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经典的传世名曲面前，原本只需倾情地演绎或聆听，任何言语和文字都是多余的。但《二泉映月》似乎是个例外，围绕这首二胡曲和阿炳本人，至今依旧众说纷纭，各种谣言、误传在一定时间、范围内还愈演愈烈。

《二泉映月》之所以闻名于世，除曲子自身的艺术高度外，时势也是一个重要原因。1950年夏，杨荫浏、曹安和抢救采录阿炳二胡、琵琶曲之后，将钢丝录音机带回时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作为相对比较熟悉的家乡音乐，杨荫浏开始并未特别在意，后来还是学院研究部主任李元庆向时任中华全国音乐工作者协会主席、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主持工作)的吕骥汇报时，推介了《二泉映月》,才让这首作品的命运出现了转机。在吕骥的支持下，李元庆把《二泉映月》的录音推荐给天津广播电台进行宣传，又安排杨荫浏编辑出版《瞎子阿炳曲集》,阿炳和他演奏的《二泉映月》逐渐为人所知，而扬名于国内外。吕骥、李元庆为什么这么重视呢?因为1950年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代中，作为新政权在音乐领域的掌门人，首先要考虑的是用民族大众的音乐取代过去封建士大夫音乐和西方的资产阶级音乐，而《二泉映月》适逢其时，也开始成为对旧社会控诉的一种艺术载体。阿炳也被赋予了阶级的标签，以一个贫苦劳动人民的形象被反复演绎，逐渐概念化、脸谱化，无意中离真实的阿炳越来越远。

而杨荫浏与阿炳是旧交。杨荫浏6岁起便从近邻的道士颖泉处学习箫、笛、笙和二胡，杨约10岁时，颖泉回道观当主持，便介绍道友阿炳继续教他琵琶和三弦，为时约一年。1947年夏，天韵社梵音组在赴沪演奏录音之前，杨荫浏还专请阿炳到场旁听排练。

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与阿炳有着旧交且对其大略了解的杨荫浏也只能顺着潮流走，而对阿炳的一些负面情况持缄默的态度。另一方面，阿炳是贫困潦倒的道士，处于社会底层。虽有一些关于他的新闻见诸地方报端，但生平情况非常缺乏官方的记载，而仅有的档案记录也很难为一般人看到或得到正确解读，故很多有关他情况，基本都是传闻，缺乏可靠性，从而使一些本来并不复杂的人和事，长期处于一个各说各话的扑朔迷离状态。尽管杨荫浏和曹安和生前多次在文章和访谈中予以纠谬和辟谣，杨荫浏大女儿杨国兰和幼女杨国葳也针对相关误传作过专门调查和撰有回忆文章，但收效甚微。

一、户籍

目前所知官方的档案仅存于无锡市公安档案馆所藏四件阿炳户籍记录中，分别是1950年阿炳户籍记录、民国三十八年华阿炳户籍记录(档案号：0020-SW2-4.1-0018)、民国三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华阿炳将孙女球娣迁入其户的申请书(档案号：0020-SW2-4.1-0019)和伪无锡县填发国民身份证底册(档案号：0020-SW2-4.1-0020)。

第一件档案1950年阿炳的户籍记录中，阿炳生年为1892年7月9日，籍贯无锡，已婚，文化程度为私塾，职业是道士，残疾特征为失盲。户籍于1950年12月12日注销，原因是死亡。妻董氏，生于1889年1月18日，家务，1951年3月27日因死亡注销户籍。孙女球娣，生于1944年1月15日，1951年4月1日户籍迁回江阴北溷。户籍民警冀文棵在户籍登记表左侧备注“华阿炳为全国音乐艺人”。门牌号为当时图书馆路36号四组二十三户。此件户籍记录中阿炳生年为1892年，与杨荫浏的回忆差一年，造成一个悬案，但更早的第二件档案，即民国三十八年华阿炳的户籍记录中，阿炳生年为民国前十九年七月九日，民国前十九年，就是1893年。1949年前的民国政府是用民国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为公元纪年，户籍在民国纪年转换到公元纪年时，往往错算一年，这是当时无锡户籍档案中出现的一个常见情况，故有了第二件档案的记载。阿炳的生年为1893,应该是确定无疑了，这也印证了杨荫浏回忆的准确性。而且，从户籍记录中也能明确阿炳是正常死亡，如有他杀、自杀等情节，警方一定会有相应的记载和勘查现场的报告。

