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派二胡的历史演变简述

在中国民族器乐的传承与发展中，受地域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不同乐器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二胡在形成与流传的一千多年历史当中，虽流传甚广但地位低下，所谓流派更无从谈起。民国初年，音乐家刘天华将这个乐器带入高雅之所，才有了二胡当今的艺术地位。上世纪五十年代，刚刚成立不久的西安音乐学院从陕西省歌舞剧院借调了演奏员油达民先生担任二胡教师，在短短的数年里培养了一批二胡专业人才，成为陕西地区未来的二胡艺术骨干。同时编写了多个二胡练习曲与乐曲。二胡小品《渭河畔》短小精悍，旋律优美，在陕西地区流传甚广，被视为秦派二胡的开山之作。油达民先生调离之后，其学生鲁日融担任二胡教师，创作了《郿鄂调》《秦腔主题随想曲》等数十首二胡音乐作品，并培养了王方亮、张怀德、李长春、金伟、呼延梅文等数十位业界名家。八十年代初期，由鲁日融先生倡议，陕西地区全体从业人员集体响应号召，从作品、演奏、理论、教学等多个维度进行全面建设，逐渐形成了秦派二胡。迄今为止，秦派二胡成为二胡大家族中从业人数最多、作品数量最多、理论研究最深、流布最广的第一大二胡流派。

秦派二胡的音乐作品众多，其中较为知名的有《郿鄂调》《秦腔主题随想曲》《兰花花叙事曲》《秦风》等。但陕西地区丰富的民族民间音乐基础使秦派二胡音乐的组成变得复杂起来，例如上述四首最为知名的秦派二胡作品，分别取材于郿鄂（陕西地区第二大戏曲戏曲）、秦腔（陕西地区第一大戏曲）、陕北民歌（主要流传于陕北地区、晋西北地区、宁夏部分地区等）、线腔（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流传的小型提线木偶戏）。除此之外，还有碗碗腔、陕南社火、观众社火、富平阿宫腔、关中道情、华阴老腔、商洛花鼓戏、神府二人台、陕北信天游等多个戏曲与曲艺形式创作而成的二胡音乐作品，所以秦派二胡的音乐基础构成是较为广泛且复杂的。

二、秦派二胡音乐的调式归类

在中国现存的三百六十多种民族民间音乐、戏曲和曲艺形式当中，在陕西地区流传的达到六十种左右，占到全国总类别的六分之一。但这些不同的种类的艺术形式在同一片地区发展，经过百年、甚至数百年的融合与浸润，在调式调性与旋律法方面有诸多趋同之势。

按照地域来区分，秦派二胡音乐借鉴的艺术形式基本分布在陕北地区、关中地区以及陕南地区三个不同文化的地区。

最具代表性的是以关中地区艺术形式为代表的“秦文化”，例如秦腔、郿鄂[1]、碗碗腔、线腔、老腔、关中社火、富平阿宫腔[2]、关中道情等。其中以秦腔的流布与受众最为广泛。秦腔分为两大调式体系，一是“苦音”，以燕乐徵调式呈现，由于调性关系具有暗淡的小调式特征，故称为“苦音”；二是“欢音”，以清乐宫调式为主，因具有大调式明亮的特征，故称为“欢音”。

关中地区所流传的其它戏曲基本也跟随秦腔形成了这样的双调式特征，也均称作“苦音”、“欢音”。郿鄂在这其中较为特殊，因其起源于关中、陕北、晋中、晋南、陇东、陕南等多个地区，所以调式调性及旋法较为多样，例如清乐宫调式、清乐徵调式、燕乐徵调式、清乐商调式等，甚至还有少量的羽调式和角调式。

关中地区南依秦岭，北临黄土高原，东西方向略有延伸，因这样的地理壁垒，关中地区音乐艺术调式调性方面具有较为趋同的艺术风格。陕北地区则不相同，其受到周边地区文化影响较大，除了晋西北、陕北、宁夏等黄土高原地区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北边的蒙古文化影响，所以陕北民歌当中有部分作品呈现羽调式。还有陕西地区最北部、于蒙古地区接壤的神木、府谷两县还流布有二人台，但也受到陕北民歌影响，形成与蒙古二人台不完全相同的“神府二人台”，这其中以羽调式和商调式音乐居多。

