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静（伯仁）是民国时期琴坛一位十分有影响的琴家。他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长年任职于国民党海军军部。其古琴主要师承自杨宗稷，且两人长期保持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是杨氏所组织的“岳云别业琴集”和“九疑琴社”中的主要成员。李静藏琴颇丰，且皆为名品，尤以所藏唐琴“独幽”及“飞泉”而享誉琴坛。该文依据相关史料，对李静的琴事活动进行梳理和探讨，对存世两张“飞泉”琴的问题进行考辨，并提出新的看法。李静的古琴传承主要是传于其女李琬玉。而李琬玉的惨痛经历及归西魂飞，则是李静心中永远的伤和痛。
[关键词]李静；古琴；飞泉；李琬玉
本文为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队项目（项目编号：20VJXT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章华英（1966—），女，浙江省杭州市人，博士，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音乐学研究所专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中国古代音乐史、琴学。
李静，字伯仁，是民国时期琴坛一位十分有影响的琴家。但长期以来，学界对其关注并不太多。现有研究成果中，主要有黄鹤的硕士学位论文《湘籍琴家李伯仁研究》[1]对李静的生平、藏琴、交游等进行了梳理和考证，史料较为丰富，是迄今为止对李静研究最为全面的一篇论文。陈聪景、吕埴的《民国琴家李伯仁和他的古琴》[2]，其重点是对李伯仁藏琴的梳理和介绍，文中有关生平等史料主要源自黄鹤的论文，并无新意。除此之外，陈叙良在《近代湖南著名琴家生平及琴学活动研究》一文中，其中有《李静生平》[3]204-208和《李静藏琴》[3]215-219两个部分。文章主要依据李静的《玄楼日记》《玄楼弦外录》《玄楼读书杂抄》等手稿，对其生平、藏琴等问题，补充了不少新的史料，尤其是关于李静的生平，文章梳理得较为细致。然而，总体而言，有关李静的生平、琴事、藏琴等，依旧有很多含糊之处。笔者将依据相关史料，对李静的古琴师承、琴事活动等进行梳理和探讨，并重点对存世两张“飞泉”琴的问题提出本人的看法。最后，还将对李静之女李琬玉的生平经历、情感历程进行挖掘，以再现动荡年代一个女子的情与琴。
一、李静的家世及生平
（一）家世
李静（1886—1948），原名李毓麟，辈名敦麟，字伯仁①,号玄楼、玄楼主人，又称李玄楼，祖籍湖南郴州桂阳，家居桂阳州南之牛巷口村。桂阳州城西有芙蓉峰，因此古时桂阳亦称“蓉城”，牛巷口村位于桂阳州城南约三里，其九世祖李熙熹（字膺景）由北乡黄增塘迁居于此。
李静出生于一个书香世家。据族人李举举提供的家谱可知，“蓉城南门内李氏”始祖为李一郎（1205—1297），奉母徐氏移居桂地北乡母冲，由宋及今，瓜瓞绵绵，人文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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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据《蓉城南门内李氏宗谱》卷二十载辈名为“敦麟”，其下为“名毓麟，又名静，字伯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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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据牛巷口村的《李千护公通谱》（系1993年续修）所载：“太爷爷李资寅曾考取生员，任县学教授。爷爷李陶堡曾官任正五品同知，广西补知县。父亲李铸澜丁酉年考取拔贡并授知县。”[1]12然笔者查阅民国二十四年所修桂阳《李千护公通谱》十五卷，其中无李静家族的史料。近年来，新发现的《清故拔贡生桂阳李君墓志铭》，系晚清进士夏寿田①为李静之父所撰写的墓志。此外，民国《蓉城南门内李氏宗谱》所载李静家族的史料，与黄鹤所引《李千护公通谱》略有不同，但为研究李静家世提供了不少新的材料。
据《蓉城南门内李氏宗谱》《清故拔贡生桂阳李君墓志铭》等，可知李静的高祖是李芳春（1798—1856），为李光亮次子，字梅轩，辈名咸玿。《桂阳州志》中有记载：李芳春以子李蟠月官五品衔而赠奉政大夫，妻何氏赠宜人。[4]咸丰六年（1856），李芳春殁，有《诰封奉政大夫梅轩公墓碑记》。李芳春有子二，李资縯和李资绰。长子李资縯即李静的曾祖父李蟠月（1825—1885），号桂林，字印川，系桂阳州贡生，咸丰乙卯年（1855）加军功保举训导。《湖南通志》载李蟠月为“五品衔知县”[5]，同治十一年（1872）任通道县教谕[6]。李蟠月的祖父李光亮和父亲李芳春，皆因他的五品衔官，而被封赠奉政大夫[4]。
李静的祖父李崇堡（1848—1883），字东来，号紫云，系州学附生，官同知衔，广西候补知县。李静的祖母陈氏，系桂阳名宦陈士杰（1825—1893）的次女陈新红。陈士杰曾任山东和浙江两省巡抚，兵部侍郎等，显赫一时。从李静日记来看，他的祖母对他影响很大，祖孙感情很深。
