学习大提琴，我的主课老师是德国大提琴家曼哲克教授，此外还增加了钢琴副科，副科老师是何佩珊教授。当时还有思想教育课，在我印象最深的是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听华岗校长给我们做的学术报告。这些学习使我们提高了阶级觉悟，和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在山大的学习也只有一年半多的时间。1952年9月由于全国高校的院系调整，我们山大艺术系被调至无锡和上海美专，苏州美专合并成立的华东艺术专科学校（南艺前身）。

四、从山大到华东艺专之后，音乐科改为音乐系，当时华东艺专只有美术和音乐两个系。到无锡之后音乐科有八位同学以研究生的名义留校增加师资队伍，我是其中之一，都提升为助教级别。至此我就正式成为了一名二胡教师。从全国来说，其他音乐院校还没有开设民乐专业。我们华东艺专在全国是最早开设民乐专业的高校，我教的第一名二胡毕业生是王有初，195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民族乐团，这也是全国大专院校分配到专业团体的第一名大学毕业生。另外还有一点我要说的就是，我小弟马友道是上海音乐学院1955年附中招考民乐专业学生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上音附中高中部的二胡专业，他在此之前都是我辅导的，这就可说明一点，我在没老师指导的这段学习跟教学时期，基本上是符合二胡教学要求的，我没有偏离陈朝儒老师当时教我时所要求的路子。

1956年下半年，我们学校指派一批青年老师去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进修，我也是其中之一。当时上音民乐系要成立一个民族乐队，要培养民乐队伍，但没有二胡教师，那时有我们学校毕业的第一期毕业生在上音做行政工作，就推荐我帮他们系兼课。当时上音写信请示我们学校是否可以，学校同意了。我就帮上音代课，当时分配给我五名学生：陈龙章、周根炉、夏晓峰、周义达、朱良楷。但上课不久，就有其中一名同学周根炉到系里告状，说不要跟我学，我教的都是音阶练习曲，不教乐曲。系里秘书告诉我后，我说可以，无所谓。少教一个，自己会有时间练琴了。但系里不同意，说找不到老师。其他老师人也满了，只能还是我教。当时我给周根炉说，我有个学生毕业分配到上海民族乐团叫王有初，我喊他来拉给你听听，我就是这么教他，听完我们再谈换老师的问题好吗？结果，他听完之后，同意先不换，上完一学期再说。等到期末考试，他感到自己技术进步很快，这事就过去了。不过还没有说完，1957年我们学校去上海招生，周根炉放弃上音考到我们学校来了，就是要跟我学。57年我们从上音回校参加反右运动，就此结束了我们进修的任务。在上音进修期间，对我教学影响最大的就是苏联专家米强斯基的小提琴学术报告。他在报告中对演奏法中的中间位置的论述，对我影响最为深刻。由此回校后我在二胡演奏法的教学中，联想到演奏法中多种形态，姿势的变化，演奏法也要不拘一格。因为教学规律中因材施教、因人而异应该有所变化有所不同，这才是符合自然发展的，是有规律的，了解自然，顺应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这是自然辩证法的科学原理。这也就是人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在改造人类自己。所以在我的教学中，不拘一格，按照学生自身条件，找到最适合学生发展提高的方法，充分发挥学生的潜力。我要求我的学生都能演、能教、能写、能在音乐的海洋里充分发挥自己的能量，一定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954年到1956年，我在上海学习大提琴期间，还在上海师大找到陆修棠老师学习二胡，大约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上了有十几节课。陆老师在此期间把刘天华十首作品以及自己的一部分创作例如《怀乡行》《风雪满天》《农村之歌》等十几首曲子，从头帮我处理了一遍，使我在教学中更有底气更有信心，而且也启发了我学习二胡曲创作的兴趣和信心。在此阶段，我还在陆老师那认识了黎松寿老师，黎老师后来到了南师，我们也成为很好的朋友，并向他了解了一些瞎子阿炳的故事和如何演奏阿炳名曲的方法跟要求。

1958年初华东艺专由无锡迁往南京，也就是现在的南艺，到南京后学校的发展就更正规化，1958年我们成立了南艺附中，从此音乐系的发展就有更好的预备队了，音乐表演的技术要求很高，有童子功跟没有童子功差别很大，这次附中招生，是我们先去调查研究发现人才，先定下来要他们来报名，因为我们是第一次，现在闻名世界的二胡演奏家陈耀星就是我们第一次附中招生发现的人才，所以从少年中发现人才是招生的一大优势。文革中我们的革命文艺学校也招了一部分中专学生，周维、邓建栋就是中专部招的学生，现在也是全国知名的二胡演奏家了。另外还有很多青年演奏家在全国比赛中得奖的顾怀燕、邢立元、韩石、毛清华等，也是附中的毕业生。附中对于音乐学院来说是优秀人才的主要来源之处。办附中尤其对音乐专业特别重要，它是音乐家的摇篮。我在离休之后，附中还请我去教学，直到生病之后才真正退了下来。现在还有些附中孩子来找我上课，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对国家有贡献的事，只要能做还是鞠躬尽瘁。

