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承郑珉中先生唐宋琴器论述之馀绪，试为探究元代的古琴。究竟何为“元琴”，向来从未有可信的说法，盖因无法总结出元代古琴独有的工艺特点。笔者通过对史料和存世琴器的研究，先以横跨宋元的斫琴师严古清为个案，分析认为元代前期的琴器，与南宋后期古琴风格一致，无法分别；再考察向所认为的“元琴”唯一代表性人物朱致远的生平，指出其斫琴生涯横跨元明，实为明琴风格的开创性人物，由此事例，可知元末明初琴器亦无法分别。综言之，如未有可靠的署年号腹款，元代的古琴，或与南宋后期琴一致，或与明前期琴一致，只可能分别断之为“宋元琴”和“元明琴”。也就是说，不存在具有统一时代风格的“元琴”，“元琴”不应成为古琴断代的概念。
一、引言
古琴断代，由于郑珉中先生的工作，从体系上可以说已经是清楚的了。郑先生诸多论文，涉及各个方面，而对某一时代进行纲领性论述的，主要有两篇，一是1985年的《论唐琴的特点及其真伪问题》，一是1999年的《两宋古琴浅析》[1]。
郑先生的论述理路，概而言之，关于唐琴：首先是厘清唐代宫廷并无专门琴匠斫琴，而是改元时从民间临时征召，因而虽然宫琴制作有体制上的特殊要求，但工艺特点与民间制作并无区别，由此离析出以往的误会，而定已知唐五代琴共十七床；其次，根据文献与存世器物，确定盛、中、晚唐标准器，并将存世唐琴归入这三个不同时期；再次，区分已知唐琴的雷氏制作与非雷氏制作。
近十数年，问琴于郑先生门下，数度提请建议，以为先生应该再写一篇元明以下琴的概论性文章，以成系列。先生每笑而漫应之，实则兴致不大。私揣先生之意，唐宋琴明了，其他问题自可顺流而下，原不待于冯妇下车也。今先生已登黄发眉寿之年，笔者于有关材料略有蓄积，因接先生宋琴论述馀绪，姑先试为分梳元代之古琴。
二、《洞天清禄集》与《云烟过眼录》中对南宋古琴的记录
郑珉中先生论及南宋“野斫”，区分出“南宋早期形体厚重之作”、“南宋早期体薄而轻的琴”、“南宋后期新风格的琴”。故宫博物院南宋琴收藏颇丰，此三类琴，皆可找到典型的实物（图一）。至于文献证据，直到宋元之交，才有了一些记载。主要见于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和周密《云烟过眼录》二书，《两宋古琴浅析》均有征引。本文所论，因需由此延及元代，故再为厘清。
图一 三类琴示例：“玲珑玉”变体仲尼式琴（右）、“玉壶冰”仲尼式琴（中）、“海月清辉”仲尼式琴（左）
《洞天清禄集》是一部讲论文房清供的开创性的笔记，作者见闻既广，裁断亦精，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大抵洞悉源流，辨析精审”其所誉者——虽然《提要》将书名误作《洞天清录》[2]。其广涉古琴、古砚、古钟鼎彝器、怪石、研屏、笔格、水滴、古翰墨真迹、古今石刻、古画，共十类。“古琴辨”首当其冲，其中一条，言及当时的制作风气[3]：
古琴惟夫子列子二样……而夫子列子样，亦皆肩垂而阔，非若今耸而狭也。
所谓“耸而狭”，存世器以故宫博物院藏“海月清辉”仲尼式琴为典型[4]，肩当二徽以上。而由于肩的上提，即“耸”，而带来全器的“狭”，二者实有因果关系。此即郑先生所谓“南宋后期新风格的琴”。
不过，《洞天清禄集》的成书年代，无所考证，只能大致而言。作者赵希鹄，除此书外，几别无记载，其生卒年更无从谈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5]：
希鹄本宗室子，《宋史·世系表》列其名于燕王德昭房下，盖太祖之后，始末则不可考。据书中有嘉熙庚子自岭右回至宜春语，则家于袁州者也。
“嘉熙庚子”乃理宗嘉熙四年（1240），是知成书在此之后。这条材料见于“古今石刻辨”，其述及“乐毅论”，曰：“余嘉熙庚子，自岭右回至宜春。”不过光此一条材料，并无法断定成书下限。如果赵希鹄此时尚年轻，则《洞天清禄集》甚至有可能撰辑于元代（1279后）。
实则检视此书的四库馆臣颇为粗心，同样在“古今石刻辨”中，述及“绛州法帖”另有一语：“庆元间，予官守长沙。”“庆元”系宁宗年号，凡六年（1195－1200）。又述及“御府珍藏”云，“淳祐壬寅，于临安客舍见永嘉一士人藏一帖”[6]，此为淳祐二年（1242）。另赵希鹄作《朱太守庙碑》，末署“淳祐甲辰二月初吉记”[7]，则是淳祐四年（1244）。这些年份至少有四十五载之差（1200－1244），以此匡度，其存世时间前伸后展的幅度就很有限了。“官守长沙”，“官守”一语可以指任一级官员的职守。从方志和宗谱的资料看，赵希鹄担任的都是低级官职。“庆元间”是现所见最早年号，其时他应该尚年轻。但即便最大限度估算，假如庆元六年（1200）赵希鹄二十五岁，到淳祐四年（1244），他已经七十岁。此为理宗年号，淳祐计十二年，其后宝祐六年，如果他还在世，则近八十五岁了。总之，《洞天清禄集》成书，应该还是以淳祐年间为最大可能，离宋亡三十个年头左右[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范成大“范村梅谱”条，“至嘉熙淳祐间，赵希鹄作《洞天清录》”[9]，其说甚是。如此，“非若今耸而狭也”的“今”，大体也还是宁宗朝到理宗朝前期。郑先生言，“所谓的‘今’即南宋后期，离其覆亡已为期不远了”[10]，判断十分精确。
两宋遗存资料，谈及唐琴者数量不少，论及本朝琴则极为罕觏。盖宋人佞唐琴，每以家有唐器夸示。至《洞天清禄集》，好不容易言及当朝人，还是嘲讽了一位被称为“范连州”的，裁小木臆造百衲琴[11]。至于系统记录宋朝斫琴师，则首见于周密《云烟过眼录》，不过那已经到元代了。
周密系宋元间人，绍定五年（1232）生于杭州，成年后外出任官。宋亡时四十八岁，入元不仕，回杭定居，又活了二十年，卒于大德二年（1298）。他最著名的身份是词人，但实际上一生著述多门。而在理宗晚期，他游于当时词坛也是琴坛领袖杨缵门下，因而对于琴，他也是相当熟悉的。
《云烟过眼录》乃周密记平生所见所闻字画古玩的一部笔记，其成书年代，并不难判断。书中一则题为“宋秘书省所藏”[12]，“宋秘书省”云云，是入元后才会有的口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观所记收藏之人，盖入元以后所作”[13]，自然是确实的。更明确推定成书时间，如夏承焘《周草窗年谱》，“元成宗元贞元年乙未 一二九五”条：“《云烟过眼录》三，有‘赵孟頫乙未自燕回，出所收廿馀条……”[14]原书此则标题全文为，“赵子昂孟頫乙未自燕回出所收书画古物”，实记有四十一二条[15]。其实此前一则“崔中丞彧所藏”，还出现“丙申四月”[16]，则是次年的元贞二年（1296）了。再过两年，周密即离世。
此书以藏家为条目，但往往羼杂他家所藏，颇觉零乱。或周密逝时尚未定稿，后人编辑前后参差，原貌已不可复见。今本中其记录琴器，始于“赵德润藏”条，又记高彦敬藏品；接着“廉御史廷臣所藏”条；至“廉端甫所藏”条，则于载记多家收藏之外，专门附有“古今斫琴名手”与“南北名琴”[17]。“古今斫琴名手”系统记录了他所知所见所闻的历代斫琴师。现析为几段，分梳如下。
唐雷霄、雷威、雷珏、郭亮，并蜀人。
张钺、沈镣，皆江南人。
蔡叡、僧智仁、卫中正，庆历中人。
朱仁济、马希亮、马希仁，崇宁中人。
前两行系唐人，不具论。后两行北宋前后期斫琴师，其中卫中正、马希亮见于廉端甫所藏“双响”腹款；马希仁见于乔仲山所藏“冰清”腹款；僧智仁见于鲜于伯机藏琴腹款。此皆为周密所亲睹，并记于《云烟过眼录》“廉端甫所藏”条中。至于蔡叡、朱仁济，或其所听闻，或来源其他记载。这些北宋斫琴师的制作，今所知存世器中，有马希仁真款琴一床。
金渊，汴人，绍兴初。
金公路，所谓金道者，琴薄而清，绍兴初人。
陈亨道，高宗朝，琴厚而古。
此处所言金渊、金公路、陈亨道，可能略有先后，但俱是高宗朝人。郑珉中先生论及“南宋早期形体厚重之作”、“南宋早期体薄而轻的琴”，文献来源即此处所言之金公路的“琴薄而清”和陈亨道的“琴厚而古”，
而“南宋后期新风格的琴”，文献来源则是赵希鹄的“今耸而狭”。这几类风格俱为故宫博物院所藏南宋琴器所证明。或“薄”或“厚”或“耸”，可知南宋斫琴是个“家法”衰败的时期。需要说明的是，“薄而清”和“厚而古”并非只存在于南宋前期，后期就消失了。而是从那时开始出现了此两类风格的琴，延续到后来，与新出现的“耸而狭”的琴，共存一时（图二）。
图二“玉壶冰”仲尼式琴（右）、“玲珑玉”变体仲尼式琴（中）、“海月清辉”仲尼式琴（左）
南宋“野斫”真款器，可确认的是故宫博物院藏“玉壶冰”仲尼式琴，腹内右左分书楷书款“宋绍兴二年，公路金达制”[18]。以往记录为“公路金远制”，后随郑珉中先生重新检视琴腹，知实系“金达”。盖腹款较深，“遠”“達”形近所致耳。此款“绍兴二年”，与周密所记“绍兴初人”完全吻合。惟“金公路，所谓金道者”，与“公路金达”，有“道”和“达”的差异。“金公路”之“公路”，显是其“字”。古人“名”与“字”，意义均有关联。《说文解字》释“路”曰“道也”，释“道”曰“一达谓之道”。因而无论名“达”名“道”，字“公路”都是可以的。
由周密所言“金公路，所谓金道者”，可知金公路以字行。“所谓金道者”，言“所谓”，似只听闻其名，而写成“道”，未必确知具体何字。按，《广韵》“道”徒晧切，“达”唐割切。两字的声母一致，都是全浊声母定母，读[d]。但是韵母和声调不同：“道”的韵母和声调，是晧韵开口一等，上声；“达”的韵母和声调，是曷韵开口一等，入声。两字韵母的主元音相同，都是a，只是韵尾有-u、-t的差别。“道”拟作[dau] ，上声；“达”拟作[dat]，入声。证之今杭州音，仍是如此。总之，两字虽然读音不同，但主元音和声母一致，是有相当可能音近而讹的[19]。
