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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日融：我的音乐生涯

鲁日融华音网 2022-09-24

我出生于湖北鄂西武当山下汉水河畔的均县古城。家乡的山歌小调、汉江上的纤夫号子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播下了喜爱民族音乐的种子。1948年家乡解放，1949年（16岁）我报考了设在豫鄂陕边区郧县的一所革命大学校“陕南公学”，并被吸收到学校的文艺宣传队。那时校园里充满了为新中国建设奉献青春的热血青年，我们跳着“大秧歌”，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咱们的领袖毛泽东》《团结就是力量》，尽情地抒发着对新生活的热爱和憧憬。

1949年10月28日宣传队随军向西挺进，经过两个多月艰苦行军跋涉于12月底进驻安康。随后宣传队随军挺进汉中，这段不寻常的历史使我终身难忘。进驻汉中后，原宣传队改名为“陕南区党委红星文工团”，我被分配到乐队担任打击乐手，同时学习二胡、小提琴演奏，就此与音乐结缘，开启了我的音乐人生。

一、立志

文工团为了配合“减租反霸”土地改革，先后排演了《赤叶河》《白毛女》《刘胡兰》三部新歌剧，我从打击乐到演奏二胡再到演奏小提琴，学到了中国的新歌剧音乐和二胡、提琴的演奏技能，成为乐队“一专多能”的演奏员。通过三部歌剧的演出，我体会到了中国社会的变迁和过去劳动人民的苦难，更重要的是树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艺术观，这为我后来从事的民族音乐工作与艺术教育事业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求知

一个人若能在事业上取得成绩，我认为需要三个要素：第一，要勤奋好学，有自强自立的精神；第二，要有师长的指点、关怀；第三，就是机遇。在我求知的道路上，除开主观上的勤奋努力外，客观上我遇到了三位“伯乐”的指点关怀。

第一位是汉中红星文工团团长高鲁手先生，他是延安时代第一位戏曲表演艺术家，为了文工团的发展，他从乐队十几位青年中选拔推荐我报考西北艺术学院音乐系深造。第二位是西北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陶剑心先生，当时进入艺术学院后要自报专业，我报的是小提琴演奏，陶主任听说我还会拉二胡，就要求我现场演奏两首二胡曲，我演奏了歌剧《白毛女》主题曲和广东音乐《小桃红》，谁知陶主任听完后就说，“你应当主修二胡”并许诺毕业后留校当二胡老师。这成为我人生方向的又一个重大转折点。第三位是我的二胡老师油达民，1952年他从共青团西北文工团调入西北艺术学院教授二胡。他的教学理念和音乐创作思想，影响了我后来的二胡和民族管弦乐创作。我1954年毕业留校担任二胡教学，1955年我与油达民老师共同发起组建西北第一个学院民乐乐队（首任指挥油达民，乐队首席鲁日融）。1956年油达民调离学校，我接任乐队（合奏课）指挥，直到离休。

我留校任教后，并不满足于只教授二胡这一技之能，我除了学习刘天华、阿炳外，同时我也十分喜欢欧洲古典音乐。我的处女作三重奏《塞外情》就是听了柴可夫斯基的《如歌的行板》、穆索尔斯基的《弦乐四重奏》后，激发了我自己的创作激情。此曲在1956年首届“全国音乐周”首演获得好评。

1958年，我以迷胡、秦腔音乐为素材创作的热情，先后编创了《迷胡调》（原形为合奏曲《丰收序曲》）和《秦腔主题随想曲》（与赵震霄合作，原形为中西混合乐队合奏曲）。1959年，《秦腔主题随想曲》在西安首演，获得了业内的好评。

三、创业

进入1960 年代，我有幸参加了全国性的三次重要学术会议。

1.1961年8月文化部在上海召开的“二胡、琵琶教材会”我将历年编写的二胡练习曲汇编成上、中、下三册（共150首）二胡教程，《新编迷胡小曲二十首》和《陕西风格二胡独奏曲六首》提交大会。经过我现场试奏《丰收道情》《迷胡调》《秦腔主题随想曲》后，与会的二胡界前辈蒋风之、刘北茂、张季让等给予“方向正，风格新，坚持下去必有收获”的好评，并推举我在上海音乐厅举办的“二胡、琵琶演奏会”上首演了《迷胡调》《丰收道请》。我受到了极大的鼓舞，更加坚定了我扎根陕西突出地方特色，萌生创立秦派二胡的构想。同时，在教学上提倡培养“复合型”的二胡人才，学习刘天华走中西融合、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创作理念并作为自己创业的方向。

2.同年12月，文化部、中国音协在京召开首次“民族乐队座谈会”。来自中央、地方二十余个艺术院团的作曲、指挥汇聚一堂，畅议“中国民族管弦乐队编制和创作的发展前景”，我和时任陕西歌舞剧院作曲、指挥的杨洁民先生带上《秦腔主题随想曲》《小磨坊》（杨洁民曲）两首民族管弦乐作品参加了研讨会。著名作曲家李焕之在总结发言中特别提到作品的地域风格特色时，以《秦腔主题随想曲》为例，给予了肯定，极大地激发了我对民族管弦乐的创作热情。

