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乐是中国历史上渊源最为久远而又持续不断的一种器乐艺术形式,其可考证的历史有三千年之久。今年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通过20周年,也是古琴艺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周年。近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文化艺术出版社共同举办,古琴艺术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二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2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
“在我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四十多个项目和我国已评出的十余万个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中,古琴艺术的传承、弘扬和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应该是这二十年中最大的,无出其右。”研讨会上,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名誉会长田青回想起当年古琴艺术非遗申报工作,从文本写作,到专题片拍摄、编辑,恍如昨日,百感交集,“我们经历了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全面抛弃到逐渐认识,再到今天认识到它是我们民族的根与魂。这是一百多年的曲折。但是没有这个过程,也就没有我们今天复兴传统文化的可能,更没有今天古琴艺术的起死回生,并且发展到这样的地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步正是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
琴道古琴是为修身之器
1881年盛夏,谭嗣同家中宅院内一棵高约六丈的梧桐树被雷劈倒。9年后,谭嗣同以这棵梧桐树大残干制成两张古琴,一名崩霆,一名残雷。谭嗣同擅长古琴,且能识良材斫琴,其琴学观主张“琴即是道”,“道器合一”。1898年,他应诏赴京变法,北上将两张琴和一柄剑凤矩剑带在身边,与妻以琴对弹诀别,9月24日在北京被捕,28日“戊戌六君子”被杀害于菜市口。
“古琴作为修身之器,与中国古代社会‘士’的命运血脉相连。”武汉音乐学院教授孙晓辉认为,谭嗣同的慷慨赴死如同嵇康被杀,海内之士莫不痛之,其剑胆琴心践行了“仁者必有勇”的杀身成仁。
晚清社会转型时期,习琴影响着士大夫的修为和行为,隐喻其政治倾向。孙晓辉介绍,比如,张之洞、谭嗣同分别为晚清洋务派和维新派领袖,都接受正统儒家思想和礼乐文化熏陶,有着深厚的古琴情缘。张之洞不仅弹琴,且以斫琴名于当世,其琴学观属于“以琴载道”,为政秉持中正平和的儒家琴道,在改革与革命之间进退周旋,最终成为晚清新旧势力的调和者。
与西方不同,中国传统思想并不依赖外在的、超越性的神灵,而是讲求天人合一、内在的超越。这一特点在古琴上有着充分体现。“中国传统文化其实都是向内的。”田青表示,人类发明了无数乐器,除了古琴外,都是内心情感的发散,是由内向外的。但是,古琴除了抒发内心情感,更重要的是“琴者,禁也”,这是由外向内的,用琴声让内心平静澄明,因而古琴也是修身养性的工具。
其实,“古琴”这一名称的出现,至今不过几十年。古琴,原称“琴”。由于琴的历史非常悠久,在中国古代有着极为广泛的影响,所以“琴”一名屡被借用,如胡琴、扬琴、钢琴、提琴等,以至近两百年来说到琴时,反倒需要用“七弦琴”等称呼来特别说明。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王子初认为,从“琴”到“七弦琴”到“古琴”的名称变化,折射出琴在中国音乐史上曾经拥有的显著影响和它近代以来的衰微历程。
琴人百余年来一波三折
长期以来,古琴传承群体主要限定于文人群体。只有具备识文断字能力的文人,才能阅读古琴谱。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文人仕途断绝,从此游荡于体制之外,退缩到社会边缘,依托于文人群体的古琴艺术也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
