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央民族大学知行文库举办了“弦振铎声国乐弘道——陈振铎藏书手稿文献展”。展馆内，200多件我的爷爷陈振铎的手稿、教材、讲义静静地躺在展柜里，泛黄的纸页间藏着他的教学思考与艺术心得，更镌刻着他投身革命文艺、开创新中国民族音乐事业的初心与足迹。许多专业人士称，这些珍贵的藏书和手稿是研究中国近现代二胡艺术发展脉络与红色文艺史的核心史料。这批资料既是二胡教学领域的珍贵文献，也是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艺术教育历程的重要见证。
徜徉在展馆内，我思绪万千。
尊师——刘天华先生的嫡传弟子
我的爷爷陈振铎早年就读于上海国立音乐院，与冼星海同窗，师从刘天华早期的学生吴伯超学习二胡，随萧友梅学习作曲。后因学潮，他离开上海国立音乐院，于1929年9月转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师从刘天华先生学习二胡。在此期间，他得到了天华先生的鼓励与关爱。爷爷在所著的《刘天华的创作和贡献》中提到：“在音乐会中，天华先生常指名要我拉奏他的名作《月夜》《光明行》以及传统乐曲《汉宫秋月》，事后并对演奏结果进行评论。”
1932年6月8日，刘天华先生溘然长逝，《刘天华先生纪念册》一书由刘天华的胞兄刘半农牵头主持，书中音乐部分全部由爷爷负责，纪念册中还收录了爷爷撰写的《南胡说略》一文，在《南胡说略》中，他详细介绍了天华先生的《病中吟》《月夜》《空山鸟语》《烛影摇红》等作品的创作背景和演奏方法、技巧，文中还绘有详细的把位图和弓指法。可以说，爷爷作为刘天华先生的嫡传弟子，他是中国二胡界最早演绎和解读刘天华先生十首作品的人，也是完整习得刘天华先生十首二胡作品的弟子。刘天华的绝笔之作《烛影摇红》，尚未来得及整理便与世长辞，是爷爷凭借记忆与笔记，完整记录下乐谱并悉心整理，才让后世得以见证刘天华先生十首名曲的完整风貌。可以说，《南胡说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爷爷在尊师方面没有停留在片刻的口头上，而是用一生落实在行动中。在整理爷爷的书稿时，我看到爷爷大量编写的关于老师刘天华先生的材料，如《刘天华在音乐艺术上的贡献及其乐艺观》《刘天华的创作与贡献》等等，在九旬高龄时爷爷仍笔耕不辍，完成了《刘天华的创作与贡献》一书。他把这本书送给我时，在首页写下赠言，其中一句我至今铭记是：“天华先生事业的成功在于恒与毅的精神。”
奠基——青木关的薪火与腾飞
中国最高的音乐学府是中央音乐学院和中国音乐学院，提到它们的前身，人们都会指向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而我的爷爷陈振铎，正是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国乐组（民乐系）的奠基人。当时正处在抗战最艰难的时期，日本的飞机日夜轰炸陪都重庆，为了躲避日机轰炸，国立音乐院从市内迁往较为偏僻的青木关。爷爷建立了中国高等音乐院校第一个国乐组（系），在国乐组担任二胡专任教授，为该院首位民乐教师，他把民族器乐正式纳入国立高等音乐教育体系，落实刘天华“民乐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的理想。在二胡教育普及、人才培养上，爷爷做了大量工作，培养了刘诗莲、裴衣云、胡季英、张锐、陈朝儒、陆修棠、胡继英等一批民乐界骨干，奠定了新中国二胡人才梯队，为中国民族器乐的发展、传承做出了积极贡献。
1940～1944年，爷爷任《乐风》杂志发行主任，与熊乐忱、缪天瑞共同编辑了25期《乐风》杂志。从1941年开始，爷爷陈振铎在《乐风》杂志上连续十期发表了《怎样拉二胡》，他无疑是20世纪40年代最早普及二胡教育的播火者。
1945年，爷爷出版了中国第一本系统二胡教材《怎样习奏二胡》——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部系统的二胡演奏法专著。这部专著的出版，首次为二胡教学建立了标准体系，从基础技法到曲目解读层层递进，为此后全国各音乐院校的教学大纲奠定了坚实的根基，结束了二胡无正规教材的历史。这部教材对规范二胡教学、建立二胡标准，翻开了二胡事业最重要的篇章。
