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荷兰外交官高罗佩自幼对中国文化有浓厚兴趣，不仅写有诗歌、小说等文学体裁，还为荷兰《大百科全书》撰写多篇有关中国历史、语言、文学的条目。他的兴趣广泛，一生著述颇丰，有关音乐方面的论著共有七种。宫宏宇结合高罗佩的生平考证了他最早发表的论文之所以致力于追溯琴学传入日本的历史，是因为高罗佩博士毕业后即被派驻日本七年。高罗佩认为中国古琴从未在日本流行，日本琴学始于东皋心越。从其专著《琴道》的翻译可知，高罗佩研究古琴注重于理清古琴与中国古代文人的关系，所以选用欧洲文化中多与游吟诗人及高雅的娱乐活动相联系的“Lute”一词解释“琴”。作者强调，高罗佩的研究虽然注重史实，但不被史实所惑，总是尽可能地对比中外著述，再结合实物分析，力求透过现象研究本质。

西方汉学家中，对中国音乐感兴趣的人屈指可数，而专门致力于研究古琴的人就更可谓凤毛麟角了。但使人吃惊的是，荷兰职业外交官高罗佩不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高深的研究，对古琴音乐更是情有独钟。

一

高罗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年8月9日生于荷兰祖芬，父亲是荷兰皇家军的医官。高罗佩5岁时随家进驻荷属东印度，直到12岁时才回到荷兰本土上学。1929年，高罗佩进入荷兰著名的莱登大学，主攻法律与政治。

早在上大学之前高罗佩就对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不但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和一位中国留学生学习中文，还撰文就中国诗歌、小说、哲学、戏剧、棋艺、文字等进行讨论。这些文章大都刊登在“荷华文化协会”的出版物《中国》上，也有几篇发表在荷兰其它刊物上。高罗佩还为荷兰《大百科全书》就中国历史、语言、文学撰写条目多篇。[1]

高罗佩拿到博士学位后，即进入荷兰外交部服务。先被派驻日本，一住就是七年。在这七年间，他多次前往中国，汇集研究资料，开始对中国的琴、棋、书、画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为了研究古琴，高罗佩专门到北平拜古琴名家叶诗梦（卒于1937年）为师，学习弹奏古琴技艺，并搜集有关的典籍文献，终于在1939年完成了《琴道》一书。

1942年高罗佩以荷兰皇家大使馆一秘的身份进住中国当时的战时首都重庆，一直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是高罗佩第一次长住中国，他充分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除了埋头读古籍外，还时常游娱于文人雅士之间，以求耳濡目染，加深自己的中文造诣。当时和他时常交往的中国文人中，著名的有齐白石、沈尹默、徐文镜、饶宗颐等，真可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这期间，高罗佩还与朋友一道组成了“天风琴社”[2]，除了广交中国琴友外，他还大量汇集古谱及有关中国琴学方面的典籍，求教于名师，切磋于琴友。高罗佩不幸于1967年回国度假时病逝于海牙医院，终年仅57岁。

在一篇悼念高罗佩的文章中，A．F．P．Hulsewe 这样写到：“高罗佩的异常之处是他创作上的多产，和兴趣上的多样化。”[3]陈之迈在他的文章中，也称高罗佩为“一位很不平常的人。”[4]其实这样的评语在任何有关高罗佩的文章中都可见到[5]，因为高罗佩确实可以称得上是汉学界的奇人。

据不完全统计，他一生至少出版了18本书，37篇文章，17本狄公案侦探小说，还有多篇书评。[6]

高罗佩的学术兴趣也确实出奇的广泛，但他的研究泛而不滥，每篇文章、每本书都是博览群书，认真考究的结果，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他的博学与多才不仅使很多国外汉学家叹为观止，也使许多国学渊博的中国学者折服。[7]