户籍中阿炳妻子为董氏，其名是催娣还是彩娣已无法确定，似也没有必要确定，因原本就可能只有两字的发音。董氏原籍为江阴，前夫姓钟，是江阴北溷德兴村钟家堂人，阿炳继孙女钟球娣1949年户籍迁入阿炳家中，在阿炳夫妇去世后又迁回江阴原籍，现居上海。

图1 1950年10月7日，《晓报》报道

当时崇安寺派出所户籍民警冀文棵在此户籍登记表左侧用蓝色蘸水钢笔书写的备注非常重要，华阿炳有了政府赋予的某种标签——全国音乐艺人，这说明最迟在1950年下半年人民政府已经将阿炳纳入视线，对他的艺术成就已有认识。然当时百废待兴，新政权要迫切解决的问题繁多，一时还来不及出台相应的政策或举措来顾及阿炳这一类人员的生活。但当时社会上已有为改善阿炳贫困生活的呼吁，如《晓报》在1950年10月7日，就刊载了署名阿方的报道(见图1)。而实际上，当时阿炳已常有亲友接济，生活状况有了不少改善。

第四件档案是伪无锡县填发国民身份证底册，底册中有华阿炳及其妻华董氏照片，传世的阿炳照片就来源于此，但需要说明的是，这是抗战后民国政府颁发“国民身份证”的底册，而非许多文章所说的阿炳照片是“良民证”上的，“良民证”是日军侵华期间的证件，两者不是一回事。此份户籍登记的地址是阿炳所住的雷尊殿披屋前部，因发现有一张1950年11月阿炳“地价税缴款书”,曾出现过阿炳有不少房产的传闻(见图2)。其实雷尊殿是属于道产，旧时由本县道会司管辖，当家道士仅有使用权和从中获取香火收入的权利，并无所有权。地价税缴款书中阿炳应是作为使用权人依法纳税，纳税金额是十一万九千四百六十元，也有人依此认为阿炳十分富有，其实这是第一套人民币的币值，1万元相当于1955年3月1日之后的人民币一元。这张“地价税缴款书”的发现也否定了阿炳被议出道门丧失道籍的传闻，与户籍登记中阿炳职业明确仍为道士的记录相符。关于这点，杨荫浏在与黎松寿的通信(见图7)和钱铁民《缥缈孤鸿影》—书中①均有详细的辨析，不再赘述。此外，阿炳付得起相当于后来近12元的税，这也说明他当时的经济状况并没有低到许多人想当然的山穷水尽的地步。

图2 阿炳地价税缴款书(来源于钱铁民《缥缈孤鸿影》)

二、家谱

2011年，由华仲兴等续修的华氏通八支宗谱，阿炳已入谱，属于通八山心派南宅小四房分支，这表明阿炳无论是华清和(本名挹秀，号雪梅)的私生

子还是养子，目前算已归宗华氏。但从谱中可知，华清和之父华德胜(阿炳祖父)是华兴章(阿炳曾祖)的螟蛉之子，出自外姓，所以从血缘上讲，阿炳又不是华氏血脉。

三、照片

杨荫浏、曹安和1950年回锡为阿炳录音的过程最为众说纷纭，策划者是谁，参与者有谁，录音地点在哪儿，《二泉映月》的命名者是谁，许多问题至今还莫衷一是。但历史总会留扇小窗，让真相之光透出。时任《晓报》摄影记者的费适居然到过录音现场采访，并拍摄了一组照片。历史又总是跟人们开玩笑，费适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曾入职一家在宁的省级新闻单位，但在1958年前后人生遭遇一大挫折，被调回无锡，在印铁制罐厂担任印稿设计。退休后，他曾想用这组照片作为让有关部门恢复其先前待遇的筹码未果，致使这批照片未能公诸于世，故日前只能请这位无锡摄影家的高足、亲历者之一的秦绍楹于2023年10月回忆了有关情况。