但由于十三朝古都西安在中国封建历史时期占有一千多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关中地区的“文化虹吸”与影响是极为巨大的，所以毗邻关中地区的黄土高原音乐文化在基因方面则更为靠近关中地区。例如清乐商调式的陕北民歌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和关中地区的“苦音”在旋法方面都有近似的结构。如陕北民歌《绣金匾》与二胡独奏曲《曲江吟》。

从谱例3可以看出，陕北民歌与关中地区音乐特征具有明显的类似，例如乐句前半部大多产生大二度加纯四度的结构，这样的结构具有听觉上的稳定性，给人以力量感。这也是西北地区音乐豪迈狂野的风格体现；乐句（或乐节）中部一般会进行到偏音或非主属音上，这样的结构是调式调性的快速体现；句尾以三度至八度不等的下行级进方式结束在主音上。这样的句法结构是极为典型的，关中地区和陕北地区的音乐大多数都会有这样的句法出现。但陕北地区的音乐受到外来影响较多，这种句法的比例应略低于关中地区音乐。

除此外，关中音乐与陕北音乐的下行六度结构也是极为典型的特征，这其中包含了显性的与隐性的。显性的六度关系是指相邻两个音直接呈现六度关系的；隐性的六度关系是指不相邻的两个重点音区关系呈现六度关系。显性的下行六度关系体现较少，但风格最为明显。例如二胡与乐队《兰花花叙事曲》和二胡独奏曲《秦风》。

线腔在显性六度关系方面使用较多，所以能够在二胡独奏曲《秦风》当中看到大量这样的案例。

隐性的下行六度关系也非常明显。在陕北民歌与关中地区戏曲当中有大量的体现，例如《秦腔主题随想曲》。

陕南音乐风格在秦派二胡发展道路中占的比例最小，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一，自古以来，我国历朝历代的行政区划都不以自然地貌或文化区域区分，这是为了军事和政治因素而考量的。陕南地区无论从自然环境、语言、饮食等各方面均体现着十足的“川文化”，有着“小江南”之称，但历史原因导致汉中、安康、商洛三个地区归陕西管辖，然而陕南文化与关中文化差异极其明显。二，古人曰“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3]”，关中地区与陕南地区横隔了一千六百多公里的秦岭，这个天然屏障使陕南音乐文化与关中音乐文化交集较少。但也不是毫无影响，例如起源于渭南市大荔县朝邑镇的碗碗腔经过百年的流布，散播到周边地区，在陕南的汉中、洋县一带形成了“南路碗碗腔”。但南路碗碗腔受众极少，不作为本文的重点。三，陕南地区的民族民间音乐以五声羽调式居多，也掺杂少量六声、七声调式，以及宫调式与角调式，这与西南地区的四川民歌基本完全一样。可以说陕南音乐的主要特色，川蜀地区音乐同样具备，在极富特色的川文化面前，长期贫穷落后的陕南文化很难有实力找到立足点。在北方强大的关中文化与南方特色的川文化的夹缝之中，陕南音乐艺术被湮没。在二胡音乐作品中，最为知名的陕南风格二胡曲应当是二胡小品《小花鼓》，此曲是刘天华的弟弟刘北茂所写。刘北茂在汉中地区生活过数十年，对当地音乐有相当多的了解。此后有西安音乐学院的李长春教授创作的《陕南社火》以及金伟教授创作的《秦巴行》较为知名。

三、特殊律制

在关中地区的多个戏曲艺术形式当中，偏音的演奏较为特殊。关中地区戏曲大多采用纯律的律制，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十二平均率的影响。这种复杂的律制在关中地区戏曲的具体体现为正音均按照十二平均率演奏，偏音则较为复杂。按照首调论述，除了清角（4）、变徵（#4）、变宫（7）、闰(♭7）之外，还有两个偏音，分别是↑4（微升4）和↓7（微降7）。青年作曲家、指挥家拓化贤曾联合多位秦腔、碗碗腔演员与板胡（主奏乐器）演奏员进行音高测试，得出的结论是：↑4并不处在4与#4的正中间，只是比4高了二十五到三十音分左右，↓7也不是7与♭7的正中间，而是比♭7高了二十五到三十音分左右。当下音乐院校专业学生的演奏时，为了追求和其他乐器在音高方面的高度契合，有时会选择将↑4按照4处理、将↓7按照♭7处理，这样的音高并辅以游移手法的处理，在实际听觉感受方面差异并不大。