琴器腹款乃斫琴师亲书，不可能有误。此款亦不可能后人作伪，如要作伪，何不照抄《云烟过眼录》所记载？看来，周密对金公路之名有可能只是耳闻，以意写为“金道”。故而互证的结果，是可以根据器物勘正此处的古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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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
[1]郑珉中：《蠡测偶录集》，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
[2]“洞天清录一卷”，《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二三“子部二十三·杂家类七”，页2573，商务印书馆，1934年。
[3]（南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古琴辨”，无页码，清乾隆爱吾庐抄藏。
[4]郑珉中主编：《故宫古琴》，编号十二，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5]“洞天清录一卷”，前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二三“子部二十三·杂家类七”，页2573。
[6]前揭《洞天清禄集》“古今石刻辨”，无页码。
[7]见乾隆《诸暨县志》卷四二，《艺文七·碑》。又，《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言赵希鹄“家于袁州”，亦孟浪。此碑记并方志资料等，均可证其为两浙东路绍兴府诸暨县人，而非江南西路袁州宜春县人。
[8]可参看黄雯越：《洞天清禄集校勘及相关问题》乙编二，中国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本文推断略有参差。有关赵希鹄生平史料，尚颇有龃龉之处。其难解者蒙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诸葛忆兵兄指教，然格于遗存有限，分析皆无法落实，且与本文较少关联，故不具论。
[9]“范村梅谱一卷”，前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五“子部二十五·杂谱类“，页2416。
[10]郑珉中：《两宋古琴浅析》，前揭《蠡测偶录集》，页206。
[11]前揭《洞天清禄集》“古琴辨”，无页码。
[12]杨瑞点校：《周密集》第四册，页88－90，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
[13] “云烟过眼录四卷续录一卷”，前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二三“子部二十三·杂家类七”，页2574。
[14]夏承焘：《周草窗年谱》，收录氏著《唐宋词人年谱》，页362，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15]前揭《周密集》第四册，页77－82。
[16]前揭《周密集》第四册，页76。
[17]前揭《周密集》第四册，页95－100。
[18]前揭《故宫古琴》，编号七。
[19]此段论述蒙北京大学中文系张渭毅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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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周密所记宋元之交的斫琴师
近世有严樽，古清之祖。
马大夫，向居癸辛街。
梅四官人，古清妻父。
龚老应奉。
林杲东卿，石桥之父。
林石桥云：近世琴之有名者，如赵都丞之大雅，黄玉轸足。又松雪，亦兰坡物，今归赵子昂。赵节斋之浮磬，樊泽上氏之奔雷[1]，吴沂咏斋之存古，今归张受益。张佑之万壑松。
此处涉及的七位：严樽、严古清、马大夫、梅四官人、龚老应奉、林杲、林石桥，对于周密而言，均是“近世”斫琴师。其中言及“古清之祖”“古清妻父”“石桥之父”，更有“林石桥云”，语气间可见周密与古清、石桥是相熟的。
这些人中，严古清留下了完整的传记资料，见于邓文原《巴西文集》，乃是古清去世后邓文原为其撰写的《钱塘严处士墓碣》[2]：
始余识处士时，以善琴名江湖者，皆言处士于斫琴为善。处士性坦夷，然颇嗜酒，酣极，执礼益谦下。遇人无少长贱贵，必尽恳悃，不立崖异，而人雅敬之。其斫琴虽世习，亦天巧然也。处士曾大父，事宋高宗，以勇略备颜行，暇则攻艺事，著《班经》一卷……处士幼知业其家，不事它技，老益精敏，若扁之轮、庆之鐻，所谓技进于道者邪。宋内臣有以处士琴上进者，理宗欲官之，卒辞不受。自号古清翁，宁落魄湖山间，终其身处士，殆隐于琴者也。自雷氏后，世称郭谅、沈镣、张钺，率寥寥，数百载一得其人，琴事岂易能哉。处士姓严氏，讳恭，字子安。其先家洛阳，靖康乱落，南来居湖州。曾大父振，武功大夫，浙西路分阃。大父致通，修职郎，主潭州浏阳县簿。父庚，以晦徳终。处士生于绍定辛卯九月廿二日，至大戊申八月一日卒，寿七十有八。娶梅氏。男与敬，学绍其世，用儒先荐，为安定书院山长。女适茅山书院山长刘供。葬用皇庆□年月日。墓在□山之原，与梅氏合……
文中的两个缺字应是原缺，说明撰文时古清尚未落葬，已停灵四年左右。由此文可知，严古清名恭，字子安，号古清翁。其生卒在绍定辛卯与至大戊申，即宋理宗绍定四年至元武宗至大元年，公元1231—1308。如此，他比周密（1232—1298）大一岁，而晚死十年。
又《墓碣》实叙及五代人，有严振、严致通、严庚、严恭、严与敬，从南宋初年至元前期。其述说，颇可印证周密有关记载的准确。所言“娶梅氏”，与《云烟过眼录》中“梅四官人，古清妻父”正对得上。而“大父致通”，就是《云烟过眼录》中的“近世有严樽，古清之祖”了，“致通”应是严樽的“字”。不过元末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今存最早的本子，即明成化十年（1474）戴珊覆刻元刻本，则记为“严撙”[3]，就名与字的意义关联而言，似乎应该“撙”是对的。
严古清“其斫琴虽世习，亦天巧然也”。所谓“世习”，《墓碣》以外，《云烟过眼录》的记录也反映宋元之际，斫琴的工艺传统几代相承。姑且将林石桥和严古清算作同代人，上推之则有三代，“古清之祖”的严樽或严撙，应是绍兴之后的一代斫琴师，周密之“近世”是从这里开始算起的。下一代是“古清妻父”的梅四官人和“石桥之父”的林杲东卿，其斫琴生涯则大概不会入元。
元陆友《墨史》，所记下限至宋末，书中“已上二十七人并宋末名手”中，有“林杲字东卿”[4]，以此可知林杲斫琴之外还制墨，时为“宋末”。又周密《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唱赚”项下有“梅四”[5]。按“官人”一语，在南宋已被普遍使用为市井中人的称呼。《武林旧事》“诸色伎艺人”中凡八见[6]。而吴自牧《梦粱录》“妓乐”中两见，为“今杭城老成能唱赚者”，此外“铺席”“夜市”的小老板，有五位也称“官人”[7]。则《武林旧事》“唱赚”的“梅四”，或者就是《云烟过眼录》里的“梅四官人”。如此的话，林杲和梅四官人斫琴之外，都另有其他生计。
他们再下一代，严古清、林石桥则横跨宋元之际。邓文原《钱塘严处士墓碣》提到“宋内臣有以处士琴上进者，理宗欲官之，卒辞不受”，其说固不必尽信。大体此类文字，依据的都是事主提供的“行状”，因此名号、生卒、籍贯、世系等可为引证，而其中讲的“故事”不妨存疑。不过，古清在理宗末年三十五岁，宋亡时近五十，入元后又活了差不多30年。《墓碣》所谓“处士幼知业其家，不事它技，老益精敏”，显然宋末元初都在斫琴，理宗时肯定已有作品，而晚年名声益著。
虞集《跋鲜于伯几与严处士翰墨》[8]：
大德延祐间，渔阳、吴兴、巴西，翰墨擅一代。而严氏琴，亦见称道。年来无一存者。得此卷，则四人具在。惜乎集之目力已病，不足穷其波磔之妙，徒讽其辞，以想见其遗音雅趣于湖波山木之间也。
此处提到“翰墨擅一代”的渔阳、吴兴、巴西，均是以本籍代人名，三人皆乃元初鼎鼎大名的人物。渔阳即鲜于枢（1246—1302）；吴兴即赵孟頫（1254—1322）；而巴西，就是为古清撰写《墓碣》的邓文原（1258—1328）。虞集（1272—1348）是晚他们一辈的人物。此节文字中，“大德延祐间”这样追述的语气，说明去时已远，“集之目力已病”，当系其晚年所书。虞集所看到的这件鲜于伯几写给“严处士”的“翰墨”，原物已不知所踪。但由其“跋”语，可知其中提及赵孟頫、邓文原，一文涉及四人。“严氏琴，亦见称道”云云，这位“严氏”或“严处士”，无疑即为严古清。而能有此一段文字，搞不好就是古清后人向虞集求题。
这条材料颇为生动地展现出当时名琴工与士大夫之间的交际。鲜于枢至元十九年（1282）在杭州虎林筑困学斋，长居二十年后，于大德六年（1302）去世。这期间，他与周密过从甚多。赵孟頫大德三年（1299）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十年之后于至大二年（1309）离任。邓文原至元二十七年（1290）任杭州路儒学正，大德二年（1298）离任。至大三年（1310）复任江浙等处儒学提举，接的正是赵孟頫的职务，三年后于皇庆元年（1312）离任。严古清显然与几人都有交往，至其去世，鲜于枢早就不在人间，赵孟頫虽在杭州任上，但到严的家人打算营葬，赵已迁调，这个职位换成了邓文原，因此求托他撰写《墓碣》。碣文中“葬用皇庆□年月日。墓在□山之原”，其缺字正显示尚未落土，而邓文原马上要离开杭州了[9]。
