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笔者认为在闵老师诸多的贡献中，《江河水》、《新婚别》、《长城随想》这三首作品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以史为鉴，可知兴衰。本文撰写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个人研究闵惠芬二胡艺术发展轨迹的一些体会和心得，启迪自己，并与广大同行和热爱中国二胡的人们共享与共勉，共同探索二胡发展的光明之路！
关键词：闵惠芬；二胡演奏艺术；里程碑
千年胡琴，没有古琴般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成为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的杰出代表，也没有如琵琶般在伟大诗人白居易的《琵琶行》中成为千古传诵的主角。因为刘天华，沉沦这片古老土地，千余载前的异族传入乐器终于焕发新的生机！
近百年来，自刘天华起，又有了陆修棠、华彦钧（瞎子阿炳）、孙文明等数代人的不懈努力，不断为这件古老乐器注入新的活力，二胡遂开始了百年维新与变革。时至今日`，二胡已成为中国民乐中发展最神速的一种乐器，成为中国现代民族音乐的一颗璀璨明珠。
我们在缅怀和敬仰刘天华这位国乐改革先驱的同时，不应忘记为二胡艺术的发展创造一次次奇迹的后继者们。这里面，有一个闪光的名字——闵惠芬老师！
如果说，因为有了刘天华，二胡才开始了新生；那么可以断言，若非闵老师，二胡就不会有今天的辉煌！
每一位杰出人物的出现，都离不开其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新中国的诞生，无疑是二十世纪人类社会的重大事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也给包括二胡在内的中国民族乐器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民族音乐空前繁荣，佳作不断，新人辈出。二胡在六十年代初已初步形成拥有可观专业队伍的独立界别——二胡界。闵老师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成长，并于1963年上海之春首次全国二胡比赛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从那时起，二胡演奏艺术的每一长足进步都几乎与闵老师的名字相联系。她的每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创造了二胡一次又一次的辉煌。
笔者认为在闵老师诸多的贡献中，《江河水》、《新婚别》、《长城随想》这三首作品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一、《江河水》与闵惠芬独特演奏风格的形成和确立
当闵老师1968年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两年了，社会秩序和人们的思想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青年时期的闵老师置身这一史称十年浩劫的特殊年代，从激情到彷徨，从迷茫到反思。特殊的时代必然造就不一样的艺术风格，而这一切又往往因个人的内在因素而呈现不同的特质。从《老贫农话家史》到《红旗渠水绕太行》，从《喜送公粮》到《江河水》及《赛马》，恰恰反映了青年闵惠芬在这一混沌时期的探索和追求，正当大多数人还在因前途而困惑，她就以天赋的艺术触角和近于率真的乐观在两根琴弦之间上下求索。
在文革特殊的历史背景之下，音乐传播的主要媒介是广播电台和为数甚少的二胡独奏曲唱片，这时期几位前辈演奏家包括闵老师演奏的作品一经传播，几乎无例外，迅即在全国流行。在《江河水》之前，闵老师已是全国知名的、出色的演奏家之一。有人说，在一曲成名的年代，这多少有时势造英雄的意味。问题是在当年成名的二胡演奏家并非只有一个闵老师，但是，随着她逐渐形成的富有激情且具感染力的个人风格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喜爱，情况不同了，历史终于选择了她。《江河水》一曲近乎石破天惊的演绎，宣告了具有强烈震撼力和非凡魅力的“闵惠芬演奏风格”的确立，也标志着超越同时代演奏家而成为二胡界的代表人物或称之为闵惠芬时代的到来。以后几十年的历史表明，当年貌似偶然的事件其实有其必然性。