1958年调我到附中上课，1960年因为升讲师，又调回音乐系。但是我还在附中兼课直到附中解散。在此期间我跟我们民乐专业老师都在努力学搞创作，当时我的小弟马友道已是上音作曲系丁善德老师的学生，我请他帮忙，有我和本组的王俊文老师，还有陈耀星，我们四个人写一个二胡协奏曲，因受上海小提琴曲《梁祝》的影响，我们就用江苏民歌，按照“孟姜女”的故事跟民歌，再加一点锡剧的音调，编写了一首二胡协奏曲《孟姜女》。经过筹划、准备材料到写完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当时是由我系民乐队协奏，甘涛老师指挥，陈耀星演奏，回来经过录音，认为还不错。当时我小弟有钢琴伴奏谱，也有乐队伴奏谱，后来《孟姜女》协奏曲拿到上海音乐学院，作为上音的二胡教材，再后来由上海民族乐团拿走总谱，由夏飞云指挥，项祖英演奏。后来到了文革，此曲被否定了，“孟姜女哭长城”是毒草，后来不了了之。现在我这还有钢琴伴奏的油印线谱版。这首曲子应该是在二胡界最早的一首协奏曲了。我对二胡的思考一直是按照刘天华先生的思想向前发展的，二胡的发展应该是像小提琴一样成为对世界有影响的、具有代表性的中国民族乐器。现在来看，二胡的发展已经有了这个程度跟水平。我相信未来二胡一定会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喜爱。

1982年我和霍三勇同志（江苏省电台）共同编写了“江苏二胡之乡”的广播稿，有人名简历和本人的演奏录音，当时在全国二胡界引起极大轰动。这是我自1952年来江苏后的一个全面的总结。我是经过调查、研究，有根有据，用事实说话的。后来，江苏省文联在江苏又举办了“江苏二胡之乡”的大型音乐会及理论研讨会等大型活动，把这一名称确定为是江苏二胡历史发展的里程碑。1988年，全国二胡教材教学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我代表学校去参加，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1989年，王建民第一二胡狂想曲问世，由邓建栋首演，在江苏省内以及全国二胡作品比赛中获得银奖，随后他又继续写了《天山风情》《二狂》《三狂》以及二胡协奏曲《贵妃主题随想》，由邓建栋、许可、顾怀燕三人演奏。在江苏省汇演中获创作一等奖，演奏优秀奖，并在后来的金钟奖比赛中作为指定曲目。现在又写了四狂、五狂。这几部创作已经成为二胡发展中第三个里程碑。（刘天华第一、刘文金第二、王建民第三）。1993年由我院发起举行了“南京民族器乐全国邀请赛”，我院二胡、琵琶、扬琴、古筝等器乐专业包揽了各种类的一等奖。推动了民族乐器的发展，扩大了我院民乐在全国的影响力。

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我跟南京乐社以及几位演奏家组团去香港，进行了一次演出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受到了高度的赞誉。回来之后，我基本上就完全离休了，不担任任何工作。但附中领导再三请我去附中教学，对附中年轻老师做一些指导，带一带他们。所以实际上离休也等于没有离。而且，大院还请我去督导委员会，做督导员。每个星期还要去听课，所以形式上离休，实际上是离而不休。主要身体状况还能做点事，所以一直拖到2014年因为病重无法起身才完全停下来。我还把附中最后一名学生徐上带到附中毕业并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这才真正在学校没有工作了。还好，在我工作期间，完成了自己觉得必须做的几件事：出版VCD《大师教二胡》，专著《名家教二胡》，CD《马友德二胡演奏专辑》，总算有一个圆满的结束。

最后对我七十年的教学也做一个小结，怎么样才能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合格的二胡教师？

我对自己总结了这样几条：一，教书育人德为先，教师要先树德，以身作则，先要给学生做出榜样，这是第一位的。二，要真心热爱自己从事的二胡教学事业，对学生要1有责任心、2耐心、3精心、把二胡专业研究透、4细心、观察学生了解学生因材施教循序渐进、5虚心、就是懂得“教学相长”，“博采众长”，学生不一定不比老师好，要懂得“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三，对学生的教学要有远见，看到事物的发展变化，跟上时代的需要。小平同志讲过，面向全国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这是老师的胸怀，也就是学生的胸怀。

七十年的二胡教学使我深深体会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学无止境，艺无止境，希望我们的二胡艺术发展得越来越好！

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胡琴专业委员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高扬在第八届华乐论坛代读马友德老师自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