《晓报》专长报道苏南地区文艺动态，对丰富人民业余生活不无裨益。费逵(费适之兄)妻子张氏是《晓报》社址无锡市中市桥巷33号房东的外甥女，据说与秋瑾是亲戚。费适一家租住在新生路341号谢家第一进三开间，而费适则住在侧厢内。南邻X光医师李嘉令家，北近公园路、盛巷口。

1950年夏，杨荫浏为华彦钧录音是《晓报》当然要报道的重点事件，身任摄影记者的费适接受了采访拍摄任务。当时已是新社会新气象，加之“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然开展，费适心里嘀咕“在旧社会，这种大少爷白相叫花子绝对是小报喜欢的，现在不时兴了”,况且阿炳在敌伪时期与日本人的关系说不清道不明，因而对这次拍摄任务不怎么乐意。报社说杨荫浏是大教授，华彦钧(阿炳)虽然人不怎么样，但胡琴、琵琶蛮来事，再说曹(安和)家还要给你介绍女朋友，你还是要去完成采访拍摄任务。费适就到三民照相馆拿了两只胶卷去离他家不远(不超过150米)的曹安和家。曹家接待了年轻英俊的摄影记者邻居费适，告知录音将在楼上房间进行，时间选择在夜深人静辰光。费适就往楼上走，正好有人在布置房间，见费来就叫他一起帮忙把棉被挂起来盖住所有沿街槛窗，说是为了隔音。挂好被子后，费自觉不能在录音场所拍摄(快门声、闪光泡),决定在录音前后拍几张交差。

2005年夏的一天，费适来单位找我，要我下班后到他风和里家里去。当晚他给我看了两张老的拷贝底片。一张是120正方形，应该是禄莱双镜头反光照相机拍摄，三个人分前后站立，另有一个人坐在方凳上，靠在茶桌上。另一张是一把二胡。费适介绍说当时用120和135共拍了十三张照片，原底片大多不在了，现在只找到这两张拷贝片了。我问怎么没拍阿炳的正面照片?费适说阿炳是盲人，正面照片会突出身体缺陷，要被人吃生活(笔者注；挨揍)的。当时阿炳的墨镜也没有了，更不能拍正面照片了。至于那张二胡是当时他特意拍的，二胡是阿炳自己的，原来琴筒已坏掉了，他找了个美国罐头盒蒙上蛇皮就当琴筒用了。后来，费适想以这两张珍贵的照片改变他的境遇，可惜没有结果。

图3 2006年5月，费适(左二)与兄妹合影

以上文字可知，录音现场采取隔音措施，从而可以明确不可能有太多的人参与“见证”。阿炳原来的二胡已是简易的罐头蒙皮所制，故有从中兴乐器店帮其借二胡一节。当时阿炳已不戴墨镜，又是一种形象。

四、现场

1950年夏末，杨荫浏、曹安和按原定计划暑假回锡做录音工作，其中包括录阿炳的演奏，这并不是黎松寿在《我亲历了<二泉映月>的最初录音》(载于黑陶著《二泉映月》,新星出版社2010年版)一文所称是由于他的建议而临时决定的，这是既定的。总之，杨荫浏后来讲得非常清楚：一是他没有把发现阿炳精于二胡一事归之于己，二是没有把自己原定的录音计划说成是人家的建议。

图4《二泉映月》录音有关地点方位图

图5《二泉映月》录音有关地点旧影，左图为曹安和宅，右图为阿炳宅，旧影来源于阿炳纪念馆陈列

从多方的回忆看，给阿炳录音，预先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时间大约在1950年8月30日，杨、曹与阿炳见面，了解其情况。当发现阿炳没有完好的乐器时，就从中兴乐器店借来了二胡，琵琶是曹安和提供的，这次见面可能就在阿炳家后面的三圣阁，其间也有黎松寿所说的“一共八人在内的多人在场”。三圣阁，主体建筑为二层楼房，当时是一个公共场所，可以在内公开演奏，但不适合录音，何况有多人在场，更不可能。原三圣阁早已拆除，近年在马山祥符寺又原样复建了一个三圣阁，从中可以一窥原貌。