在此之前，此曲已有多位演奏家演奏过，这些前辈艺术家为二胡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由于种种缘故，包括历史条件所限，此曲从黄海怀先生移植成二胡独奏曲直至70年代初叶，其影响仅限于二胡专业工作者，充其量是在为数尚不太多的二胡爱好者中流传。1973年闵老师在演绎此曲的重大突破彻底改变了此曲的命运，尤其在经70年代中期拍摄的艺术影片《百花争艳》在全国传播后，尘封多年的《江河水》几乎成为二胡和闵惠芬的代名词，她超凡脱俗和极具悲剧美的演绎撼动了亿万人的心灵深处，也为二胡艺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
40年过去了，当人们探求这个中奥秘时，不免有着种种疑问。要知道，在《百花争艳》中担任各种乐器独奏的音乐家都是当年全国首屈一指的名家，他们的艺术造诣同样是不容置疑的，况且，二胡当时在这些中西独奏乐器中并不引人注目。为何独有闵老师所演奏的《江河水》能产生如斯的巨大感染力和社会影响力？除了大家都能理解的技艺精湛之外，一定有着某种人们只可意会而不能言传的奥秘存在其中。
当然，不能不提到闵老师独具慧眼及毅然选择《江河水》作为演奏曲目是成功的先决条件，难以想象当年存世的二胡曲目中还有哪一首比《江河水》更能攻克文革时期人们的精神桎梏和情感堡垒！悲剧性永远是最具感染力的！但是再伟大的悲剧作品总是只感动某个特定的人群，更何况此曲作为二胡作品问世之后并不曾有过辉煌的经历。闵老师的过人之处就是能于平凡之中见伟大，她非凡的艺术触角让她意识到此曲能给她的二度创作提供无限的发挥空间。她的演绎摒弃了前人幽怨有余却悲切不足，一改号啕大哭的直白和单一，从而使悲切的情感得以更深层的抒发……闵老师在31年前教授此曲第二段时对我曾多次语重心长地启发：（伤心有好多种表达方式，人到悲痛之极是哭不出来的，表情呆滞木然，气若游丝。这时最贴切的表达就是没有表情……）。她善于把对人类生活、情感的细微观察与艺术创造紧密联系，更重要的是，她把一个古代弱女子的苦难演绎成为对中华民族千百年来遭受的巨大苦难的控诉和火山般的感情喷发。
与之相适应，她创造性地采用爆发性的开弓和左手快速滑音相结合，在运弓上开创性地把弓速的频繁变化与跌宕起伏的情感相结合，最终她成功地“拉出了人世间的悲切"……在此曲中，二胡技巧与乐曲内容的融合达到了艺术的极致；在此之前，二胡从未有这样鲜明的层次感，从未有这样直达人们心灵深处的震撼力量。这源于她有着深厚的民间民族音乐素养和与之相适应的驾驭技巧的非凡能力，源于她对作品内容具有极其敏锐的触觉和感悟，源于她具备一种独特的人格魅力——这是伟大艺术家不可或缺的特质……此外，对真善美的强烈追求及通过手中的二胡表达自己的艺术理想一直贯穿闵老师整个艺术人生。这一切，通过《江河水》这首当时还不那么为人所知的优秀作品充分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并宣示以闵惠芬为代表的二胡新时代的开始。
其后不久，《红旗渠水绕太行》这一充满时代感的小品，经过她的天才演绎，竟蜕变成对人类不屈不挠精神的讴歌和预示新时代即将到来的进军号角，激励和影响了无数的人们。这时期及其后的作品都充分体现了这种特点，也表明了闵惠芬独特演奏风格的确立是以《江河水》作为重要标志，在闵老师的艺术道路上乃至当代二胡发展进程，《江河水》一曲是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的作品，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之作。
二、《新婚别》——当代二胡音乐创作、演奏的一次重要尝试与突破，也是闵惠芬演奏艺术步入成熟期的重要标志
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不久，闵老师作为全国著名的青年演奏家加盟上海民族乐团。这个时期，是闵老师创作力最旺盛和多产的时期。她改编、移植或创作的多首作品《洪湖人民的心愿》（现名《洪湖主题随想曲》）、《阳关三叠》、《宝玉哭灵》等曲，由她首演之后，都成为二胡经典，也是我们这些文革后首批艺术院校学生竞相学习的重要曲目，而闵老师的演奏版本自然也是揣摩的典范。然而闵老师并没有满足于已有的成就和殊荣，她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视已有成就为前进的动力而不是包袱。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促使她思考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那就是二胡发展需要有一个突破。
