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刘文金先生《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和《长城随想》三部二胡作品的题材、创作技法和体裁形式的研究，试图揭示其二胡音乐语言风格的特征：即在传统二胡语言的基础上，结合西方音乐的发展手法与结构方式，拓展了二胡曲的题材内容，突破了传统二胡艺术表现的局限性，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关键词：刘文金二胡作品 二胡音乐艺术 题材内容 技法 体裁形式
著名作曲家刘文金先生的《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和《长城随想》三部二胡作品自问世以来，便以其非凡的民族气质和丰富深邃的思想内涵，对我国二胡艺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被我国音乐界誉为“自刘天华以来二胡作品的又一里程碑”。
音乐作品是社会现实在作曲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也就是说，音乐作品里所反映出的题材内容直接取决于作曲家对社会现实生活的思想认识程度和总体态度，这三部二胡作品的题材内容正是来源于作曲家对当时我国社会现实的深切感悟，反映出作曲家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爱国情操。正因为如此，在这三部作品中，二胡的音乐陈述风格发生了“质”的转变，即一扫传统二胡音乐中“独白式”的自我感怀和多愁善感的沉郁封闭式的表述形态，而成为以表现民族群体的精神内涵和精神风貌为内容，形成对民族情怀的大宣泄和对民族精神大讴歌的新陈述风格，这种磅礴大气的音乐，真正体现出了革命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艺术气质，使古老的中国二胡艺术秉性和艺术风格发生了“质”的升华。例如《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这两部作品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人民面临帝国主义经济封锁、苏联的经济毁约以及我国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经济困难的非常时期所焕发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和高涨的爱国主义热情这个重大题材，热情地歌颂和塑造了豫北人民和三门峡建设者这两类新中国的人民群体形象。《长城随想》更是以中华民族的象征—长城为题材，通过反映中华民族五千年来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而前仆后继、英勇不屈的战斗精神，展现出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和不屈的坚强性格，这种大题材的内容表现，必然引起中国二胡音乐陈述风格的转变。
传统二胡的音乐陈述基本上表现为单一主题的陈述形态。刘文金先生的二胡作品因题材的需要，而经常成为二个以上的多主题对比并置陈述形态。例如在《豫北叙事曲》的前两段中，作曲家以“忆苦”和“思甜”两个主题，通过同主音调性的对比（C宫A羽调与D宫A徵调）、旋律进行的对比（沉重忧伤的下行与激情欢快的上行）、音乐语气的对比（忧伤的叙述与喜悦的歌唱）、速度的对比（缓慢的中板与兴高采烈的快板）等对比手法，形成了这个作品暗与明、悲与喜、苦难与幸福对比交织的旋律陈述风格，使作品“忆苦思甜”的主题内容得到鲜明生动的体现。在《三门峡畅想曲》中，充满跳动感的“青春”主部主题与激情如歌的插部主题形成了强烈的性格对比，造成了刚与柔相互交织的陈述形态。在《长城随想》中，作曲家更是通过代表长城“坚强性格”的主题和“歌颂长城精神”主题的刚与柔、动与静的并置对比，成功地表现了上下五千年来中华儿女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而前仆后继、英勇不屈的坚强性格和奋斗精神这个重大题材。
