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十年之久的《华乐大典·二胡卷》近日终于问世了！这是一部涵盖了二胡百余年来的发展历程，集 “文献”（含人物、风格流派、演奏技艺研究）、“乐人”、“乐事”、“乐器”、“资料”、“乐曲”（代表作百余首） 及其 CD 音响等全方位内容于一身的五卷本大型典籍。纵观我国民族乐器的发展史，这是第一部有关一种乐器的典籍，是前无古人的开山之作。它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它的出版，不仅是二胡艺术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也是中国民族乐器发展史的里程碑。
朴东生（《华乐大典》编委会主任，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会长）：我国的民族器乐艺术源远流长，她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宝库中极其珍贵、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曾产生了众多名垂青史的音乐大师和艺术巨匠，留下了许多传世的音乐经典作品。由于历史的局限，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全面完整地记录、印证、浓缩中国器乐艺术发展历程的乐典问世。
盛世修典，中华民族历来有在政治鼎盛、经济发达时通过修典收集整理文化典籍、保存成果，以促进社会进步的好传统。改革开放 30 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文化软实力的增强，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的提升，民族管弦乐艺术取得了飞跃的发展和进步，这样良好的大环境为修撰民族器乐艺术的《大典》提供了最好的机遇和空间。
从 2000 年起，经专家反复论证并开始汇集资料，前后有300 多位专家、学者参加撰稿、编辑的《华乐大典芽二胡卷》，历经十年艰辛、坎坷的过程，今天终于和读者见面了，这是民乐界乃至海内外华乐界的一件大喜事！这部开篇的“先行卷”记录了目前能够收集到的所有二胡艺术的相关资料，将有关二胡艺术的文论、曲谱及音响浓缩式地展示出来，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二胡艺术的历史和现状，可以说是目前民族器乐艺术唯一的、规模空前的综合性典籍。它将对继续探索和研究二胡艺术，继承民族音乐传统，繁荣二胡艺术创作，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总结“二胡卷”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将分期分批地启动其它各类专业分卷的编撰。
乔建中（《华乐大典·二胡卷》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原所长）：参与《华乐大典·二胡卷》编纂的近十年间，我有三点感想。其一，任何一件乐器要成为一门独立的表演艺术，须得益于诸多前提条件：1．数量可观、影响深远的经典曲目；2．四五代以上的优秀演奏家；3． 有特定技艺、文化内涵的教育传承体系；4．顺应艺术实践而不断进行的乐器形制、结构、音色、音质的改良、改善；5．相关文献资料的积累和有深度的学术研究。
也就是说，以演奏为基本艺术诉求的乐器，它的发生、成长以至成熟，始终离不开创作、表演、教育、研究以及乐器自身改良等方面的支撑。五大因素，一个都不能少。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上述因素对于器乐艺术的发展，更有决定性的影响。其二，在中国乐器历史上，弓弦类乐器的出现略嫌靠后，而且，进入社会音乐生活之后，很长时间未能独立。以二胡为代表的弓弦类乐器的真正的发轫，开始于 20 世纪初。让人们始料未及的是，这件乐器在一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竟取得了其他乐器无法相比的成就。成为 20 世纪中国民族器乐艺术中最具活力、最有社会影响，乐曲、乐人、乐事、乐论、乐器自成一体的领域。《华乐大典》以“二胡卷”为“学术突破口”，先行取得经验，再及其他，也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其三，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及会长朴东生先生于 10 余年前奋力发起编纂 《华乐大典》这一学术壮举，对于当代中国民族器乐文化建设而言，具有不可低估的战略意义。它既可以全面反映 20 世纪民族器乐艺术的历史性业绩，又对推进未来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尽管，编委会为设定整体框架，甄选曲目、乐人、乐事、乐论等费去许多时光和精力，出版事宜也一再受挫，但最终还是“等”到了上海音乐出版社这个理想的合作伙伴并以精美的设计、高质量的规格完成此一学术大业。作为一个参与者，本人除了欣慰，更为感佩的是：二胡界几百位同行自始至终无条件的支持、无保留的参与，这才是这部文化典籍屡遭曲折而仍然坚持并最终问世的根本动力！所以，我要向二胡作曲家、演奏家、教育家、制作家、音乐学家致以最真诚的敬意！
杨光熊（《华乐大典·二胡卷》主编，解放军艺术学院中国器乐教研室主任）：二胡作为一件乐器从奚琴、稽琴到胡琴再到二胡，已经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历史。记录这件乐器的沿革，从唐、宋、元的诗词、壁画、雕塑中，从明、清的绘画中，从元史、明史，辽、金、元、明、清音乐史料中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但它更多是充当民间说唱、戏曲声腔的伴奏乐器，散落于民间自娱自乐。二胡成为中国乐器文化中的一支奇葩，成为演奏艺术，是在上个世纪一百年的发展中形成的。《华乐大典·二胡卷》正是要记录这个过程，留给后人参考。