李静的父亲为李金戣（1869—1912），辈名安澜，字砥卿，系李崇堡长子。生于清同治八年（1869），光绪十七年（1891）考取州学附生，二十二年（1896）被录为补廪生员，次年（1897），又考取拔贡生，与蔡元培、谭延闿为同年，例授知县，殁于民国元年（1912）。②
李静的母亲刘氏，生有四子，即毓麟、毓凤、毓尧、毓荣（早殇）[7]。长子毓麟即李静。次子李毓凤，毕业两湖师范学堂，后从事教育。三子李毓尧（1894—1966），字叔唐，是中国著名的地质学家。他在19岁考取官费留学英国，后入伦敦皇家学院，学习地质学、采矿冶金。1922年回国后，曾任北京大学讲师，后任湖南大学教授。1943年8月任国立湖南大学校长。任内因注重维护教学秩序，开除参与学潮学生，引发“驱李护校”运动，1944年去职。[8]1949年以后，继续从事地质学研究。
（二）生平
据《蓉城南门内李氏宗谱》，李静出生于光绪十二年丙戌（1886）四月初十卯时[9]。卒年不详，但《玄楼日记》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九月二十五日止，大体推测其卒年在这之后。
李静早年在家诵读诗书，少时习武，爱好骑马、打枪。他曾在日记中记下了年少时读书、习武的日常。如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朔日，“晴热甚，点《尚书》《春秋》十余页。饭后录《湘绮楼史记评》……”[10]“二日，暑气逼人，点《尚书》《春秋》，校《秦本纪》，抄《论语》”[11]，“六日阴，点《尚书》《春秋》，午驰马鹿峰。……晚归，校《项羽本纪》及《高帝本纪》，《史纪》第八卷也”[12]，等，类似这样的记载在他的日记中很多。
据《玄楼日记》，乙巳（1905）春，李静和何叔霞、谭君奇、萧曙秋诸人赴衡州，本想考南路师范学堂，但榜久不下。同年（光绪三十一年），他考取官费赴日留学。六月间，时年19岁李静拜别曾祖母、祖母、母亲等长辈，因此行要远行异国他乡，家人皆“悲泣以送”[13]。尤其是他的曾祖母，已年逾八旬，更视为长别。
李静是从上海乘船赴日，先入日本巢鸭弘文书院习师范[13]，后转入海军学校，宣统二年庚戌（1910）毕业于航海科[14]，其后转入日本横须贺海军炮术学校。在日期间，李静撰写了《中日海战史》的论文，发表于日本海军军令部所编的《海军》杂志[15]。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汉镇失守，李静“与王时泽、余际唐等十人，从日本横须贺海军炮术学校逃归赴难”[16]。其后，李静参加了辛亥海军之战，加入北伐舰队，参与阳夏战役炮轰冯国璋部，可谓功勋卓著。但之后的李静宦途并不得志，他在日记中写道：
岁月如流，瞬息周年，而诸人云散，皆无成就。我更漂泊京都，沉沦下僚，当日雄心本期一死，不图不幸而生，生而不免于洴僻纩也。[16]
民国年间，李静宦游辗转于京城、东北、天津、青岛等地。其后，他一直在国民党海军部任职，历任海军部军机处班长、军务司一等科员、海事编译局编纂、第三舰队驻京办事处主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海军事务处处长等职。[17]
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大量关于海军和国防、兵器等方面的文章，发表于天津《海事》杂志及《大公报》等，如《现代国防与海军》[18]《东北海军江防舰队同江拒俄战事详志》[19]《历史上世界列国兴亡之海军观》[20]《潜窥镜》[21]《伦敦海军会议内容及其成绩表解》[22]《美国人对于大战舰之两极端论》[23]《海军御侮之短见》[24]《论美国太平洋方面之海军根据地》[25]《西太平洋霸权论》[26]等，其中涉及军事、技术、战略等诸多层面。
抗战爆发后，李静辞去了海军部的职务。1938年，他携家人回到湖南桂阳故里暂居，以躲避战火。这里相对安全和平静，但国难当头，面对战火纷飞的局面，李静内心也不免伤感和落寞。他在日记中写道：“今日竟弹琴不能声，淑心至悲恨，中夜失眠，谓一切皆空，予曰：灰色主义千万来不得，此人情之常，殊不足怪。”[27]1946年，抗战胜利后，李静携家人至苏州，本想在此地终老，但不久又至南京为官。1948年，李静接到蒋介石委任状，任命他为国民党海军司令，要求他整合海军参加内战。其间李静回到长沙其弟李毓尧处闲居，因突发疾病不幸辞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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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夏寿田（1870—1935），湖南桂阳莲塘大湾人，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科）进士第八名，殿试榜眼及第，历任翰林院编修、学部图书馆总纂等，后因为父辩诬而遭革职。宣统三年（1911），授朝议大夫。民国元年（1912），任湖北省民政长，次年任总统府内史，后投曹锟，任机要秘书。1935年病逝于上海。
