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是一个享誉世界的上海知名文化品牌，在一个甲子的发展中，以1963年的“上海之春”全国二胡邀请赛为起点，二胡艺术以多种形式数次参与其中，伴随其共同成长。2019年4月22-26日，作为第36届“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系列活动之一的“第二届上海二胡艺术周”,在上海音乐家协会二胡专业委员会和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的精心策划下如期而至，海内外的二胡艺术专家、学者、师生共同参与和见证了此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盛会。

如果以刘天华初创于1915年，基本定稿于1918年左右的二胡曲《病中吟》作为江南民间二胡转向和升级为现代二胡艺术的起点，至2019年，刚好处于二胡艺术发展的百年节点上。在第一个100年里，二胡艺术虽然发展迅猛，却也被诟病“千人一声” “重技轻艺”。那么，面对二胡艺术发展的第二个100年，我们如何不忘初心，砥砺前行?本届“艺术周”集音乐会、论坛、教学、作品征集等板块于一体，将视线拉回孕育二胡艺术形成的江南地域及其区域文化，多维聚焦于“江南”这一主题，围绕当代二胡艺术如何承载江南文化传统和彰显文化主体性，世纪回眸，追溯传统，反思得弊，体现了心系二胡艺术发展的专家学者的历史担当。

一、世纪回眸：追溯二胡艺术的江南文化传统

在当代人的眼中， “江南”是一个兼具地理和文化两层含义的概念，在地理层面上，指向以太湖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流域；在文化层面上，指向小桥流水、吴侬软语、滩簧小戏、丝竹评弹等文化事象；在区域文化风格上，指向优雅、柔美、精致、细腻的艺术品味。那么，二胡艺术的百年发展，对江南文化的风韵和精神的承载、传播、诠释是一条怎样的历史轨迹呢?

1.演：江南文脉的舞台展现

本届“艺术周”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两场音乐会为了展示二胡艺术中江南文脉的历史传承与创新发展，曲目选择和安排均很巧妙。开幕式音乐会从人们所熟知的江南民歌《茉莉花》、丝竹乐曲《慢三六》、昆曲曲牌《牡丹亭·游园惊梦》三首经典江南民间音乐曲目开始，通过改编，由二胡担纲主奏乐器以合奏、重奏、独奏的表演形式，诠释二胡艺术所承载的厚重的江南民间音乐文化。出生于丝竹世家的二胡演奏家沈多米、沈多雷在“你繁我简、嵌挡让路”的完美配合中展示了《慢三六》的丝竹演奏手法；昆曲曲牌《牡丹亭·游园惊梦》选段通过昆剧演员张锲的演唱和二胡演奏家吴旭东的声腔化独奏接连演绎，在比照中将二胡艺术承载的江南文脉与意蕴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以这三首曲目的展演拉开本届“艺术周”的序幕，意在宣告这就是二胡艺术需要回溯的原点和根土文化.随后，开幕式音乐会由陆轶文、邢立元、王莉莉、陈春园、邓建栋、段皑皑六位中青年二胡演奏家们相继登台表演了创作于不同时期的六首二胡乐曲，均以浓郁的江南意蕴很好地展现了传统与创新的无缝对接。尤其由二胡演奏家邓建栋创作于当下并首演于本场音乐会的二胡独奏曲《江南行》,以其浓郁的江南风韵表明：当下的创作依然可以让传统飞扬。闭幕式音乐会依然由三首江南丝竹乐曲打头阵，而在江南风格二胡(独奏、重奏)作品征集活动中由青年作曲家们创作并获奖的现代性作品也得以展演。传统与新创乐曲的同台展演，不禁令人驻听而思：江南文脉是否在这些现代性作品中得以传载，当传统的“河流”在当代年轻人面前开始干涸或断裂，二胡艺术源头的“活水”是否还能注入新世纪的“沟渠”?二胡演奏家高韶青通过首演他的爵士风新作《回旋花六板》,演绎了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无限可能。一头一尾两场音乐会紧扣为二胡艺术固本浚源，接续传统的学术宗旨，发人深省。

2.创：江南文化的现代性表达

江南文脉能否在二胡艺术中继承发展，首先决定于作品。作为本届“艺术周”的核心内容之一，江南风格二胡(独奏、重奏)作品征集活动受到了高度关注。掌握了现代作曲技法而习惯于到异域音乐文化中寻求创作灵感的作曲家们能否在本次作品征集中找回熟悉的江南味道，接续江南传统呢?

