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华(1895—1932)以“十大二胡名曲”和成立"国乐改进社"(1927)以及将二胡、琵琶等民族乐器在北京三所高校(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国立女子大学音乐科和国立北京艺专音乐系)开设专业课程而成为中国二胡学派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他提出一个著名论断：“胡琴当然不能算做一件最完美的乐器，但也不如一般鄙视它的人想象之甚。……我希望提倡音乐的先生们，不要尽唱高调，要顾及一般的民众，否则以音乐为贵族们的玩具，岂是艺术家的初愿。"①1949年建国后，二胡音乐创作时代风貌、乐器改革、演奏技法、社会普及教育在50年代形成一个欣欣向荣局面，迎来了二胡艺术史上一次重要转型。张韶先生的一生是遵照“要顾及一般的民众”这一音乐思想并身体力行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对我国二胡音乐事业的普及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二胡名家。

张韶(1927.4.25—2015.1.22),江苏武进县人。自幼学习二胡、笛子、琵琶等乐器。1946年考入南京国立音乐院国乐组向高步云学习小三弦和昆曲，次年随曹安和、曹正学习琵琶、古筝。1950年该院迁至天津，更名中央音乐学院。他随储师竹学习二胡，1951年毕业，后又向蒋风之学习两年二胡。1950年3月4日，曾随储师竹在家乡常州开音乐会，担任二胡、琵琶、古筝三种乐器的独奏，崭露头角。1953年至1975年，在中央广播民族乐团担任乐团首席和独奏演员。1975年至北京广播学院任教，1981年到中央音乐学院任副教授、教授。1957年和1959年曾参加莫斯科和维也纳第六届和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莫斯科室内乐比赛中获金质奖章。1979年出访西德、意大利等五国。1984年赴香港参加演出和录制唱片。1997年和1998年出访马来西亚和新加坡。1994年赴台北市担任二胡协奏曲大赛评委，在台北市立国乐团、文化大学、台湾省交响乐团讲学与演出。曾任北京二胡研究会会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二胡学会会长、名誉会长。创作二胡独奏曲《花鼓调〈欢乐的草原>《喜丰收》《大河涨水》等以及二胡练习曲六十余首。②2015年1月病逝于北京，享年88岁。

张韶先生对中国二胡音乐事业的发展做出主要成就与贡献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乐器改革是提高器乐艺术表现力的根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二胡由丝线(子弦、中弦、老弦)改为金属弦是二胡乐器改革的重大突破。“1948年至1949期间，与张子锐共同研究，将二胡丝线改为金属弦，开始用小提琴和扬琴弦，至五十年代初又与北京制弦师多次研究，研制出二胡专用金属弦，外弦用25忽米(即0.25毫米),内弦用40忽米金属缠弦。1955年，与杨竞明合作将木轴改为铜轴(涡轮式),解决了合奏中木轴调弦难及二胡微调题。”③这一改革，实现了二胡由传统乐器向现代乐器的转型，无论在音色明暗程度(丝线音色细腻淡，金属弦音色刚健明亮)、触弦感觉(丝弦触弦反应稍迟缓，金属弦触弦更灵敏)、音准调弦以及到五、六把位依然保持统一的音色，等等，均为二胡演奏现代乐曲开辟了一条崭新途径。刘天华早就说过：“我们想组织乐器厂，改革乐器的制造。"④这是张韶在建国初期进行乐器改革实现刘天华梦寐以求的理想，在传统乐器二胡向现代乐器转型的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二，在建国初期传播媒体仅限于收音机(甚至矿石收音机)的时代条件下，张韶编著《二胡广播讲座》,1956年应邀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1959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1964年更名为《二胡讲座》再版，1989年进行修订增加许多新的曲目内容，改名为《二胡广播教学讲座》。这是建国以来普及二胡演奏技法和培养二胡演奏家与爱好者影响最大的著作及讲座，收听率盛况空前，销售量超过200万册，在民族器乐类著作中是一个天文数字。该书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讲座生动，通俗易懂，吸收当时二胡演奏最新技法和曲目，是二胡发展史上第一本内容最为详尽的专著。⑤任何器乐艺术的发展，必须有听众基础的广度与厚度作为音乐传播的社会力度。中国二胡演奏艺术发展到目前之形式多元，风格各异，技法艰深，精彩纷呈境界，是和老一辈二胡艺术家、教育家付出的心血难以切割的。二胡音乐所以能够成为民族乐器中发展最为迅猛的乐种，刘天华和华彦钧的传统名曲和现代作曲家创作的大批优秀二胡作品始终是第一位因素。但是张韶在建国初期举办“二胡广播讲座”是二胡音乐一次重大的启蒙活动，对于培养广大二胡受众群体以及二胡音乐的大普及、大提高，在现代音乐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一次，为二胡艺术的现代化发展奠定了夯实基础，对于建造犹如"东方明珠塔"式的中国独特弓弦乐器的宏伟听觉艺术建筑，产生了深远历史影响。