复审《云烟过眼录》，其所记录的南宋斫琴师，至少“近世”的这些人，其实都在杭州一地斫琴。周密与严古清、林石桥相熟，这二位的父祖、妻父，几代家于此。至于龚老应奉，称“老”称“应奉”，可见辈分之尊，或许还担负着为宫廷官府斫制的差事。剩下的那位“马大夫”，更是最不成问题，“向居癸辛街”，周密《癸辛杂识》序，“癸辛盖余所居里云”[10]，二人住同一条街道。只不过从语气揣度，他们并不亲近，或许马大夫是早一辈人。
固然，杭州以外，当时不可能无人斫琴。周密所记，自有闻见的局限。不过，南宋时杭州为行在，故称临安，以此自然成为人文荟萃繁华之地。具体到古琴，无论琴家还是琴匠，高水平的大多聚集于此，是很可容易理解的。这些人居于一城，大部分还是亲属，有祖孙关系、有翁婿关系、有父子关系，这种家族传承必然会最大限度地维持工艺传统。
德祐二年，同时也是景炎元年，还是至元十三年，是年（1276）二月伯颜兵至临安，南宋朝廷献城投降。此固为仁人志士所扼腕，但满城百姓免于灭顶之灾，也是事实。杭州因而未遭巨变断裂，其文化，包括工匠传统得以延至元代。作为显明的例子，严古清一人之作，在宋在元，不可能因易代而有本质性的差别。扩而言之，南宋后期至元代前期的古琴器，并不因朝代变迁，而出现显著的变化。就鉴定的角度，宋元之际的古琴器，其风格特点应是一致的。如无可靠的带年号腹款的直接证据，是宋是元，无法强分。
周密所言“近世”，或当有遗存至今的琴器实物，但其记载的诸斫琴师，于今均难得对应腹款可证。揆诸旧籍，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记有“严禹航书琴述卷”，此卷系万历丙午（三十四年，1606）所撰，戊午（四十六年，1618）严禹航重书，卷后有翌年己未（四十七年，1619）严澂和陆泰徵的题记，显是应禹航要求所作。三人俱是虞山派琴家，其中陆泰徵记其“所蓄古琴三，唐宋元各一”，而“元琴名古鲸，则出大德间钱塘名工严古清手者也”[11]。以此可知，明末常熟尚存严古清晚年所斫琴器，有明确的元代年号的腹款。
故宫“清籁”仲尼式琴（图三），系清宫旧藏。2005年助理郑珉中先生编《故宫古琴》时，此琴正在国外展出，是为笔者当时唯一未见的故宫琴器。故关于此器，未能向先生请教端倪，仅据先生早年记录撰写说明。前两年，偶有机缘获观于故宫博物院地库。总体而言，此器制作规整，水平较高，属于南宋以降“琴薄而清”一路的实物。琴背满刻花花绿绿的铭文，系乾隆十年（1745）时所为，被如此写刻的琴器，宫中今存多件。“清籁”琴名亦同时所起所刻。惟此琴池内右侧刻楷书款“严恭远制”四字[12]，确系斫制时的原刻。严古清名恭字子安，那么这个“严恭远”会不会是他的另一个署款？“恭远”会不会是他的另一个“字”？虽不敢言其必然，但似乎也难以完全排除，甚或颇有可能。据名取字，“又字”的情况并不少见。而尤其单名，因名衍义，也是取字的一种方式。著名如古之李白字太白，今之胡适自改名适而自字适之。若“严恭远”果是严恭，则“清籁”或系其南宋末的早年制作。因所谓“古清翁”，总应是到一定年纪之后所自号，如明末陆泰徵所藏大德年间“古鲸”腹款所署者。不过，即便“古鲸”能复现于世，与“清籁”等存世器，其工艺特点也会是一致的。要言之，至少元代前三十年，其时诸家所斫古琴器，与南宋晚期诸器当作一个时期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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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
[1]所谓“樊泽上氏”，查考周密《志雅堂杂钞》卷上“诸玩”，及明代多处记录，知“上氏”乃“卜氏”之误。前揭《周密集》第四册，页25。
[2]（元）邓文原：《巴西文集》，叶三九下—四十下，傅增湘校抄本。其跋云“戊辰（1928）五月十一日，依李礼南藏旧写本勘定”，叶百三十一。
[3]徐永明、杨光辉整理：《陶宗仪集》中册，页694，又页699注三一，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南村辍耕录》成化本曾经《四部丛刊三编》收录影印。
[4]（元）陆友：《墨史》页60。《墨记·墨经·墨史》，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据知不足斋丛书本影印。又，周密《志雅堂杂钞》卷上“诸玩”，“又有林泉东卿者亦能制墨”，“泉”应系传刻之误。前揭《周密集》第四册，页22。
[5]前揭《周密集》第二册，页149。
[6]前揭《周密集》第二册，页146－162。“诸色伎艺人”下有“棊待诏”金四官人，“书会”李大官人，“演史”周八官人、陈三官人、巩八官人，“使棒”高三官人，“说药”乔七官人，“捕蛇”戴官人。
[7]（南宋）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三，叶四－十；卷二〇，叶八至十一，清乾隆知不足斋丛书本。其中“铺席”有张官人、傅官人、徐官人、李官人；“夜市”有崔官人。“妓乐”有窦四官人、离七官人。
[8]（元）虞集：《道园学古录》二，卷一〇，页188，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7年。
[9]查屏球从日本辑得严子安“和《三体唐诗》绝句”一百六十一首，所撰《日本藏南宋遗民诗人严子安“和唐诗”辑考》一文，用到严恭相关资料，论证其系同一人，并目为类于汪元量的南宋遗民诗人。其推断全误。该文所引据《晓风集》即有“大明朝有严子安”语，无有证据可以否定。此“严子安”应是明初人，与严恭这个“严子安”无涉。《学术界》总第172期，2012年9月。
[10]前揭《周密集》第三册，页1。癸辛街即今杭州仁和路。
[11]（清）陆心源：《穰梨馆过眼录》卷九，叶二十五上，光绪十七年吴兴陆氏刻本。
[12]前揭《故宫古琴》，编号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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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陶宗仪《南村辍耕录》等所记施姓斫琴师
周密《云烟过眼录》之后，系统著录历代斫琴师名姓的，见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书前有“至正丙午夏六月，江阴孙作大雅序”[1]，是为至正二十六年（1366），书中最晚出现的年号是此前一年的乙巳（1365），见卷二十四“木冰”条[2]，其时距入明仅差三年。而卷二十九录有“斫琴名手”如次：
隋
赵耴【耶】利
唐
雷霄 雷威雷珏 雷文 雷迅 郭亮一作谅，皆蜀人 沈镣 张越皆江南人 金儒大中进士 僧三慧大师
宋
蔡叡【献】 朱仁济 卫中正庆历中道士 赵仁济兴国中 马希仁 马希先一作仙，崇宁中 金渊绍兴初 金公路即金道，绍兴初 陈亨道髙宗朝 严撙 马大夫 梅四官人 龚老应奉 林杲东卿
元
严古清㳟，字子安，撙之孙，梅四之壻【婿】 施溪云 施谷云 施牧州[3]
对照周密《云烟过眼录》的“古今斫琴名手”，陶宗仪于隋唐有所添加。北宋除马希亮作马希先外[4]，少一“僧智仁”，多一“赵仁济”。而这个“赵仁济”，以及漏录的“僧智仁”，与唐人中的“金儒”、“僧三慧大师”，均见于《云烟过眼录》他条[5]。至于南宋诸人，则完全是照抄了。
而“元”是新添部分，记有四人。严古清条下附注“撙之孙，梅四之壻”也来自《云烟过眼录》。而“恭，字子安”，或许是他读过邓文原的文集。至于其他三人，“施溪云、施谷云、施牧州”，则前所未见。而三人均姓施，不免让人揣度来自一个家族，溪云、谷云像是同辈人，牧州是否更晚一辈？这些都难以查考了。不过施牧州的子嗣，却有线索。刘绩《霏雪录》云[6]：
绩之从祖祖父广信教授府君，好鼓琴，尝蓄一“雅友”琴以自娱。府君卒，因乱竟流落人间。钱唐施彦昭，牧州子也，世以知琴名。余尝质之彦昭，曰寔良材也，今在吴中士人家云。
是可知施牧州也是杭州人，有子彦昭，“世以知琴名”，而得刘绩顾问。刘绩生卒年不可考，《霏雪录》记事最晚至永乐二年（1404），距明开国已36年，则大体元明之际在世。其所云者，系“因乱竟流落人间”后多年事。而此条记事中，“尝质之”的回忆语调，又显示应在入明未远。钱谦益《列朝诗集》选有“刘西江绩”诗，小传云“绩字孟熙，山阴人……家有西江草堂，人称为西江先生”。其下收《月夜独坐忆钱唐暹师房听施彦昭摘阮》：“忽思吴客四条弦，出谷新莺咽洞泉。一曲醉翁何处听，冬青树底佛堂前。”[7]又刘仔肩《雅颂正音》收陶凯《赠琴士施彦昭》[8]：
君不见鸣琴无赏音，伯牙绝弦仍破琴。又不见斫琴无良工，焦琴终为爨下桐。大江之南多好山，孤桐往往生其间。武林城中百万家，斫琴施氏良足夸。嗟哉施氏之外无复人，桐树槁死终为薪。今人好尚与古异，人间雅琴多弃置。雅琴苦少，秦筝苦多，嗟哉施君将奈何。