②以上据《蓉城南门内李氏宗谱》《清故拔贡生桂阳李君墓志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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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李静琴事述考
李静从何时开始学琴，目前因无确切的史料，尚不得而知。光绪三十一年（1905），他赴日留学与家人离别之际，曾在所作《赠别桂阳亲友书》诗中提到古琴：
歌哭于斯又九霜，锦湖风物最难忘。应留霭霭春秋日，忍去迟迟父母乡。且佳琴心三叠奏，犹凭剑胆一翱翔。扁舟逝逐东流水，水和别意竞谁长。[28]129
此时李静只有19岁，从诗中“且佳琴心三叠奏”句，可知当时或许已学过一点古琴。而他正式学琴，则是从黄勉之开始的。他在《今虞琴刊》中是这么写的：“始学于黄勉之先生，继学于杨时百先生。”[29]260如此可知，他的古琴蒙师是黄勉之。因黄勉之在1917—1918年间曾在湖南长沙教琴，回京后不久就去世了。李静1911年从日本回来后，辗转于北京、东北等地，但多数时间是在北京，他曾述“漂泊京都，沉沦下僚”。因此，他从黄勉之学琴的时间应当是在1917年之前，地点当是在北京。
此外，李静在《题听琴散记四首》中，亦写到了黄勉之：
刺船人去更谁师，苦忆当年黄勉之；仿佛仙翁犹在耳，七弦声里剑光奇。[28]131
从上述诗中“苦忆当年黄勉之，仿佛仙翁犹在耳”句，可知他曾从黄勉之学习入门小曲《仙翁操》，也可见黄氏是他的蒙师。而黄鹤在《湘籍琴家李伯仁研究》一文中认为李静大约在1919年前曾师承黄勉之学琴[1]32，依据也正是此诗。
李静的古琴主要师承自杨宗稷，且两人一直保持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具体开始从杨氏学琴的时间，不得而知。但从湘湖文库所收《杨氏琴学丛书》一书中，在《渔歌》和《秋鸿》两曲之后，有李静所写的题记，可知在民国九年（1920），李静已从杨氏学得《渔歌》一曲了。李静在曲后题记中这样写道：
自九年习此曲，以九疑师专擅入神，无力追拟，置而弗弹者十三年，以为忘之矣。丙子温习于新都之宁庐，曲度犹存。然更无从就正于吾师，云渺西山，梦断宣南，洵慷慨有余哀也。丙子①闰三月晦日桂阳李静记。[30]238
从上文可知，李静在1920年学习此曲后，其后长达13年不曾弹奏此曲。直至丙子（1936）方重温此曲，但此时杨氏已逝，李静追念其师，内心颇为伤怀。
在《琴学丛书·秋鸿》曲后，李静题写了关于此曲的学习经过：
习此曲十月始毕，中间断续不一，实五闲月耳。此五月之中，每一来复必上二课，而晨夕抚弄，未云或懈十分才得其一端焉，甚矣！琴学之难也。此曲三昧，《五知斋》评之最详，沉雄悲壮，洵《广陵》以后之鸿篇巨制，非面授得人，则难，有谱可循，亦未能呵成一气也。吾从九疑先生学此曲，每弹一过，即严寒亦汗溢额际，大有欲罢不能之势。间有学三年，未成而至于吐血者，则面授虽得其人，苟不尽心力以赴之，仍无济于实也。此谱刻自《五知斋》，与臞仙原谱不同，杨西峰则篡取原谱，题意颠倒之而填以《五知斋》之词，弥失庐山真面。今尚闲暇，拟更寻原谱，以寓其哀民生之扰扰，慕秋鸿之冥冥。夫岂徒赏心悦目云乎哉！壬戌正月菊映轩主人记于都内。[30]275
《秋鸿》是仅次于《广陵散》的琴中第二大曲，学习可谓不易。这段文字写于壬戌（1922）正月，此时李静已习此曲，学习时间长达5个月，是杨氏面授。即使如此，李静每弹此曲，寒冬亦“汗溢额际”，如果“不尽心力”，即使面授，也是无济于事的。另外，杨氏去世的次年（1932），李静写有《九疑山人杨时百先生葬事记》，文中有“十年前在磨羯寮从先生学琴时，恍如昨日”[31]，这里记写的正是1921年，师从杨氏学习《秋鸿》一曲的情景。在此曲题记后面，李静还提道：
壬戌习《秋鸿》既毕，而九疑先生适晋。吾亦两度南旋，此调不弹，茬奄弥岁。四月孟夏，先生返都，同行者开第四集琴会于岳云别业，因复此曲，与干斋合弹一过，衡易刘蕙农在，惊异之。盖时人莫能弹此大曲。吾亦不知何以嗜此曲也！[30]275
这段话里说的“九疑先生适晋”，是指杨宗稷赴太原，在元音琴社和太原雅乐讲习班教琴一事。而在1923年岳云别业第四次琴集中，李静和杨葆元合奏琴曲《秋鸿》。因《秋鸿》是鸿篇巨制，但两人的合奏悲壮淋漓，一气呵成，让刘蕙农也深为惊异，足见李静此时的古琴弹奏已具相当功力了。
《秋鸿》后来成为李静最爱弹奏的琴曲。如《玄楼日记》里，就记述了民国十八年（1929）十月在家习弹《秋鸿》情况：
十八年十月一日，早弹《秋鸿》，
轻而
重，
如厉马登高隄，艮艮如纵马注峻岥，非心领神会，不易辨此。[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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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为丙午（1906），为误，据上文改为丙子（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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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一生能弹多少首琴曲？具体不得而知。但1937年《今虞琴刊》中载，李静自述能弹《平沙》《渔樵》《秋鸿》《渔歌》《胡笳》等十余曲[29]260。在岳云别业第四次雅集中，李静和杨宗稷、杨葆元、金致淇等人一起合奏了琴曲《平沙落雁》。除此之外，李静还擅弹《胡笳十八拍》，并将此曲亲授给长女李琬玉，而琬玉也擅弹《胡笳》。李静在日记中，也常写到弹《胡笳》，如民国十八年（1929）九月：