中国二胡由于受乐器形制构造所限和中国传统民族音乐思维（横向单线旋律形态）的影响，形成了其主题旋律陈述基本上以单一调性的歌唱性为主要的表现形态，音乐语言的声乐化、音域表现的狭窄成为传统二胡作品的旋律特征。刘文金先生的二胡作品，为适应重大题材的需要，打破了传统二胡乐曲中单一调性的表现模式，充分运用调性语言的手法，拓展了主题旋律的音域，丰富了二胡音乐语言的艺术表现方法。《豫北叙事曲》的第一段主题乐段由三个乐句组成。前两个乐句在C宫A羽调式上重复陈述，第三乐句以自由模进手法，运用“变宫为角”的犯宫手法，在G宫E羽调式上作了呼应性的陈述。由于调式的变化，使主题旋律结束在极不稳定的C宫角音上，从而强化了悲伤的疑问情绪，充满了不稳定的动荡感，使作品的“忆苦”主题得到深刻的体现。《长城随想》第三乐章“忠魂祭”二胡独奏开始的陈述乐段，由三个长短不一的乐句组成。第一乐句在bE宫C羽调式上进行，乐队间奏后的第二乐句，作曲家将西方音乐中的等音过渡移调手法与中国传统的“变宫为角”犯宫手法结合起来，通过bE宫角音的等音过渡转入了bB宫G羽调式上的模进性陈述。第三乐句则通过bB宫的清角音与bE宫的宫音的等音移调手法回到了bE宫C羽调式上。由于调式色彩的渲染，作曲家非常出神地将后人与长城的对话主题转化为后来者崇敬和缅怀英烈的情绪氛围的背景式描写，为随后的“祭奠”性陈述作了精彩的情绪铺垫。
在主题旋律的写作上，刘文金先生突破了传统二胡小音域的“歌谣体”旋律表现模式，充分运用大音程的旋律进行手法和音区转换手法，拓宽了音域，使二胡旋律的器乐性更为突出。例如《三门峡畅想曲》的主部主题旋律，是以同音八度大跳和极具地方戏曲音乐特征的变化音共同形成的具有“青春跳动”性格的舞蹈性旋律。这个非常器乐化的主部主题旋律的音域为十一度，八度、四度的旋律进行使主题充满了内在张力和青春活力，形象地刻画出主题的内容。在第二乐段的插部主题中，其三、四两个乐句都是在同音八度的跳进后将主题陈述转移到中高音区，很好地将歌唱黄河的激情表现了出来。在《长城随想》第一乐章“关山行”中，广板的凝重漫步主题是以迂回上行的直线型旋律进行方式展开的，使旋幅扩展为十三度，极形象地表达出作曲家的思绪随长城的蜿蜒起伏向历史时空延伸，从而引出中华悠久文明历史的追溯和感慨。在第四乐章开始部分，主题旋律以同样迂回上行的进行手法，极富层次地由低向高延伸，使主题旋律的旋幅达十二度之宽，成功地表现出“攀登长城，凭高远眺”的自然过程和心理的情感变化。
在音乐的展开手法上，刘文金先生将西方音乐的展开技法与中国民族音乐的音调展衍手法相结合；将西方音乐的变奏手法与中国民族音乐的加花润饰手法相融合；将西方音乐的炫技性华彩写法与中国民族音乐的散板音乐表现手法相结合，形成了新颖的二胡音乐表现形式，使二胡的艺术表现更为丰富和多彩。在《三门峡畅想曲》的主部主题动机中，八度音程是这个动机的核心因素。这个因素的八度空间被横向拉宽（由一拍拉宽为四拍），其间被级进上行的音级填充后，形成了第二乐段插部主题的“歌唱性”主题旋律；在随后的第三、第四乐句，这个八度音程又在中音区衍生出新的音调因素。在第五乐段尾部，以三连音节奏形成的过渡部分中，这个八度音程又被扩展为十五度音程，并以切分和三连音节奏的动力因素，使这一过渡句逐渐形成了强烈的音乐张力，引出了热情快速的高潮—再现性的第六乐段。同时，在这个如歌的插部主题中，作曲家极巧妙地将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乐汇填充手法与动机的延伸相融合，衍生出了这一隐含西北民间歌曲“黄河船夫曲”音调特征的歌唱性主题旋律。在《长城随想》第一乐章的引子中“长城坚强性格”主题动机主要是通过连续的二度自由模进展开。这个由四拍组成的动机在模进的过程中，三、四两拍不断地被加花装饰或简化，并因动机末的填充延伸引出了“赞颂长城精神”的对比主题音调。在《豫北叙事曲》中，作曲家将西方变奏技法与中国音乐的加花装饰手法融汇运用在第四乐段的主题再现中。“忆苦”的主题在这里经加花装饰、动力性节奏的加入（切分、八分附点）和乐句落音的变奏（由羽音变为徵音），以及句末填充等手法产生了性格上的转化，使音乐由“忆苦”转化为对美好生活的歌唱。在《长城随想》第三乐章的散板华彩乐段中，刘文金先生把西方音乐中的炫技性华彩创作手法融入中国戏曲音乐的散板写作手法中。在这个华彩性的散板乐段中，二胡的技法表现主要是通过连接性的经过句型得以发挥，而“哀痛悼念”音调、“赞颂长城精神”主题音调和“祭奠”音调被炫技性的经过句有机串联起来，音乐的力度、速度、音区及节奏等旋律因素在这里有着极为丰富的变化，再加上对中国戏曲音乐“摇板”、“垛板”等板式的出色运用，使得这一散板音乐充分地发挥和展示了中国二胡的独特艺术魅力，极好地表达出作曲家对长城、对洒满民族英烈鲜血的壮丽河山的那种澎湃如潮的激动情感。
在音乐体裁形式上，刘文金先生以中国传统音乐的速度渐变结构思维为基础，合理地运用西方音乐中的并列组合、再现组合及循环组合原则，创造出既新颖又灵活的音乐曲式结构。