是可见彦昭可以鼓琴，可以摘阮，当然更是斫琴世家，“武林城中百万家，斫琴施氏良足夸”。凯字中立，临海人，《明史》有传。洪武初荐修《元史》，官至礼部尚书，礼乐典章多由其制定。只是在朱元璋那儿，最终谁也别想好死，据说其自号“耐久道人”为朱所恶，洪武八年（1375）就被找个由头杀了[9]，大概是为证明其“耐久”之不可信。复参雷礼《国朝列卿记》“国初礼部尚书行实”陶凯条，云“至元中……隐居教授，主杭州施允弘家塾。我太祖初起兵，闻名访凯”[10]，则从后至元起寓杭州，想必因此与施家有交往。
王直（1379—1462），永乐二年进士，历仕洪熙、宣德、正统、景泰，天顺年间去世。其《抑庵文后集》卷七有《宜兴吴氏翰墨序》[11]：
诗文书札共一卷，凡二十九通。前元及国初诸名公之作，宜兴吴景春氏所辑也……其《清言室记》及《送施彦昭修太庙乐器序》二首，不知作者为谁。而其中有称启者，岂即后诗所谓青邱生者乎，若然，则高侍郎季廸也。独字画不类，可疑耳……《送施彦昭》，以为政不行，辟诸琴瑟不调，欲更化以去积弊召和气，有味哉其言也。
宜兴吴景春收藏一卷名人墨迹，请王直题识以增身价。其中《送施彦昭修太庙乐器序》，未署作者，王直从文中“有称启者”猜测即“髙侍郎季廸”。复查高启《凫藻集》，确有《送钱塘施辉修太庙乐器序》[12]：
至正二十三年，四方粗平，大藩远夷悉效职贡。天子以惟列圣降佑，用克康济斯难，将有事于太室。以告成功，以答灵贶。而乐器故弊，惧无以格神召和。乃命春官某，驰传江南，爰求善工以修制之，于是钱塘施辉以斫琴应诏。昔我世皇受命，既定海宇，肇造一代之乐，时辉之祖实以是艺进，得官而归。今辉能世其业，际中兴之运，复得用于宗庙之间，是可嘉矣……故其行也，士大夫咸饯以诗，而俾启为之序。
王直所见显然就是此文，由“而俾启为之序”推断作者即高启。对照二者篇名，王直所见“送施彦昭修太庙乐器序”，高启文集题为“送钱塘施辉修太庙乐器序”，因知施彦昭名辉字彦昭。
此文撰作于至正二十三年（1363），其时天下大乱，距元明革鼎仅有区区五年。“四方粗平，大藩远夷悉效职贡”云云，无非政治正确而已。值此之际，朝廷征召工匠修宗庙乐器，倒真是好整以暇。这是大事，自有史官载录。《元史》卷六十八志第十九礼乐二：“二十三年，忽都于思又奏，太庙乐器编钟笙匏，岁久就坏，音律不协。遂补铸编钟八十有一，合律者五十，造笙匏三十有四。”[13]
施辉彦昭北行，大概参与的是“造笙匏三十有四”。风光如此，高启赠序之外，“士大夫咸饯以诗”。与高同列“北郭十友”的唐肃，有《送施彦昭修宗庙雅器》：
世祖开基日，先臣应诏时。后夔闻抟拊，威凤见来仪。帝格南郊享，神颁太庙釐。于今修旷典，家业汝能追。
诗题附注“元初乃祖寔造之”[14]，即高序“辉之祖实以是艺进”。可知其祖父名“寔”或“实”，元初应高启所言“世皇”、唐肃所言“世祖”，亦即忽必烈的征召，制作宗庙乐器。元末朝廷修造，施辉再被征召，自是理固宜然。大约是北行经过苏州一带，求得高、唐等诗文。高启所谓“能世其业”，唐肃所谓“家业汝能追”，确也不是谀语。可以补说一句的是，甫入明时，高启和唐肃即皆为洪武词臣，不几年以细故都死在了朱元璋手里。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记录几位施姓斫琴师，而未及施辉，显然并不知晓。是书成于至正二十六年（1366），其时宗仪隐居松江华亭著述有年，故或未悉三年前，亦即至正二十三年（1363），施辉北行的轰动。今依托诸家所记施辉事，可以勾勒有元一代此一施姓家族世次：第一代施实或施寔，是否陶宗仪所记施溪云或施谷云不可知。元初为忽必烈所招，造宗庙乐器，则其系宋元之际，杭州一地著名斫琴师，而不为《云烟过眼录》所记，是也奇怪，或者周密系宋遗民，因施氏应征而有意不记？亦未可知。第二代施牧州，斫琴主要应在元中期。第三代施辉彦昭，则在元明之际。
遗憾的是，元代前后此一重要斫琴世家，存世古琴器中，至今尚未发现他们的任何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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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
[1]前揭《陶宗仪集》中册，页177。
[2]前揭《陶宗仪集》中册，页596。
[3]前揭《陶宗仪集》中册，页694。
[4]此处作“马希先”，或源于鲜于枢《困学斋杂录》“京师名琴”项下，凡三见。其中周密《云烟过眼录》所记腹款有马希仁与马希亮的两琴，鲜于枢均记为“马希先”。无页码，清知不足斋丛书本。
[5]前揭《周密集》第四册，页93－95。金儒见“赵德润藏”条，言及“高彦敬二琴”之一的“鸣玉”，款“唐大中五年，处士金儒斫”，陶宗仪误抄为“进士”。三慧大师见“廉端甫所藏”条，记其“秋籁”琴。僧智仁、赵仁济亦见此条，“鲜于伯机收唐琴”者，有“僧智仁重修”款；“李公略收雷威百衲琴”者，有太平兴国七年“赵仁济再补修”款。
[6]（明）刘绩：《霏雪录》，无页码，明抄本。
[7]（清）钱谦益：《列朝诗集》乙集第八，叶四下，清顺治九年毛氏汲古阁刻本。
[8]（明）刘仔肩：《雅颂正音》卷二，叶五上—下，明洪武三年刻本。
[9]《明史》卷一三六“列传第二十四”，页3934—3935，中华书局，1974年。
[10]（明）雷礼：《国朝列卿记》卷三九，叶八下，台湾文海出版社1988年据明万历间刊本影印，页2460。
[11]（明）王直：《西昌王抑庵集四十卷》，“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三十三册，卷二三，叶十一下—十二上，黄山书社2013年据清同治六年王启鑅重刻本影印。
[12]（明）高启：《青邱高季迪先生凫藻集》卷二，叶五下—六上，清雍正金檀文瑞楼刻本，吴梅校补并跋。
[13]《元史》卷六八“志第十九·礼乐二”，页1696，中华书局，1976年。
[14]（明）唐肃：《丹崖集八卷附录一卷》，“明别集丛刊”第一辑第十四册，页二三，黄山书社，2013年据清研古楼抄本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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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明万历年间涉及朱致远的记录
朱致远作为斫琴师，素有大名。今存腹款“赤城朱致远制”，以及类似者，所见甚夥。明清琴中署朱致远伪款，阖耳闻与目睹，难以缕述。然求其真器，寥若晨星，所知不过五六床。未见者固然还会有，但也应该屈指可数了。此中以故宫博物院朱致远款无名仲尼式琴（图四）可为典型。全器比例停匀，细节处处到位，堪称完美无瑕。满身冰纹断，说明斫制时材料处理得非常稳定。而音声奇古透润、匀静清圆，九德皆备，可谓无善弗具。腹中刻楷书款“赤城朱致远制”[1]。此琴作为无可非议的标准器，证明朱致远绝非浪得虚名，确乃古琴斫制史上的一代大匠。半个世纪前，故宫博物院为古琴器定级，珉中先生于当年宫中仅有两床唐琴“九霄环佩”与“大圣遗音”之外，越过七八床宋琴，独取此无名仲尼，与两唐琴鼎足而三，定为一级品，良有以也。
朱致远款琴伪器既多，恰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以及广泛的认知度。存世古琴，署唐李勉及雷威等蜀中雷氏家族伪款者最多，实则没有一件真器。除此之外，大概就应该算朱致远了，好在还有真款器存世。近三四百年，朱致远几乎就等于元琴，只要是朱致远款，无论其真伪，藏家、琴人的第一反应，总是“元琴”。
此节向来无人深究。朱致远款基本都只是简单的名款，一般不署制作年份。调查存世典籍，整个明代，万历以前根本找不到朱致远的任何资料。而万历以还所有提及朱致远的文献，除其姓名之外，也没有更多的其他信息。
降至清代以下，除了一些藏琴著录以外，涉及朱致远的材料，未超出万历年间所记载，故暂不涉及。先列明晚期提及朱致远的几部著作：
高濂《遵生八笺》【万历十九年（1591）】
张应文《清秘藏》【万历二十三年（1595）】
胡文焕《文会堂琴谱》【万历二十四年（1596）】
屠隆《考槃馀事》【万历三十四年（1606）】
张大命《阳春堂琴经》【万历三十七年（1609）】
孙丕显《燕闲四适》【万历三十九年（1611）】
林有麟《青莲舫琴雅》【万历四十二年（1614）】
文震亨《长物志》【天启元年（1621）】
项元汴《蕉窗九录》【清初伪托】
三部琴书以外，其他六种都广为人知。《四库全书》除《燕闲四适》未收，馀五种均归于“子部杂家类杂品之属”，《遵生八笺》《清秘藏》《长物志》收录，《蕉窗九录》《考槃馀事》存目。“杂家”分六类，“旁究物理，胪陈纤琐者谓之杂品”[2]，其案语云[3]：
古人质朴，不涉杂事。其著为书者，至射法、剑道、手搏、蹴踘止矣。至《隋志》，而《欹器图》犹附小说，象经、棋势犹附兵家，不能自为门目也。宋以后则一切赏心娱目之具，无不勒有成编，图籍于是始众焉。今于其专明一事一物者，皆别为谱录。其杂陈众品者，自《洞天清录》以下，并类聚于此门。盖既为古所未有之书，不得不立古所未有之例矣。
“杂品”乃四库馆臣新立的门类，收书11部，存目26部。而推其源头，则是宋末赵希鹄的《洞天清禄集》，误作《洞天清录》，评价“其援引考证，类皆确凿，固赏鉴家之指南也”[4]。其下元初周密《云烟过眼录》，则言“是书记所见书画古器，略品甲乙，而不甚考证”[5]，但周密见闻既广，四库提要亦费大篇幅引证。至明初曹昭《格古要论》，则“其于古今名玩器具真赝优劣之解，皆能剖析纤微。又谙悉典故，一切源流本末，无不厘然，故其书颇为赏鉴家所重”[6]，甚为推崇。