从刘天华开始划时代的二胡创作到那时，60余载春秋，二胡曲目从无到有，初步繁荣。然而，几乎所有的曲目篇幅都不长，刘天华的《病中吟》等十首二胡独奏曲；华彦钧的《二泉映月》、《听松》；陆修棠的《怀乡行》、刘文金的《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王竹林的《金珠玛米赞》；陈耀星的《战马奔腾》等及上述提及的闵惠芬老师创作、改编及首演的一系列曲目都是二胡宝库中的经典之作，然最长的二胡曲也没超出十分钟。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尤其是在闵老师演绎《江河水》的划时代成功而使得二胡一跃成为我国最令人瞩目且最具代表性的民族乐器，其现状与其地位相比是极不相称的，二胡曲目体裁多元化是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此外，二胡作品不仅篇幅较短，而且演奏形式也较单调，大多是无伴奏、一件或数件乐器伴奏为主，即使有少数几首采用大型乐队伴奏，也都是独奏加伴奏的创作思维。这些都难免限制了二胡的发展。
命运又一次选中了闵老师,在1980年的“上海之春”音乐会上,张晓峰、朱晓谷根据唐代伟大诗人杜甫的叙事诗诗意创作的同名二胡叙事曲《新婚别》成功首演，为二胡发展填补了一个重要空白。这首长达17分钟的乐曲在雷鸣般的掌声中宣告二胡创作又一次春天的到耒，历史永远记得那激动人心的一刻，二胡创作从此拉开了多元化、大型化及交响性的序幕。众所周知，音乐作品不是一次完成创作的，在作曲家完成其作品（一度创作）之后，必须通过演奏家的二度创作把乐谱上的音符演绎成声音才算最终完成作品。而首演往往直接关系作品的成败，音乐史上由于首演失利而令作品蒙尘、甚至无疾而终的个案屡见不鲜。其中一个最令人难忘的实例莫过于如今公认最伟大的小提琴协奏曲之一的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由于当年担任首演独奏的俄国知名小提琴家不理解甚至曲解作品导致演出失败，结果尘封多年几被人们忘却……可见，首演《新婚别》对闵老师是一次严峻考验，更何况，她面对的是一首堪称前无古人的二胡与乐队协奏的大型作品。正因为前车可鉴，闵老师极其重视和积极参与《新婚别》的创作过程，独奏旋律从初稿到定稿的全部视奏工作，每一个音符都倾注了她的所有心力，并从演奏家的角度给作曲家提供宝贵的意见，为作品的最后成功奠定了基础。
在《新婚别》首演成功之后，这首具有创新意识的佳作成为当时二胡新的标杆，30余年过去，此曲已成经典。几乎所有的专业二胡演奏者都曾学习过《新婚别》，也有不少演奏家曾将其列为音乐会常备曲目，但是，至今能成功演绎此曲的仍寥如晨星。个中原因是复杂的，非三言两语可道明，也非本文讨论的课题。可以肯定的是，《新婚别》至今都是一首颇有难度的作品。难以想象，若当年首演者不是闵老师，《新婚别》将是怎样的命运？二胡其后的发展又会是什么景象！
以复三部变奏曲式创作的《新婚别》，是二胡创作体裁的一次大胆尝试，也是一次重大突破。
此曲诸多特点与难度并存。如，旋律结构非常之简炼朴素，对于弦乐器一族的二胡来说，独奏主题旋律线条越简单则越难；情况如同中国传统书法，笔划越简则越难写得好。在乐曲第一部分开首，清新明朗的主题要刻划出唐代一位待嫁少女羞涩而期待的心情，变奏的主题音乐在第一部分中段则要求独奏二胡渲染古代乡村抬花轿迎亲的喜庆场面及亦景亦情在一晃一悠的抬轿律动中表现出新嫁娘忐忑而喜悦的心境，同样的音调经过变化在乐曲第三部分却要表达“暮婚晨告别，无奈太匆忙，君今往死地，沉痛迫衷肠”那种生离死别的无奈与悲痛，最后还有尾声的惜别与眺望……相近的旋律要到位地把握不同的艺术形象，准确地表达如此巨大的情感变化和落差，对任何一位弦乐演奏大家都是极具挑战性的，而于只有两根琴弦的二胡，难度之大不言而喻。同时由于内容的需要，乐曲频繁地转调和离调成为当时二胡作品之最，此外，开拓性地运用协奏创作思维——独奏与乐队有机地紧密结合共同完成艺术形象塑造和表达乐思，把戏曲中的紧拉慢唱用于此曲的华彩段以及大胆运用大段落急板等，都使得此曲成为当时不仅篇幅最长、情感变化幅度最大、技巧难度最高的二胡作品。闵老师却能够在30余年前的首演中就如此精彩绝伦地完成《新婚别》的二度创作，不仅做到了一人千面，更展示了一曲千姿。实际上此曲总结了自江河水以来到那时闵老师的全部艺术实践，在她那富有强烈感染力的演奏风格中多了一份深沉与内敛，多了理性与内涵，这是艺术成熟的重要标志。