其三，张韶的二胡技艺与表现力是20世纪50年代较为突出的二胡演奏家。他演奏《拉骆驼》(曾寻编曲)是当年风行一时的二胡名作，犹如一队队骆驼在辽阔草原上行进的音画，富于歌唱性的音调和对比性的色彩反映了草原牧民新的时代生活面貌，纯四度的连续进行和大三度的颤音吸收了马头琴风格特色，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成为张韶二胡演奏的一个时代性"符号"。同时，他在长期教学中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学生，如甘柏林、唐镜前、张翰书、蒋才如、刘长福、张强、孙奉中、张连生、赵冬临、张方鸣、于红梅、黄晨达、王颖(《华乐大典》),在中央音乐学院培养的学生还有姜建华、魏晓冬、黄家骏，社会教学培养学生有王曙亮(河北艺术学院教授)、辛小红、辛小玲(香港中乐团二胡和高胡首席),张玉明(东方歌舞团二胡首席),广播学院艺术系学生有王继华、赵宗纯、周乃笑、王洪亮、丁宏根等，在盲人艺术学校还培养了八位学生。⑥张韶将二胡事业视为生命，对年轻一代人才关怀备至，竭尽全力帮助，这样的人文精神极为难能可贵。他作为二胡界"伯乐"发现与培养不少学生。这些学生目前多为知名二胡演奏人才，其中不乏全国顶尖级的二胡演奏家。因此，他作为二胡教育家培养人才之多，在二胡教育界享有广泛的声誉。

刘天华是中国二胡学派创始人。储师竹、陈振铎、蒋风之、吴伯超和胞弟刘北茂为第二代传人。张韶则是集二胡乐器改革、理论著述、演奏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于一身的中国二胡学派第三代传人。音乐评论往往易于因现代人物的贡献而遮掩了历史人物的光芒，因此，从史学角度而言，我们需要对张韶在二胡艺术领域所具有的历史地位重新进行评价，还原他对中国二胡学派做出承前启后、推动二胡艺术在建国后转型阶段具有全方位贡献的本来面目，进一步发扬他数十年如一日，任劳任怨、勤勤恳恳地献身于二胡事业精神。笔者认为，张韶一生所创造的重要业绩正是当代民乐界需要学习与发扬的精神和动力。