而论及明后期的此类著述，评价可谓急转直下。如《遵生八笺》提要：“书中所载，专以供闲适消遣之用。标目编类，亦多涉纤仄，不出明季小品积习，遂为陈继儒、李渔等滥觞。”[7]《清秘藏》提要：“……而皆不著所出，盖犹沿明人剽剟之习。”[8]实则万历期间此类书大量问世，是当时文化风气所使然，所谓“剿袭清言，强作雅态”[9]，滔滔者皆是。盖因出版市场有此需求，已不复赵希鹄、周密、曹昭当年的情景。著者互相剿袭，仓皇成书，又多不言出处。时到如今，其资料来源早已难得说清了。
涉及朱致远的这几部书，《考槃馀事》多来源于《遵生八笺》[10]；《蕉窗九录》系伪书，“殆稍知字义之书贾……依托之以炫俗也”[11]，内容多抄袭《考槃馀事》[12]；《清秘藏》“其文则多采前人旧论”[13]；《长物志》自也未能免俗[14]。不过考证这些著作的具体情况，并非本文的任务，因此只就涉及古琴尤其朱致远的记录，予以讨论。
这些记录，自然也脱不了辗转袭抄。但关于朱致远的年代，却有两说。现先引成书最早的《遵生八笺》，其卷十五“燕闲清赏笺”中卷“古琴新琴之辨”云[15]：
……求古不得，如我明髙腾、朱致远、惠桐冈、祝公望诸家，造琴中有精美可操，纤毫无病者，奈何百十之中始得一二。若祝海鹤之琴，取材斫法，用漆审音，无一不善，更是漆色黑莹，远不可及。其取蕉叶为琴之式，制自祝始。余得其一，宝惜不置，终日操弄，声之清亮，伏手得音，莫可逾美，何异古琴。且价今重矣，真者近亦难得。
祝海鹤蕉叶式琴，乃高濂自藏。而祝海鹤即祝公望，似乎他并不太清楚。此处提及“我明高腾、朱致远、惠桐冈、祝公望”四家，朱致远赫然被认为明人。这是高濂从自藏器目验，还是转述前人之说，已不可知。
此后不数年，张应文成书《清秘藏》，卷下“叙斫琴名手”，其隋唐宋元的部分，袭自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最后“我朝则高腾、朱致远、惠桐冈、祝公望，皆其选也”[16]，与高濂所举全同，或许抄自《遵生八笺》，但也或许与《遵生八笺》共同来自更早的今已失传的旧籍。
晚于《遵生八笺》《清秘藏》二十年左右，则有张大命《阳春堂琴经》、孙丕显《燕闲四适》、林有麟《青莲舫琴雅》，三书有关资料来源相似。《阳春堂琴经》卷七“斫法”记唐宋元斫琴师，“按弇州记”云云，则来自王世贞万历初年刊刻的《弇州山人四部稿》，世贞抄自《南村辍耕录》而不云出处。卷十一“琴窓杂记上”记“明琴工”，自注“遵生笺”[17]。《燕闲四适·琴适》“古今斫琴名手”不注出处，除了几条抄自他书，与正文对不上号的双行夹注[18]，其与《阳春堂琴经》一样，明以前和“我明”，分别来自《弇州山人四部稿》和《遵生八笺》。
至若《青莲舫琴雅》，作者自云“癸丑长夏，偶棹青莲舫，过西泖之塔院……余乃就行笥，捡先哲所载有关琴德者，荟撮成之，并录往式”[19]，而也并不注原始。“斫琴名手”项下，隋唐宋元人名，应该还是本之于《南村辍耕录》，但其中插入不少向所未见于斫琴师著录的姓名，唐有张受益，宋有方端父、樊浑氏、赵节斋、郭佑，元有赵菊斋、杨守斋、伯机。其中不少让人觉得极为陌生。查找之下，才知抄自周密《志雅堂杂钞》卷上“诸玩”条，系周亲见亲闻“南北名琴”的藏家[20]，与“斫琴名手”完全搭不上边。而林有麟复又粗枝大叶，抄得七零八落，差错不少。“宋”项下，“方端父”当作“廉端父”，“樊浑氏”当作“樊泽卜氏”，“郭佑”当作“郭佑之”，此并赵节斋，以及被置于“唐”的张受益，与周密同时，俱是宋末元初人，根本无所谓唐人。而置于“元”的“伯机”系鲜于枢。至于“赵菊斋”，乃“赵菊坡”之误，此公即赵与訔，是赵孟頫的父亲。他与“杨守斋”即杨缵，分别逝于咸淳元年（1265）和三年（1267），反而是彻彻底底的宋人。
明代部分，林有麟列出的人名是“高腾、朱致远、惠桐、祝公望、祝海寉”[21]，则袭自高濂。祝公望和祝海鹤一并抄入，倒确实是他贪多务得外加生吞活剥的作风。不过，阖《遵生八笺》《清秘藏》《阳春堂琴经》《燕闲四适》《青莲舫琴雅》之记载而观之，万历年间，对于本朝前期的斫琴名家，高腾、朱致远、惠桐冈、祝公望四家，有一个不断相袭的记录过程，或许此前还有更早一些的已湮灭的文献来源。这其中朱致远是被明确认定为明人的。现已难确认其最初说法是起于高濂，还是更早的某人。但无论如何，明代中期以降有朱致远系明人一说，而其原始不可能毫无实物依据，是可以判断的。
而也在同一时期，关于朱致远，却另有元人一说。现存资料最早的，见于胡文焕《文会堂琴谱》卷一“博考第六名琴”[22]：
秦汉古琴绝不可得，想历年远甚，世无畜者。唐琴莫善于雷文张说，间有畜者，然亦真赝相参，须辨之。下迨宋元，若施木舟，若朱志远，其琴断纹渐出，今之古琴，多出二氏。我朝成化间则有丰城万隆，弘治间则有钱唐惠祥，其琴擅名当代，人多珍之。又樊氏路氏琴，京师品为第一，未审何许人。
就此琴谱的整体而言，可以推断此节文字，应该也是有所本的，并非胡文焕自己所为。其中唐宋元明提及六位斫琴师。而最后的“又樊氏路氏琴，京师品为第一，未审何许人”，则完全是错的。樊氏路氏早了去了，见于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下，其文曰：“京师又以樊氏、路氏琴为第一。”[23]此未必是胡文焕抄错，大概他所依据的那个本子已经错了。
这段文字，唐琴举“雷文张说”，“说”通“悦”，更早文献，一般写的是“张越”，也有作“张钺”的。以此二人作为唐代斫琴的代表，最初是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其次是曹昭《格古要论》。
至于“我朝”，“成化间则有丰城万隆，弘治间则有钱唐惠祥”。惠祥应就是《遵生八笺》等书中的“惠桐冈”，“桐冈”其号。有关惠祥的琴，是有绝无疑问的传世品的，即今存故宫博物院无名仲尼式琴，腹款记录弘治十一年（1498）“制琴人惠祥斫制于武英殿”[24]，斫成后从未离开过紫禁城。至于万隆，弘治《将乐县志》“秩官”、嘉靖《延平府志》“历官”载“广丰仓大使”有“万隆”，下注“江西丰城人，成化间任”[25]。嘉靖《丰乘》“科第表”之“万隆”条言：“先官闽大使，以能琴得幸宪宗，授少卿。”[26]万历《新修南昌府志》“选举”亦有“万隆”，注“以善琴历鸿胪少卿”[27]。不过，“能琴”“善琴”指的是弹奏还是斫制，并不清楚。但总之《文会堂琴谱》中，所记二人的年代、籍贯都是准确的。
值得注意的，则在其间“下迨宋元，若施木舟，若朱志远，其琴断纹渐出，今之古琴，多出二氏”。与此相似的记录，见于《考槃馀事》《蕉窗九录》《长物志》。署名项元汴的《蕉窗九录》系伪书，有关部分，全部抄自屠隆《考槃馀事》。文震亨《长物志》则是相关内容的撮录。故只引《考槃馀事》如下[28]：
唐琴
蜀中有雷文张越二家，制琴得名。其龙池凤沼间右舷，馀处悉洼，令关声而不散。
宋琴
宋有琴局，制有定式，谓之官琴，馀悉野斫。有施木舟者，造琴得名，断纹渐去。
元琴
有朱致远，造琴精绝。今之古琴，多属施、朱二氏者。
国朝琴
成化间有丰城万隆，弘治间有钱塘惠祥、高腾、祝海鹤，擅名当代，人多珍之。又樊氏、路氏琴，京师品为第一。大抵琴以音为主，其音善矣，又何必拘拘以为古哉。
蕉叶琴
取蕉叶为琴之式，制自祝海鹤，甚佳。
此节资料均有来源，丝毫没有屠隆本人独得的记录。其“唐琴”与“宋琴”的前半部分，来自曹昭《格古要论》。“宋琴”的后半部分与“元琴”，以及“国朝琴”中的万隆、惠祥，包括搞错了的樊氏路氏，与《文会堂琴谱》一致。但从文字看，显然并非抄自该书，二书应有同样的来源。“国朝琴”的其他部分和“蕉叶琴”，以及其后未引的“百衲琴”，均来自于《遵生八笺》。文字两相联缀，高腾、祝海鹤置于惠祥之后，故而皆成为弘治间钱塘人了。那么还剩下一位朱致远，则作了关键调整。因已根据其他资料列属“元琴”之次，故“国朝琴”中，高濂原所提及的“我明”的朱致远，就被删除了。
《文会堂琴谱》“下迨宋元，若施木舟，若朱志远，其琴断纹渐出，今之古琴，多出二氏”，“朱志远”当为“朱致远”之误抄。“今之古琴，多出二氏”其所云者，可见出此段文字的最原始作者，应该见到一定数量的施、朱之作。因为年代相距不远，故虽为“古琴”，也才“断纹渐出”。《考槃馀事》作“断纹渐去”，亦系抄误。
另外，所谓“施木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南村辍耕录》中的“施牧州”。可能音同而讹，但更可能真就原名“木舟”。匠作之门，本就文化程度不高，是真会这么起名的。后来斫琴有成，与文人学士有所交往，或被建议取个雅致的“牧州”以为号。类似的例子，古今都不难找到。推源其原始记录者，应是真实见到琴器实物的腹款，而知道“施木舟”之名。因明人如需作伪，则一定会根据《南村辍耕录》写为“施牧州”的。
《文会堂琴谱》所录，似乎是更接近原始文字的版本，施、朱二氏，笼统归于“宋元”，颇为含糊。《考槃馀事》像是将同一条中的施、朱拆成两条，分属宋、元。其实二者都并不精确。但也由此，朱致远在明代后期有了元人一说。属明属元，至晚在万历年间，记载已经出现了矛盾。
有关朱致远，典籍中已经没有更多资料了，因而也无从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只好揆之琴器实物。今所见无疑之真鼎，如故宫博物院藏无名仲尼式琴、俪松居藏“金声玉振”仲尼式琴，腹款均为“赤城朱致远制”。即所知大量冒名朱致远的伪器，明清迤至近代，绝大部分也都是这个款识。器物作伪有个规律，多是以常见和著名的为蓝本。合真器伪器而观之，“赤城朱致远制”显然是他最为普通和习惯的落款方式。那么也只能从这几个字入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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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