正因为她的演奏艺术当时已达至炉火纯青的境界，才能使《新婚别》如同杜甫原诗那样，能够以音乐表现形式体现出“真善美”这一最高艺术审美准则，于平凡之中见证伟大。藉着二胡叙事曲《新婚别》这一具前瞻性的作品，闵惠芬老师不仅仅在世人面前更全方位地展示她那日趋成熟而丰富多彩的演奏风格，更重要的是首次展现她在二胡发展进程中的超前意识，从而进一步确立她在二胡界的领军地位。毫无疑问，二胡叙事曲《新婚别》是闵老师演奏艺术迈向成熟期的代表之作和重要标志。
三、《长城随想》——二胡史上的一座丰碑、闵惠芬演奏艺术生涯的巅峰
20世纪80年代是中国民乐及二胡发展史上可喜可贺的年代，改革开放冲击国人的思想也极大激发了人们的艺术创造力，民乐界也不例外。处于民乐界焦点的二胡延续了60、70年代闵老师及其他前辈共同创造的辉煌，尤其是延续了她传奇般演绎《江河水》所创下的辉煌，《新婚别》的成功更为二胡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启示，二胡创作呈现百花齐放的新局面。1982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民族器乐独奏观摩演出”比赛，是自1963年“上海之春”音乐比赛以来，近20年全国最隆重的一次音乐盛会，也是中国民乐界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一次风云际会，当年全国的老中青专业民乐艺术工作者（或为评委、或为演奏嘉宾、或为年青的参赛选手、或为观摩者……）欢聚一起，共同畅想、规划更灿烂的民乐未来……。此景此情，虽30年过去，至今仍激荡在当年和我一样参与其中的所有民乐人心中。可以说，是闵惠芬、刘德海、俞逊发等前辈大师们所创造的中国民族器乐的辉煌催生了这一历史盛会。大型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
《长城随想》是闵老师和作曲家刘文金二十世纪70年代初随中国艺术团一起参观联合国总部时，从大型长城壁毯获得的灵感和创作冲动而达成“君子约定”的产物。作品从构思到完成，几经易稿，历时逾10年。这首构思在《新婚别》前，完稿在其后的作品，无论从题材、体裁、形式的运用或和声、织体、旋律节奏等诸方面都有着更为大胆也更为全面的实践，其后的历史证明了这部空前巨作在二胡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没有人能想象得到，1980年首演《新婚别》所创的辉煌尚记忆犹新，作为与凡人无异的闵惠芬老师，又能在短短的两年中创造出怎样的奇迹？
然而，奇迹却出人意表地发生了！1982年的《上海之春》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二胡巨作又一次通过闵惠芬之手获得爆炸性的成功。虽然当时全国二胡界已习惯了她不断出新，从她无穷的创造力中得到启发，等待着她带领二胡征服新的高峰。但《长城随想》带来的震撼毕竟太巨大了，连我这位当时在她身边学习并见证她在病魔的威胁下仍顽强而忘我（准确说是玩命）地为二胡事业拼搏的弟子，听到首演的实况时也有目瞪口呆之感……在高远悠长而沁人肺腑的韵律中蓦然想起闵老师数月前对我说的一句话：“可能这是我生命的最后一首曲，无论如何也要完成……”我终于明白其中的含意，中华民族的先民们用血肉之躯筑起万里长城，她则以自己生命续写了音乐的万里长城！
诚然，到1982年《长城随想》成功首演之前，尤其是在《新婚别》成功首演后，二胡创作已开始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其中也不乏佳作；但绝大多数作品仍然以中小型为主，不论演奏形式还是创作意识、规模及内涵都没能超越《新婚别》的水平。如果说，《新婚别》作为二胡首部具协奏曲意义的单乐章作品问世，那么，仅隔两年问世，时间长度近半小时、四个乐章组成的大型协奏曲《长城随想》则是第一部以完整的多乐章协奏曲形式创作的、交响性的二胡巨作。更重要的是，曲式或乐曲形式的突破只是构成此曲的创作基础，令人折服的是作品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形式的革命性突破是乐曲内容所必需的，协奏曲形式是西洋的，曲式结构是中西合璧，而音乐语言及内容则完全是中国式的，这是刘天华倡导的“西为中用”在民乐创作领域又一次成功体现的重大成果。