我和张韶老师相识于1976年。他从北京广播学院来济南招生，我自歌舞团调至博物馆由专业二胡演奏成为业余二胡爱好者，依然不忘初心。他是二胡界夙负盛名的老一辈音乐家，我们又是武进县同乡，他家在鸣凰水渠村，我家在雪堰桥周渡桥村，相距五六十里路。因此，一聊起来就感到十分投缘。从此，我们开始了40年或多或少的联系。笔者想以亲身的感受来验证对他的历史评价，将评论建立在客观、实事求是基础之上。回忆起来，—幕幕活生生事例仿佛就在眼前。他不世故，不势利，待人热情，主动写信给闵惠芬、周耀锟，我去上海时到闵惠芬家里听她拉琴，到北京时去中央民族乐团和周耀锟见面，在二胡界结识了新的好友。此后，每去北京常到史家胡同20号张韶老师家中。记得有一次他带我到对面不远的刘天华女儿刘育和家里听二胡唱片，她家有一个落地式唱机，音响效果很好，刘育和不在家，就把家中钥匙放心地留给张韶一把，便于他随时可以去听音乐。有一次去京，正好闵惠芬、刘长福也去看他，中午留我们在他家吃饭，他对待二胡界后辈就像对自己家人一样，闵惠芬亲切地叫花芳老师"花妈妈"。1982年全国民族器乐汇演(北方片)在济南历山剧院举办，青年选手比赛充满朝气，老一辈音乐家或担任评委，或参加观摩，气氛十分活跃，洋溢着社会改革开放初期人心思安、故友重逢来之不易的珍惜感。张韶告诉我他晚上睡眠不好，希望找一个比较清静的地方，恰好我朋友在历山剧院附近有间空房，便借用请他住了几天。报到那天我在山东师范大学家中为张韶老师接风，他邀请挚友西安音乐学院笛子教授蒋詠和作陪，正在喝酒聊天时，闵惠芬父亲闵季骞(他们同为储师竹先生高足)报到时就打听张韶，听说在我家就急忙边找边赶了过来，三位老友重逢于济南兴奋之情溢于言表，深深地感染了我。1987年10月，"中国音乐史教学与学术研讨会"在江苏江阴举办，期间，代表们参观了刘天华故居，会议组织一场"纪念刘天华音乐会",由张韶演奏孙文明的《流波曲》,王国潼演奏《病中吟》和《烛影摇红》(黄河扬琴伴奏),刘德海琵琶独奏《虚籁》,刘北茂之子中央院刘育熙教授演奏小提琴曲《新春乐》和《光明行》。这是我唯一一次观看张韶登台演出，民间音乐韵味和朴实的台风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后，由于中国音乐史教学与研究工作日益繁忙，我们之间来往日趋减少，或偶而通个电话问候。听说他晚年生活不很如意，儿子有病，一家人挤在狭窄的两室一厅，他和花芳老师住在最小的书房里面。2009年花芳老师病逝后，他曾对我说，他是从来没有脾气的人，有次偶而为一点小事对花芳发了脾气，却使老伴心梗走了，为此悔恨不已。2007年9月，我去新加坡讲学返京，得知中央院将在教师节举办《师恩难忘——献给张韶八十华诞》于红梅师生音乐会，我便在京多留一天，音乐会上看到张韶捧着鲜花激动讲话情景，满脸洋溢着幸福笑容，对他酸甜苦辣的民乐人生真有一种说不出、道不尽的感叹。学生有成就他就心满意足，他就是这样一位心地善良的人。

我印象中有三件事非常典型地折射了张韶热情待人、乐于助人的性格。

1972年9月，他担任中央广播民族乐团的首席和独奏演员期间，曾三天两头地找王国潼商议修订他的二胡著作，并采用国潼的《翻身歌》和一些练习曲。同时，还问国潼是否愿意到中央广播民族乐团工作。国潼当时还在文化部"农场",他爱人李远榕在石家庄工作，正在北京坐月子。为了解决夫妻团聚问题国潼正设法调到石家庄去，已经和省委书记秘书取得联系，河北省表示竭力欢迎。所以他说，不论到哪里必须一起解决李远榕的工作问题。于是，11月他就调到了中央广播民族乐团，远榕稍晚一点，大致是在1973年。这件事情是王国潼艺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彭修文应起到引进人才拍板的决定性作用。张韶在其间穿针引线，促成问题得以圆满解决，反映了他胸襟坦荡、爱惜人才的高尚品格。急流勇退，推荐新锐，把自己担任乐团首席和独奏演员交给他人去做，不是所有艺术家都做到的。我早耳闻此事，为了事实的准确性通过微信和国潼联系，他详细地给我讲述了整个事情来龙去脉的细节经过。⑦

1982年在济南参加北方片汇演期间，有人向张韶老师推荐了于红梅。当时红梅才11岁，二胡演奏很有音乐灵气和发展潜力。张韶听了于红梅演奏后极为兴奋，觉得是非常难得的好苗子，并当即表示希望她考中央院附中，他愿意教她二胡。这一表态决定了于红梅一生道路和命运。他认识红梅比我要早一年，我是1983年红梅随前卫文工团二胡演奏家苏安国学习二胡后在"泉城之秋"音乐会上演奏《一枝花》才在《人民音乐》上写报道表彰她的。一个音乐尖子人才的发现与培养，名师的判断与肯定是极为重要关键。于红梅在1984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直至1990年升入本科，10年间始终得到张韶老师的精心培育和悉心关怀。1994年以优异成绩本科毕业保送为本院硕士研究生，师从蓝玉崧、刘长福。于红梅成长成为我国顶尖级二胡演奏家，在国际乐坛上产生重要影响，与张韶付出的巨大心血是始终联系在一起的，张韶对朋友、学生之好，有一种掏出心来的真诚，这是音乐教育家最为宝贵的人格魅力。师生之间长期的相互关怀，包括10年间于红梅两次为张韶老师举办庆贺80华诞和纪念90周年诞辰活动，是二胡界乃至全国音乐界"尊师重道"的楷模。

