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声长在耳，万恨重经心”,这是唐代诗人王贞白描写一位歌者演唱关西曲时，给人们留下不可磨灭印象的诗句。用来形容我的老师黄海怀先生，是不为过分的。

著名二胡演奏家、我院二胡专业教师黄海怀先生逝世已经二十五个年头了。每当人们听到《赛马》、《江河水》那动人心弦的音乐，就会情不自禁地怀着痛惜的心情想起他的名字。他为人们留下了不朽的作品，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如今，《赛马》、《江河水》象两颗璀璨的明珠，闪亮在祖国民族音乐艺术的宝库之中，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百听.不厌、久演不衰的艺术珍品。

近年来，不少人来信来函，向笔者索取有关黄海怀先生的资料和小传，以便著书立说。在这方面，他们已经走在了我们的前面。1985年，在由孙继南先生主编的、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外名曲欣赏》一书中，有关二胡名人名曲的部分，孙先生就已经把黄海怀同刘天华、阿炳作为名人并列介绍，刊出照片；把《江河水》与《病中吟》、《光明行》、《二泉映月》、《豫北叙事曲》、《长城随想曲》放在一起作为名曲来欣赏。最近，天津音乐学院赵砚臣教授，正在编撰《中国现代二胡大全》一书，又来信向笔者索取黄海怀先生的资料和传记，并要把《赛马》、《江河水》收入该书。所有这些，都令笔者由衷地高兴。然而，作为黄海怀先生的学生，我没有能更早地把黄海怀其人其事介绍给谈者，又深感内疚和不安。在同行们的催促下，笔者写了这篇拙文，以示对同行们的答谢以及对黄海怀先生的追思!

黄海怀光生，1935年生于江西省萍乡县。自幼受民问音乐的熏间，酷爱戏剧，与科班乐手结为至交，向民间艺人学会演奏二胡、京胡、笛子等乐器。建国初期，他踊跃参加业余文艺宣传活动。1952年，曾担任过萍乡镇一个业余剧团的副团长。此时，他已经比较熟练地掌握了二胡的各种演奏技巧，能比较出色地演奏民间乐曲《杜鹃哀鸣》以及刘天华的《光明行》、阿炳的《二泉映月》等乐出，并经常登台表演，颇受听众赏识，初步显露了他的艺术才华，为其以后在二胡艺术上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5年，他怀着美好的理想，考入了武汉中南音乐专科学校(现武汉音乐学院的前身),师从已故二胡演奏家周华林先生，专修二胡。从萍乡到武汉，对黄海怀来说，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他如同鱼儿游向大海，视野拓宽了，襟怀开阔了，他把美好的理想化为刻苦学习的动力。在周华林先生的指导下，他如饥似渴地攻读，夜以继日地苦练。他对二胡的热爱，简直达到了如颠如狂、如痴如迷的地步。他嗜烟，人们说，黄海怀的三年学生生活，是在一支烟，一把二胡，一个唱机的陪伴下度过的。在琴房，在寝室，他关起门来听唱片，擂专业。听的是张锐演奏的刘天华二胡曲，阿炳演奏的《二泉映月》。他练习二胡，就象练习书法一样，千百次的临摹临摹再临摹。他常说：“模仿是创造的第一步。”他模仿老师，模仿唱片，甚至模仿同学。“法向师边得，能从意上生”。可以说，他专修二胡三年，是刻意模仿的三年，是潜心钻研名家演奏的三年，是在模仿中寻求创造的三年。

三年向壁，快到毕业的时候，他到武汉市汉剧团搞毕业实习。他酷爱戏剧，一到剧团，便投在汉剧琴师门下当徒弟，学习汉剧京湖及唱腔。他这个人，心有灵犀，不到一个月，就把汉剧的唱腔搞熟了。本来他京胡就拉得很漂亮，加上掌握了唱腔的行腔特点，更是如鱼得水，一下子就超越了师傅。大家知道，戏剧中京胡那把交椅是很神圣的。要登上那个宝座不是易事。但那位琴师却也开明，给黄海怀以特殊待遇。一次，该团上演剧目，琴师对黄海怀说：“你对唱腔熟，京胡又拉得好，晚上的戏就你上吧。”黄海怀上了，显得很得心应手。戏散场后，演员很感满意，觉得那场戏与“琴师”配合得很默契呢。

