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砚臣老师的《二胡基础训练》经充扩修订，将由人民音乐出版社以《二胡基础训练与理论指导》之名再度出版。赵老师嘱我作“序”,委实惶恐难当。无奈师命难违，思忖再三，就写点昔日我和赵老师在一起时的收获和感悟，聊表心意吧。

一

赵砚臣老师对我有着令人感怀与难忘的知遇之恩。70年代，如果不是素不相识的赵老师直言力荐，我就难以迈进天音附中的校门。80年代，如果没有赵老师的真诚招揽，我就不能留在由他掌门的音乐研究所。90年代，如果没有赵老师的器重提携，我也很难年纪轻轻就成了他的副手。

早就听说赵老师对学生严苛，爱发脾气，但我对此倒是体验不深。记得才到研究所不久，赵老师带回云南纳西族音乐家宣科的一篇文章，准备在学报发表。那应该是宣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可由于我编辑时的粗心，出版时宣科的“宣”在关键位置上被错印成“宜”。赵老师把我叫到身边，沉着脸指着错字说： “记住，不是什么错儿都能补救，都可以原谅的”。我的印象里，那是赵老师跟我发的最大一次脾气。

赵老师与我也有着奇特而深厚的师生之情。本来我并非他的入室弟子，甚至至今也没能拿着二胡，正儿八经地跟他上一堂课。但在几十年的交往中，尤其是和他同在一个办公室“坐班”的十多年间，我成了与他聊天最多、受他教益最大的学生。那些聊天或是三言两语，或是品茗长谈，或是练琴随感，或是读书偶得，内容则涉及音乐、书画、戏剧、宗教、美学、语言学、心理学、生理解剖学等诸多领域。当然，二胡常常是谈话的缘起和归宿。

如今想来十分懊悔，当时的我对于那些聊天既不懂录音，也没做追记。本以为对话内容早就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隐没消散，直到当赵老师那熟悉的语调从电话听筒中传来，记忆的碎片仿佛又被重新激活，渐渐拼接聚合起来。尽管它们远不能再现当年的完整与详实，但也足以让我意识到，那些话语已经渗透到我的骨髓和血液，像《酒干倘卖无》里唱的： “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

我喜欢听赵老师聊旧闻趣事，聊他的恩师和朋友。黄翔鹏先生如何单独面试招收了他；聂靖宇先生如何收留他转学二胡，为他打下坚实的基本功：蓝玉崧先生如何带着他一次次听黑胶唱片，探寻声波里的奥妙和意蕴；蒋风之先生又是如何“琴传心授”,为他指点迷津。他如数家珍地说着与张韶、王国潼、闵惠芬、鲁日融、黄海怀、甘尚时、周皓等师友的交往和情谊；绘声绘色地聊起马头琴大师色拉西老阿爸怎样坐在炕上用很短的弓子拉出难以置信的长音：京胡泰斗杨宝忠怎样一边用名贵的小提琴拉着《流浪者之歌》,一边得意地问赵老师：你听，这个低音像不像京剧老生?

赵老师曾微笑着跟我说，蒋先生上课总是少言寡语、和风细雨，不像我这样爱发脾气。他忆起的一件旧事给我印象尤深。那时他正跟蒋风之先生学习《汉宫秋月》,他问，最后几个音应该怎么结束?先生答：怎么拉都行。说着就奏出一种他完全意想不到的收束。赵老师抿了口茶接着说，好长时间他一直在咂摸这句话的意思，后来懂了，蒋先生就是要告诉他，不能囿在一个框子里， “死谱”必须“活奏”,这和齐白石的“学我者生，像我者死”,很有异曲同工之妙。听着赵老师的叙述，我很羡慕那种近似禅宗“机锋转语”式的授课，也对他们师徒二人心生敬意。蒋先生不给现成“答案”,逼着学生自己“透过去”,赵老师则不断去“参”恩师这句似不经意的“话头”,终于“自肯自悟”。这样的授课，这样的师徒，如今还有多少?