他收藏中国的碑帖、笔、画、书、砚，也研究中国的印章、绘画、装裱工艺。除了前面提到的《砚史》外，还著有《书画欣赏汇编》（此书1958年由意大利近东远东研究社出版[8]，译介了清代陆时化的《书画说铃》（1958年在贝鲁特出版）等。

他研究中国古代的司法制度，并把中国13世纪的司法手册《棠阴比事》译成英文，加以解说，于1957年在荷兰出版。

后来，由于偶然的原因，他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的两性生活，翻译和著述的作品有《春梦琐言》（1950年东京自印）、《秘戏图考》（1951年东京自印50册）和《中国古代房内考》（1961年由著名的Brill 出版社出版）[9]。

高罗佩对中国的动物也非常有兴趣。他最后出版的一本书就是考证猿与中国文学、美术的关系的，中文名为《长臂猿考》（1967年在荷兰出版）。

高罗佩生前不仅为汉学家所景仰，在西方普通的读者中也享有盛誉。对许多不熟悉中国文化的人来说，高罗佩的侦探小说可以说是他们了解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入门读物。高罗佩从翻译《狄公案》到自己撰写狄仁杰探案共出版了十七本侦探小说。这些小说，大都以狄仁杰为主角，多用英文写成，再由作者自己翻译成中文或日文，大部分都有荷兰文版本。由于这些故事大都曾在报纸、杂志上连载过，流传面非常广，深受读者欢迎，一时间，“高罗佩成为名满天下的侦探小说家，狄仁杰由之而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10]。

二

以上主要介绍了高罗佩的生平和学术成就，以下笔者想就高罗佩有关中国音乐方面的研究，作一简单的概说。

据现存资料，高共著有音乐论著7种。最早发表的是题为“中国文人音乐及其流传日本后源流考”的论文，刊载在1937年长崎高等商科学校为纪念长造武藤教授所发行的年刊上。如篇名所示，这篇文章主要追溯琴学传入日本的历史。日本自唐代以来深受中国文化的熏陶，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日本触目皆是。高毕业后即被派驻日本七年，耳闻目睹日本所存中国之文化，所以他首先致力于考证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也是情理之中。关于古琴音乐之东传日本，在高罗佩以前，大多数日本学者都同意日本琴学的兴盛始于1677年，也就是禅僧心越到达日本之后。但对于中国古琴传入日本的具体年代及其琴学是否在日本的兴盛过的问题却意见不一。一派认为古琴在古代日本曾经盛行过，只是后来衰落了，心越东渡只是起了促其复兴的作用。持此一说者有《琴学启蒙》作者铃木龙及田边尚雄等。另一派则认为中国古琴从未在日本流行过，日本琴学始于心越。这派学者中包括日本著名琴学专家儿玉空空和著名音乐家三商太郎等。高罗佩认为后一说比较切合实际。他的论点是“琴”在日文中并非只指古琴，也泛指筝、瑟、新罗琴及其它筝类乐器；日本虽对中国文学很熟悉，但对普通的中国东西却很无知；从前日本派往中国的使节大都学习中国的哲学、宗教、政治等，也学习中国的宫廷音乐和礼乐，但是由于古琴为文人所独有，外来者很难介入，所以日本使者无法得赏；中国古代有明确的规定，禁止传琴艺与庶人，特别是不传外国人；在唐代，得琴容易拜师难，会教琴者又多遵守古训，不传外人；古琴虽曾流入日本，但大都作为珍奇饰物，深藏宫中；后虽流传民间，但多为官宦所持，或为饰物或为古董，而不作为真正的乐器，任人弹奏；高的结论是日本琴道始于1677年，也就是在心越禅师到达日本之后。

据高罗佩考证，心越俗姓蒋，名兴俦，字心越，号东皋，生于1639年，早年入杭州永福寺。满族建清后，东渡日本，于1677年到达长崎，先驻兴福寺，后经德川光延揽入持祗园寺，1695年圆寂于日本东部水户。高罗佩由于研究中国琴艺之东传而对心越的身世产生兴趣，据他自己说：