从《豫北叙事曲》的总体结构上看，是以再现组合原则形成的再现三部曲式。在这个由四个部分组合的作品中，二、三两个部分是以中国传统音乐的速度渐变结构思维写成的再现四段体并列曲式，它构成了再现三部曲式的中间部分。作曲家在这个中间部分里运用加花装饰和中国民间器乐曲的“穗子”音调发展手法，通过速度的渐变，使乐曲“思甜”主题兴高采烈的情绪不断高涨，与前后两部分的音乐形成强烈的对比。尤其在华彩散板乐段中，作曲家把中国民间吹打乐的展衍手法运用到“忆苦”核心音调的自由变奏中，从而使这个主题在其自由发展过程中逐渐转化为对现实生活的赞叹，自然地完成了对“忆苦”主题的性格变奏。这个散板乐段也因在发挥出过渡性功能的同时，还具有了对乐曲主题内容的转接功能，成为作品结构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三门峡畅想曲》是以并列组合和再现组合两个原则写成的再现性多段体曲式，具有回旋性。描写黄河波涛汹涌、奔腾千里的引子具有插部性质，引子里的音乐材料影响并支配着整个乐曲的形成和发展。从引子到第三乐段，具有明显的回旋曲结构特征，其中引子和第二乐段为插部，第一、第三乐段为主部主题。第一乐段的主部主题在第三乐段中，由原来的G宫D徵调式移调到F宫D羽调式上，转化为小调性的色彩。随后的四、五两个乐段以对比的音乐手法（情绪对比和旋律音调对比）组合成为一个较大的插部。在这个大插部中，作曲家以中国传统音乐的渐变速度结构手法，通过不同的旋律形象，多角度地展现了华夏儿女对母亲黄河的依恋情结。其中第四乐段为再现性的三段体，第五乐段则更多的体现出中国传统乐曲中常见的多段排列并置结构特征。刘文金先生将西方回旋曲式与中国传统音乐的渐变速度结构思维通过这个作品完美的结合起来，形成了这部作品独特的复合式音乐结构形式。
《长城随想》在曲式结构上打破了西方随想曲的单乐章组曲结构模式，以交响性的四个乐章套曲结构形式，分别从不同角度展现了长城所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内涵。从整部作品上来看，第一乐章具有主题呈示的结构功能，它包含了表现长城坚强性格和赞颂长城精神的两个主题核心音调，包含了与长城跨越历史时空对话的特色音调以及漫步长城的叙怀性主题音调；第二乐章是以“坚强性格”主题音调为材料的展开部；第三乐章是以对话特色音调和叙怀性音调为材料的展开部分；第四乐章则具有再现部的结构功能，不过在这个乐章里，“赞颂长城精神”的主题音调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并引进了新的音乐材料—进军号角。这样四个乐章既独立成章又相互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从而形成了一级曲式意义上的奏鸣性再现四部曲式结构。而各个乐章的曲式结构都鲜明地体现出了中国传统音乐的速度渐变结构思维特征。二胡巨作《长城随想》以重大的题材内容，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新颖大气的二胡语言风格，使二胡的音乐体裁达到了较为高级的表现形式，对中国二胡音乐体裁的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将产生积极的启示作用。
刘文金先生的《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和《长城随想》三部二胡作品，无论从其题材内容方面，还是其创作的技法和体裁形式方面，甚至是这些作品对中国二胡的艺术气质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等方面，都已被视为当代二胡音乐创作的典范。刘文金先生在传统二胡语言的基础上，结合了西方音乐的发展手法与结构方式，并将其服务于有别传统的题材内容，突破了二胡艺术表现的局限性，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他的创举不仅仅在于丰富和拓展了二胡艺术的演奏技法与表现力，还在于使中国二胡音乐的底蕴更为深厚，更接近本源。
在中国悠久的文明历史长河中，二胡经历了漫长的嬗变，这个一直在民间艰难发展的古老的弓弦乐器，终于在20世纪上半叶，经一代二胡宗师刘天华先生的艺术实践和努力，进入了专业化的发展时期，华彦钧等一批优秀二胡艺术家也以自己的音乐才华和勤奋，推动了二胡艺术的发展。而刘文金则从这个起点上，继承传统，并不断地探索创新。在自己的音乐创作实践中，在坚实深厚的中国传统音乐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和汲取西方音乐文化中的理论和技法，将中国二胡音乐艺术推向了高度器乐化的快速发展之通道，对二胡音乐艺术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