二

赵砚臣老师敬畏传统，这集中体现在他经年累月对阿炳的苦苦研习之中。他反复聆听阿炳的演奏音响，不断追模阿炳的演奏境界。哪天有了新的发现他就兴致勃勃，过后证明自己错了又陷入沉闷。同事们甚至能透过他每天的情绪起伏猜出他的研究现状。

一天上午，楼道老远就传来赵老师的笑声，推门进来的他神采焕发。我忙问，您今天有新进展?是啊，赵老师收回笑容， 《二泉》里有个短音，就是那个高音5.以前我怎么也拉不出阿炳的意思，昨晚我才琢磨明白，那个音并不是曲调里真正的音，而是阿炳从第二把位换到第三把位，轻轻试音时“蹭”出的音。

说实话，我当时非常震惊，并不是对他所做判断的叫绝或否认，而是实在没有想到，站在我面前的这位长者，为了探寻阿炳音声背后的奥秘，竟然痴迷到如此地步!

赵老师对阿炳的推崇，最初源自于他的恩师蓝玉菘。他早就记不清自己为此品鉴过多少回唱片，听坏过多少盘磁带，而结论却从来没有改变：阿炳演奏的境界与水准是中国传统器乐演奏的顶峰，至今无人企及。如同蓝先生说过的那句话：对于阿炳，怎么评价都不为过!这些评价甚至超出了当年为阿炳录音的杨荫浏先生的预判。

阿炳真有那么好?我问赵老师，据说阿炳当年对自己的录音并不满意啊。赵老师一笑，他是跟他自己比不满意，我们还没资格不满意!他回答得很果断，我心里仍掠过一丝疑问。不过，我信服蓝先生的渊博，目睹赵老师的执着，好奇心驱使我也要来阿炳的录音，开始试着欣赏。我肯定还听不出赵老师所能听出的全部玄机与奥妙，但我不得不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叹服蓝先生、赵老师对阿炳演奏的评价。

想来挺有意思，当年阿炳录音时，世界上还不存在今天被叫做《二泉映月》的这份谱子。杨先生把它记录整理成曲谱，后人就多依据谱子学习。在这个大众多把“听音乐”等同于“听音响”的年代，还有多少人会留意阿炳那略显粗糙的原声演奏?有多少人能从西洋音乐的长期熏染中回转到中国音乐的“语境”,去发现那些寻常中的卓越?视觉艺术的绘画、书法不都是强调鉴赏真迹吗?作为听觉艺术，音乐的“真迹”为什么我们就不知稀罕呢?明明阿炳的演奏是“源”,谱子是“流”,可我们却总是认流为源、按图索骥，全然不去考量这份曲谱是否精准承载了原本的音响和情感?音符背后所蕴涵的其他信息和秘密，是否已被我们了然于胸?

赵老师曾对我说，现今的《二泉》谱，好多地方的弓法都反了。他进一步解释：重音用拉弓演奏这是惯例，问题是我们常把西方音乐的4/4拍，混同于中国音乐的“一板三眼”,拿 “板”当强拍， “眼”当弱拍，全忘了中国音乐是“板”为“阴”, “眼”为“阳”,节奏重音恰恰就出现在“眼”上，《二泉》正是这样。咱们胡琴的弓法设计，包括阿炳的实际演奏多是遵从“阳开阴合”的规律，在“眼”上使用拉弓。可如今许多的《二泉》处理却是循着“强-弱一次强-弱”的节奏套路，在“眼”上使用推弓，从而形成“反弓”,让整个曲子的节奏“骨架”发生了错位。

在赵老师看来，弓法设定的讹误是后人演奏不出阿炳气韵的重要因素之一。为此，他很早就重新标定了《二泉》的弓法，得到了杨荫浏、缪天瑞等前辈的认可。可惜由于“文革”的爆发和后来的阴差阳错，这一成果的最终面世被整整推迟了半个多世纪。不难想象，当年在只有阿炳演奏音响作为依凭所进行的匡正中，赵老师付出了怎样的艰辛。

我以为，蓝先生和赵老师对阿炳的研究具有某种接续的性质。蓝先生以他极高的审美品味和敏锐的听觉判断，归纳出阿炳演奏所具有的苍劲、挺拔、飘逸等美学意蕴，他能敏锐地评判出你拉得“好不好”,和阿炳相比你做得“对不对”。而赵老师则在蓝先生的审美基础上，用更长时间、花更多功夫去探究怎样演奏才能“对”,怎么拉出“苍劲”,如何奏出“空灵”,这当然远不是一个弓序问题能够解答，力道、力点、擦弦、按音、板眼、即兴直至声调、语调、 “开花音”诸如此类，听赵老师讲起来，里面的学问真是深了去了。