1958年，黄海怀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从1959年至1964年，他任教六年中，培养了一批二胡演奏人才。这些人才，被辐射到北京，甘肃、西藏、武汉、长沙、衡阳、广州等地，并成为那里的专业骨干。他的教学非常严格，很有个性。他强调唱，说“要拉好，先唱好”。还说：“拉琴要发自内心，要用全身心演奏，要以情发音，以音传情，以情动人。”他认为，器乐是从声乐发展而来，二胡演奏要模仿人声。他还说：声乐的波音就是二胡的揉弦音，二胡揉弦除了要向民歌唱法、戏剧唱法学习处，还应该向意大利的美声唱法学习。他勤奋、谦虚、好学。他说：“慢弓揉弦学张锐，快弓跳弓学王国潼，绰注韵味学刘明沅，地方风格学鲁日融。”并说：“你们把这四个人的绝活学到了手，就可以成为最出色的二胡演、奏家。”他的二胡演奏，博采众长，自成一家。他的演奏特点是：音色甜美，运弓流畅，韵味细腻，挥洒自如。

1959年，他开始创作二胡曲《赛马》。他搞创作，也很特别，带有很大的即兴性，开始总是又唱又拉，觉得顺口了，顺手了，就记谱子。所以，他写的曲子，朗朗上口，丝丝入扣。《赛马》一曲，原是作为中胡独奏曲，后来改用二胡演奏。起初没有拨弦的那一段，也没有华彩，而是主题旋律加花变奏之后直接进入再现段。经过多次演奏，他觉得全曲太短，好象少了点什么。经过琢磨，增加了华彩乐段，同时在中段加进了扬琴加花复奏主旋律的间奏，在扬琴复奏时，他灵机一动，加进了二胡拨弦，与扬琴织成一体。这样，在二胡演奏史上，他第一个创造性地运用了大段落的拨弦技巧，使乐曲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引人入胜，成为一首不朽的二胡名曲。

1962年3月，广州举行首届“羊城花会”,当时湖北艺术学院(由中南音专和武汉艺师合并而成立)派团参加演出，其中有黄海怀的二胡独奏《赛马》。在羊城，黄海怀有三大收获：《赛马》一曲轰动羊城，他成了知名人物，连宾馆的女电话员们也要从电话里听黄海怀演奏《赛马》,结果，举行了多次“电话演出”。第二大收获是，在羊城，黄海怀喜得《江河水》。“羊城花会”上，黄海怀听到了当时辽宁代表团旅大歌舞团双管演奏家谷新善演奏的双管独奏曲《江河水》,他一下子就被这首乐曲勾住了魂，

他决心，一定要把双管曲《江河水》移植到二胡上来演奏。《江河水》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在羊城的第三个收获，是结识了不少同行和演奏家，其中与王国潼建立的友谊笃深。这两个人，专业上互相倾慕，从那时起，黄海怀钦佩王国潼的跳弓，王国潼青睐黄海怀的运弓，这正是“拨拨弦弦意不同，胡啼番语两玲珑，谁能截得曹纲手，插向重莲衣袖中。”在此后的几年里，显然，他们都把对方的手当成“曹纲手”了。

从广州回到武汉，经过仔细斟酌，反复推敲，黄海怀开始在二胡上演奏《江河水》。移值也是一种创作。他还是采取从边唱边拉着手，拟订弓法指法。根据二胡弦式特点，为了发挥二胡空弦音的特殊效果，他决定采用1=°B(3—7弦)来演奏，中段转调自然便是1=C(2—6弦)。在移植中，他非常尊重原作，力求保持原作的风况。我们翻开1964年中国音乐家协会上海分会编、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二胡曲十首》,可以看到该书首次出版的《江河水》曲谱，无论在曲式结构上、旋律进行上、以及表现内容上，都保留了双管独奏曲《江河水》的韵昧，所不同的是，在调性上、旋律加花上，以及演奏手法上，都是以崭新的面貌出现的，是在双管曲的基础上脱颖而出的二胡曲《江河水》。在乐曲的后面，黄海怀特别注明“本曲要求用民间揉弦演奏方法，才能达到预定的效果。有些音符不需要揉弦时标有‘o’(不揉弦)记号。”以上这些，都说明黄海怀先生具育敏锐的创造性才能，同时也说明他在创作思想上和艺术上的严肃性。

黄海怀先生在专业上没有保守思想，不计较个人得失，更不把作品视为己有，而是设法尽快拿到群众中去实践和检验。《江河水》移植完成后，除了搬上舞台演奏，他还毫无保留地教给他的学生们。所以，他的学生们都能从他那里得到演奏《赛马》、《江河水》的真传。

