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伟老师年长我几岁，是我多年敬重的学长，艺术上相熟相知的好友。他和我都成长在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古都西安，是在同时代的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下学习音乐的胡琴演奏者。初识金伟的二胡演奏可追忆到 20 世纪的 70 年代，在西安的五四剧院他演奏的二胡独奏《送肥路上》，深深打动了我这个当时刚刚开始学习演奏胡琴的少年，从此，金伟的演奏艺术在我的心中就定格在了崇拜和榜样的位置。金伟当时的二胡演奏水平已是年少出众，早早就成为令人羡慕的陕西广播文工团的专业演奏员，而我则高中未竟入伍当了文艺兵，复原后当了产业工人。有幸的是1982年我考入西安音乐学院，金伟已是刚刚留校的一名教师，我毕业后也留校任教和金伟老师在同一拉弦教研室工作，有着六年师友和同事的难忘经历。

1977年恢复高考后十年成长起来的一代胡琴演奏家，承袭了新中国第一代胡琴演奏家、教育家对中华传统音乐文化参悟和民族民间音乐要义积淀的基因，在第一代胡琴人开垦的民族器乐专业化发展的沃土上，参与和引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胡琴艺术发展，担负了承上启下一代胡琴人的历史责任，进而推动了 21世纪以来胡琴艺术的多元化发展。这一代的胡琴演奏家经历了当代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社会文化转型与变革，受到过传统文化的浸润，经受过现代意识的洗礼，尊重传统而不保守，锐意创新但不迷失，正可谓中国民族器乐艺术在“守正创新”理念指导下传承发展的时代中坚。

在这一代人的二胡演奏家之中，西安音乐学院金伟教授个人的成功和其艺术成就的影响，无疑是值得学界认真研究的个案之一。据我所知，多年来许多业界同仁就金伟教授的二胡艺术发表了多篇文章与评论，更有如乔建中、罗艺峰、杨光熊、刘长福、邓建栋等多位著名的音乐理论家、教育家、演奏家，从不同角度对金伟教授的演奏、创作、教学和人才培养，特别是作为第二代“秦派二胡”代表人物的成就，进行了深入和全面的研究、梳理与述评，本文不再赘述。

本人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民族器乐教育教学的工作者，在学习了以上研究金伟教授文章的同时，更引起我关注和思考的是他在多个方面的成就不仅反映了他本人的艺术才华和奋斗拼搏，也反映出了民族器乐 70 余年来在专业化发展过程中不同历史时期人才培养的特点，进而引发了对当代民族器乐教学提出的要培养“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理念，特别是面对具有56个民族不同文化和丰富地域性音乐风格背景下的中国民族乐器的演奏家，如何全面发展和塑造属于自己鲜明艺术个性方面的点滴思考。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民族器乐专业化教育，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80年代改革开放至今40多年大致两个时期的划分。第一个历史时期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潮中，民族自豪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焕发，建立民族音乐的自有学理体系，人才培养的传承发展体系，不仅是这一时期政治和社会文化发展的时代需求，也是新中国教育体系建设的任务之一。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和表达中华民族情感与审美的民族器乐艺术，首次进入了以专业课程、人文和自然科学课程体系为载体，以学校课堂教育教学为手段，以不同教育层次人才培养目标为任务的现代教育体系之中。但是，种类繁多的中国民族乐器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地域，不同音乐艺术形式中，形成了各自不同于现代学校教学，更多是民间的、自然的传承发展模式与特点和参差不齐的水平与状况，因此，可以说民族器乐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了从民间传承到学校教学的全面探索。仅以 20 世纪 50 年代逐步建立起来的音乐学院为例，是在更多参照苏联办学模式的基础上，民族器乐也按照办学的层次与目标、专业与学科、大纲与计划、课程与教材、模式与方法、实验与实践、服务与管理等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开展建设。这一历史时期民族器乐教育教学体系的构建是从无到有的过程，是民族民间传承模型与现代教育体系交叉磨合的过程，是民族器乐传承的中国化特殊规律与世界性的高等教育规律相适应的过程。因此，第一个历史时期从事民族器乐教学的师资来源与结构，经历了既包含接受过 20 世纪初新文化运动、旧式师范院校和西洋音乐教育影响的音乐从业者，也包含接受过中国传统文人音乐的传习者，民间乐种、乐器流派的传人，戏曲曲艺、民间班社的高手等结构成分，新中国成立后的新一代音乐工作者，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民族器乐专门化人才为师资结构的逐步转型。因此说，这一时期民族器乐专业化教学的建设是艰难的，然而是文化多元的，开放和包容的，亦是成就非凡的。

民族器乐的文化传统和历史的积淀虽然丰厚，但是专业化的教学体系建设当时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也可谓是“从无到有”。正是基于这样的现状，也给第一代的专业民乐教育者留出了较为开放的探索创新空间，教师个人“专业方向”精细分工的单一化身份定位与今日相比是相对淡化的，因为绝大多数的民族乐器在专业化方面的积累是十分薄弱的，因此，基于教学体系建设和民乐艺术发展的内外在需求，课堂教学、教材编撰、艺术创作、理论研究、舞台表演的“全武行”实践，成为每个教师都必须涉及的领域，来自不同文化、地域、行业和传承背景的教师发挥着各自的“绝活”优势，“古今中外”的融合嫁接也各显其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不仅彰显着教师个体的艺术特点，又整体地丰富和构建着民族器乐总体基于中华民族音乐特质，兼具时代特点与风格鲜明、兼容并蓄的教学体系。