古老二胡给人们的印象是质朴而富人性化，其特有的音色适合表现幽怨，柔美，悲情，虽然自刘天华的《光明行》、《空山鸟语》到新中国成立后在民乐界诸多前辈的努力下使二胡表现力又有了许多显著的拓展，然而选择以二胡表现长城这样一个伟大的题材，仍是极为大胆且近乎不可思议的创作理念；要把这一理念付诸实现，不仅挑战二胡表现力的极限，也是在挑战音乐家（作曲家和演奏家）的创作极限。如果说《新婚别》在诸多方面具前瞻性及突破性成果还是在大家的思维可及的范围，那么，《长城随想》在拓展二胡表现力上的成就则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力。《长城随想》不仅囊括了当年二胡所有的技巧，而且由于乐曲的容量和内涵的需要而使得技巧有更高的要求及拓展。除了上述种种挑战，对闵老师而言作品还有一个难以逾越的难关在等着，这就是与以前绝大多数二胡作品不同，《长城随想》具有鲜明的男性特征。在闵老师过往获得巨大成功的佳作中，如《江河水》《, 洪湖主题随想曲》、《新婚别》等，所塑造的形象恰恰都是女性。艺术上最难的是超越自己，在完成此曲的二度创作时，她不仅仅要超越自己的技巧极限，还要超越自己的女性性征。闵老师在这里把二胡的表现力及艺术想象力发挥到空前极致，再一次在世人面前展示了她善于塑造不同艺术形象的非凡能力，而善于驾驭不同角色及准确表达人类各种复杂情感这种“一人千面”的特质正是所有伟大表演艺术家的共通标志；我们很自然会联想到京剧大师梅兰芳的《贵妃醉酒》、越剧名伶徐玉兰所塑造的贾宝玉……
闵老师之所以能够一再超越自我，除了天赋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她从小立志，把二胡事业视为自己毕生的追求，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为重要。无论是少儿时期（附小）的天真无邪、少女时代的理想憧憬、还是中青年的功成名就;无论是太平盛世、还是政治和社会生活风起云涌、乃至于死神的威胁……几十年如一日，荣辱不惊！除了二胡本身，她还不间断、孜孜不倦地从传统戏曲、民歌及各类民族民间音乐中，从浩瀚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思维决定人生，闵老师很早就意识到民族性及世界性这一艺术理念，并身体力行。尤其是早在文革中后期的1972年，她拜师于著名京胡演奏家李慕良先生，悉心学习四个多月，用二胡成功地演绎了著名言派创始人言菊朋的代表作《卧龙吊孝》、高派老生创始人高庆奎的重头戏《逍遥津》等十个京剧老生的经典唱段。从她当年的录音微妙维俏、几可乱真的演绎可以感受到，闵老师异于常人的驾驭角色、把握情感的能力及非凡艺术魅力源于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无比热爱、潜心学习和深层次领悟。可以说，这段经历及其后对民族民间音乐、戏曲音乐等各种艺术形态更广泛的涉猎和坚持不懈的探索, 引导她对中华文化传统追根溯源……为她“架起了攀登中国民族音乐艺术高峰的天梯……”；也让她强烈感受到“器乐声腔化”的必要性并为自己定下了“情、气、格、韵”的重要演奏指导原则；从而为闵老师在二胡领域屡创辉煌并最终在《长城随想》的艺术实践中登上当代二胡的巅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引言详见：《闵惠芬二胡艺术研究文集》上篇《天梯》，第83页）。作为一首标题性的协奏曲，《长城随想》的四个乐章各有标题，乐曲不是企图用二胡直接去描写长城，而是另辟蹊径、独具匠心地从四个侧面表现长城。
第一乐章《关山行》，乐曲着眼于“观”与“感”，破天荒地以大量的长音和徐缓的节奏构成悠长的旋律线，旨在表现以第一人称的我登临长城、目睹如巨龙般蜿蜒起伏于丛山峻岭的长城时的强烈观感。在现代二胡近百年的创作史上，至今《关山行》的特殊旋法仍是独一无二的。其中大篇幅的长弓仅从技术层面而言在当年已足以令人却步，其难在于缓慢而不失于流动，庄重而不失于舒展。更困难的是，独奏二胡不但要做到情景交融，而且此景要恢宏大气、体现出长城的壮丽；此情要沁人肺腑、演绎出长城的崇高之美。此乐章30年来一直是检验演奏家功力的试金石，闵老师却能在1982年的首演已赋予二胡长弓如此丰富的内涵，赋予二胡从未拥有的厚重大气、高远。而同样可贵的是，本乐章独奏二胡从第一个非同凡响的空弦长音开始，闵老师把二胡的“绰、注、吟、揉、顿、挫、滑”等传统技法恰到好处地运用在糅合着京剧和京韵大鼓风格的旋律之中，展现了中国传统音乐文化独特的风骨、气势和韵味。这充分证明闵老师演奏的非凡神韵是从源远流长的民族民间文化中汲取养分的，因此不是无源之水，因此具有无穷的魅力和恒久的艺术生命力。