3.1963年5月，在第四届“上海之春”、首届全国二胡演奏比赛会上，我带了两首自己原创的二胡独奏曲《迷胡调》《秦腔主题随想曲》参赛，其中《秦腔主题随想曲》获得了“新作品演奏优秀奖”。此次大赛是中国二胡艺术创作演奏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我音乐生涯中获得的第一个艺术奖。

从以上六十年代初的三次民乐界重大学术活动的侧面，所映射出的我在“求知”“创业”的道路上、在二胡教学演奏创作和民族管弦乐创作领域里获得的点滴业绩，更加激励我继续前行。

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虽受冲击，然而在“普及样板戏”的“最高指示”下，我幸运地参与了秦腔《红灯记》的移植工作和乐队排练，后来又指挥了由西安音乐学院和宝鸡秦腔剧团乐队联合组建的交响乐队排演秦腔《沙家浜》，使我更加深入地学习到秦腔音乐的运腔和板式结构，受益颇多。

1977年恢复高考和1978年的改革开放，迎来了中国“文艺的春天”。由此重新焕发了我在教学、创作、艺术管理多元领域的新理念，并获得了新的成果。

一是创立“秦派二胡”。这是1961年上海教材会上就已经萌发的构想，在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中，引领了几代陕西二胡音乐学子的传承梯队。创作秦派风格二胡曲百余首，研究文论专著两部，并获得业内的认同与传播。

二是发展“秦派民乐”。在“秦派二胡”的影响推动下，自八十年代以来，先后在三秦大地兴起的“秦派板胡”“陕西秦筝”“长安笛韵”“陕西琵琶”“长安阮韵”“长安埙乐”“陕北唢呐”等多个乐种，如雨后春笋般构建起了陕西民乐创作与演奏之“秦派民乐”大军，受到全国业内同行的关注和赞誉。

三是倡导创立“长安乐派”。八十年代初，我与已故西安鼓乐研究专家李石根先生不约而同的提出创立“长安乐派”的倡议，认为它是繁荣陕西音乐创作、艺术表演等更加深广的学术构想和创新动力。它与“长安画派”“文学陕军”“西部影视”“三秦书法”“黄土画派”相呼应，构建起厚重的陕西文化艺术品牌。西安音乐学院还成立了“长安乐派”研究室，获得了省级特色学科研究课题。

四是教学理念。在我主持西安音乐学院民乐系工作的二十余年里以及后来负责学院教学科研工作的岗位上，明确提倡继承两个传统，即将“周秦汉唐传统文化意蕴”和“延安鲁艺红色文化优秀传统”作为办学指导思想，提倡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多元教学理念。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涌现出了沈诚、张晓峰、闫惠昌、周煜国、安之语、李双燕、李作明、高本正、王方亮、金伟等一批优秀的作曲、指挥、演奏和艺术管理人才。为中国民乐教育、民乐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

四、奉献

2014年10月，在校庆六十五周年期间，陕西省教育厅文化厅、西安音乐学院为我举办了“执教60年作品音乐会暨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同行专家和校友百余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在个人成果展示期间，我向大家展示了如下成果：专著《鲁日融二胡艺术》《秦派二胡曲论》《长安乐派研究文集》《秦派二胡艺术研究文论》《国乐谈往——鲁日融民族音乐求索文选》《收获——鲁日融音乐创作暨教育思想研究论文集》等；专辑——《指挥专辑之一“春江花月夜”》《指挥专辑之二“光明行”》《“长安乐韵”——鲁日融民族器乐作品选》《鲁日融执教六十周年作品音乐会》等。

1996年离休后，学校返聘我担任学校的教学督导和研究生的教学工作，在这一时期，我把一部分精力放在陕西省民族管弦乐学会的建设发展和民族器乐的社会活动之中。1997年我发起“民族管弦乐进校园”活动，组建了西北地区第一个大学生艺术团——西安交通大学民乐团，并亲自担任总监、指挥。随后又组建了西安市少年宫少儿民族乐团，并于1997年亲自带团赴马来西亚进行艺术交流。2005年组建长安民族乐团，该团以各行业退休的民乐爱好者为主体，隶属陕西省民族管弦乐学会领导。这些经历是我在普及民族管弦乐艺术领域里取得的点滴成果。

进入新世纪，2003年为普及提高陕西省职业、非职业民乐演奏水平，我发起申报举办全省民族器乐演奏大赛（政府奖）活动，获得了省文化厅的支持。随后，每两年举办一次，连续举办了三届。每一届参赛人数都在两千人以上，大大提高了陕西省职业和非职业民乐演奏人才的演奏水平。2007年起，我又发起了陕西民族器乐（面向全国）作品征集评奖活动（政府奖），同样得到省文化厅的支持，至今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评选出各类民族器乐作品200余首（部）。为繁荣陕西的民族器乐创作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

由我主编的《“回望30年”——陕西民族管弦乐学会成立30周年纪念册》展示了几代陕西民乐人（职业和非职业）在弘扬民族音乐文化、繁荣民族管弦乐艺术、彰显文化自信精神的鼓舞下，所走过的艰辛而又辉煌的历程。

今朝背对晚霞，面向夕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自己从事的民族音乐事业奉献终生！

鲁日融老师照片选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