二日，复二弟书，二弟病多。余亦觉精力日减，垂垂老矣。夜弹《胡笳》，尚能至十段，不抚丝桐又已月余。知学琴之不易，十年嗜此，何所以自娱，心不逸豫即废，然无意于此。故学琴，当先修道。[33]
十三日，……夜弹《胡笳》一过。[34]
（十月）十二日，夜弹《胡笳》一过，以旖旎之曲，含杀伐之音，心甚异之。[35]
类似这样的记载在他日记中还有不少。有时则弹《秋鸿》如：
七日，早作弹《秋鸿》。[36]
十日，双十节，早弹《秋鸿》，始悟滚法其势，为将前且却又须两手着力停匀也。[37]
十一日，重九节，弹《秋鸿》至第九段。[38]
而弹至一定阶段，他甚至从《秋鸿》中感到了京剧的腔调：
二十八日，夜弹《秋鸿》，终觉其俗。十一段泛音乃有京剧法门寺丑旦腔调。[39]
李静和杨宗稷的感情很深，亦师亦友，彼此引为知己，甚至两人常常互梦。如民国十八年十月三日，他这样记写：
得九疑先生书，云梦余解衣跣足见访。醒而张仆送“万壑松风”往，亦一奇也。夜弹《胡笳》一过。[40]
有时也赋诗。如：
十一日……夜仍未能熟睡，感赋二绝，赠九疑山人，其一云：“久谪边城止月催，已过重九第三回。登高不见江郎影，一片秋声白雁来。”其二云：“十里平沙万里天，数枝寒菊着霜前。锦琴无限伤心事，赖有归魂昄佛莲。”[38]
民国二十年（1931）十月二十七，杨宗稷已卧病在床。李静到了北京，就去看他，当时杨氏消瘦很多，已不能下床。次日，李静去见了郑颖孙之后，又匆匆至丞相胡同看望九疑山人。杨宗稷自知时日无多，已安排好后事，他对李静说：“琴已有主，值三千金，仅留一‘天贶’耳。”[41]李静心中难过，便取琴弹《胡笳》，但也不能终曲。杨宗稷对他说：“同社能弹此曲者，惟虞和钦与君二人。幸勿忘之，学来殊不易也。”[41]李静内心黯然。
半个多月后，杨宗稷去世，当时李静在天津，冥冥之中似有感应。他弹奏的曲目是《风雷引》，而此曲正是杨氏平日里忌弹的，只教了李静。两人心心相印如此，亦可谓至交了。李静在日记中这么写道：
十五日，重理《风雷引》。[42]
十八日，得杨宅凶讣，则九疑先生以十五日病殁，正余弹《风雷引》时也。此曲先生所忌弹，仅以授余，不谓平津阻隔，有此感应也。[43]
杨氏逝后，李静为其撰写了祭文，后来又写了《九疑山人琴事记》①《九疑山人杨时百先生葬事记》等一系列文章。而杨氏擅弹的《渔歌》《秋鸿》《平沙》《风雷引》《胡笳十八拍》，亦皆为李静所长。其中，《渔歌》《秋鸿》《胡笳》，都是琴中大曲了。
李静的身份虽是国民党海军部要员，但他是民国时期琴坛较为活跃的琴家。在那个时期的古琴雅集中，常可见李静的身影。
关于杨氏岳云别业的雅集，上文已述。但李静毕竟常年在海军部工作，且辗转各地任职，有时也难以参加雅集。如第六次琴集，李静就没有参加，对此，他写下了《闻北海开第六集琴会赠九疑山人》（乙丑）诗：
倦游旋南楚，栖迟麓山阿。未陟舜陵险，偶泛橘洲艖。征帆横雁阵，秋籁忆琴歌。高会欣佳白，移情悟海波。萦弦乏缘念，绕梁意如何。[44]
这一次（1925）的雅集是在北海公园，李静当时在湖南，或许也觉得遗憾，和诗一首：
清秋命啸侣，携琴度层阿。邱亭藏幽壑，雁语《平沙》过。雕甍跨湖曲，临水发《渔歌》。《潇湘》动飞阁，太液兴微波。[45]
李静虽没有参加这一次岳云别业的雅集，但同时期亦在湖南的彭祉卿，则专门约了昔日“南熏”和今日“愔愔”的诸琴友，在长沙麓山为他举行了一次琴集，此次琴集也是“愔愔琴社”建社以来的一次盛会。李静是这次雅集中第一个弹琴的，所弹琴曲正是《秋鸿》。对此，李静还专写一诗《爱晚亭琴集赠南熏愔愔诸友》以谢：
廿年不对峡枫青，烟锁二南爱晚亭。放鹤风流谁解得，梅花弹罢忆西泠。麓山秋爽净无尘，幽籁鸣弦雅趣真。不信胡笳因李耳，潇湘一曲有传人。[46]
岳云别业琴集以后，杨宗稷又设九疑琴社，李静也是该社的主要成员之一。而李静和黄勉之弟子释逸梅、杨宗稷弟子彭祉卿、管平湖、金致淇等多有往来。李静和彭祉卿，一则两人皆曾师从杨宗稷学琴，此外同为湖南人，故来往尤多。如《玄楼日记》记民国十八年二月五日：“聚宴三叔家，访彭祉卿琴友”[47]，十三日“彭祉卿来弹《普庵咒》，余以《平沙》和之”[48]。《玄楼日记》还记写了李静在杨宗稷家见管平湖一事，时为民国十九年（1930）十月十六日，他写道：
十六日早十时半抵平，下车即至西昇平园沐浴，行李仅手提皮箱，即寄存园柜。赶车至丞相胡同访九疑山人。相见大喜，云“明早即赴津。”又云：“何不早来数日？能赶上第七集北海琴会一坐。”谈时许，晤琴友数人。苏州小弟②管仲康亦至三年不见矣。仲康，苏州人，其父某善工绘事，清时供俸如意馆者，传其术于仲康，青出于蓝，尤善仕女。[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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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静给《北洋画报》写了《九疑山人琴事记》，但最终刊出的是九疑山人的藏琴连载。
