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带着一把胡琴，姜建华毅然走向了世界。从坦格伍德音乐节上的《江河水》，三得利音乐厅的《风影》新声，到坂本龙一的《末代皇帝》，再到引发巨大热潮的《故乡热情》……姜建华的弓弦之上，不但布满时间深深的刻度，更沾满了世界的气息。

四十多年舞台生涯，演出无数，唱片录了近三十张，可她觉得还是不够：“我在录完中唱的《红梅随想曲》二胡专辑之后就跟随小泽征尔先生去国外闯荡了，所有唱片都是在国外录的。”从未真正在自己的土地上，给这个乐器留下一份交代，这是她深埋心中的遗憾。她说：“二胡的根，在中国。人越离开，心越想家。”直到新专辑《弦中炁》的面世，姜建华第一次有了完整的感觉，不是因为这张唱片更高明、表现力更强，而是因为，这是时隔四十年来，她第一次把属于故乡的声音，留在了中国。

姜建华记得第一次试音的时候，录音师李小沛听了她一小段，说：“你这胡琴跟别人的不一样。”那一瞬间，她眼眶热了。只有中国人才会说“胡琴”，如同鲁迅当年写的“胡气”，这正是她远游多年，一点点积攒在胸中的力量，不只是“好听”，更是属于二胡的“气”，是能让人一听就觉得“这就是二胡”的那个东西。

从小，姜建华的家里就充满了歌，她从小会唱戏，唱评弹，到了国外之后，又看了很多歌剧。后来，她发现自己拉琴的方式，其实一直是在“唱”。不是技巧的模仿，是气息的流动，是把人的呼吸变成声音的自然延伸。

演出或者录音之前，姜建华喜欢安静，喜欢不说话。别人觉得她“冷”，她说那是因为在“积气”——为了能在舞台上，一口气把一段旋律顶到高音，又稳又准。那是靠丹田发出来的气，不是靠手腕。她说自己演奏的“气息感”，和别人不太一样，是因为她整个身体都在发声，琴筒是贴在肚子上的，三面都跟身体连着，呼吸一起，声音就不只是“拉”出来的，而是“唱”出来的。

她并不避讳技术层面的讨论。她谈气息、谈音准、谈和声感受，谈弓速如何跟上西洋乐队的律动。但更打动人的，是她的真诚——她从不把自己当成“大师”。她说：“我不是天才，我只是愿意一点一点去找。”她在演奏之前，要反复读谱，找钢琴伴奏，模拟每一条声部的走向，不是为了“准确”，而是为了“统一”。

她不想做一个独奏者，她想做一个“说得通”的合奏者。她说：“哪怕只有几小节，别人的音乐也要被听见。”这是她对音乐的尊重，也是对舞台上每一个人的敬意。

《弦中炁》这张唱片，从选曲到配器，几乎每一首都经历了重新编排。有人问她，为什么这么“折腾”？她说：“就是为了让每一首乐器，真正都在‘说话’。”不是独奏带伴奏，而是每个声音都能发光，都能交谈——这是她理解的“重奏”。

她最喜欢的一首，是《故乡热情》。曲子简单，但姜建华的演奏逐行逐句都令人感动。她说：“那个揉弦，是我心里想唱的那个声音。”不是技巧有多难，而是那个声音，太贴近自己了，像是自己身体里藏了几十年的一句话，终于唱出来了。

真正动人的音乐，不是靠手指头去练出来的

时隔40年再次在国内录制唱片，可否请您谈谈这次录音的契机是什么？

姜建华：这张唱片好像圆了我一个梦，因为在我十几岁录完《红梅随想曲》以后，我就离开了中国，抱着二胡，一直在国外演出、录音。在国外留下了近30张唱片，虽说自觉录得还可以，但总感觉还有缺憾。我一直在寻找二胡真正的声音。二胡的根在中国，在二胡的音乐、音色和情感上，越离开自己的土壤，就越向往，也就是想家。不光二胡是这样，我也是如此。

录音的时候，李小沛老师就说了一句话，说你这个胡琴声音和别人不一样。一般人对这个不会有什么反应，但我觉得我当时一下心里一热，眼泪都要出来了，只有中国人自己才会说胡琴的味道。这次录的唱片叫做《弦中炁》，名字一下就把我的心给抓住了。炁这个字的含义非常深，它代表着一种自然之气、生命之气，也正是我一直追求的音乐状态。