[1]前揭《故宫古琴》，编号十四。
[2]前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一七“子部二十七·杂家类一”，页2451。
[3]前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二三“子部二十三·杂家类七”，页2579。
[4]“洞天清录一卷”，前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二三“子部二十三·杂家类七”，页2573。
[5]“云烟过眼录四卷续录一卷”，前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二三“子部二十三·杂家类七”，页2574。
[6]“格古要论三卷”，前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二三“子部二十三·杂家类七”，页2575。
[7]“遵生八笺十九卷”，前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二三“子部二十三·杂家类七”，页2576。
[8]“清秘藏二卷”，前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二三“子部二十三·杂家类七”，页2576。
[9]“遵生八笺十九卷”，前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二三“子部二十三·杂家类七”，页2576。
[10]参看欧贻宏：《<遵生八笺>与<考槃馀事>》，《图书馆论坛》1998年第1期。
[11]“蕉窗九录”，前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三〇“子部四十·杂家类存目七”，页2714。
[12]参看翁同文：《项元汴名下<蕉窗九录>辨伪探源》，《故宫季刊》1983年第4期。
[13]“清秘藏二卷”，前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二三“子部二十三·杂家类七”，页2576。
[14]近年[英]柯律格《长物》一书，可以参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
[15]（明）高濂：《雅尚斋遵生八笺》，卷一五，叶七十六上—下，明万历十九年刻本。
[16]（明）张应文：《清秘藏》卷下，叶二十一，清光绪翠琅玕馆丛书本。
[17]《琴曲集成》第七册，页313，中华书局，1981年。“按弇州记”所录，见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七一“说部”，页十四下，明万历世经堂刻本。
[18]《琴曲集成》第八册，页6—7，中华书局，1989年。按，该书目录作“古今斫琴手”。
[19]（明）林有麟：《青莲舫琴雅》，叶二下－三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据明万历刻本影印，子部七四，艺术类，齐鲁书社，1995年。
[20]前揭《周密集》第四册，页25。本书所据各本，“南北名琴”均作“直北名琴”，盖误。
[21]前揭《青莲舫琴雅》卷三“斵琴名手”条，叶三十二上—下。
[22]《琴曲集成》第六册，页137，中华书局，1987年。
[23]（唐）李肇：《唐国史补》页58。《唐国史补·因话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24]前揭《故宫古琴》，编号十九。
[25]弘治《将乐县志》卷三；嘉靖《延平府志》“官师志”卷二。
[26]嘉靖《丰乘》卷二。
[27]万历《新修南昌府志》卷十七。
[28]（明）屠隆：《考槃馀事》页47－48。《考槃馀事·瓶史·花谱·飞凫语略》，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8年据龙威秘书本排印。“唐琴”项下，“右舷”当作“有舷”；“宋琴”项下，“琴局”当作“官琴局”。均系传抄漏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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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揆之琴器的朱致远
所谓“赤城朱致远”之“赤城”，指的当然是他的本籍。于今县级以上建置称“赤城”的，有河北省张家口市赤城县，故琴界大多觉得朱致远即此地人。早在《水经注》，记载有沽水流经的“赤城”，其地得名于山石多赤的赤城山[1]。但作为聚落其实是很小的，北宋时属辽，南宋时属金，尚无建置。到了元代，赤城为上都路云州赤城站，也就是个驿站。洪武三年（1370），改为云门驿。明宣德五年（1430）易名赤城堡，为万全都指挥使司所统领，说白了就是个军事堡垒。至于现在的赤城县，晚到康熙三十二年（1694）始置。
一般来说，类似于“赤城朱致远”这样的自署方式，除非特别缘由，其地名总在州府郡县级次。东汉以降，门第阀阅逐渐兴盛，名门望族以姓氏别尊卑，往往与所在地域相联系。著名如东晋琅琊王氏、陈郡谢氏，亦即“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其所云者，说的正是他们的不“寻常”。至于自署，则“自唐人著郡望”[2]，郡望亦称地望或族望，加于姓名之前，所以别门第也。随着科举的兴起发展，门阀制度衰歇，但宋以后此种自署方式依然常见，而更不限于高门大姓了。朱致远以一琴工，如此标识，或许有出身家族原因，也可能没什么特别的缘由，无非揭示本籍以示庄重。正如小说戏曲中，“吾乃常山赵子龙”云云，大家耳熟能详的自报家门而已。但他所可能在的年代，今之赤城县，或为“站”，或为“堡”，是不可能自署于姓名之前的。当时此地人士，于元应署“云州”，于明初洪武年间，大概是要署“北平”的了。
如此说来，朱致远绝不会出于今河北省赤城县一带。当然，历史上以“赤城”为地名的，不止这一处。其他名为“赤城”的地方，有今甘肃省庆阳县的赤城镇，和四川省蓬溪县的赤城镇。但这两个地名的级别，也高不到哪儿去，同样不会拿来作为本籍自署。
陆游《将之荣州取道青城》:“倚天山作海涛倾,看遍人间两赤城。”自注云:“青城山,一名赤城。而天台之赤城乃予旧游。”[3]所谓“两赤城”，都是山名。四川青城山，元明时其所在地称灌州、灌县。而另外一处浙江天台的赤城山，亦即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中，“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的“赤城”[4]。收于《文选》的孙绰《游天台山赋》，“赤城霞起而建标”，李善注引东晋支遁《天台山铭序》：“往天台，当由赤城山为道径。”又引刘宋孔灵符《会稽记》：“赤城，山名，色皆赤，状似云霞。”[5]“赤城霞”亦成为后代著名的典故。李白两度游天台山，其《天台晓望》：“天台邻四明，华顶高百越。门标赤城霞，楼栖沧岛月。”[6]出典正在于此。赤城山在今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西北，为天台山之南门。当然，如果“赤城”仅是山名，那也不可能被引为籍贯所在。
宋初《太平寰宇记》记录萧梁时，曾在此地设赤城郡[7]。此说不知来源，或未可尽信[8]。但南宋嘉定年间陈耆卿正因此有《赤城志》之作，宝庆和绍定时又有林表民的《赤城续志》和《赤城三志》，元元统年间有杨敬德《赤城元统志》（杨大中《赤城志》或为一书），明弘治年间有谢铎《赤城新志》，嘉靖年间有王启《赤城会通记》，这些志书与同时期以“台州”为名的方志并行。另外南宋林表民编有《赤城集》，明谢铎编有《赤城后集》和《赤城论谏录》[9]。
如此等等，均可见从南宋中期到明中期，“赤城”作为台州的别称，是通行而为人熟知的。只是明末以后，地方志再无以“赤城”为名的了，这表明或许此一别称不再通行。台州宋代称“州”，元代称“路”，明代称“府”。而所谓“赤城朱致远”，不管属元属明，在他可能的那个时代，人人皆知“赤城”就是台州，于姓名之前标示并无疑义。而到后来以至如今，“赤城朱致远”其所云者，反而让人颇费思量，以为来自于北京以北的长城脚下。其实，“赤城”当为台州，于治史者本不待多言。唯琴界误会已久，故不避辞费如此。
南京博物院藏有一床无名仲尼式琴（图五），琴背刻长篇文字，云：
天台朱致远先生，以善斫焦桐，孤鸣当世。迄今几三百年，未有能祧其名者。余官辙所及，搜求逸材，要以此琴为无上之等。爱其清拔疎越，超超元著，直使六雷袖手，两马低眉。故作斯铭。铭曰：绿绮初调，黄庭甫毕，万籁无声，太华夜碧。天启七年丁卯三月既望，香光居士董其昌识。
图五 董其昌铭无名仲尼式琴
下镌“董其昌印”白文印，“宗伯□□”朱文印[10]（图六）。印章剥落阙文当为“学士”，董其昌天启五年（1625）曾任南京礼部尚书，是以称“宗伯”。文中“六雷”指的是唐代斫琴的雷氏家族，具体哪六位不是太好确认。《南村辍耕录》以下，一般记雷霄、雷威、雷珏、雷文和雷迅五位，不过更晚近还有“九雷”之说，此处皆不必深究。“两马”则是北宋马希仁、马希亮或作马希先。
图六 董其昌款铭文