余癖好音乐。雅好古琴。治日本琴史。始闻禅师名。而征诸中国文献。其名不彰。心窝憾之。于是发愿。拟辑遗著。汇为一集。传刻于世。[11]

高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其驻日本期间：

遍访禅师遗迹。所至古寺名刹。遇有禅师手迹。或记载之有禅师行谊者。虽片楮只字。必予传写。断碑残石。亦加摹榻。其藏于博物院者。既一一著录。更就市肆购求。都三百余件。前岁（1941）晚秋。发罗列。如亲謦欬。如寻古欢。旁参以日本古今学者之研究东皋资料。辑为《东皋心越禅师全集》（内分诗书画印四种）。并为撰以冠之。付梓有日。会太平洋战起。痛心国难。此事遂废。[12]

值得庆幸的是，高虽在撤离日本时丢失了很多书画，但关于东皋心越禅师的资料却大都完好无损。后由好友王芃生帮助整理，于194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为《明末义僧东皋禅师集刊》，全书加序共一百五十三页，大部分文字为中文，只有三页用英文写成。

高罗佩的音乐论著除了《中国古筝简论》[13]一文以外，其它大都是在驻日本时写成。且大都是有关中国古琴的。例如在《论三面古董琴》[14]和《琴铭之研究》[15]两篇论文中，高罗佩就古琴的装饰、图案、构造、出产地、制造材料、制作年代、琴漆断文、制造工艺、中日漆艺之异同以及琴饰所展现的美学观和宗教色彩等进行了推论，特别是对古琴断文一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高罗佩每作一项研究总是先从搜集、翻译古籍开始，旁征博引，由小及大，由点及面。他虽然注重史实的研究，但从不被史实所惑，总是尽可能地对比中外有关方面的著述然后结合实物进行分析，力求透过现象研究本质。他研究中国音乐的论著也不例外，他的巨著《琴道》就是一个例证。

《琴道》最早于1938年分三期连载在东京上智大学出版的《日本文化志业》上。发表后，由于反响强烈，1940年由上智大学专门出售，1969年修订再版。此书可以说是以上有关古琴诸文之集大成者。由于高罗佩醉心的是中国文人雅士的生活，所以他的研究多以文化为中心，力求从文化的角度来探求人生与艺术的关系。在《琴道》一书中的前言中，他明确表示他研究古琴不是从音乐学的角度出发，而是聚焦于古琴在中国文化中所占的独特的地位和古琴与中国古代文人的特殊关系。这一点从以下一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琴道》出版后，著名的音乐学家萨克斯曾说“琴”翻译为英文“Lute”同高罗佩商榷，并建议高用“Psaltery”取而代之。高罗佩则不以为然，认为“psaltery”虽然在外貌上类似中国古琴，但在文化内涵上与古琴相差甚远。而“Lute”在欧洲文化中多与游吟诗人及高雅的娱乐活动联在一起，因而从内涵上来讲更和古琴相近，所以决定维持原译。