您觉得自己的音乐跟人不一样在哪儿？ 

姜建华：二胡跟别的弦乐器不一样，没有指板，全靠揉弦，能够更深层地表达出各种各样的音乐情感。而很多人说我拉二胡有一种特别的表现力、有灵魂，其实就是我在用气、用丹田、用身体去“唱”，去让二胡发出人的声音、情感和魂魄。我从小会唱歌，家里过年唱沪剧、唱评弹，那种唱，在我身上留下了印记，到了国外之后，我又看到了别人是怎么唱歌剧的。慢慢地，我也开始用二胡去“唱”，不是用嘴，而是用气，用心，用灵魂。

用大白话说吧，我拉琴的气息，可能在别人听来，乐句会特别大。有时候人家会问我：“你这个声音怎么能那么小、那么细，却还能有那么大的能量？”其实我自己也清楚，这种能量不是每次都能一样，它是积累出来的。身体状态好、气足的时候，那个能量特别饱满，一下子就能把音乐“送出去”；但如果身体差一点，或者状态不对，这个能量就没那么容易发出来。

所以我有个特别的习惯：有时候我不练琴。我不是偷懒，是在“蓄气”。甚至有时候我都不说话，整个人像是进入了一个“闭关”的状态。别人看着可能觉得我表情冷漠，不好接近，其实那时候我是在积蓄我的能量。我相信，真正动人的音乐，不是靠手指头去练出来的，是从身体里、从心里一点点积攒出来，然后自然流出来的。

不一样的二胡

在这张唱片里，以及近几年的巡演中，我们不但能听到您演奏的传统作品，还有很多古典音乐和现代音乐作品，这也是您跟别人很不一样的地方。

姜建华：其实也是因为这些年我一直在思考，二胡能不能在不同文化的语境中继续发展。古典音乐、歌剧、探戈等多种风格我都尝试过。可以说是多样化的音乐类型都汇聚在一个乐器上——就像一个炒菜锅，可以做出各式各样的饭。

比如这张专辑里我演奏了《查尔达什》，还有克莱斯勒的《中国花鼓》。说到这首《中国花鼓》，当年我听了马友友的演奏之后，内心特别震撼。当时我一下子被打动了——五声音阶的写法，仿佛和中国音乐天然契合。我拉过很多克莱斯勒的作品，但最后还是选了这一首。

姜建华与马友友在卡内基音乐厅后台合影

技术上确实有很多困难，比如大量的换把、大跳，二胡不像小提琴有四根弦，我们只有两根弦，跨弦的时候要不停地跳，幅度非常大，而且还有很多转调。当时我拉得非常快，但拉出来的仍然是中国味儿。有弹钢琴的朋友说，拉得挺好的，就是听着和想象中的不太一样。那时候我对和声也没什么概念，后来慢慢摸索，回去反复在钢琴上琢磨和声。等到这次录音的时候，我的理解已经完全变了——那些自由的滑音，那些模糊而又必须掌握分寸的强弱，揉弦的控制，必须和西洋乐器的语言贴合，而不是用中国腔去“套”进去。

这要怎么做到呢？

姜建华：我并没有试图把自己“脱胎换骨”去模仿别人，而是花了相当大的努力，用技术、用理解、用音色上的努力去“融合”。特别是在演奏西洋作品的时候，我可以说是百分之百把原来的“姜建华”暂时放下了，从零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去理解这些作品。

有一个对我很大的帮助，就是我年轻时其实练过多年小提琴。当年在中央音乐学院，有黄晓芝老师教我，非常严格，他教了我很多很难的训练方法，在二胡里是没有的。后来我碰到难点，比如大换把的段落，就会回忆起那些小提琴训练法，用带附点的方式去练习。这个帮助特别大。老实说，我不是天才，所有的难度都是靠慢慢攻克的。

而后到了日本，开始有更多的演奏机会。虽然我还是姜建华，但逐渐不再只是“姜建华”。比如说跟坂本龙一的合作，对我影响特别大。他音乐的那种细腻感、色彩感、和声上的把握，让我体会到音乐中音色变化的重要性。在跟大音乐家的合作中，我开始真正懂得了这些变化，用在自己狭窄音域的二胡上，也可以演绎出丰富的色彩。这次专辑里，我还重新录了坂本龙一的《末代皇帝》。原来录电影原声的时候，我跟乐队是分开录的，错过了一些对话和回应。这次我改成了与四重奏的形式演出，不仅旋律更清晰了，二胡、琵琶的特色也被充分地表现出来，让大家更能听到二胡的魅力，也让我的演奏有了不一样的深度。