第二乐章《烽火操》，急板在二胡创作史上第一次独立成章，完成对古代战场的再现。如果说《新婚别》的大段快板的成功运用是二胡创作的一次重大突破，那么，急板乐章《烽火操》则是为全面性突破二胡局限划上具有历史性的句号。它证明了二胡如同世界上其他重要乐器那样，有能力在炫技性的乐章中完美地表现乐思，这样的乐章是大型协奏曲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二胡终于拥有真正属于自己的多乐章协奏曲并因此从不起眼的乐器发展为最成熟的一种民族乐器，某种意义上，《烽火操》突破二胡技巧的瓶颈功不可没。这乐章是当年二胡技巧的全面检阅，而且由于这是一部交响性的协奏曲，独奏与乐队协奏之间的配合要求极高，两者合作务必做到天衣无缝，稍有不慎和差池，后果不堪设想。闵老师不仅成功挑战了当时二胡技术及个人生理机能的极限，且做到急而不乱、快而有序。30年来，二胡技术长足进步，纯从技术层面来讲，《烽火操》如今似乎已不再是艰深的，大多数专业二胡演奏者都能胜任；然而可叹的是，多年来，我们听到不少演奏者不注重挖掘乐曲的内涵，只为炫技，一味求快，把这乐章奏得草率、平淡而无味。反观闵惠芬老师的演奏不仅没有给人炫技的印象，甚至没有轻易放过一个转瞬即逝的音符，没有让一个乐句流于平庸和粗糙，她在此乐章中把高难度二胡技巧与乐曲内容完美地糅合，生动塑造了跌宕起伏和波澜壮阔的古代战争的宏伟画面。快而有情，快不气短，快而有格调，快而不失韵味的演绎，证明了闵老师订立的“情、气、格、韵”的演奏原则不仅仅适用于抒情性的慢板，在诸如《烽火操》这般快速乐章也应得到充分的体现，她永远把艺术形象和乐曲内容置于首位的演奏实践为后继的二胡协奏曲快板乐章的二度创作树立了成功典范。
第三乐章《忠魂祭》是全曲最感人至深的抒情性乐章。这个慢板乐章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描写长城，创作者循着由表及里的思路，在此乐章记录了从长城的漫长历史引发的心灵感悟。与前两乐章既紧密联系又形成强烈对比。乐章充分发挥了二胡擅长抒发人的内心感受的特点，但与《江河水》、《新婚别》等以往所有的二胡作品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仅表达个人的喜怒哀乐，而是把对中华民族千百年英烈的缅怀和追思浓缩其中，同时透过琴声发出对人生哲理的思考和探索。
乐章从远山传来的深沉的钟声开始，当闵老师在独奏二胡上模仿钟声的回响时，我们的思绪仿佛穿越时空，窥探宇宙之隐秘。随之而来的主题深邃而神秘，发人深思，闻者心灵不禁为之颤抖。笔者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首次听到这一乐章的那一瞬间，在音乐进行中，你的灵魂有一种被净化、升华的强烈感受，超越生死……人类的生与死，是让无数帝皇贵胄以及伟大的历史人物都束手无策的终极课题，透过琴声，可以感受到闵老师在这里从艺术家的角度与切身体会表达了对这一课题的独特思考。她在这乐章里力图表现“天人合一”的艺术理想，是出于她对人生有了新的体会和顿悟，因而终于把二胡的抒情性及表现力发挥到更高的层次——感性与理性的完美结合，不仅感人肺腑，而且能净化心灵，“把人们引向崇高的艺术境界”！。30年来，许多后继演奏家都曾在音乐会上演出过这部大作，然而时至今日，鲜有人能达到当年闵老师首演时给予人们的那种感动和震撼，鲜有人能达到那样一种尽善尽美的艺术境界。正如著名作曲家刘文金所评价的那样：“闵惠芬二胡演奏艺术的主要成就与特征，在于其将技术与艺术融会贯通的全部过程中始终包含着她所追求的出神入化的腔势、韵律和丰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品格与品位 — 代序》载《闵惠芬二胡艺术研究文集》第2页）在此乐章中，闵老师不仅做到了“情、气、格、韵”的高度统一，而且奏出了乐魂！当独奏二胡富有灵气的琴声伴随民族交响乐队的唱和声在耳边响起，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惊叹：此曲只应天上有!