②弟：原作“妲”，与上下文语义似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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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可知，杨宗稷讲到了北海的第七次琴集。和李静来往颇多的另一个琴人，便是金致淇。两人常在一起弹琴、听曲。如民国二十年（1931）八月二日，“金致淇来弹《平沙》一曲，指力尤劲，自得杨氏父子之正”[50]；“十日……夜，致淇邀往鸿记听昆曲”[51]；等等。
1931年，杨宗稷去世以后，九疑琴社的活动基本中止，李静也颇觉伤怀。其后看到南方今虞琴社的琴事日盛，影响益广。他表达了内心对今虞琴社的羡美之情：
止息人间一息胎，岳云断处九疑开。虞山有幸传今古，为寄天书百卷来。[52]
诗中的“为寄天书百卷来”，指的是李静寄了一套杨宗稷的《琴学丛书》相赠，他说：
故都琴集，近数十年来实始于黄勉之先生之“广陵正宗琴社”，而九疑山人继之以“岳云别业雅集”，未有社名。十年前始以“九疑名社”，今亦风流云散。睹今虞琴社之盛，真有有幸有不幸之感。因寄天书，吟诗并叙及之。[52]
今虞琴社也以诗致谢：
琴川成往迹，胜事一追寻。弦诵犹春夏，虞山已古今。奇书欣我锡，佳句为谁吟。留待传灯续，千秋证慧心。[53]
1934年，时在南京的琴家徐元白、徐文镜、夏一峰等人发起成立了“青溪琴社”，1935年3月，青溪琴社举行古琴雅集，李静也参加了这一次的活动。
抗战爆发后，李静回乡隐居，他当时的内心深感“百事俱废”，时常弹奏的琴曲有《渔歌》《平沙》等。如“越六年，复理此曲”，此时弹的琴曲是《渔歌》。民国三十二年（1943）除夕之夜，李静在家乡桂阳芙蓉峰下的李庄再弹《渔歌》，他说：“背秋涉冬，仅而成音，欲成江潭而渔以终天年，其可得哉！”[30]238其后，他在日记中记录了日常弹琴之事。如同年（1943）三月：
三日，两上弦理琴，不弹者几三年矣。
四日，两致齐陶函抚琴。
五日，两寒，亦闭门抚琴。
七日，阴晴，饭后入城访云松约来寓。晚餐为抚《平沙》一曲，余真同阮千里矣。
九日，晴，弹琴。[54]
七月，时李静在桂阳，虽有战火，依旧弹琴不辍。如：
二十日，晚宴容竹村，携其女来，曼青夫妇邀周君至。余鼓琴一曲，两小姐和以新歌，夜而散。
二十一日晚，宋姤逢携其女麻姑来求学琴。日前，姤逢购得一琴，名曰“清夜霜钟”，明隆庆丁酉年制。践五年前南京之约也，畅谈许久去。
二十三日，晴，零衡等处有空战。
二十四日，晴，有空战。
二十五日，晴，有空战。
二十六日，晴，报载连日击落敌机十六架。麻姑始学琴。[55]
同年（1943）十二月三十日，“寄书三弟书，温《渔歌》毕”[56]。民国三十三年（1944）一月二十七日，“阴，弹《渔歌》”[57]。
此外，李静也爱好昆曲。在其日记中，有关听曲的记载很多。李静家乡桂阳是湘昆的发源地。据熟知李家的当地人称①,由于李静祖母的父亲陈士杰在任江苏按察使和浙江巡抚时，曾把江浙一带的昆班到桂阳，因而桂阳成了湘昆发祥地。李静家是盐商，所住的街称盐行街。李静家养了四五个昆曲艺人，一个琴师，一个鼓师，还有三个唱曲的。三个唱曲的在李家没落后，1949年以后曾在桂阳盐行街开过弹班铺子，除给红白喜事唱曲外，还收年轻女子教曲。
三、李静的藏琴与鉴琴
在近代琴史中，李静最为人所知的，还是他的藏琴。他藏琴颇丰，且皆为名品。在1937年《今虞琴刊》中，他自述藏有十余床古琴，另藏有《五知斋》《太古遗音》《伯牙心法》《与古斋》《琴学丛书》等谱[29]260。杨宗稷曾在《藏琴录》称赞李静所藏的唐琴“独幽”“飞泉”和锡宝臣旧藏“大圣遗音”，“皆鸿宝也”[30]402。
关于李静的藏琴，因黄鹤、陈叙良等人文中多有述及，本文仅取择唐“独幽”“飞泉”及“万壑松风”三琴作一阐述。李静的藏琴中，他个人最喜欢的正是这三琴和另一床“百衲琴”，他曾在民国二十年（1931）八月的日记中写道：
二日，晴，致书九疑山人。琴者随余者四，“独幽”“飞泉”“百衲”“万壑松风”。[50]
十日，晴，改张“独幽”“飞泉”两琴弦。[51]
（一）“独幽”琴
“独幽”为李静平生最为珍爱的一张古琴。据李静所称[58]，此琴原系清初文人王夫之（船山）所藏。池内刻有“太和丁未”四字，乃唐文宗时期所斫，凤沼上有“玉振”二字。晚清王闿运《湘绮楼日记》认为此琴系雷威斫。李静认为，王夫子在衡阳的旧庐名为“湘西草堂”，其间久经颓圯，“独幽”亦破败无弦轸，倒挂壁上。一日大雨墙倾，惟“独幽”所挂一壁直立不动，以至于众人皆以为惊异。又说王夫子当年在草堂读书时，曾在夜晚的时候，见庭中发着碧光，阴雨尤甚，因而就光处发掘之，见一石匣，启而察之，锦绣三尺物，绰约多姿，若有丽人，再一看，是一床古琴。王船山因此珍视若拱璧，以至于流传至今。[58]从史料上看，王夫子的确是一个好琴的文人，其诗文中有“清琴蛇腹古，丸药蔲胎康。瑞约宜男早，心同栀子长”[59]，“迢递千里间，神皋有仙宅。朱凤遗清音，表天回羽翼。玉轸动鸣琴，素月辉相即”[60]等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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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彭广业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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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琴声音沉雄古茂，适宜弹大曲，山林隐逸之士尤为喜爱。民国戊辰五月，杨宗稷曾为此诗题诗云：