该器只见图片，据说腹款漶漫，不可辨识，意必原系朱致远款。是否朱氏真器，笔者尚未上手实物，不敢意定。但其绝非董其昌“要以此琴为无上之等”的原器，则是可以肯定的。琴背文字，乃董记载此事的一则已经佚失的札记，原可能还有一个标题，涉及琴名。这段文字本不是要拿来全部刻在琴上的。刻于原器的，只能是其中的“铭”，也就是“绿绮初调，黄庭甫毕，万籁无声，太华夜碧”十六字。最可能的排列方式，是各有八字分布龙池两侧（图七）。
图七琴器常规铭刻示例：故宫博物院藏唐“大圣遗音”神农式琴（局部）
南京博物院此无名仲尼，其曾经的拥有者，应是见到董其昌的这则札记，奉若拱璧，生怕他人不信，于是全篇都刻到琴背上，反而露怯。其实，“故作斯铭，铭曰”一语，董其昌已经指出准备镌刻的，就只是“铭曰”的十六字。此器写刻，或因临写仿作，或因过手刻工，字风已与董书形似神离[11]。不过，也因此留存了这段董其昌文字。也就是说，该琴所刻的内容并非伪作。首言“天台朱致远先生”，而朱致远习惯署“赤城”，其所斫制，明末并不罕觏，如系作伪，何必举“天台”而多生事端？
需要说明的是，所谓“天台朱致远先生”之“天台”，所指应该是台州，而未必是其治下的天台县。嘉定《赤城志》“叙州”言，唐武徳年间“置台州，取天台山而名”[12]。而作于嘉定元年李兼的《天台集序》：“州为一集，在昔有之。近岁东南郡皆有集££然则州集，其地志之遗乎？天台㠯山名州……”[13]均谓“台州”得名于天台山，因而“天台”就被作为台州别称，其治所也曾被称为“天台郡”，至成为台州一地志书的书名，如已佚元至治《天台郡志》。历史上台州士人，无论籍属何县，多自署“天台”。此类例子甚多，《赤城志》的编者陈耆卿，系临海县人，而不管是自己的文章，还是别人的文章，都有称“天台陈耆卿”的。再如宋元之际的胡身之，系宁海县人，自署“天台胡三省”。元明之际陶宗仪，系黄岩县人，自署“天台陶九成”[14]。此不胜枚举，盖“吾台以天台山得名，古来撰述之家，籍隶台州，多题天台”[15]。董其昌的“天台朱致远先生”，当然也是这种情况。朱致远台州人无疑，而至于具体是哪个县的，则已无从索考。
杨宗稷《琴学丛书》“琴学随笔卷之一”，有这样一条记录[16]：
五知斋云，朱致远琴有赤城朱致远或朱远字，今所藏者皆有牛毛梅花断纹，铁梨木岳龈。又云斫琴名手，元有朱致远。惟浙江通志竟无远名，或非天台之赤城也。予得一张，款式皆相符合，腹有慎庵朱远四字，音极佳。
时百以《浙江通志》没有朱致远的记载，怀疑他并非台州人。其实所谓“通志”，涉及的内容极为庞杂，可收而未收的人物所在多是，漏列朱致远这样的工匠，是毫不奇怪的，其所怀疑未免孟浪。
清谱中言及朱致远罕见，杨时百所引《五知斋琴谱》，其卷一“历代圣贤名录”朱致远名下云[17]：
制仲尼式琴，音韵超越，岳山焦尾，俱用铁梨木。今之藏者，皆有牛毛、梅花断纹。腹内俱有赤城朱致远字样，或朱远字样。
所谓“今之藏者”，可见是制谱者或其周边人等有这样的收藏。杨时百的“予得一张”，腹款为“慎庵朱远”。据“琴学随笔卷之一”另条所记，这床无名琴，时百后来还是取了琴名[18]：
惟琴铭不易作，琴名尤不易定。有朱远所制者，得之经年不能定其名，近始以“逸民”名之。题池上云：慎庵朱远，款皆不书年，相传为元人，意者南渡逸民欤。此其最精者，因以“逸民”名之。铭曰：朱远所制，都无年纪。南渡逸民，义熙甲子。五柳先生，琴曰贫士。得此为偶，千秋并峙……
杨时百每得琴，辄作长篇题刻，坑谷俱满方能惬心。当然，如此绝非琴铭体例，而是在琴背发表文章了，倒也可算是前无古人。此器缘由“意者南渡逸民欤”，遂名之“逸民”，他这也是想多了。“义熙甲子，五柳先生”云云，典出《宋书》陶潜传。言义熙十四年（418），刘裕弒晋安帝，随之以宋代晋，年号永初（420始）。渊明“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19]。其或出附会，惟后世遗民，际会鼎革，每效仿“义熙甲子”故事。朱致远斫琴不书年款，时百以为同属别有怀抱，至言之凿凿，亦可发一噱。
杨宗稷《琴学随笔》己未（1919）七月成书于北京[20]，次月的八月二十五日，南方举办了现代首次全国性古琴雅集，“假座苏州城内护龙街尚书里顾家别墅，一名怡园”[21]，此即著名的“怡园琴会”。时百受邀而未往。一年后，组织者叶希明刊刻《会琴实纪》，卷六“琴考”收录的第一床琴，记载如下[22]：
游龙 仲尼式，牛毛断纹。吴县顾鹤逸家藏。
龙池内刻“慎庵朱致远制”，楷书。
顾鹤逸实即怡园琴会的东道，除提供私家花园作为场地之外，他还出示家藏琴器于会中陈列，是可知当年苏州铁瓶巷过云楼中，曾有过这么一床署有“慎庵朱致远”腹款的藏琴。
此琴与杨时百腹款“慎庵朱远”的藏琴，今均已不知流落何处，但都很有可能是真器。盖相对“赤城朱致远”，无论“朱远”还是“慎庵”，以往文献罕有著录。尤其“慎庵”，《琴学随笔》与《会琴实纪》之前，尚未见有人提及。一床“朱远”，一床“朱致远”，不约而同生造出“慎庵”，那也未免匪夷所思。看来“慎庵”是朱致远的别号，取“慎”为号，或许正是其斫器的自我诫勖。
关于“慎庵”，故宫博物院另有一无名仲尼式琴，琴背有乾隆铭、印，乃清宫旧藏。其腹款，为楷书刻款填漆“慎厂”二字[23]。“厂”“庵”同字异体。此琴较之腹款“赤城朱致远制”的那床无名仲尼式琴，精彩略逊，而尺寸稍宽大。但两器比例一致，各处细节完全相同，信为同手之制作，亦或有前后期之别（图八）。以此器并结合《五知斋》《琴学随笔》《会琴实纪》的记录，“朱致远”、“朱远”、“慎庵”或作“慎厂”，无疑是同一个人。
图八“慎厂”款无名仲尼式琴（右）、“赤城朱致远制”款无名仲尼式琴（左）
编于抗战前夕的《今虞琴刊》，保存下来民国年间大量的古琴资料。编者当年制表发送琴人填写，统计了不少各方面的信息。涉及古琴旧器的有《琴人问讯录》和《古琴征访录》二表。《琴人问讯录》“藏琴”一栏，有朱致远款的十床，而《古琴征访录》有十三床。现在来看，当年很多琴人，或并非所有表格都填，或不同表格相同事项间有省略，所以两见的琴器不多。二表相合，去其重复，涉及朱致远者共计十八床。
《琴人问讯录》“藏琴”一栏，只要求简单填写，不涉具体。《古琴征访录》有“年代款识印章”和“斫者修者”两栏，也未严格规定照录琴背与腹款文字。因此，这两份表格每个人填写情况各有不同，难以判定其记载腹款，是否全抄原文字样。此十八床琴，言款字是朱致远或赤城朱致远的有十五床。其他三床，《琴人问讯录》梁儒斋（小东）名下藏琴有“元朱慎庵制”。《古琴征访录》仲尼式“灵籁”，乃邵森（大樗）藏琴，“池内刻赤城慎庵朱致远制”。最后一床无名仲尼式琴，白体乾（峦）藏，“年代款识印章”和“斫者修者”两栏，分别填的是“洪武三年”和“赤城朱远”[24]。
杨时百言及朱致远“款皆不书年，相传为元人”，所谓“不书年”，是确实的情况。此床白体乾藏器，是现所知唯一一床有年款的朱致远琴，唯实物难访，未能目验。当然，一位斫琴师一生斫琴数量不小，不同时期、不同情境，或特殊需求，比如有人订制等，署款方式是会有些变化的。朱致远偶有一床署年款的琴，并不是绝无可能的事情。白体乾这床腹款“洪武三年”和“赤城朱远”的琴，看来不大可能是后人的伪作。因如要作伪，世人既已都认为朱致远系元人，那何必署明代的洪武款呢？杨时百言朱致远“相传为元人”，是一直以来的“相传”。万历年间《遵生八笺》《清秘藏》《阳春堂琴经》《燕闲四适》《青莲舫琴雅》固然有朱致远是明人一说，但同时期亦有《文会堂琴谱》《考槃馀事》《长物志》目其为元人。屠隆所谓“今之古琴，多属施、朱二氏者”，可见在万历前后，朱致远琴还较为常见，属元属明，都应该各有依据。不过天启以还，再也没有朱致远是明人的说法。降及清代乃至如今，朱致远几乎成了元代古琴斫制的唯一代表。细味南京博物院所藏无名仲尼式琴，其董其昌铭文言“天台朱致远先生，以善斫焦桐，孤鸣当世。迄今几三百年”，末署“天启七年”，即公元1627年。上推三百年乃元致和元年（1328），距至正元年（1341）不远，所谓“几三百年”者，或约略始于此时。再有白体乾腹款“洪武三年”（1370）的“赤城朱远”琴[25]。由此推估朱致远斫琴生涯，从元至正年间至明洪武年间，横跨元明两代，应该是大体不错的。
总言之，尽管史料如此稀薄，但极力勒索，还是能推断出朱致远的基本情况。如次：朱致远，名远，字致远，号慎庵，或作慎厂。浙江台州人，郡望署赤城。在世时间为元末明初。
今所见朱致远斫琴真器，无论是故宫博物院藏无名仲尼式“赤城朱致远制”腹款琴、无名仲尼式“慎厂”腹款琴，还是俪松居藏“金声玉振”仲尼式“赤城朱致远制”腹款琴，都真当得起《考槃馀事》“造琴精绝”，和《五知斋琴谱》“音韵超越”这样的评语。固然，他的制器，并无唐琴的弘大，亦无北宋琴的文雅，但南宋以降，所谓“薄而清”、“厚而古”、“耸而狭”等偏颇，在他的琴上已荡然无存。明朝琴器，也没有任何一家超过朱致远的，清以下更无论矣。其所制作，纤悉无遗，至允至当，诚堪谓宗师之风。有明一代，工艺水平整体较高，存世琴器几无失范者。明琴隽秀之风，实开启于朱致远。不过，朱致远琴，其所斫制，于元于明，亦无法分别。
七、结语
多年以来，于郑珉中先生座右接闻绪论，先生尝数次笑言：“宋明琴之间，有个模糊度。”其言颇有意味。宋明之间，即是有元一代。目前存世器，比如朱致远真品，一定是有制作于元代的器物，但举世尚未见任何一床古琴器，腹款有无疑的元代年号。此虽格于闻见，但即便以后有所发现，也很难以之为标准，推定其他无年款古器，何者必定为此朝器物。
八、之所以如此，是并无可能找出元代古琴共同的特点。元朝不足百年，就古琴器的角度，约略可以分为三期，或分别以严古清、施牧州亦即施木舟、朱致远为代表。元初如严古清等，宋末已开始制琴，入元后继续斫制几达三十年，他们这一时期的制作，与南宋后期古琴，从风格上是一致的，因而是宋琴的馀绪。而朱致远，存世于元末明初，其在元代末期，或许已有二十年以上的斫琴经历，入明之后续有所作，他的制作，不管在元代还是在明代，风格无疑也是一致的，作为一位开创新时代的大家，其在元代的斫器，应该被看作明琴的源头。