《琴道》一书共有正文七章，外加一篇英文序言、一篇高自撰的中文后序及四篇附录。第一章为概论，主要介绍古琴的形状、其音乐的特点及弹奏方式、琴与瑟的起源、区别及发展、古琴及琴乐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琴乐及琴道在日本的流传及发展等等。第二章阐述中国古代传统音乐观，比较简单。主要翻译分析了《乐记》中所提到的音乐与宇宙、音乐与政治、音乐与人生、音乐与个人等论点。高虽然在脚注中简略地提到了《吕氏春秋》《淮南子》中有关音乐的神话和中国古代图腾崇拜仪典音乐中所显示出的音乐观，但主要讨论的是儒家“和”及“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音乐观。道、墨、法等家的乐论都没有提到。第三章谈古琴研究，全章共分为四节，第一节叙述他研究资料的三个来源：中国古籍中有关琴的记载、古代琴学专著、琴谱。关于琴谱，高认为明代以后琴师所印的琴谱，大都是为教学而用，所以数量较少且质量差，但从音乐的角度来讲，比较准确。文人所印的琴谱，在遣词造句及用纸上要讲究的多，所以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讲，价值较高，不足之处是欠缺对音乐本身的深入探讨。第二节讨论中国琴道之起源及特点。高认为影响琴道发展与演变的因素主要有三；儒家的社会观、道家的宗教观和中国文人所特有的人为的“曲高和寡”“孤芳自赏”心态。儒家的学说为琴道奠定了基础，道家的学说为琴道增添了内容，文人的心态是古琴千百年来为士绅阶层所独有的原因。高对佛教及其它教派对琴道的影响、音乐的现实与文人所设立的音乐标准的差异、《乐记》所代表的音乐观和中国民众音乐观的冲突、民间音乐和外来音乐对中国音乐的影响等也有所考证分析，所提出的论点，至今仍很有参考意义。第三节介绍弹琴之处所及环境、携琴之姿势、琴人、琴童和琴社等。第四节为琴学论著选译，所译的文章有的出自博学的儒家学者，有的为专业的琴师所为，目的是让读者对琴论的不同风格所比较，以便更好的理解琴道之发展、演变过程。第四章主要研究古琴调意，中国传统琴曲大都包括在内。高虽然在本书序中明确指出自己在音乐研究方面是门外汉，他的研究不是给音乐学家看的，但这并不证明他对中国古代音乐体系不够了解。其实，从这章所提到的中国古代调式来看，高对中国古代的音乐理论还是很熟悉的。他对林谦三、田边尚雄、王光祈等的有关研究也都有所提及。第五章讨论古琴部件、古琴音色、古琴指法所特有的象征意义。在这章里高把中国有关古琴的专有词汇都译成英文，并详加解说。第六章阐述古琴的意象及琴与鹤、琴与梅、琴与松、琴与剑等在古人意念中的关联，还有一些与琴有关的、经常被引用的故事传说。第七章为结语。四篇附录中前两篇分别介绍古今中外有关琴学研究的书籍，篇幅不大，但对国内外有影响的论著都有评述。这两篇附录对有志于研究中国音乐的人来说，非常有价值。第三、四篇是以上所得到的《论三面古董琴》和《中国文人音乐及其流传日本之源流考》两篇论文的修订版。关于此书，陈之迈有如下之评语可以说代表了中外学者共同的看法：

《琴道》一书，旁征博引，中国有关琴学的资料，均经精心译成英文，附加注释，精彩部分，并附原文，同时又插入许多图片，大多采自各种中国书籍，小部分由作者手自绘制……高罗佩的《琴道》一书无疑是一本权威之作，他将中国琴谱中的专门名辞，尤其是琴谱中的特造字，一一加以英文注释，使得外行也能稍窥其底蕴，对于介绍中国古代音乐给西洋人，其功实不可没。[16]

高罗佩写完《琴道》之后，又将嵇康的《琴赋》翻译成英文，1941年由东京上智大学出版。高本来打算把此书也包括在《琴道》中，但由于此书翻译后篇幅颇大，再加上注释、评论与中外文献书目，非得成书不可，所以高决定另出一书。此书在1969年也得以修订再版。

高很早就对中国古琴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他学习古琴并不是仅仅是为了音乐而学习音乐，而是试图在现实生活中实现他的人生理想。在高看来“理想的生活是中国传统文人雅士，诗酒风流，琴棋书画的生活”[17]。所以他先从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入手，逐渐拓展到琴棋书画。