本次作品征集活动从收到的42首原创作品中遴选出13首作品进入终评展演。参与的年轻作曲家们多数是音乐院校作曲或演奏专业的青年教师、研究生和本科生。他们努力从古典诗词、儿时记忆、江南印象中捕捉音乐想要表达的主题，从江南民歌、评弹、丝竹中提取音乐素材来表达对江南的主观认知。通过激烈角逐，李渊清的《桃花坞》斩获一等奖；张梦的《南浦》、楼嘉的《江南意象》获二等奖；李陆源的《上春五则》、高烨虹的《则水牌随记》、高白的《三笑》获三等奖。

在随后举行的“2019江南风格二胡作品征集研讨会”和“二胡艺术青年论坛”上，专家们针对参演的13首作品进行了热烈的评论，并与年轻作曲家们进行了对话与交流。专家一致认为，新创作品是否具有江南意蕴的关键体现在传统与创新如何化合的焦点上，年轻人敢于挑战，探索用现代性音乐语言创作承载江南文脉和意蕴的音乐作品的新途径，尽管其中一些作品因作曲家缺乏对江南传统文化的深度体认，出现“跑题”、风格不强、旋律缺失、过于炫技等问题，但都在尽力捕捉江南意蕴，回溯传统。作为唯—一首获得一致好评的作品，《桃花坞》以它的成功再次证明了深度体认江南文化的重要性。《桃花坞》的作曲者李渊清从小生活在民间音乐蕴藏丰富的苏州市桃花坞大街，庙会中各种民俗音乐、苏州评弹等都一直萦绕在李渊清的儿时记忆中。李渊清以儿时记忆中的桃花坞为表现主题，运用苏州评弹的唱腔、节奏等素材写出富含江南意蕴的现代性作品《桃花坞》,它的成功为如何用现代作曲技法承载江南文脉作了一个较好的解答。

3.教：江南意蕴的言传身教

文化是人的文化，文化传承需要人来传承，作为一门民族器乐独奏艺术，专业教育不能“文化失位”。乐器是文化的载体，演奏技术是文化展现的手段，目前存在的“重技轻艺”器乐表演现象恰恰表明二胡艺术专业教育已经陷入“工具理性”的桎梏中，亟需反思与回归文化本位。本届“艺术周”多维度聚焦于二胡艺术中的江南文化传承，教育传承自然也是重要一环。组委会邀请中国音乐学院张尊连教授、二胡演奏家朱昌耀先生和上海音乐学院的王永德、霍永刚教授分别以《汉宫秋月》《江南春色》《中花六板》和《二泉映月》四首江南文化蕴藏丰富的经典作品为教学曲目进行教学演示。四位老师对作品的素材、历史、风格、意蕴等作了深入的剖析，通过精到的示范与解读，为学生构建起一个个鲜活的江南人文景观意象，作品中各种演奏技巧所包蕴的文化意味得到完美阐释。音乐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绝不是各种演奏技巧的简单堆砌，而是人的情感和文化表达的一种“完形”,四位老师以自己的教学充分展示出自身丰厚的人文素养以及令人折服的艺术观，也是对二胡艺术发展回归文化本位的呼吁。

二、主体对话：构建二胡艺术的文化主体性

随着江南文脉在二胡艺术的创、演、教中成为可知可感的艺术形象，探究江南文化蕴涵于二胡艺术中的艺术规律则成为必然的学理诉求。二胡作为一件民族乐器，具有天然的民族和文化属性。面对“工具理性”的陷阱和对作为二胡艺术主体的“人”的情感和文化表达诉求的漠视，二胡艺术只有构建文化主体性表达，才能彰显其民族和文化属性。以“对话”为主的系列论坛正是围绕这一目的而展开。

1.回溯：“局内人”的对话

由于民族和区域文化自带“密码”,文化研究由“浅描”到“深描”,由“客位”到“主位”,越来越关注“密码”在手的文化持有者的自我文化阐释。构建二胡艺术江南风格的文化主体性，江南文化和二胡艺术的“局内人”无疑最具有发言权。由刘红、瞿春泉、汤良兴、邓建栋四人以“戏曲唱腔地方音乐——江南戏曲、丝竹与二胡的对话”为题展开的对话和由胡志平、宋飞、沈凤泉三人以“丝柔南北竹润音绕——‘慢三六’应该怎么拉”为题展开的对话，通过艺术家们对自我和江南风格二胡艺术的文化属性解读，很好地阐释了构建江南风格二胡艺术的文化主体性的必要性。

出生于丝竹世家的汤良兴以自身实践经验告诉大家：“小时候玩江南丝竹积累的东西都会在后来的创作和演奏中自然用上，现在多学点，对以后的创作和演奏都有好处”;同样生在丝竹之家的指挥家瞿春泉自小接触和学习的大量戏曲剧种深深影响着他的创作与指挥；在江苏省戏曲学校和锡剧团学习、工作逾十年之久的邓建栋对戏曲有着深刻的理解，他特别强调“二胡应该把我们的魂和根的东西学好，其他的只是一种形式”。随后，丝竹名家沈凤泉以丝竹名曲《慢三六》为例，阐述了音美、气顺、情深是玩好江南丝竹关键的观点，宋飞则依据自己学习江南丝竹的经历认为，从音乐、文化的学习进入生活的体验状态，强化江南文化“局内人”的主体身份，演奏才能具备地道的江南韵味。

尤为难得的是，本届艺术周还将学术视野拓展至乐器本身，请中国传统乐器的“局内人”——乐器制作专家沈正国先生举办了题为“何为中国二胡的好声音——二胡百年个案回顾与品鉴”的专题讲座，通过展示收藏的各时期二胡乐器，讲解其器形、材质、音质音色，并由青年二胡演奏家陆轶文逐一演奏，用乐器“说话”,展现了20世纪以来的二胡乐器发展史，填补了二胡艺术乐器史研究的空白。

