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二胡曲《长城随想》曲体庞大，构思宏伟，创作手法别具一格，集创新性、民族性与思想于一身，蕴含深厚的人文底蕴，是协奏曲体裁中的精品，具有承前启后的划时代意义。本文意图从创作背景、创作动机出发，通过这首作品音乐本体、音乐主题及创作手法揭示其内在的艺术特征，进而考察作品的审美底蕴。

 

引 言

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由刘文金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创作而成，1982年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上首演即获得成功，成为中国二胡器乐作品中的典范，此后一直是乐器表演舞台上的“宠儿”。这部作品诞生的时间正值建国后中国社会发展的转型期，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刚刚散去硝烟，压在国人心头十年之殇的思想坚冰开始融化，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春风也开始弥漫中国大地，一幅改革开放的宏图大卷摆在人们面前，鼓舞人心，催人奋进。 《长城随想》可谓恰逢其时、横空出世，它体现出的时代精神正是它成功的根本所在。

 

一、 《长城随想》的创作背景

(一)作曲家简介

刘文金，生于1937年，祖籍河南安阳，自小就展现出过人的艺术天分，在中学时代一直是学校的文艺骨干。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洗礼，刘文金先生一路走来感同身受，目睹了中华民族的命运多舛和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的来之不易。1956年，刘文金考入梦寐以求的中央音乐学院，开启了音乐专业化学习的道路，并开始摸索二胡创作的新理念，且在很短的时间里便展现了他的创作才能。1959年和1960年，他连续创作了《豫北叙事曲》和《三门峡畅想曲》两部二胡作品，好评如潮，这两首作品也成为文革后民族器乐创作的敲门砖，焕然一新的创作手法、别出心裁的创作理念使其很快成为二胡作品中的经典，并被列入到高教二胡专业教育教材中，作为二胡专业学习必备的作品案例。

此后，刘文金并没有沉寂在成功的摇篮里沾沾自喜，而是笔耕不辍、孜孜不倦，在其后又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创作。他的创作领域不止停留在二胡一隅，其他民族器乐、管弦乐、声乐、舞剧、交响诗等体裁也多有涉猎，一生创作、改编的音乐作品达400件之多，可谓多产，刘文金也以其优秀的音乐才华、高贵的创作品格为人称颂，成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家的典范。

(二)创作背景

1.社会背景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的关键时期，十年文革造成的破坏不可不谓深重，政治、经济、文化都处于重新整合的态势中。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1978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议题为民族复苏注入了一股强心剂，也为荒芜已久的文艺阵线的复兴带来了曙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双百方针再次重新树立起来且为文艺创作指明了方向，那些在文革中身心疲惫或驻笔已久的老艺术家也获得了新生，跃跃欲试。如何面对新的社会发展形势，如何对待改革开放、讴歌时代新风尚，在文艺创作中注入一种怎样的精神成为众多艺术家思考的问题，破旧迎新成为文艺创作的主线。振奋人心的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几年时间里，拨乱反正、肃清不良政治影响，按部就班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催生了一大批带有鲜明时代精神的文艺作品的出现，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2.创作动机

1978年夏天，刘文金随中国艺术团访问美国，在纽约联合国大厦的一间休息室里他看到了墙壁上悬挂的巨幅万里长城壁毯画，远离祖国的陌生坏境带给他的沉闷和压抑瞬间一扫而光，万里长城的传统文化符号象征在每个中国人心目中的崇高、自豪感在异国他乡被激发出来，中华民族厚重的人文底蕴和所遭遇的苦难，以及近现代反帝反封建、建立新中国的艰辛历程在他脑海中像过电影似的一闪而过，创作欲望与激情也被点燃，他与同行的著名二胡演奏家一拍即合，决定以“长城”为题进行创作。从1978年开始一直到1981年尘埃落定，《长城随想》历经四年终于创作完成，1982年作品在舞台上与观众见面并获得成功，刘文金的那块“长城”心结才算是“如释重负”。

1984年，刘文金在谈及这首作品的创作初衷时敞开了心扉，他说道： “面对着这幅饱含着中华民族伟大魂魄和光辉历史的画卷，我们这群来自太平洋彼岸的儿女们猛然沸腾了起来，似乎找到了社会主义祖国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强有力的标志。激情的浪花在每个同志的胸中开放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似乎注入了每一根血管。”①一言弊之，刘文金先生道出了创作这首作品最为真挚的想法。祖国再破旧，她是母亲，长城再凋敝，她是灵魂，刘文金用《长城随想》道出了国人的心声，也吹响了文艺兴国、经济强国的号角。

 