1963年5月，第四届“上海之春”举办全国首次二胡演奏比赛，黄海怀参赛的重点曲目是《赛马》、《江河水》。如果说，从萍乡到武汉，黄海怀如鱼儿游向了大海；那么,从武汉到“上海之春”,便是他游进了二明艺术的水晶宫!1963年的“上海之春”,全国二胡界，群英荟翠，强手如林，是一次二胡的盛大节日。这对黄海怀来说，既是崭露头角的场所，更是学习的极好机会。在此期间，他广泛结交同行，交流经验，虚心学习。值得一提的是，他与项祖英先生的认识，其中还有一段以曲会友的佳话。黄海怀知道项祖英，是从二胡曲《梆子风》开始的。“上海之春”前，黄海怀看到项祖英在《二胡曲集》上发表了《柳子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便拿来演奏。项先生为这首乐曲定调是1=G(5—2弦),黄海怀演奏后，觉得此曲音区太高，把位太远，有碍的味，便改用反弦(1—5弦)来演奏，就这一改，便使乐曲妙趣横生，光彩照人，既保留了原曲的意图，又给原曲锦上添花，大有脱胎换骨、非同凡响之感。所以，在“上海之春”,他们二人一见如故。听了黄海怀演奏的《梆子风》,项祖英非常佩服，暗暗叫绝。此后，项祖英便把《榔子风》的定调改成了1=D(1—5弦)。

再说当时“上海之春”二胡比赛，复资时轮到黄海怀上场，他觉得紧张，不自在。当他把《江河水》演奏到第三段的开头，即从1=C(2—6弦)转回原调1=B(3一7弦)，强烈的颤弓，正要收弓接推弓演奏5音时，弓子一下捅进了袖口，演奏立即卡壳。之后，虽然把全曲演奏完了，但比赛成绩受到了影响，结果得了三等奖。真是“失弓”而成千古恨。不说是千古，却也造成了一大遗憾。然而，遗憾的并非仅仅于此。最令人遗憾的是，当年黄海怀先生失去了把《江河水》灌制成唱片的机会。尽管如此，“上海之春”之后，《江河水》仍然象插上了翅膀，广泛流行，风靡全国。那如泣如诉、如痴如呆、呼天恸地的音乐，曾经震颜过多少人的心弦!连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卡拉扬听了二胡曲《江河水》都深受感动，小泽征尔先生竟为之伏案恸哭!

1965年9月，黄海怀先生和笔者一起，被抽调去参加湖北省恩施地区的“四清”工作。那时，恩施山区生活很苦，住在农民家里“三同”,经常是一个月也难得吃上一顿米饭，主食是苞谷粉和干红薯片。苞谷粉是蒸的，扒在口里，半天拢不到一起，很难下咽，干红薯片是苦的，象吃中草药一样。在这样极为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三、四个人的工作组往往要负责一个大队的“四清”工作。那里的人家，十里八里山地才有三两户，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但黄海怀先生没有因此而后退。那年四月，工作队分团在恩施新塘召开全体队员整风会，笔者才有机会见到黄海怀老师一面。那时，他巳经很消瘦，脸色蜡黄，爬山喘不过气，连校医(工作队员)也很着急，为他看病，给他药吃，

劝他休息。可会议一散，他又回到工作点上去了。大概到了六月中，突然接到学院电报，叫当时担任分团副团长的林路副院长等多位干部立即返汉，其中有黄海怀，可他不是干部。那时，我们在大山里，隔山隔水、不知山外发生了那场“文革”灾难，还以为要黄海怀回武汉治病呢。谁知，回汉的人一进校门，大路两边已站好的人墙，夹道“欢迎”,连喊“打倒”,那声势真似地动山摇。黄海怀从未经历过这种场面，他给吓坏了，回到家里还直打哆嗦。没几天就拉去陪斗、罚站。后来，实在受不了了，才到医院去看病，结果，医生确诊为晚期肝癌，住进了医院。1967年早春二月，他躺在病床上，从头到脚骨瘦如柴，唯有肚子腹水，鼓得高高的。见到来人，他两眼渗着泪花，却始终流不下来。不久，他知道自己不行了，便向领导要求，把他演奏的《赛马》、《江河水》的录音再放给他听一次。听完录音，他的汩水流下来了，但已哭不出声来，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掩鼻垂泪。此后不久，他便离开了人世，终年仅三十二岁!鸣呼!二胡之佼子，就这样乘着《赛马》、《江河水》的袅袅余音默默地去了!可是，他的作品，他的演奏，仍然作为宝贵的财富留在了人间。真是“一声长在耳，万恨重经心”啊!

1991年5月15日凌晨二时完稿

5月19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