概言之，元代制作的古琴固然有存世的，然就时代特点而言，那些无年款的可能的元代制作，或与南宋后期琴无法分别，或与明初琴无法分别，只能断为“宋元琴”和“元明琴”，而难以直接说是“元琴”。与“唐琴”“宋琴”“明琴”不同，“元琴”不能成为古琴器断代的概念。
目前尚无法知晓的是，元代中期施牧州亦即施木舟所斫琴器，究为如何。明人云“今之古琴，多属施、朱二氏者”，迤至今日，施氏制器，一床未见。其是与严古清一样，延续南宋琴风格？还是在朱致远之前，开启明琴风格？亦或者另有自己的特点？这只能留待将来的发现了。
本文所论，在于对元代的古琴器，提供一个框架性的结构。其中固多单文孤证，每揆诸情理以作联缀推定。惟琴史资料往往零碎不成片段，或许如此作为，正是应该有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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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注：
[1]（清）王先谦校：《合注水经注》卷一四“沽河”条，页219，中华书局2009年据光绪十八年思贤讲舍原刻本影印。
[2]（明）丘浚：《琼台会稿》卷四，叶五上，明嘉靖郑廷鹄刻本。
[3]《陆游集》第一册，页158，中华书局，1976年。
[4]《李太白全集》中册，页706，中华书局，1977年。
[5]《文选》上册，卷一一，页164，中华书局1977年据嘉庆十四年胡克家刻本影印。
[6]前揭《李太白全集》中册，页971。
[7]（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九八，“江南东道十·台州”，无页码，清抄本，钱大昕校并跋。“赤城”文渊阁四库本误为“赤松”。
[8]（清）洪颐煊《台州札记》力辩此说不可信，见卷一“赤城郡”条，又“临海太守”条，页七、十、十一，《续修四库全书》据台州府城正文堂王希青刊本影印，七三四册，史部地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9]参看丁伋：《台州方志述略》，台州地区地方志办公室八十年代印本。
[10]《中国古琴珍萃》，编号59，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
[11]有关此琴董其昌款铭刻书风的判断，蒙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郭平兄指教。
[12]（南宋）陈耆卿：《嘉定赤城志》，卷一，无页码，清嘉庆二十二年刻本。
[13]（南宋）李兼：《天台集序》，林师蒧辑《天台集》元集，叶一上，天一阁旧藏明刻本。
[14]此段论述，蒙北京大学中文系陈晓兰兄指教。另徐永恩、徐三见《“天台”考辨》多有例举，可按查，《浙江学刊》1985年第4期。
[15]项士元：《台州经籍志》（一）“例言”，广文书局，1969年。
[16]《琴学丛书》册四，叶九下，中国书店，1993年。
[17]《琴曲集成》第十四册，页390，中华书局，1989年。
[18]《琴学丛书》册四，叶二十三下—叶二十四上。
[19]《宋书》第八册，卷九十三“列传第五十三·隐逸”，页2289，中华书局，1974年。
[20]《琴学丛书》册一，“琴学丛书总目”叶四。
[21]叶希明编：《会琴实纪》，卷一“程序”，无页码，庚申（1920）活字本。
[22]前揭《会琴实纪》，卷六“琴考”，无页码。
[23]前揭《故宫古琴》，编号十五。
[24]《今虞琴刊》页256、269、283，1937年5月今虞琴社编印。
[25]郑珉中《台北故宫藏古琴考辨》论及“雪夜冰”，云“朱志远乃元末明初之人，于洪武年所制者犹有存世”，所指应即白体乾藏琴。前揭《蠡测偶录集》页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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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
《论元代的古琴并及“元琴”不应成为古琴断代的概念》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18年第2期。一年后，应邀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藏琴鉴定年代。先是，2000年夏，笔者陪侍郑珉中、王世襄二先生，曾对时存音乐研究所的全部藏琴做过鉴定，惟先生年事已高，加之时间匆忙，有些需研究的问题，只能按而不断。今藏琴已转存该院图书馆。有此机缘，得以重睹。而是时郑先生高龄九十有五，已无法指导了。
2019年1月31日和2月1日，笔者对全部藏琴做出断代结论，有一些重要发现。其中2月1日上午见到“真趣”仲尼式琴，制作堪谓尽善尽美。此既非两宋器，然较一般明琴又远为出色。瞬时忆及2004年夏，随郑先生编《故宫古琴》时，在宫中一见“赤城朱致远制”款仲尼式琴，身心俱震的情景。因言“这应该是朱致远”！而后探视琴腹，果在池右看到“赤城朱远”楷书刻款。
笔者识得朱致远制器，自然是从王世襄先生的“金声玉振”琴开始，约2000年于俪松居始见。2002年为先生所有藏琴上弦，方得试音。惊讶至极，语王郑二先生曰：“我这才知道什么叫‘九德俱备’！”王先生告，此琴管平湖先生常用，每言其大弦散音“跟小钢炮似的”。语毕大乐。
俪松居旧藏“金声玉振”仲尼式琴
后来郑先生指点要旨：“朱致远琴，不但做得好，声音还都好——当然得是真朱致远。”及见到“真趣”琴，笔者告知周边艺术研究院朋友，此琴音韵必佳。数月后听说他们张弦试音，除七弦七徽下，有黄豆大小磕伤处碍指外，堪谓十全十美。
朱致远琴伪器不可计数，几乎每年都能见到，实则真器存世寥寥。以珉中先生见识之广，平生际会也就区区五床：故宫藏两床无名仲尼式琴；俪松居“金声玉振”仲尼式琴；南方某琴家用琴，先生云“疑是”；还有一床，乃沦陷时期怹充职伪华北统税总局时，同事何敦仁有底板翘裂的“大朱致远”，此琴已不知所踪。所谓“大朱致远”， 盖言朱致远所斲制，有大小两种尺寸。俪松居“金声玉振”琴即所谓“大朱致远”，其通长竟然有126厘米，这在琴器中算是很长的了。故宫两床在120厘米左右，则略偏短。不过“大小”的说法，只是笼统的形容，并不准确。新见“真趣”琴，长122厘米，就是很适中的尺度。
姑将四琴各项数据表列如次：（单位厘米）
是可见朱致远斲琴之“没准”，而且尽管通长相差颇大，额宽、肩宽却大致不差。按理说，如此“金声玉振”琴应该显得细长，但视之却毫无这种感觉，依然匀称端正。
通观存世琴器，唐代雷氏诸贤之外，两宋以下，无论元明，当以朱致远为翘楚，千余年中无有抗手。其斲琴制器，已到举重若轻、随心所欲、出神入化境地。各琴之间，尺寸不同，恰是应有现象。这种级别的大匠，自不会斤斤于此长彼短，而是依据材料任意为之。以细节的微妙调整，自然取得器物的协调。如故宫二琴与艺研院琴，三者长度微差，但风格完全一致，无疑一手所作。其中故宫“赤城朱致远制”款琴（通长119.5），琴肩略低于三徽；“慎厂”款琴（通长121.0），琴肩正当三徽；艺研院“真趣”琴（通长122.0），琴肩则微过三徽。这只是一个小例，类似的平衡所在多是。至于“金声玉振”琴，则是尾部加宽，如此两个侧边实际上外移了，总体上也就取得均衡。至于其他工艺环节，从最终体现出的声韵无不佳妙来看，定是无一不善。
今所知朱致远琴器，甚至冒名伪托之作，几无例外俱系仲尼式。《五知斋琴谱》特意言其“制仲尼式琴”，以是三四百年前琴界所见，亦皆为仲尼式。或许朱致远一生所作，也只取最为常见的这一琴式，原不屑竞奇斗巧，亦无所措意于变化出新。如此，《今虞琴刊》之《琴人问讯录》和《古琴征访录》，记有连珠式甚至伏羲式的朱致远款琴，极大可能是靠不住的。
伪冒朱致远的琴器，所见腹款均是“赤城朱致远制”。这应是他盛期的惯用署款，因制作量较大而更易得睹。是否可以大致推估，单署朱致远，或还包括单署朱远者，是他前期的制作，时当元末；带有“慎庵”款者，系晚年所斲，应已入明。
“金声玉振”琴池下阴文“琴隐园”大方印，两足间刻“延陵汤氏宝藏”，并琴名同时所为。琴隐园系汤贻汾（字雨生，1778—1853）所营建，位于江宁鸡笼山下，中有“十二古琴书屋”。然“戊申秋猝遭大水……琴书尽毁”，时道光二十八年（1848）。“金声玉振”琴绝无水漶痕迹，或是此后所得？咸丰癸丑（1853）太平天国破金陵，贻汾赴水死，谥贞愍。此琴额上刻“汤贞愍公遗琴，同治庚午重九前四日濑江宋晋拜题”，是在同治九年九月初五日（1870年9月29日）。宋晋（字锡蕃，1802—1874）镇江府溧阳县人，时为内阁学士。“拜题”云云，可能琴已归他，也可能只是受贻汾后人或新琴主所托题写上刻。
夏一峰旧藏“真趣”仲尼式琴
“真趣”琴池上草书琴名，池左铭“白石仙人得真趣，奇缘希与知音遇，相携偕隐云深处。一峰先生嘱铭。丁亥夏汪建侯题”。是乃1947年事。夏一峰（1883—1963）讳福云，1936年出版的《今虞琴刊》，之中《琴人问讯录》“夏福云”条下“藏琴”一项，登录“朱致远斲琴一张，无名”，即此器也。一峰老人乃笔者古琴启蒙师李禹贤（1937—2011）先生之师祖辈。禹贤先生墓木拱矣，一叹。
2023年3月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