高的研究都是源于个人的兴趣，并不是为了附庸风雅，蜻蜓点水式的为研究而研究。其总的特点为力求透彻，从不敷衍了事。高罗佩的国学根底很深，他不仅对中国传统的古籍非常熟悉，而且常用古文赋诗作对，特别喜欢用章回体写小说。他习惯用毛笔写字，坚持每天练习书法，有时还为他的小说自绘插图。像一些传统的中国学者一样，高罗佩在研究方法上多注重于考据，以史籍、史实、实据为根据。

高的研究还得力于他的语言天赋。他是一个语言天才，据陈之迈估计，高“至少通晓十五种文字：荷兰文（本国文字）、印尼文（幼年在爪哇所学）、古希腊文和拉丁文（欧洲学校所必修）、德文和法文（学校里的第二、第三外国语）、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近拉丁文）、中文、日文、梵文、藏文（大学所专修）、马来西亚文（曾在马来西亚任职）、阿拉伯文（曾在黎巴嫩和叙利亚任职），而最常用的是英文”。这些语言才能使他能够打破国界，广采博收，融会贯通。

[1]陈之迈：《荷兰高罗佩》，《传记文学》第13卷第5期，第5页。又见A．F．P．Hulsewe：“NECROLOGLER．H．van Gulik（1910—1967）”，《通报》1968年第14卷，第121、122页。

[2]关于“天风琴社”，高有如下记载：“我在重庆期间，1942—1945，我有机会比较中国各种不同的琴派，当时全国各地的二十位著名琴家都蜂拥战时首都重庆，加上四川本地的琴家，在重庆发起了“天风琴社”。在两年多时间里，我定期参加他们的集会，有幸聆听留存在中国各地的不同的古琴传统音乐。此后，我又前往南京、苏州、上海，通过查阜西先生之引荐，得见留于敌占区的古琴家。”——高罗佩“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 AddendaandCorrigenda”载Monumenta Nipponica，Vol．vii（1951,1），第304页。

[3] A．F．P．Hulsewe：“NECROLOGLER．H．vanGulik（1910—1967）”，《通报》1968年第14卷。

[4]陈之迈：《荷兰高罗佩》，《传记文学》第13卷第5期，第5页。

[5] Thomas Lawton：“Robert HanVan Gulik Ambassador Extraordinary”，Orientations，1991年，12（11）。方蒙：《续谈荷兰高罗佩先生》，《传记文学》第14卷第2期，第59—61页。

[6] A．F．P．Hulsewe：“NECROLOGLER．H．van Gulik（1910—1967）”，《通报》1968年第14卷，第120—124页。

[7]见以上所引陈之迈、方蒙、Hulsewe、Lawton诸文。又见王家凤：《高罗佩传奇》：见王家凤、李光真编《当东方遇见西方的时候：国际汉学与汉学家》，台北：《光华画报》新志社，1991年，第156—193页。

[8]关于此书，请见陈之迈：《荷兰高罗佩》，《传记文学》第14卷第1期，第39—40页。

[9]关于高罗佩研究中国性史的起因，详见陈之迈：《荷兰高罗佩》，《传记文学》第13卷第6期，第26—29页。

[10]陈之迈：《荷兰高罗佩》，《传记文学》第13卷第6期，第29页。

[11]高的原文引自陈之迈：《荷兰高罗佩》，《传记文学》第13卷第5期，第7页。

[12]见上注。

[13][荷]高罗佩：《中国古筝简论》，《东洋音乐研究》，1951年。

[14][荷]高罗佩：《论三面古董琴》，《日本亚洲学会学报》，1938年。

[15]刊载在日本书法和古文字专刊《书苑》。

[16]见上注。又见 J．C．Y．Watt：“The Qinandthe Chinese Literati”，Orientations，1981.12（11），第38—39页。和Hans Eckardt的书评，Monumenta Nipponica，Vol4，1941年，第345—347页。

[17]参见陈之迈：《荷兰高罗佩》，《传记文学》第13卷第5期，第6页；Hulsewe：“NECROLOGIER．H．van Gulik（1910-1967）”，《通报》1968年第14卷，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