三

19岁就开始专业二胡教学生涯的经历，使赵砚臣老师很早就能从演奏家和教育家的双重视角去审视和探求二胡演奏的内在规律和科学依据。他要说服自己，更要点拨学生。透过他的言谈话语，我能深切感受到这种探求的鲜明特色：一方面紧紧扭住演奏实践本体，一方面层层探究本体背后的物理、生理、心理和美学依据。他的文字和语言，既不是缺乏理论高度的感性描述，也不是堆砌辞藻的故弄玄虚。

一次，有位同行来到办公室向赵老师请教二胡长弓训练，我恰巧正在旁边。赵老师为他讲解了长弓运行中手臂各部位多组动作的构成和各组肌肉的协调，再回转到右臂“总重心”的统领。他描述着运弓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毛病、 “病根”并给出的“药方”。他的讲解既有生理解剖学的术语参照，又不乏鲜活的实例比拟，是那么的平实细微又不繁琐艰涩。那是我第一次听赵老师比较全面地讲述“重力运弓”理论，让我再次见识了科学的价值和理论的力量，确信在理论支撑下的语言表述，才更凝练、更准确、更有效。

也是那次聊天，赵老师还谈到人们对演奏中“松”“紧”概念的误解。他说，演奏中的“松”可不是要让肌肉全松下来。就说“屈腕”这个动作吧，小臂的“屈肌”自然要收缩，这种“紧”是正常的，关键是此时的“伸肌”必须放松。如果屈肌、伸肌一起给力，手腕就会“僵持”,那才是演奏中应该避免的“紧”。

记忆中，与赵老师涉及这方面的聊天还有多次。一次聊起练习曲的编写，赵老师又提到解剖学给他的帮助。他说由于自己比较熟悉各组肌肉、各个动作的性能和“短处”,所以编写练习曲时就知道怎么“出难题”,怎么依据难度逻辑逐渐添加难度，从而提高训练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又一次聊天，大家说起小提琴曲多以拉弓结束，二胡曲多以推弓结束这一现象，赵老师忽然冒出一句：其实二胡的推弓和小提琴的拉弓原理近似。我一愣，这是从何说起?他启发到，你想想，二胡推弓时手腕是“伸”的，小提琴却是在拉弓时手腕才“伸”啊。

理论探究不仅铸就了赵老师思维的缜密和视角的独特，也塑造了他视野的高阔和自省的习性。

还是在对赵老师沉迷阿炳心存疑惑的那段时日，我曾以阿炳左手型“大把抓”为由，委婉地提出对其方法科学性的质疑。赵老师反问我，什么叫科学方法?在谈过阿炳手法与声音的密切关联之后，他接着说，方法应与你演奏的音乐相吻合。我说阿炳好，并不是让大家用“大把抓”去演奏现代二胡作品，去演奏那些小提琴的移植作品。我反对的是我们只用一个标准去衡量方法是否科学。学习西方、借鉴小提琴这一传统没什么不好，我就曾把克罗采的小提琴练习曲最早移植到二胡训练中，关键是不能把自家的传统都当垃圾扔掉。就算是两个传统，也不能一条腿粗，一条腿细啊。

他继而强调，我主张学习阿炳，也不是就为拉好那三个曲子，而是因为阿炳的演奏是传统器乐演奏的典范，是中国音乐板式化、声腔化的楷模。弄通这个典范，你就能把握中国传统音乐的精髓。继承这个楷模，才可能展现出中国拉弦乐的气派啊。

大约是80年代中期，天津音乐学院学报发表了赵老师《论二胡揉弦》一文，反响很好，我自己读后也受益良多。多年后有一次和赵老师谈及该文，我正夸赞文章的研究方法和新颖结论带给我的启发，赵老师突然打断了我。他说，我那篇文章有很大的缺陷，因为里面的所有数据采集都是源自我自己的演奏，这就让文章的可靠性和公信力打了折扣。如果当时能采用更多优秀演奏家的演奏数据，文章就更有说服力了。望着赵老师坦诚谦逊的目光，从我心底升起的是一份敬意。

行文至此，意犹未尽，回忆的波流还在涌荡，但琐事缠身，我不得不暂闭“闸门”,就此搁笔了。好在赵老师的《二胡基础训练与理论指导》就要再版面世，到那时手把新卷，就宛如又能回到从前，回到和赵老师聊天的那段温暖时光。每念及此，心向往之。

赵砚臣老师曾跟我说过这样的话：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需要知识，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需要智慧。我想，赵老师的著作就恰似这句话，既饱含知识，又充满智慧。相信它一定能够带给我们大家教益和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