四、演奏技巧的体现与听觉感受

二胡作为一个无品无相无指板弓弦乐器，其表现力是非常丰富的，尤其是无指板的特点，使二胡在滑音的演奏方面具有极大的表现张力。表现张力越大的乐器，乐谱对音乐的体现就越不完全，很多演奏符号有着“制式化”的表现方式，所以在乐谱当中往往被忽略，不做记录。这种现象使秦派二胡的专业教学显得格外重要，即便是专业人士，没有经过陕西本地从业者的讲述，也很难从乐谱中获得完整的演奏信息，最终导致风格体现不完全或不准确。

笔者遴选了数个具有代表性的秦派二胡音乐的特色演奏方式，望以此得以管中窥豹，探究秦派二胡音乐的乐谱与实际演奏效果。

1.四度滑音

在陕西风格音乐当中，四度音程关系是出现频率最多的结构，主要有上行、下行、交替三种形态。为了表现出“呐喊”的音乐状态，高音往往是重音，为了着重体现高音，会做上滑或回滑的技法，以弥补二胡高音音量不足的缺陷。

2.两个大二度连续下行至偏音

这样的结构只存在两处，一是（首调）6—5—4；二是2—1—♭7。秦派二胡演奏上述两个结构时，均会在4和♭7两个音上使用重揉弦（重滚揉、压揉或滑揉[4]），使音产生较大幅度的游移状态，听觉感受上制造较大的不稳定感。著名二胡演奏家、教育家，西安音乐学院金伟教授则创新性地将板胡、硬弦（也称二股弦）的演奏技法借鉴过来，使用一指（食指）向上抬到高于把位的地方演奏偏音，同时进行压、滑结合揉弦，称作“抬揉”。这个抬揉过程基本在一根弦上完成，较少采用换弦演奏。

3.下行大六度[5]至偏音

无论是显性的下行大六度，还是隐性的下行大六度，在结构末端均为偏音。处理办法则同前一点完全相同，故不再复述。

4.五度、六度下行的搂弦

此技法同样是由金伟教授借鉴移植而来，动作则采取“一把抓”的方式，结合了压弦、下行垫指滑音、抬指、抬揉等多个技法结合完成，听起来高音短促且铿锵有力，低音柔长，委婉细腻。这种技法表现张力巨大，具有较强的听觉刺激，风格浓郁，特点鲜明。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种演奏方式往往会把前面的高音演奏得很短促，这样在实际听觉效果当中变成后者低音的“装饰音”。例如二胡独奏曲《秦风》。

正如谱例7所示，g音本该在前半拍完成，但在实际演奏当中成为了后半拍c音的装饰音，时值整体产生后置。

结语

秦派二胡，作为中国二胡艺术中极具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的流派，从三秦大地的深厚历史土壤中孕育而生，以其独特风格在民族音乐之林独树一帜。从历史脉络追溯，陕西地区传统民族民间音乐及戏曲、曲艺等艺术形式历史悠久，为秦派二胡的形成筑牢根基。同时，鲁日融等前辈音乐家扎根陕西民间音乐，采集、整理、提炼素材，逐步确立秦派二胡体系，它承载着陕西数千年音乐文化传承，见证从田间地头、戏楼班子到专业音乐厅的艺术演进。但秦派二胡音乐作品绝大多数是由二胡演奏者创作的，未来需要更多的专业作曲家对其进行挖掘、研究和创作。秦派二胡文化意义非凡，对内凝聚陕西地域精神，承载民众情感记忆，是乡音；对外作为文化名片，在国际舞台展现中国音乐多元魅力，促进文化交流。展望未来，在传承经典同时，应与现代音乐元素、科技手段融合创新，让这古老弦音在新时代潮流中，继续奏响黄土地的壮丽旋律，走向更广阔天地。

注释：

[1]郿鄂戏起源较为复杂，据传陕西郿县、鄂县一代的郿鄂艺人较多，逐渐被称作郿鄂。后在简化字改革当中郿县改眉县、鄂县改户县，郿鄂也被写作眉户。音陕西地方口音称郿为“mi二声”，民间也称其为迷胡。

[2]又被称为“北路秦腔”。

[3]出自李白《蜀道难》。

[4]滚揉与小提琴滚揉原理相同，通过手指第一关节垂直往复运动改变音高，不改变对弦的压力，弦张力无变化；滑揉也不改变弦张力，手指在弦上有序滑动；压揉则主动改变手指对弦的压力，使弦张力产生改变。

[5]前文提到陕西风格音乐当中的下行六度，因具有极少量的大六度，故统称六度。此处则特指大六度。

薛麦瑞 西安音乐学院研究生

呼延梅文 西安音乐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音乐生活,2025,(03):6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