一声长啸四山青，独坐幽篁万籁沉。不是船山留手泽，谁传玉振太和琴。[58]
此琴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二）“飞泉”琴——兼及两张传世“飞泉”琴的考辨
关于“飞泉”琴，李静在《玄楼弦外录》中有一段颇为传奇的记载，讲述了得到这张琴的经历。大约是民国时期（1919年前），李静旅居燕京，遇一壮士称其父病，愿以一琴一剑出售，以医治父病。待剑出匣，其“光芒逼人，取铁削之，真如削泥”，其琴“红髹秀美，玉轸金徽，成小蛇腹断纹，音铿铿作金石响，神品也”。李静赠之以百金，要了琴但没要其剑，并说：“琴，吾所嗜，姑置吾所；剑，君之宝，宜珍用之。”[58]此琴名“飞泉”，琴背龙池上方刻草书“飞泉”及篆文“贞观二年”双边印一方，龙池下方刻有篆书“玉振”及“金言学士卢讚”印各一。池内有墨书“古吴王崑一重修”七字。龙池两边的篆书铭文为：
高山玉溜，空谷金声。至人珍玩，哲士亲清。达舒蕴志，穷适幽情。天地中和，万物咸亨。
由于此琴局部油漆剥落不能下指，李静便请琉璃厂张虎臣代为修理。此琴音色清润松灵，温劲而古，李静十分喜欢。而杨宗稷亦给予此琴很高的评价，称其为“鸿宝”。
然而，如今存世的“飞泉”却有两床，分别为北京故宫博物院和湖南省博物馆所藏。
1944年秋冬之际，有一床“飞泉”琴在北京地安门大街某银号作借款抵押，管平湖弟子程宽遂以重金购入，后经管平湖以朱漆修整，1979年程宽将此琴捐献给故宫博物院收藏。两张“飞泉”琴的制作风格大体相同，而琴名及琴底的铭文、篆刻则完全相同。
长期以来，琴界一直认为故宫所藏“飞泉”，即为李静所藏之琴，也就是杨宗稷眼中的“鸿宝”。郑珉中先生曾撰写了《“飞泉”琴的流传》[61]一文，文章首先依据《今虞琴刊》《琴学丛书》中的相关记载，详细阐述了李伯仁收藏“飞泉”琴的经过。其后又根据作者当时的亲身经历，记录了程宽收藏“飞泉”、管平湖修理“飞泉”及至程氏将“飞泉”琴捐献给故宫博物院的整个过程，具有丰富的一手史料，弥足珍贵。关于此琴的年代，1985年，郑珉中在《论唐琴的特点及其真伪问题》一文中，认为此琴和故宫所藏“九霄环佩”“玉玲珑”三琴都是唐代雷琴，但“一张制于盛唐，一张制于中唐，一张是晚唐的制作而已，这三张琴，可以作为鉴别雷琴的典型之器”。[62]154-170即“飞泉”是晚唐雷氏所斫标准器，但推翻了之前认为“飞泉”是宫琴的说法，认为它是雷氏野斫。龙池原为方形，后改为通行的长方形。其后，郑珉中《中国古琴珍萃中的唐琴》[63]一文，在谈到“飞泉”琴时，仍延续之前观点。《故宫古琴》[64]64及《中国古琴珍萃》[65]亦皆认为此琴是唐代，乃李伯仁旧藏。
2014年，陈建民主编的《馆藏古琴整理与研究》（湖南省博物馆藏品研究大系）由中华书局出版，书中提供了有关湖南省博物馆藏“飞泉”琴的图片及相关数据。[66]26-29书中收录了台湾学者李美燕的论文《湖南省博物馆藏古琴之考辨与研究》[67]130-131，关于两张“飞泉”琴问题，她列出数据表予以对比，认为湖南省博物馆馆藏“飞泉”琴书法系后刻，漆色较新，火气未消，断纹亦较少，其琴轸切割颇粗糙，“凡此特点示出其为仿制伪作的可能性颇高”，她据《今虞琴刊》所载李静旧藏琴，认为湖南省博所藏“可能是仿制者即依此画葫芦而作”[67]131。而故宫博物院刘岐荣认为二琴可能皆为李伯仁所藏，是“李伯仁仿照他收藏的现故宫藏飞泉琴的铭文仿刻上去的，两琴铭刻是旧刻和新刻的区别”[68]。近年来，湖南省博物馆王宜飞、孙嵩《再论“飞泉”琴的流传》[69]85-94对两张“飞泉”琴的问题作了十分详细的梳理和回顾，结合对湖南省博物馆馆藏唐琴“飞泉”修复过程中发现的新证据，并与故宫博物院院藏唐琴“飞泉”的比对，认为湖南省博物馆藏“飞泉”即为李伯仁旧藏唐琴“飞泉”，而故宫藏唐琴“飞泉”极有可能是琴工张虎臣仿刻而成。[69]94应当说，该文作者基于自身工作实践，对湖南省博物馆藏“飞泉”琴有较为直观和具体的认识，因而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新的观点。
那么，北京故宫博物院与湖南省博物馆所藏两张“飞泉”，究竟孰真孰假呢？以下本文将结合相关文献所载，对此再做进一步的梳理，并提出本人的看法。
图1.湖南省博物馆“飞泉”琴[66]26
图2.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飞泉”琴[64]42
表1.
有关两张“飞泉”的相关数据，在《故宫古琴》及《馆藏古琴整理与研究》中皆有详细记载。而李静旧藏“飞泉”琴在《今虞琴刊·古琴征访录》及他所撰写的《玄楼弦外录》中，也有记载，本文据此列表如表1。
从表1中可知，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飞泉”琴，为连珠式，面底皆杉木斫，龙池、凤沼亦皆为长方形。而湖南省博物馆所藏“飞泉”琴通体红漆，凤势式，龙池、凤沼皆作圆形。三琴的琴名和铭文、篆印及所刻的位置、字体风格完全相同，但琴式、琴材及龙池、凤沼形状，均不相同。由于李静的“飞泉”琴在《今虞琴刊》中有零星记载，经比对，可以认为湖南省博物馆藏“飞泉”琴即为李静旧藏，原因如下：