根据杨荫浏长女《关于录〈二泉映月〉情况的回忆》,阿炳借来乐器练了三天后的9月2日，杨荫浏、曹安和和她到阿炳家正式录音，董氏也在场。9月3日，在曹安和家楼上继续正式录音。

我是杨荫浏的长女，名叫杨国兰，在太原理工大学任教授，已退休。录音那年，我是无锡辅仁中学高中的学生，18岁。1950年暑假期间，父亲返锡度假，带回一台又大又重的钢丝录音机，说准备收集民间音乐等。给我的任务是负责录音机的运送、保管与操作，为此，父亲还对我进行了培训。一天，父亲和我提上录音机去阿炳(华彦钧)家(记得阿炳家在无锡图书馆东侧图书馆路的一间平房中)。那天录音时，房内有阿炳夫妇、曹安和、父亲和我共五人。在录完一首二胡曲子后，因录音顺利，大家都很高兴，我也觉得好听，只是阿炳自己并不太满意。这时，父亲问阿炳：“这首二胡曲叫什么名字?”当时，没听到阿炳说什么,只听到阿炳、曹安和、父亲三人在讨论该曲的曲名，后来，好像是阿炳说出《二泉映月》这一名字来，很快他们就一致同意了。这次共录了阿炳演奏的《二泉映月》等三首二胡曲(第二次录音我因发高烧未能前往。父亲录完音后回家对我说，这次录音是在盛巷曹安和家楼上，录音时阿炳、曹安和、父亲三人在场，录了三首琵琶曲)②。

图6杨国兰在纪念杨荫浏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会议上的回忆发言

五、信件

近期，无锡收藏家江其源向笔者展示了所藏的一批信件，其中有十余封是杨荫浏写给黎松寿的，年代涵盖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及70年代末。信件中大量涉及有关阿炳的讨论，也有对黎“说了一些没有根据的话”作出了直言不讳的批评。

黎松寿(1921—2010),原籍广东中山，生于无锡，父亲黎才生是无锡火车站第一任站长，母亲陆氏是无锡人。黎松寿1948年在南京第一次见到杨荫浏，经杨荫浏推荐向储师竹学习音乐，从此走上音乐教育之路，后任南京师范大学音乐教授。其兄黎松祥(1916—1977),是无锡市第二人民医院胸科医生，业余爱好音乐，曾随杨荫浏学习古琴。黎家1951年前住在图书馆路2号，与阿炳是距离不太近的邻居。

1978年10月11日和1979年1月3日的两封信件中，杨荫浏提及的无锡市文化局长赵源(元),曾在1963年全面主持调查阿炳的工作，并最终形成一份调查报告。对此次调查，杨荫浏认为有值得肯定的部分，也有不准确、毫无价值的地方。笔者在无锡市档案史志馆查到了该份报告。

调查主持人赵源(元),应作赵沅，生于1924年，原名丛昌源，江苏如东人，1945年就读于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期间，曾参加地下党。20世纪50年代初起，历任无锡市文联主席、无锡市文化局长、江苏省京剧院院长等职，于2020年去世。笔者近期与其子丛笑猿取得了联系，也获得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材料。

录音日程简表

综上，笔者对新发现的材料做一点新的解读，希望能够进一步厘清关于阿炳的几点关键史实，还原真相，进而让大众能更多地关注阿炳传世音乐本身，也更加清晰地了解杨荫浏对中国音乐作出的不平凡贡献。

图7 杨荫浏致黎松寿信

图8 调查报告的首页与尾页

①钱铁民《缥缈孤鸿影——阿炳研究文集》,苏州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

②杨国兰《关于录<二泉映映月〉的回忆》,《人民音乐》2000年第1期，第19页。

顾颖无锡市公安局梁溪分局一级警长，无锡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