第三乐章通过下半部分以华彩段构成的连接部，二胡由柔至刚，乐思也由肃穆沉思逐渐转为宽广激越，与紧随其后带有再现性质的第四乐章《遥望篇》浑然一体，旨在表现背负历史责任的中华民族的博大胸怀及其由于长城所激发的对未来前途的无比信心和坚定信念。第四乐章主题是第一乐章主题的变化再现，却罕有地采用了2/2节拍，独奏二胡悠长的旋律在乐队来自古老民间书鼓的舞蹈性节奏衬托下，性格蜕变为矫健爽朗、春意盎然，闵老师又一次展示了“一人千面”、“一曲千姿”的演奏特点，一反第一乐章的厚重与沉思，她的演奏显得轻快而愉悦，富有朝气、充满生机，象征着如长城一般古老的中华民族迎接新时代到来的喜悦和不为历史包袱羁绊的伟大胸襟。乐章第二部分采用垛板节奏，音乐由慢渐快直至急板，闵老师信手拈来，借鉴了阿炳《听松》的某些特殊技法，令这段表现中华民族坚定信念的音乐苍劲挺拔、掷地有声，成功突破了二胡音量及气势的极限，这完全得益于闵老师在此处采用了看似不经意却是神来之笔的技法。过去多年，笔者曾反复试验能否有另一种技法和弓法演绎此段，结果发现闵惠芬老师采用的技法及弓法是唯一最佳之选。正因为闵老师善于从浩瀚的民间民族音乐中汲取养分，活学活用，勇于尝试和创新，使她在高潮迭起的第四乐章凯旋式终曲中不断冲刺，奏出了长城的博大，用手中的乐器再一次吹响了中华民族奔向新世纪的进军号角，二胡在这里表现出空前的磅礴气势和浩然正气，为这部杰作划上了完美的句号。
无论是第一乐章的 Grave，第二乐章的 Presto，第三乐章的 Adagio Maestoso，抑或第四乐章的 Andante Comodo，闵老师通过《长城随想》给予古老的二胡演奏以全新的面貌和诠释，二胡因此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神韵、张力、浓淡对比、格调和气势，二胡艺术也因能表现重大的题材、深邃的内涵、民族性与交响性融于一炉而可以毫无愧色地跻身世界音乐之林，实现了刘天华“国乐当与西方音乐并驾齐驱”的近百年宏愿。
综上所述，闵老师之所以能无懈可击几近完美地实现这一历史性巨作的二度创作，不仅仅是她具备高超的技巧，更因为民族民间的丰富素养已渗入她的血液中，使得她在处理糅合着大量民间音乐素材和特殊演奏手法的第一、四乐章时真正做到气吞山河、挥洒自如；使得她在跌宕起伏的第二乐章能把高难技巧与乐曲内涵天衣无缝地结合在一起，游刃有余；使得她在天籁般的第三乐章中情气贯通，惊天地、泣鬼神……她演绎的《长城随想》，是她所倡导的“二胡艺术声腔化”及“情、气、格、韵”演奏原则的最佳注解。“乐由心生”，除上述因素外，闵老师之所以能于30年前以一个女子之躯成功塑造了《长城随想》的崇高之美，展现了《长城随想》的威伟雄风。其根本原因在于她对祖国、人民怀有大爱，她把自己的生命系于二胡事业，把自己的人生系于时代和社会，与祖国命运共呼吸！这是她在二胡领域屡创辉煌的原动力。所有这一切形成了闵老师独一无二的综合艺术素质，使她的演奏艺术能兼具女性的阴柔和男性的阳刚，使得她最终征服自己的极限，藉着《长城随想》，闵惠芬二胡艺术巅峰矗立，铸就了二十世纪中国二胡前所未有的辉煌。至今，她在1982年首演及同时期的录音中对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这部有史以来最恢宏的、蕴含着最大胆创意的二胡史诗所作的艺术诠释仍是最权威的版本。