在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任教期间，爷爷还投身为抗日募捐义演活动，一张泛黄的旧报纸上，介绍爷爷的生平事迹和演出照片依然清晰可见，“南胡圣手”四个字是当时官方和民间对爷爷演奏艺术、人格操守的高度认可。
抗战胜利后的1946年，爷爷作为青木关国立音乐院首位终身二胡教授，随青木关国立音乐院迁至南京。随后参与筹建了南京国立音乐学院，新中国成立后南京国立音乐学院迁往天津，爷爷参与创建了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他的一生，始终辗转于中国民族音乐教育的前沿，亲历和见证了民国、抗战期间和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族音乐教育由弱变强、不断发展壮大的辉煌历程。
革新——不墨守成规的先行者
爷爷虽生于清末，却从不墨守成规。在深耕传统的同时，爷爷的革新精神同样令人钦佩。
器乐改革上，他有独到的见解。他借鉴《易经》中“刚柔相济”的理念进行乐器革新，把传统过长易折的琴头改为短平头，把圆形琴筒改为前方后圆的八角形。这一设计既节省木料、增强耐用性，又极大提升了便携性，至今仍被广泛采用。
他是第一位将古老晦涩的工尺谱改为简谱的民乐先行者。工尺谱的繁琐曾让无数热爱二胡的人望而却步，祖父的这一革新，彻底打破了民族音乐的记谱壁垒，让乐谱变得通俗易懂，惠及民间大众。
他的学生张子锐试制出钢丝弦时，碍于传统观念的束缚与演奏习惯的固化，一时无人敢迈出第一步。爷爷得知后，打破传统观点，在自己的一对八角二胡上率先使用。他深知钢丝弦会改变二胡的音质格局，让演奏更加持久，使二胡在艺术表现上腾飞至与西乐并驾齐驱。
演奏技法上，老师刘天华先生曾设想用“颤弓加打音”的技巧丰富二胡表现力，却未能如愿。爷爷创作的《雨后春光》，不仅完成了老师的想法，更首创了内外弦快弓手法，将欢快灵动的氛围融入二胡演奏，打破了二胡多表现悲戚曲调的传统认知。此后他又创作了快弓曲目《银光》（后更名为《红光》）以及采用畅想曲模式的《歌颂十三陵水库》，让二胡的艺术表现力迈上了新台阶。
在那个民乐与西乐相互隔绝的年代，他是第一位提出“民乐西学”理念的民乐老师。他率先主张二胡专业学生应系统学习西洋作曲理论，推荐自己的二胡学生刘文金、吕绍恩、夏中汤等进入作曲系学习。尤其是刘文金学习了作曲后，先后为二胡创作了许多经典作品，如《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长城随想》等，为中国民乐作品的丰富和二胡演奏技法的提高都注入了无限活力。
重教——“乐友”思想影响后人
那些年，每逢一些节日，爷爷家的客厅就会变成一场小型的“音乐雅集”场所。他与乐友们围坐在一起，时而谈音聊乐，时而拉琴合奏，笑声在屋子里回荡——那是一种沉浸在音乐氛围中的热闹景象。记得音乐界的泰斗级人物吕冀、赵沨等人以及陈朝儒、刘文金、闵惠芬、宋飞、姜建华等人都曾来到爷爷家里，与爷爷畅谈。如今回首，这样的场景仿佛就在昨天。
我的印象里，爷爷对学生的态度始终是和蔼可亲的，他在书信往来中称呼学生们为“乐友”。在他看来，只要对音乐、对二胡感兴趣，便都是“音乐之友”——这种人人平等的教育思想格外超前。他教学生涯中几乎从不批评人，总是以鼓励、引导为主。他常说：“学我者生，似我者死。”
1959年9月5日，为了适应民族地区发展需要，国家民委同意让中央民族学院设立文艺系（后改称艺术系），文艺系包括美术、音乐、舞蹈三个专业。爷爷接受组织安排，从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调至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工作。在新的环境和工作岗位上，他兢兢业业地培养了许多少数民族二胡学生，如藏族的宋友权、壮族的布多阿森等。从此，二胡演奏成员中又增加了许多少数民族演奏人士，让二胡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爷爷的教育理念远不止于此。他教导学生学习要全面——包括文化课、自然科学。例如他会用物理力学原理，指导学生通过一根、两根、十根马尾的差异来掌握运弓力度，在知行文库的陈振铎手稿文库展中，我看到他在《论重力：动力在运弓中的应用》做了很多批注；他还鼓励学生学习艺术美学，要把美学素养融入演奏与作曲之中。他认为极致的学习本身就是一种美学。