受家庭影响，从学习二胡开始，就对有关本专业的沿革、演奏、教学、文论、作品、乐改、乐事等资料不断地进行搜集和积累。上个世纪末受一位学生家长的启发，萌生对百年二胡历史汇编的想法。这件事一个人是做不了的，在朴东生先生《华乐大典》大文化史观的支持下，二胡卷在理论家乔建中、于庆新，教育家赵寒阳等编委和二胡界数百位专家的参与下，走过了十年的道路。案头工作之繁杂、涉及人员之多、时间跨度之长是从未有过的。从专家论证、理论界评估到组稿、统稿、再次地调整补充直至出版，一直是在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支撑下走过来的，以至中间我因生病面临生死的抉择都没有放弃。编辑过程中很多感人的花絮令人难忘。张韶老师夜里十一点来访，征求文章意见，闵慧芬、王国潼、宋飞、岳峰等专家几易其稿是为了对后人负责。主持大事记、乐人和乐事的副主编于庆新先生，他在理论界是以严谨认真著称的，编辑中材料庞杂、时间跨度大，很多事情要面对当事人，工作中经常为了一个获奖选手的名字，一个乐人的出生年月，一次会议的准确地点，打电话联系核对。时乐濛、王乙、曾加庆、王竹林、王寿庭等人去世前一直关心这本书的问世，书出版了，是对他们在天之灵的最好慰藉，也是对二胡界全体同仁的一个交代。《二胡卷》第一次将百年文论以理论界的视野进行了汇集，从刘天华、阿炳、风格流派、演奏技艺四方面对二胡艺术的研究提供了平台；第一次将百年经典作品集中展示，并将创作者和首演者的札记与读者见面，为教学和演奏提供了最权威的素材；第一次把一件乐器，一个历史时期的大事、乐事、赛事、乐人的资料留给后人；第一次展现乐器改革和制作大师；全部五线谱的体例将二胡与世界缩短了距离……总之，书是具有实用性的。
虽然本着“百年大计、以史为鉴”的学风去做，但仍存在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这有待今后不断地调整补充，使之真正成为能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工具书。
于庆新（《华乐大典·二胡卷》副主编，《人民音乐》编辑部原副主编）：十年编纂，百感交集！这里，首先要感谢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及朴东生会长。正是有了朴先生屡败屡战、百折不挠的顽强斗志，才使出版工作在一次次陷入山重水复的绝境后而绝处逢生、柳暗花明，并最终到达了胜利的彼岸。还要感谢上海音乐出版社及其领导费维耀先生，有了他们的慧眼独具、远见卓识，《二胡卷》的出版合同才得以在一年前一锤定音。这部大型典籍的出版，无疑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但我们不能忘记两位主编乔建中和杨光熊的智慧和辛劳。
乔建中是我国音乐理论界颇具影响的民族音乐学家，在编辑过程中，他不仅能够高屋建瓴，在总体框架和具体结构上给予科学的设计和指导，审阅全卷的文稿，而且还参与了具体资料的搜集工作。他充分发挥当年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所长的优势，带领相关人员在浩如烟海的资料库中苦苦寻觅、埋头工作。尤为可贵的是，三年前，他的夫人身患绝症，在与病魔搏斗的 19 个月里，他身心疲惫、心力交瘁，但每当《二胡卷》的出版有了新的转机，需要开会、审稿时，他都能克服种种困难而投入工作。我想，如果没有他的参与，《二胡卷》就达不到今天这样的学术高度！
另一位主编杨光熊，是一位二胡演奏家，但他不是一位仅会埋头拉琴的匠人，而是一位有思想、有学术意识的演奏家。正是他，在十几年前发起并向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和中国音协二胡学会出谋献策——出版《二胡大典》！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杨光熊几十年的资料积累和他的倡议，《华乐大典·二胡卷》的问世就无从谈起！在这十年间，他自己不仅要撰稿，还要与二百多位演奏家、作曲家约稿，同时还亲自校对一百余首作品的技法标记，审阅全部的文稿……。十年来，除了在“军艺”的本职教学工作之外，他把全部时间、精力都投入到《二胡卷》里。他的周到、全面、认真，常常令我这个常常爱“较真儿”的人有“小巫见大巫”之感，尽管有时因为一些具体章节争论得面红耳赤甚至不欢而散，但他的执著和负责精神确实令我感动。最令我感动的是，三年前，他不幸身患重症，入院手术和持续数月的治疗，都没能影响他对《二胡卷》的工作。在最近两年进入最后的出版阶段，他不顾家人和我们的多次劝阻，经常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后半夜才搁笔休息。“《二胡卷》是我的命！”——虽然这是他在与出版社发生争执时的牢骚，但确实是他的肺腑之言！我想，用“呕心沥血”来形容他的工作精神，毫不为过！
褒奖不是目的，目的在于弘扬一种精神。《二胡卷》虽然大功告成，但作为典籍，几十年后的补充修订，无疑要靠现在的青年学子。所以，希望各个乐器门类的演奏家们，尤其是青年学子们，在演奏、教学之余，经常关注、思考学术层面的问题，并利用网络时代的高科技手段，为今后各部乐器典籍的出版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期待着！
赵寒阳（《华乐大典·二胡卷》副主编，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教授）：《华乐大典·二胡卷》的出版是民乐界的一件大事，这是二胡至今为止最完备、最详尽的一本大典。我作为该书的一名编辑人员，深感自豪。虽然这本书编了十年，开了无数的会，看了几尺厚的稿子，开过许多的夜车，但在看到如此厚重的《二胡大典》时，震撼到无语，一切辛劳都化为甘甜的蜜果。在此，我感谢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朴会长，和上海音乐出版社为这本大典的出版所付出的心血；也祝愿我们的二胡事业能蒸蒸日上，飞速发展。
来源：人民音乐，20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