不能不特别强调的是，她在其中所揭示的诸多法则应当成为二胡艺术持续发展新的起点和依据。这是闵老师对二胡事业所做出的最杰出的历史贡献，是她数十年艺术实践的智慧结晶和丰硕成果，也是她留给我们最弥足珍贵的财富。我国著名作曲家（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创作者之一）何占豪教授2001年在香港曾当笔者的面作出这样的评价：“《梁祝》与《长城》相比，《长城》更伟大，艺术成就更高。如果《长城随想》屈居第二，就没有什么作品敢称第一。……”固然，这表现出何占豪老师虚怀若谷的风范及对艺术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却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长城随想》的非同凡响和崇高的历史地位。历史不应忘记，正因为当年闵老师运用她那超乎常人的勇气和艺术创造力近乎完美地在两根琴弦之间完成《长城随想》的二度创作，确保了首演的巨大成功，并以此催生了大型二胡作品创作的新局面。
20世纪的最后十几年，先后有王建民的《第一二胡狂想曲》、关乃忠的《第一二胡协奏曲》、郑冰的《第一、第二二胡协奏曲》及《第三二胡协奏曲-江河水的故事》等优秀交响性二胡作品问世，这一切无不得益于《长城随想》的启迪。中国二胡再一次在闵老师的引领下以从未有过的辉煌迈向二十一世纪！《长城随想》是她艺术登上巅峰的象征，也把千年二胡艺术推向历史的巅峰，从此确立了她在二胡领域不可争辩的领袖地位。中国二胡因她而辉煌！
当我们回首审视历史时不难发现，从《江河水》始，每一次二胡发展的重要时刻都是以她及相关作品为标志的，每一次二胡艺术的辉煌都是与她的名字相联的。她从二胡的杰出代言人到当然的精神领袖，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用自己的生命谱写的艺术人生之必然。
有人说，闵惠芬是幸运的，以笔者32年来对闵老师的深入了解，我愿意负责任地说，幸运应该是：当机遇来临时，闵老师能紧紧抓住和把握。幸运应该是：在上述的三个艺术发展阶段，她不是孤军作战，每一时期，都有一批杰出的演奏家和闵老师一道在为二胡发展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这里面有蒋巽风、黄海怀、王国潼、许讲德、肖白墉、鲁日融、周耀昆、蒋才如、陈耀星等，他们以各自的艺术实践共同创造了20世纪60至80年代二胡的繁荣与辉煌。幸运应该是：在她面临死神威胁时，没有选择逃避和屈服，没有被厄运所击败！最大的幸运是，在她艺术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尚是尊重艺术基本价值、对中华民族传统道德规范还心存敬畏的年代！即使在史称“十年浩劫”的文革时期，有许多出色的音乐家因政治原因遭受迫害，但能在那个非常时期幸运地活跃在音乐舞台上的绝大数表演艺术家，四十余年历史证明了他们的艺术造诣和人格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相对目下盛行的艺术造假、以次充好，音乐界低俗浮夸、无序竞争、以权谋私、“劣币驱逐良币”的乱象时有发生，不能不令人担忧市场经济浪潮冲击下的民族音乐将何去何从？自刘天华起经历数代人艰苦卓绝的努力、并经由以闵惠芬为杰出代表的一代二胡宗师们发扬光大所创下的当代二胡的辉煌将如何在新世纪得以延续并持续发展？“无德不成艺”，这不能不引起二胡界、民乐界的警惕与深思。
以史为鉴，可知兴衰。本文撰写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个人研究闵惠芬二胡艺术发展轨迹的一些体会和心得，启迪自己，并与广大同行和热爱中国二胡的人们共享与共勉，共同探索二胡发展的光明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