“传统文人自觉或被迫服从于现代文化需求,传统话语下的古琴文化已经无法融入当时的社会主流文化,只能在少数琴人团体中,以个人志趣与琴友私下相互交流的方式存在。”扬州大学教授胡斌介绍,20世纪初的上海琴人,也在社会变革中不断重新认定着自己的社会角色,除了在生活习惯和志趣爱好上体现着对传统士文化的延续,也继承了作为文人群体对时运兴衰的关切,表现出了力图通过自身的文化实践来改变社会现实的愿望与理想。
虽然时局动荡,但出于对古琴的热爱,琴人仍定期雅集。琴家李允中曾介绍,20世纪30年代,天津的琴人还常在电台演奏琴曲,也偶在音乐会上演出。1935年,曾留学日本,归国后从事金融工作的琴家宋镜涵在天津首创民办“音乐传习所”,地址就设在家中,他亲任所长。在他的影响下,李允中、张汉云等人都对古琴产生了兴趣,并受其亲传,天津的古琴活动得以开展。天津音乐学院教授李凤云表示,“即使在欧风东渐、国学式微的近现代,津门琴人仍怀着对古琴割舍不下的那份挚爱,挽狂澜于既倒,拯国粹于水火,他们是传统文化的守望者,对后世影响深远。”
上世纪50年代初,民族音乐研究所(今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和中国音乐家协会派遣古琴家查阜西、许健、王迪进行了一次长达三个月的全国性的古琴普查,普查结果令人震惊:在一个当时有六亿人口的中国,能找得到的琴人居然不足百人。
为了抢救这一岌岌可危的古代文人艺术,音乐研究所派专人采访了当时所有健在的老琴家,先后参与者达百余人,采录了八十余小时古琴音乐。这是中国抢救和保护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一项重大举措。当年参与音乐研究所及广播电台合作录音的琴家,已经全部谢世,这八十余小时的古琴音乐已有着不可再生的特质,使其更如文物般珍贵。“为继承发扬古琴优秀传统,必先保护古琴遗产。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这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琴家许健说。
1951年4月,刚刚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研究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前身)开始收集琴曲,民间音乐组组长杨荫浏携曹安和、侯作吾来京,带着钢丝录音机央诸琴人奏曲,录作院生参考,所录以管平湖最多。
此时的管平湖刚经历生活最充满挫折感的时光。他一人独住的小屋,徒有四壁。1949前夕,越发窘困,生活拮据,惨不忍睹,只能靠画幻灯片糊口。为了谋生,管平湖不得不将大部分时间用在作画和教画上,对他说来是一种损失和浪费。他的音乐天才不仅被人忽视,可能连他自己也难免或多或少低估了自己的天赋。“当社会忽视一项技能,从艺者因而不能获得正常收入以及相应的附加值时,以此为生的人自然微乎其微。”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振涛介绍,管平湖走上正道时已经年过半百。
新中国成立后,管平湖被聘为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从事古琴研究、整理工作。从此,管平湖心无旁骛,专研古琴,终成后人心目中的“琴圣”。“他精湛绝妙的演奏,使现代琴乐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甚至被琴界推崇为一种艺术典范。”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乔建中认为,从19世纪后半叶到今天的一百余年,是中国琴乐、琴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其间,前有黄勉之、杨宗稷二位前辈琴家的继往开来,后有查阜西、管平湖、溥雪斋、沈草农、吴景略、姚丙炎诸家的发扬蹈厉,最终使琴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获得卓越的学术与演奏成就。主要体现在:明清以来所刻印的百余种琴谱、琴书获得了一次全面系统梳理整合的机会,完成了《琴曲集成》《存见古琴曲谱辑览》等大型琴学文献的编纂出版;二十多个大城市的上百位琴家的琴乐演奏被及时录制保存;挖掘、整理优秀琴曲如《碣石调幽兰》《广陵散》等的打谱、研究工作,蔚然成风并卓有成效;京、沪、浙、穗、成、渝等地的民间琴社举办多种形式的雅集展演,与此同时,各音乐院校纷纷开设古琴专业,琴乐的民间传承和专业传承遂形成良性互动等。所有上述这一高峰期留下的业绩,都同样包含了管平湖这位杰出现代琴家所作的历史贡献。
琴事活态传承双向“唤醒”
200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项目正式启动。2003年11月,古琴入选第二批“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对于海内外每一位琴人、每一个关心现代琴学命运的人来说,它带来的不仅仅是喜悦和兴奋,还有为深厚的古老音乐获得全人类真正意义上的承认而发自心底的慰藉。”乔建中表示。