二、《长城随想》的艺术特征

《长城随想》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不仅在于它庞大的曲体、振聋发聩的声音，作曲家在音乐本体勾勒上的独具匠心、对主体思想的凝练以及在创作手法上的创新都奠定了它在民族器乐宝库中的地位。

(一)音乐本体特征

《长城随想》由《关山行》 《烽火操》 《忠魂祭》 《遥望篇》四个乐章组成，每个乐章由多个乐段联缀而成，虽然每个乐章内部段落的速度安排也有如壮板、行板、快板之分，但四个乐章在总体上还是遵循了传统器乐曲慢-快-慢-快的速度匹配，第一到第三乐章各乐章间有停顿，最后两个乐章保持连续演奏，前有序奏，后有尾声，各乐章之间有如标题般的独立乐思，同时又形成前后相沿的整体。

在调式和声语言的安排上，沿用了中国传统民族调式的整体布局，各章节间既有同宫系统调式的转移，也有远关系转调和频繁的连续离调的表现，纵向和声语言的构成及二胡旋律与乐队旋律在纵向和声语言的安排上也没有刻意按照西方音乐语言逻辑进行编排，而是贯穿了传统民族器乐合奏的语言逻辑思维。由于借鉴了大量的民族乐器、曲艺、戏曲的音声音调，由此在节奏节拍的安排上就有规整板眼组合形成的均分律动，也存在散拍构成的非均分律动组合。整首乐曲的旋律旋法在不同结构力和节拍律动的约束下体现出较大差异，如《关山行》的旋律织体构造就呈现出围绕中音区运动、音域不宽、级进运动为主的整体特征，而《忠魂祭》就有大幅的十六分音符织体在高音区的快速流转。各乐章间在结构、调式、速度、旋律织体构造上的不同和相似形成乐曲发展的合力以凸显主题。

(二)主题思想特征

《长城随想》各乐章之间的主题思想具有独立性。《关山行》以“长城”为牵引将人们带入到似曾相识、绵延不断的历史长河中，古朴而厚重。主题开始之前的序奏在几件古老乐器错落有致的铮鸣声中缓缓启动，长城的影像如从薄雾退却中缓缓映入眼帘，其高大宏伟的形象瞬间树立起来，万般豪情油然而生，作曲家在这里称其为由两种不同音乐素材构成的“特性音调”。之后，二胡的主题在“漫不经心”的诉说中缓缓开启，庄严朴素如洞穿历史、如歌如泣。第二乐章《烽火操》峰回路转，短促的音符、高亢的音调以及快速流转的线条将人带入到烽火连天的古老战场上，表现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慷慨激昂，又有“将军白发征夫泪”的悲壮，表达了中华儿女前赴后继、舍身成仁的顽强斗争精神，荡气回肠。随后在乐队富有召唤力的旋律音调引导下，二胡音乐在“战马嘶鸣”中奏出明朗的歌唱性音调，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倾泻出来。第三章《忠魂祭》的二胡主题时断时续、如泣如诉，将幽思怀古、祭奠亡灵的沉重和悲伤尽然释放，最后由乐队奏出的大段华彩则峰回路转，用厚重且宽广的音调完成升华，似乎在提醒人们将悲痛化为力量，生命不止、奋斗不息。第四章《遥望篇》富有浪漫主义色彩，借古鉴今，对祖国的未来和美好明天进行了寄寓。

(三)创作手法特征

《长城随想》在结构、主题音调、调式等音乐语言的安排上多有传统音乐的印迹，将古为今用贯彻得较为彻底，但同时又有诸多洋为中用的因素。作品体裁选用了协奏曲这种西洋曲体结构，但在具体每个乐章内部又不见奏鸣曲式、三部曲式等协奏曲结构的影子。在这里，作曲家巧妙地借西洋音乐体裁之壳完美结合了民乐内部结构之魄，民族管弦乐之于二胡的“协奏”作用是主，而无关乎协奏曲体裁的内部结构机理。当然紧靠这一点不足以说明一切，实际上，模仿西乐中乐器音色对主题形象的牵引和塑造也是洋为中用的典范。如序奏部分钟、磬乐器的音色可将人瞬间拉入到古色古香的历史长河中，箜篌、胡笳、新管等具有古西域乐器的音色又将“驱除鞑虏”的那段历史与长城的“御敌”形象衬托出来，显现出作曲家对乐器音色驾驭的老辣成熟，也从中窥见其对主题形象塑造起到的关键作用。

 