其一，从琴的特征来看，据李静《玄楼弦外录》所记载的“飞泉”琴，乃“红髹秀美，玉轸金徽”，“小蛇腹断”，李静平时亦以“小红琴”相称。《今虞琴刊·古琴征访录》中为“小蛇腹，朱红”“金徽玉轸足”，这些特征与湖南省博所藏“飞泉”琴大体相符。相比而言，故宫所藏“飞泉”为粟壳色漆，外罩黑漆，蚌徽，尺寸也较湖南省博琴更大一些，与李静所载“红漆”“金徽”及平日所称“小红琴”特征似有不合。尤其是故宫所藏“飞泉”是蚌徽，而李静的“飞泉”是金徽，这两者是不相符的，可见故宫所藏“飞泉”和李静所藏“飞泉”不是同一琴。
其次，从琴的制作材料来看，故宫藏“飞泉”为面底皆杉木，此与唐代雷氏琴好用杉木相符。其中琴面看似梧桐，实则是仅纳音部分用梧桐木镶嵌到琴面的背上，而琴底则是用松杉制成[62]165。而湖南省博藏琴为面桐底梓，与李静旧藏“桐梓”相符。
其三，从琴的式样来看，故宫藏“飞泉”琴为连珠式，湖南省博所藏“飞泉”为凤势式。而李静旧藏“飞泉”的式样，《今虞琴刊·古琴征访录》李静登记为“魏扬英式”[71]。因“凤势式”传为魏扬英所创，故亦有“魏扬英式”之称，两者是一样的。亦即在古琴式样上，湖南省博藏“飞泉”与李静旧藏，也是相一致的。
以上从琴本身的制作材料、琴式、外观等方面，已足证湖南省博藏琴与李静旧藏“飞泉”琴一致，故宫所藏并非李静旧藏之“飞泉”琴。
此外，从程宽得“飞泉”琴的时间来看，是在1944年的秋冬之时。而李静大体于1948年以后去世。但抗战爆发后，李静即于1938年回故乡湖南桂阳隐居躲避战火，时间长达7年。也就是说，在程宽1944年得“飞泉”琴时，李静是在湖南。他曾在日记中记录这一段经历：
抗战七年，记阴历元旦，廿七年（1938）独在汉口而淑心在长沙。廿八、九年，同在桂阳。三十年（1941）在香花岭。三十一年（1942）在桂阳。三十二年（1943）在长沙。今年（1944）仍在桂阳。所谓兵尘偊塞，即此可见一斑。[72]
一般认为故宫“飞泉”为李静旧藏的原因，是李静在后来的日记中基本没有再提及“飞泉”琴。但究其原因，主要是此琴是他赠与长女李琬玉的订婚礼物，而李琬玉“指琴而逝”的场景及其凄惨的感情故事（后文详述），也是李静心中永远的伤痛。因而在爱女李琬玉故去以后，李静自然不愿再弹，也很少再提及“飞泉”，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既然湖南省博所藏为李静旧藏“飞泉”琴，那么，故宫所藏的“飞泉”是否就是赝品或者仿制呢？
事实上，故宫“飞泉”琴，虽然不是李静旧藏，亦非杨宗稷眼中的“鸿宝”，但此琴管平湖认为是唐品，其后又经郑珉中先生鉴定为晚唐琴野斫。此琴的“飞泉”“玉振”及篆书琴铭断纹已通，俱为原刻。“贞观二年”“金言学士卢讚”为后刻，但亦是旧刻。本人曾在故宫藏琴展览中见过“飞泉”琴，的确断纹极古，“飞泉”琴名及“玉振”印皆填金漆，但明显可见断纹已贯通字体，证明它不是断纹产生后刻上去的。从字体的书法来看，其笔势灵动，刀法流利。
而相比较，湖南省博物馆藏“飞泉”琴的铭文、篆刻，皆为同时所刻，断纹也没有贯通字体，显然是后刻。三方印章即“玉振”“贞观二年”“金言学士卢讚”，故宫藏琴是双边框，断纹同样也已贯通边框。而湖南藏琴则是单边框填金，线条较为生硬，其书法也不似故宫藏琴那么灵动飞扬，刀法较为刻板。
因此，可以推断的是，湖南省博物馆藏“飞泉”琴的铭印或为复制故宫“飞泉”琴。故宫博物院刘岐荣认为二琴可能都是李伯仁所藏，是他把故宫藏飞泉琴的铭文仿刻于另一琴上，“两琴铭刻是旧刻和新刻的区别”。[68]本人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
图3.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飞泉”琴琴名[64]68
图4.湖南省博物馆藏“飞泉”琴琴名[66]26
图5.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飞泉”琴“玉振”印[64]68
图6.湖南省博物馆藏“飞泉”琴“玉振”印[66]26
那么此琴琴铭刻究竟是何人所为呢？笔者认为，晚清民国之际古玩商作伪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李静藏琴的铭刻既然是后人所为，当初“受琴却剑”的神奇传说，或许也正是古玩商为谋取钱财所编造的故事而已。据李伯仁所述，他在得到此琴后，曾让张虎臣代为修理。张虎臣即晚清刻工张笏丞，一名笏臣，原为琉璃厂来薰阁琴馆学徒，司理古琴买卖，并曾师从张瑞山及孙晋斋学琴，亦擅篆刻，后在琉璃厂自设“义之斋”。张虎臣的斫琴和修复古琴的技艺亦相当高超，且精于古琴鉴定，对当时京城各家藏琴都比较熟悉。
在李静请张虎臣修琴时，张虎臣说，这张琴他以前在来薰阁见过，别来已60年了。此琴原为前清刑部某主事所藏，因他不会弹琴，将它和字画一样张挂于墙。假如仅仅是这样，那么，此琴铭刻或为琉璃厂来薰阁琴馆的古玩商按程宽旧藏“飞泉”琴复制于李伯仁所藏“飞泉”琴上。但当李静和张虎臣说“受琴却剑”故事时，张虎臣对这一切显然了然于心，问他：“剑上得无有双龙耶？”李静说：“隐约有之。”虎臣说：“此高阳剑侠之子，父子均万人敌。君幸受琴而却剑，剑非君力所能得者，然其父病果愈，必更以剑至谢君。”果然，到了第二年，壮士挟剑而来，称父已病愈，愿献剑为寿。但李静依旧没有要剑，壮士乃奉剑长揖而去。[58]
写到这里，想必大家都有结论了，此琴到底是谁在做伪？张虎臣精于篆刻，其刻工技艺相当高超，在当时有一定的名气，故这些铭刻或许正是出自于他的手笔。他将“飞泉”铭文复刻于另一张传世老琴上，再编出壮士为父治病而让琴的故事，以此骗取李静百金之助。而唐琴“飞泉”，则在抗战时期兵荒马乱的岁月中，出现于京城的当铺之中，为管平湖弟子程宽所得，后程氏捐献给故宫。