遗存——八把二胡乐器见证民乐腾飞历程
在爷爷的遗物中，除了大量书稿、图片，还有八把包浆温润的二胡。这八把二胡，每一把都留下了时光的烙印。这八把二胡见证了中国民族音乐从稚嫩走向成熟的全过程——从奠基、崛起到腾飞，再到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
前有上海国立音乐院的萧友梅、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的刘天华为二胡事业奠基；后有爷爷陈振铎参与创建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再到南京国立音乐院、天津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民族大学的传承、发展，爷爷在教育战线深耕二胡教育事业，将民乐先驱刘天华传授给他的技艺与音乐思想传授给更多的学生且发扬光大。他先后教授过的学生有胡季英、裴依云、刘诗莲、杨其铮、陆修棠、朱郁之、张锐、陈朝儒、洛辛、严良堃、彭修文、刘北茂、瞿安华、郭承新、张子锐、黎英海、王国潼、刘诗昆、刘文金、吕绍恩、聂靖宇、陈立身、王振先、董锦汉等。他的许多学生早已名满天下，为中国的音乐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爷爷留下的八把二胡，也见证了他老人家八十余年的音乐足迹——从1917年他走出山东淄博，到1999年与世长辞；从幼年接受母亲早期的音乐启蒙，到考入上海国立音乐院深造；从师从刘天华学琴，再到参与筹建青木关国立音乐院，直至到中央民族大学民乐系任教……半个多世纪，爷爷始终走在一条漫长而光荣的征途之上。有文章称：陈振铎的一生，承载着半部近现代中国民族音乐史。
精神——琴声已逝风采长留
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在爷爷故去的前两年，曾报道了爷爷陈振铎的专访，爷爷用带有山东口音的普通话回忆着母亲、回忆着萧友梅、刘天华给予自己的影响与帮助。爷爷在采访中表示：自己一生看淡名利，只是专心于自己的业务和创作……
当年在上海国立音乐院学习时，萧友梅曾鼓励我的爷爷要学习作曲。而后，他先后创作了五十余首曲子，抗战时期，他还创作了《血雨腥风》，鼓舞着抗战将士奋勇杀敌。在重庆青木关任教期间，爷爷先后创作了五十余首乐曲，《田园春色》《花开满园》《弓桥泛月》《明月流溪》等，这些诞生于抗战时期的曲子没有丝毫悲观的情绪流露，而是充满了积极向上的格调。这说明即使是在严酷、艰难的时日，爷爷的内心依旧充满阳光，充满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
他的一生，在二胡事业上的贡献不胜枚举。但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言传身教让我懂得了很多学习和做人的道理。至今记得一件小事：爷爷手把手教我拉二胡，在练习他早年创作的《雨后春光》时，我总在两个段落习惯性拉错，还固执地觉得这样演奏更顺畅。爷爷没有指责我的固执，反而拉过椅子坐下，陪着我一遍遍试奏、琢磨。而后竟真的在自己的手抄曲谱上，按照我的演奏方式对他原来的谱子做了修改。这份尊重与包容，比任何严厉的教导都更让我难忘。爷爷的音乐里没有刻板的规矩，只有对热爱的尊重与对创新的接纳。
尾声
如今，爷爷离开我们已经快30多年了。他生前曾经拉奏过的八把二胡仍静静躺在琴盒里。每当有采写、研究爷爷的学者过来，我和父亲会把爷爷的二胡一把把取出让他们研究、拍照，琴身上的包浆在镜头中反射出岁月的印记。那层温润的光泽，仿佛也是他用几十载光阴打磨出的理想与追求之光。
爷爷的琴声虽已远去，身影也早已淡进时光深处，但他留下的八把二胡上的每一道纹理，都是他留给世间的“乐谱”，指引着后来者在民乐之路上继续前行。
文章来源：乐器,2026,(7):110-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