姜建华、上海ELA室内乐社、薛源在江苏大剧院的音乐会上演奏©江苏大剧院

你说这个音乐好听在哪？我觉得就好听在“融合”——融合但不失个性。这个过程不容易。对一个演奏者来说，不仅是技术上的训练，更是审美的深入、对风格的把握，还有语言的理解。正因为我们拉的是“独奏”乐器，所以有时必须有“闪光”的地方，才能让它被听见。但如果这“闪光”太突兀，就失去了整体。我觉得这次的成功，是因为大家在听的时候不会觉得二胡是“异类”，反而是一个整体，有亲和力，也有新鲜感。

这也不光是技术的问题，也是音乐理解和情感表达的问题，更要互相倾听。

姜建华：对的。比如说，二胡最低的音是re，这个音其实既不高也不低，如果想让它听起来更“低”，就需要用气息去“顶”它，让它带着一种往下沉的张力。同样，高音区的音如果只是拉出来而不赋予“上扬”的张力，那也不够。所以我在演奏时，会用身体的紧张度和气的控制，把这些音顶到位。这些看似细小的调整，其实都是为了让音符成为“那个音”，有它的位置、它的重量和它的表达。

什么叫“美”？什么叫“好听”？在作品里，真正动人的不是某一个音的高低、某一个音的快慢，而是整体结构上的统一——律动、音准、节奏的内在契合。当年我第一次和小泽征尔先生在坦格伍德音乐节合作《江河水》时，小泽先生说：“你随便拉，我跟着你。”我当时只想着：我是独奏，我要拉好自己的。

姜建华与小泽征尔（右）在柏林爱乐大厅排练中

那时候我也不紧张，因为我根本就不懂，也没意识到该紧张。现在倒是理解得越来越清楚了：再小的段落、哪怕只有几小节，也需要彼此倾听，需要知道对方谱子上写了什么。现在演奏协奏曲的时候，我就不再觉得这是“我独奏、你伴奏”的作品。如果我自顾自地往前拉，而没和我的合作者形成一个有机整体，那这个作品就注定会失败。

还有一件事，就是有一次排练《小夜曲》的时候，里面有三对二的节奏关系，我完全是用自己的“三连音”，没有去听对方的“双音”。但我搭档是一个耳朵非常灵敏的钢琴家——远藤郁子，是日本的大师级人物。她直接指出来：“你不能这样拉，这首曲子的二对三节奏必须对齐，和声关系也得听出来。”从那一刻起，我才真正开始学习倾听对方。

因为我的工作需要——无论是跟乐团合作，还是和不同的四重奏演出，我开始不断地练习、思考、听录音。我甚至会请人来给我弹钢琴，一起对谱，一起研究每个声部是如何交代、如何衔接的。我慢慢学会了从另一个人的角度去看乐谱、去理解这个音乐的走向，而不是一个人“拉得过瘾”就完了。我觉得这个学习过程不是痛苦的，反而让我感到非常开心。因为“我懂了”。所以后来我越来越喜欢和别人一起演出。我甚至觉得，比起一个人拉独奏，和别人合作更让我感到充实。

未来的声音

您的艺术生涯已经持续近半个世纪了，您未来还希望给大家呈现什么样的新的东西？

姜建华：我其实一直在思考：二胡究竟适合和什么样的乐器合作？是那种自然融合的感觉，比如吉他——它和二胡一样，音色柔和，音量也相对均衡，两者在音响上容易找到共同的呼吸。

我也尝试了一些爵士音乐的合作，特别喜欢。我的性格可能本来也不是特别“严肃”，喜欢玩，喜欢自由、即兴、人与人之间有化学反应的那种音乐，能够真正打开新的空间、新的表达方式。我心里常常在想：未来的二胡作品应该长什么样？它不仅是旋律的好听，而是能真正写出这个乐器的内在精神，它的张力，它的柔情，它在古今之间、东西之间可以流动的可能。

姜建华（中）与琵琶名家杨宝元（左一）、爵士钢琴家黄健怡（左二）与大提琴家莫漠（右）在国家大剧院同台

还有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方向：民间音乐的传承和再创作。我成长的年代，十岁到十四五岁之前，几乎听不到西洋音乐。我们听的是样板戏，是各种地方戏曲，是民间音乐——越剧、秦腔、广东音乐、椰胡、京胡……我不仅听，我还学，我身边的民间音乐家很多是老艺人。他们的音乐有一种“土得掉渣”的美感，但那才是我们民族音乐真正的精髓。

现在的年轻人基本接触不到这些了，这让我觉得是一种遗憾。所以我特别想，哪一天能把这些民族的音乐、这些我从小听到大的，却几乎已经被遗忘的东西，用我的方式搬上舞台。不仅是怀旧，而是让它们重新有生命、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