还有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是自附小、附中直到到本科、研究生一直师从于红梅学习的闫国威(现留中央音乐学院任教)告诉我的。2008年8月，她还在读高三准备高考时候，要赴台湾参加台北市民族乐器大赛的二胡比赛。张韶老师听说后就立即给她打电话，鼓励她迎接挑战，做好充分准备，尤其提示她带一把音色特别好的二胡参加比赛。闫国威告诉张爷爷说她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好，唯—一把二胡音色也比较一般。张韶马上说，那你把我最好的那把二胡带到台湾去参赛吧，那是我视为生命一样宝贵的乐器。她正在感激涕零，没想到张爷爷又来电话了，他说："国威，我到你楼下了，你家五层楼没有电梯，我爬不上去啊!"我立即奔着下楼，看到电动三轮车上流着满头大汗的张爷爷亲自送琴来了，连口水都没有喝，嘱咐我赶紧练琴，交给我琴就转身骑车远去了。这是闫国威终生难忘的事情。那年张韶已是81岁高龄，早已退休，完全可以在家静养，却冒着酷暑给学生的学生送去自己最心爱的二胡，牵挂着闫国威去台湾比赛。国威也很争气，初出茅庐就斩获第三名以及二胡协奏曲最优秀奖，首演钟耀光二胡协奏曲《快雪时晴》。2011年在台北市参加民族器乐大赛的二胡比赛中演奏王乙聿《蓝色星球——地球》获得第一名。2013年荣获中国音乐第九届金钟奖二胡比赛金奖。张韶和于红梅两代名师的指导与关怀成为闫国威迅速进步与提高的前进动力。

刘天华创立的中国二胡学派将民族乐器引进高校有没有一种教育精神内核呢?思索良久，从刘天华学生金式斌写的《一个愉快的晚上》⑧和他女儿刘育和写的《刘天华先生及对民族音乐的改革》⑨两篇文章以及第三代传人张韶一生业绩中，仿佛领悟到，"以事业为生命"和"以学生为生命"是两个圆形似的中心，当这两个圆形叠合于一起时，就成为中国二胡学派教育精神的灵魂。今天纪念张韶先生90周年诞辰，学习与发扬他一生孜孜以求的教育精神和人文精神，乃是时代意义之所在。

①刘天华《<月夜>及<除夜小唱>说明》,刘育和编《刘天华全集》,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7年版，第183页。

②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编：《华乐大典·二胡卷》(文论篇),上海音乐出版社2010年版，第433—434页。

③同②,第434页。

④刘天华《国乐改进社缘起》,刘育和编《刘天华全集》,第186页。

⑤张韶编著《二胡广播教学讲座》由十二章文字部分(如“二胡和丰富多彩的民族弓弦乐器”"刘天华先生和二胡学派的创立于发展"“建国后二胡艺术的飞速发展”以及二胡的构造、演奏姿势、按弦、弓法、指法等技术内容和“练习曲与乐曲”(内含练习曲201首、独奏曲12首、重奏曲9首)两大部分组成。李凌在"序言"中评价：“在全国二胡界影响颇大，对二胡的普及、演奏和教学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他的著作，在国外也享有声誉。”

⑥张韶长期教学培养的学生，除引用《华乐大典·二胡卷》记述外，其余由他女儿张苏提供——引者注。

⑦王国潼给刘再生的微信语音，2017年3月19日21:20分起，时间长度9分24秒。

⑧金式斌《一个愉快的晚上——记刘天华先生二胡独奏谱<除夜小唱>的产生》,《刘天华全集》第213-214页。

⑨刘育和《刘天华先生及对民族音乐的改革》,《刘天华全集》第215—2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