三、《长城随想》的审美神韵

(一)迷离与遥深之美

《长城随想》虽然以“长城”之名，借此引申出中国传统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诸如悲壮、雄壮、豪情等元素，但整首乐曲中并没有把长城作为主题形象刻画的中心，如前所述，长城在这里起到的是一种符号化了的牵引性作用，这是基于音乐标题对大众审美的心理触动作用。正如作曲家所言： “我并不试图用一部音乐作品着意去描绘万里长城宏伟壮观的外貌。这并非音乐之所长，更非民族器乐之所能；而是期望用类似套曲的框架结构，用善于抒情和歌唱的二胡与乐队协奏的形式，从几个不同的侧面去抒发人们登临长城时的种种感受，并使之带有比较自由的‘随想’性。”②这正是《长城随想》的韵味所在，以长城在受众心目中沉淀的文化深蕴诱导其听觉在与音声互动中浮想联翩才是最终目的，由此产生出的迷离和遥深之美才是作品的最终追求，作曲家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演奏家闵惠芬也曾说：“该曲的音乐语言，听起来仿佛很熟悉，又说不出具体用了什么特定的素材。……这些因素的运用决非凑合，而是化合，有机地融汇在统一的乐思和格调之中，听来是那样的和谐、贴切、自然，觉得回味无穷。它们渊源于广阔而深厚的民族民间音乐的土壤，显示出令人神往的民族神韵。”③一语中的，作曲家广征博引，将不同的民族传统音乐音调巧妙地布局在不同的音乐语言环境中，制造出熟悉而又陌生的印象幻感，始终让受众在随想中徜徉，大美无疆。

(二)刚柔并济之美

刚柔并济是中国文化美的传统，《长城随想》中的刚柔并济之美随处可见。首先在四个乐章速度安排上的慢-快-慢-快已经为这种美的体现设置好了空间，在每个乐章内部，行板与快板、快板与慢板的张弛有度，以及对不同形象塑造所设计的“轻拢慢捻抹复挑”与“嘈嘈切切错杂弹”的轻重轮换正是以刚制柔、以柔克刚、刚柔并济的结构力的体现。如在第二章《烽火操》中，快速流转的十六分音符与第一章派生出来的“长城”的特性音调先是交织在一起，展现出一幅宽广、雄伟的画面，在乐队悲切的音调之后，随之而来的则是一段充满自豪和必胜信念的二胡旋律，前刚后柔的层次感和立体感在时间的经度和空间维度上被树立起来，带给受众听觉以无限的刺激。

(三)人文至上，雅俗共赏的崇高之美

《长城随想》诞生在充满机遇的历史接缝中，从表面上看它是以一种艺术手段来刻画某种音乐形象，展示作曲家的创作思维，但实际上它所体现的是一种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埋藏在作品的字里行间之中似乎难以察觉，但在听觉审美刺激感召下的观众内心的浮想联翩恰恰反映了这种美的关怀。这种关怀中有“雅”的表现：舞台中乐队与二胡华丽的演奏技法与天衣无缝的配合对普通观众来说就是阳春白雪，他们或许从表演者肢体语言的收放自如中获得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但对琳琅满目、形态各异的乐器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如数家珍，也未必能对具体章节的结构和主题思想做出准确的阐述，但他们从“雅”中获得了愉悦体验； “俗”的表现在于：标题性的内容牵引使他们具有了先入为主的听觉预备，“长城”的符号化沉淀也使受众能够按照这种符号的文化元素促成积极去寻找乐曲相关的“长城”元素。从另一个方面而言，乐曲中大量存在的民族传统音乐元素较之中间夹杂的西洋音乐元素而言也属于“俗”的部分，毕竟，这些传统音乐的“旧曲新声”早已深入人心，曲调未成但情感顿生即在情理之中了。

 

结 语

刘文金的《长城随想》在场域的巧合和时代的呼唤中产生，作曲家用“长城”这一可窥见的具象将受众引入幻象当中，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作品中用大量的笔墨展示民族元素，发出“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强烈呼吁，同时又使用西洋音乐创作技法去体现时代精神，是历史与时代的交织和对话，内中充满的人文关怀馥郁芬芳，似乎在告诫我们：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注释：

①刘文金.乐曲《长城随想》的创作及其他.文艺研究，1984(4):110

②刘文金.乐曲《长城随想》的创作及其他.文艺研究，1984(4):110

③闵惠芬.博大境界中的民族神韵——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演奏札记.中国音乐学，1992(1):17

 

参考文献：

[1]韩建华.中国音乐审美的文化视野[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2]冯光钰.20世纪的中国二胡艺术[J].交响，1998(01):3-8

[3]肖兴华.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J].中国音乐，1983(03):63-67

[4]李秀清.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的民族神韵[J].河南工业大学学报，2008(04):47-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