正是第一历史时期所创立的开放包容的教学体系，造就了一大批演奏上具有鲜明个性、创作上具有独特风格、教学上具有个人特点，“多面手”的民族乐器师资队伍和民乐人才。我们历数 20 世纪下半叶的代表性民乐演奏家、教育家，大多能准确地评价出其个体非常突出的个性艺术特征，风格鲜明的代表性演奏曲目或创作的成名作品，进而可以划分出不同院校在地域文化特色、教学与人才培养、作品积累与教材建设方面的鲜明音乐与人文特色。

改革开放至今，社会文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民族器乐艺术专业化教学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更是得到了全方位的发展。在底蕴深厚的民族文化和风格多样性的民族器乐传统的基础上，运用现当代音乐创作理念与创新技法在民族器乐创作领域的探索，成为了越来越多专业作曲家探索和张扬艺术个性，构建中国音乐现代发展的重要场域，在与中国传统音乐各个种类的相比较中，民族器乐的音乐创作也成为最为开放的探索空间。古今中外文化的融合与碰撞，打破了第一个历史阶段民族器乐创作的思维框架，民族器乐的创作在接受了印象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古典主义、表现主义、序列主义等现代音乐概念的影响，运用音级集合理论、有机音乐、音响解构、音高材料组织、五声多调性、人工调式、泛调性、泛节拍、“非八度”循环周期思维、偶然音乐、拼贴、简约、复风格等现代作曲技法，乃至仅为音响设计而作的无风格作品的涌现。40 多年来几代作曲家趋之若鹜地参与和实践，带动了民族器乐发展方兴未艾的繁荣景象，展现出了民族音乐崭新的音响结构与艺术表现空间。创作技法和音乐风格的多样性，客观上推动了民族器乐演奏在传统的技术系统之外，实验了大量的新演奏技法，包括极限音域音区的挑战和非常规演奏技术的应用，民族器乐的音响形态在质感、色彩和表现空间上都极大地得到了扩展。几十年的探索实践“大浪淘沙”，一大批基于中外文化融合并给东西方听众带来新颖艺术感受的优秀民族器乐作品得到了业界和观众的认可、喜爱与传播。回顾中国民族器乐艺术的历史发展进程，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40 余年，无疑是突飞猛进和成果丰硕的。

然而，面对时代提出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使命，民族文化的发展要“守正创新”的发展理念，我们在客观地认识民族器乐新时期创新发展积极意义和总结时代成果的基础上，也十分必要对当前民族器乐专业化教学与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深入的反思。

如何正确地理解和践行民族器乐教学专业化进程中的“科学化、体系化、规范化”，而不是走向简单理解的人才培养“标准化、模式化、单一化”？

在民族器乐的专业教材建设和课堂教学中越来越多地吸收“技术性高难，结构上大全，风格上新奇”的音乐新作品的同时，如何保留和不丢失传统的优秀音乐作品，当代创作的、风格多样的、更加易于推广普及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音乐作品？

仅以胡琴新作品为例：2011年至2016 年，连续五届的“胡琴小型作品展演比赛”，从获奖的作品中遴选出的 128 首二胡、板胡、高胡和胡琴重奏作品，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成五集（六册）乐谱集，并非由任何一所音乐学院所牵头组织，而是由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的胡琴专业委员会，针对音乐院校师生所青睐的多数“高大全”作品，较为难以在社会普及中推广的现象，而从普及与提高，传承与发展的角度入手而为。这是否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音乐院校“服务社会和文化传承”使命的局部缺失？

在当下各层次的民族器乐专业比赛、展演和考核考试中，在对选手和学生的评价越来越倾向于“精准快，险奇绝”较为同质化标准的评价维度导向下，承载着文化多样性的民族音乐和丰富地域性音乐风格的民族器乐表演人才，最难能可贵的，独特的艺术个性，鲜明的风格见长等第一历史时期民族器乐人才培养的传统优势如何保持和发扬？

在专业教师和学生的“专业方向身份”在进校开始就被相对“固化”的“成分论”环境中，集演奏、创作、教学和研究能力于一身的“全面发展”新时代的民族器乐人才，如何培养？

从 21 世纪初就开始提出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培养的目标，近几年提出的新文科下的学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新观念又如何实现？

金伟在西安音乐学院读书工作 40 余年，从一名学生成长和成就为一名全国知名的教授、演奏家、作曲家，多年来以个性鲜明的演奏风格成为著名的二胡演奏家；作为专业教师和拉弦教研室主任，为西安音乐学院的二胡教学体系建设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创作了以浓郁的西北和陕西音乐风格为艺术特点，编入教材、进入课堂、列入专业比赛曲目、舞台上久演不衰、在国内外广泛流传的二胡音乐作品十余首；培养了西安音乐学院牛苗苗、郭琴星，陕西省京剧院王旭，广东民族乐团张璐璐，陕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席晨、钟珊，陕西省广播电视民族乐团乐团李严君、姚今朝等一大批优秀的二胡演奏人才；特别是以其出类拔萃的艺术成就，赓续了以鲁日融先生为代表而创立的“秦派二胡”艺术，成为了“秦派二胡”的第二代传人代表。

金伟教授在西安音乐学院 40 余年的音乐生活过程和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不仅较集中体现和继承了民族器乐教学专业化进程第一阶段人才培养的总体特征，也经历、参与和以个人的成就，为改革开放至今的二胡艺术多元化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相信通过对金伟现象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是思考、回答和解决当下民族器乐教学专业化建设和人才培养等若干问题的极好例证。我们也期待着中国的民族器乐专业化教学，在共同的反思与探索，继承与发展中，培养出更多的金伟和超越金伟的优秀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