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音乐》创刊号上刊载了朱虎雄同志的《中国古代音乐声学》，文章从现代声学的观点解释了我国古代文献中的若干记载，这件工作很有意义。但其中个别提法，涉及如何正确理解文献的问题，在古代音乐史教学和研究中是比较重要的。因此，想从朱文的个别提法出发，进行比较广泛的探讨。

一、将《管子》的成书年代说成“约在公元前六百多年”，恐怕不妥。管子即管仲，他虽然生活在公元前六百多年的春秋初期（卒于前645年），然而《管子》一书，却并非他本人撰写，实际上出于后人之手。这一点几成学术界定论。郭沫若同志在为《管子集校》所写的“叙录”中，说它是“战国、秦、汉时代文字之总汇”，反映了一种相当普遍而又概括的看法，可以参考。

《管子·地员篇》中三分损益法一段文字，是否为该篇所固有？《地员篇》是专论土壤和农林生产的著作，怎么会突然插入一段三分损益法的文字？古代音乐史或律学论著多不曾注意这个问题。据记载，清人方苞已怀疑到这段文字是错入本文的注语。近人夏纬英先生在所撰《管子地员篇校释》（1958.5）的“凡例”中也指出，关于三分损益法的这段文字，并非正文，而是注文之注文。这一点很值得我们重视。虽然《管子）成书、其注文或注文之注文都应比管子生活年代为晚，却并不妨碍我们把三分损益法实际形成的年代推测得早些，以至到管子生活时期前后。但如说《地员篇》成书“约在公元前六百多年”，则不妥。

二、《管子·地员篇》中三分损益法一段文字，前人的校勘成果，值得注意汲取。由于《管子》一书驳杂，文字歧出，前人校注者不少。内中清人王绍兰曾专门写过一本《管子地员篇注》（公元1834年），经他吸收前人成果并校勘过的这段文字是这样的：

“凡将起五音，先立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徵。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是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去其乘，适足，以是成角。”

其中有两个地方是校勘比较重要的：①把“先主一而三之”，校正为“先立一而三之”。②把“有三分而去其乘”之前的“不无”二字删去了。这一类校勘对于行文本义虽关系不甚大，前人看法也有分歧，但经过校勘后的上述文字，比起一般常见的引文，当较为通顺易解。至于朱文中“先置一”的“置”，义虽可通，但可能并非《管子》原文。

三、《淮南子·修务训》中，“参弹复徽”之“徽”，所指是否为七弦琴上标志音位之“徽”？值得研究。如果在根据不充足的情况下就肯定它，从而据以论证西汉《淮南子》成书时期（公元前二世纪）已“发现泛音”，有了“泛音在琴上的应用”，就涉及到古代音乐史、古琴史中的重要问题。究竟“参弹复徽”指什么？东汉高诱注说：“参弹，并弦。复徽，上下手也。……徽，读繀车之繀。”此处的繀和徽，均读作 suì。徽。原指系弦之绳，后来才作为琴面志点的名称，读作huī。繀的意思指的是纺织过程中的收丝，即绕丝于筵（繀丝管）上，所谓繀车即筵。（参见《说文解字》、《中华大字典》和《辞海》有关条目）根据这些释义，并结合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七弦琴的形制来判断，所谓“参弹复徽”，指的可能是调弦时左右手的配合动作：左手拨着双弦，右手一松一紧地（所谓“上下手也”）拧着绕在轸上的徽（绳），以便对好合适的音高。

看来，关于七弦琴面上徽志的记载，根据现在已知资料，可能还是以嵇康（公元224—263年）的《琴赋》为最早。其“弦长故徽鸣”之句，能够有力地证实当时已在使用着泛音，只是还无从了解共有几个徽罢了。到了南北朝时期，根据琴曲《幽兰》文字谱的记载，可以进一步证实：至迟在南朝梁、陈之际，琴面上十三个徽志已经完备。

根据上述及有关资料可以进——步综合分析如下，①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墓主死于西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168年），其墓中出土的七弦琴并无徽志。②此后略晚的刘安（公元前179—122年），在编写《淮南子》时，七弦琴很可能也无徽志。③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公元121年成书）中，关于“徽”字也并无“志点”的释义，看来当时七弦琴上可能仍然无徽。④注释《淮南子》的高诱是东汉末年人，活动于献帝建安年间（公元196—220年），这时离嵇康的年代（见前文），即徽志出现的年代，已比较靠近。如果徽志在高诱时期尚未出现，则高诱的解释不会舛误：即或徽志当时已经出现，也并不妨碍高诱注释“参弹复徽”的正确性。因为，他是在注释比他早约三百多年的著作。因此，在没有可靠的资料证实之前，恐怕还是不宜将《淮南子》的“参弹复徽”之“徽”或高诱的注文，理解为琴面志点之“徽”的。

以上三个问题，如有错误或不妥之处，请指正。

作者简介:冯文慈（1926—2015），男， 天津人。中国音乐史学家、音乐教育家、乐律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