自古琴“申遗”成功,如何使这一古老的乐器焕发出新的学术生命力,成为摆在当代琴人面前的新课题。
“活态的保护才是传世古琴惟一最佳的保护与长存方式。”西安音乐学院教授李村介绍,2003年古琴“申遗”的成功,推动了博物馆、研究所传世古琴保护工作的展开,一些馆、所领导果断立项,对藏琴进行了抢救修复与保护工作。在过去的20年间,由陕西琴人主持抢救保护修复完成的唐、宋、元、明、清传世藏琴百余张,占全国馆、所藏琴的五分之一(据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统计,全国馆、所藏传世古琴大约450到500张)。
2016年,中国艺术研究院开始对院藏古琴进行全面摸底与修缮工作。藏于该院的92张古琴大多品质优异、品相完好、传承有序,其中的珍品多被视作不同历史时期的典型器或标准器。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它们被珍藏在展柜与库房之中,少有张弦与弹奏的机会,因而改变了其千百年的生存样态。
“乐器是有生命的,尤其是古琴这样表现了中国历代文人灵魂的乐器,脆弱、敏感。如何更好地保护这些乐器不让他们始终躺在‘棺材’里呢?”为了重新焕发古琴的艺术生命力,田青提出“让古琴醒来”的倡议,并得到国家文物局的积极响应。2018年10月至2019年6月,中国艺术研究院邀请各地学者、琴人、斫琴者相互合作,不断探索,让院藏的唐、宋、元、明五床传世古琴再度发声,最终呈现出一系列学术型音乐会。2018年5月28日至10月15日,斫琴家张建华和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古琴艺术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晨开始整理首选藏琴。张建华负责考察琴况、修整、上弦,林晨负责醒琴。历时5个月的13次修复主要涉及轸池、足池两部分。修复原则为在保持其琴体历史信息的情况下,对严重影响演奏的部分进行修整,且所有修整皆可逆。如枯木龙吟的轸池松朽,张建华以小叶紫檀重新制作。
在参与了筹备到选琴,从修复到唤醒全过程之后,林晨发现,“‘唤醒’不是单向的,而是相互的。当我们在不断地调整用指的方式以期以一种恰当的触弦唤醒古琴的同时,古琴也通过其制作特点和音质唤醒了我隐藏于血脉深处的审美感受。器、弦、指之间,体感与音感之间,相互的磨合、相互的震荡使重回历史审美成为可能。一年来,我和这五床古琴器一起经历着各种变化,体会着声音与四时的关系,体会着器与人的关系。”这批珍藏于库房中的古琴在经过“唤醒”之后,其声音品质的改善再一次印证——古琴作为一件乐器,张弦演奏、随时修缮是对其最好的保护手段。
今天,到底有多少人在学古琴、弹古琴?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曾多少次想统计,但是无法实现。“因为每天都可能有一个新的琴馆出现,不仅是大城市,二线城市、三线城市,连一些县城都有很多琴馆。于是,我们希望通过统计古琴年产量来估计学琴人数。”田青说。据统计,仅扬州一个地区,2019年古琴年产量是20万张,2022年产量15万张,十年算下来,有百万张左右的古琴流入市场。“一张古琴不见得只有一个人弹,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今天在神州大地上,学习古琴的人应该以百万计。”田青说。
20年的时间,古琴艺术从濒临灭绝发展到空前繁荣。田青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以古琴艺术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具有蓬勃生命力和无限魅力;二是国家对传统文化大力倡导和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伟大成就;三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保护文化多样性形成社会共识,古琴艺术申遗成功后遇上新机遇。
“古琴和我们的中华民族一样,数千年来,经历了太多的颠沛坎坷和顺逆兴衰,既有过光芒四射、超越千年的辉煌,也有过气若游丝、命悬一线的凄凉。”田青表示,“古琴艺术申遗成功是一阵春风,也是一个助力,它来得刚好,正赶上我们经过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之后开始驻足回望、居高远眺的时候,古琴艺术也赶上了前所未有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