2.继承：关于“大师”的对话

自刘天华之后民间与专业二胡的并行发展中，民间二胡继华彦钧之后出现了又一位重量级人物——孙文明。而专业二胡更是人才辈出，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闵惠芬这位影响几代人的二胡大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双百”文艺方针和上海音乐学院“请进来，走出去”的教学理念等因素造就了孙文明和闵惠芬学习与接触全国各地民间音乐的机缘。孙文明被南派二胡代表人物陆修棠请进上海音乐学院传授二胡技艺，得以登高而望远：闵惠芬则在上海音乐学院的课堂里广泛汲取各地民歌和戏曲的营养。开阔的艺术视野激发了他们的开拓意识，孙文明通过对二胡器形、定弦、技法等方面的创新拓展了二胡乐器的表现功能，而闵惠芬则成为江南籍二胡艺术家真正突破江南二胡创演风格的“领军人物”。

在钱仁平、萧梅和汝艺围绕孙文明展开的“创作、理论、实践——孙文明二胡艺术三人谈”对话中，萧梅指出，孙文明富有开拓性的创作与他生活在音乐品种非常丰富的江南及新中国成立后他参加过两次音乐汇演，日常生活中接触了大量唱片有很大关系。汝艺认为，刘天华“通过对二胡形制与定弦的统一促进了二胡系统化的发展，而孙文明则打破了大家所普遍接受的二胡的传统教育，使二胡可以像变形金刚一样，随时随地变化”。

在“追忆致敬传承——感悟闵惠芬二胡演奏艺术”的研讨会上，熟知闵惠芬的专家、朋友、学生带着无限缅怀之情，从她的教学、演奏、创作及与她的交往中全面解读其艺术人生，总结她对二胡艺术的巨大功绩，学习她的执着精神。诚如乔建中所言， “作为当代艺术家，闵惠芬的舞台表演和日常行为常常升华为一种‘文化托命’,甚至凝聚成一种‘宗教式的承当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才使她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把现代二胡和民族器乐表演艺术推进到一个属于她的新时代!"

无论是孙文明对民间二胡的拓展，还是闵惠芬对专业二胡的推进，都充分说明创新是艺术发展的永恒主题。研究大师的目的就是探究大师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只有继承传统的“根”,才能长出创新的“叶”。

3.发展：跨域对话

在20世纪50—60年代，随着多种地域风格的二胡作品问世及各地二胡艺术教育的逐渐普及，二胡已是中国的二胡，而不仅是江南的二胡。二胡艺术的文化属性不再限于江南，体现出一体多元的格局。本届“艺术周”虽以“江南”为主题回溯传统，但又不局限于此。通过对江南文化传统的回溯推动各地二胡艺术回溯本土文化传统才是本届

“艺术周”的终极目的。因此，邀请各地艺术家“跨域对话”,探讨二胡艺术的多元文化传统与发展，是本届“艺术周”的重要一步。

鲁日融、刘长福、王永德、乔建中四位来自不同地区的艺术家以“一统之中各具风气——南北二胡艺术家‘四人谈’”为题探讨二胡艺术一体多元格局及其发展。前三位分别从自己所熟悉的文化区域总结二胡艺术的地域性风格。刘长福强调，传统音乐是一切民族音乐的根，包含了各个民族的文化史观和价值观；王永德总结出，二胡艺术要做到“传统不守旧，创新不离根”。老艺术家们依据毕生艺术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无论什么时候，二胡艺术都不能离开传统和民族的根，要以人为本。乔建中认为，二胡艺术发展至今已经形成一个大家族，如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应该“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二胡艺术所面临的当下发展困境与其他民族器乐艺术共在。为了探讨民族音乐的整体发展，本届“艺术周”最后安排了一场“民族音乐教学的责任与担当——全国音乐艺术院校民族音乐系主任论坛”学术活动。各大音乐学院的民(国)乐系主任针对民族音乐教学的传承与发展进行了探讨，并在民族音乐的行业标准、发展格局等方面达成共识。

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刘红指出，作为国家教育体系之下的高等学府，应该有一个高等学府的绝对的要求和标准，即“人有我有”。但作为分属于不同地区的音乐学院，又一定不能办成一样的音乐学院，个性与特性尤为必要。如何将传统变为现实教学的一种基础、条件和资源。这是“人有我有，我有人无”的特性办学与学科建设必须考虑的问题。刘红主任的发言从更大的视角彰显了本届“二胡艺术周”的核心命题：立足传统，推陈出新!

结语

本届“上海二胡艺术周”站在二胡艺术发展的世纪节点上，面临“工具理性”的桎梏和传统丢失的危机，以“江南”为主题，回溯传统，强调文化主体性，为二胡艺术的发展调整航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相信以此为契机，二胡艺术将会在正确的轨道上勃发更大、更强的生命力和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