图7.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飞泉”琴铭文[64]68
图8.湖南省博物馆藏“飞泉”琴铭文[66]26
以上便是两张传世“飞泉”琴的故事和笔者对此的辨析。综上，存世有“飞泉”琴二：
其一是民国时期（1919年前），李静旅居燕京时，从一壮士手中购得“飞泉”琴一床，后李静赠予其女李琬玉。此琴曾被杨宗稷誉为“鸿宝”，但琴名及琴底铭文或为琴工张虎臣从另一床“飞泉”琴复刻，年代待考，现藏湖南省博物馆。
其二是1944年，管平湖弟子程宽在北京古玩商手中购得“飞泉”琴一床，此琴为晚唐雷氏野斫，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不过，湖南省博物馆藏“飞泉”琴的铭文虽系复刻，但制作精良，不失为传世琴中的精品之作。至于李静旧藏腹内“古吴王崑一重修”字，与吴景略旧藏宋“云鹄”琴、龙美术馆藏朱晦翁琴的腹内王崑一重修款相似。王崑一系明代苏州琴家，可知此琴曾在明代由王崑一破腹重修。
（三）“万壑松风”琴
“万壑松风”琴，仲尼式，现藏湖南省博物馆。此琴通长116.7厘米，隐间（有效弦长）108厘米，琴额宽17.6厘米，琴肩宽19.4厘米，琴尾宽14.6厘米。肩在二徽五分处，面桐底梓，龙池、凤沼均为长方形，蚌徽，和田青白玉琴轸，玉质雁足。[66]36-37
关于此琴，李静在《玄楼弦外录》中有详细记载：
夙闻长沙市上有古琴曰“万壑松风”，“万”字上隐约见一“苍”字，盖非始名矣。龙池内刻“赵子昂家藏”五字，遍体细流水断纹，发音苍韵。相传出于安化陶氏，值号千金，余求之五六年不得。己巳除夕，自辽返湘，复搜寻之，以廉值买归，大喜过望。携至燕京，持赠吾师九疑先生，先生却而不受，且命名琴工张虎臣重修之，并为题识池畔。池之左原刻“道光丁亥”四字，右刻“栗里丹冶，陶镕珍玩”八字，皆深藏漆里，必映日光始见，先生误削之。尝谓余曰：“陶公手迹，为吾毁去，殊可惜，宜重刻，以志吾道。”
先生归道山之后四年，其哲嗣乾斋兄渡江南来，复为葺治，形彩斑暎，音弥清越，风气遂仿佛鸣凤矣。既欣神明之后，俯观弥感吾师之不及睹也。详志原始，藉诏后来。
民国二十四年五月李静跋。[28]126
在李静的《玄楼日记》中，关于此琴，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是日，得赵子昂琴，谋之五六年矣。……池内刻“赵子昂家制”五字，与之百金。二弟习书而事贾，以书法非赵子昂手笔减去十金。货琴者乃重怨余，余亦不能确定其琴之是否赵氏物？就断纹观之，则非唐宋时物，不至此境。琴家固不重元明也。[73]
从上面两段文字可知，李静为了得此琴，前后历时五六年，终于在民国戊辰年（1928）以“廉值”购得，但也花了九十金。此琴龙池内原刻有“赵子昂家制”五字。元代书法家赵孟頫（子昂）善琴，著有《乐原》《琴原》。但此琴是否为赵孟頫遗物？李静当时并没有把握。但其弟已认为书法并非出自赵孟頫，且由此而由百金减了十金，可知此琴并非赵孟頫琴。但李静认为，即使此琴非赵孟頫琴，从断纹来看，它也是唐宋时物。
李静后携琴至京，欲以敬师之礼赠与杨宗稷，但杨氏以为君子不夺人所爱，就谢绝了。此琴原系安化（今湖南益阳）陶镕旧藏，原琴底有“道光丁亥”“栗里丹冶，陶镕珍玩”铭刻，这些铭文在己巳（1929）年被杨宗稷不小心磨去了。为了弥补，杨宗稷写了一段铭文，题于此琴琴背：
己巳八月廿七夜半，梦李君伯仁自沈阳过我，次日奉函送赵子昂家藏“万壑松风”来属审定。余即以梦告，并谓琴佳。嗣得书，云“见怀之情，极于梦寐，神交千里，无阻关山”。琴既佳，请留，破岑寂。然畴昔之夜，实君神来，非我神往。少陵梦太白诗“魂来枫林青，魂返关塞黑”，是也。因纪大略刻于琴阴，仍寄李君，著其爱友爱琴情笃如此。梦后九日识于宣南舞胎仙馆。同社弟杨宗稷。[66]37
在琴底的杨氏铭文之下，另刻有雷渝识文一篇，如下：
图9.李静旧藏“万壑松风”琴，现藏湖南省博物馆[66]36
图10.李静旧藏“万壑松风”琴铭文[66]38
吾友伯仁琴学名海内，竭精力，藏琴尤富。谓此题名下留隶痕，已非始名。……每携以自随，北游花江，南至香海。及丁丑去金陵，琴书彝器丧失过半，惟兹孤桐得相偕归隐于蓉峰下。殆亦士伸所知，女容所悦耳。渝与晨夕过从，风月啸咏，证以断纹音韵，洵可瑰宝，而历劫未毁，得非庆幸。爰为记之，以示不忘。
庚辰六月伏暑，雷渝谨识。[66]37
凤沼下方刻有李静自题铭文：
松雪珍琴，得之亡意。宓妃乍逢，帝姬偶至。花江香海，九丝愔愔。波涌云谲，独可人心。入山既深，松风万壑。仙乎移情，及尔偕乐。庚辰七夕玄楼主人题。[66]37
这两段铭文均刻于1940年。时值抗战期间，李静隐于长沙，常与雷渝相往来。雷渝，字芷潜，一字志潜，桂阳仁义镇田心村人。雷渝年少时聪慧异常，诗文俱佳，曾读于岳麓书院。1907年在最后一次举贡考试中，雷渝考取拔贡，留京任职。宣统三年（1911），桂阳籍官员陈兆葵为京师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行走，举荐雷渝任京师图书馆馆员，期间结识在教育部主管图书、博物馆工作的鲁迅，两人往来颇为频繁。《鲁迅日记》中多有记载，如1913年12月，即录有多次：
四日……晚雷志潜来，名渝，桂阳人，旧图书馆员也。[74]68
十日，无事。晚，雷志潜来。[74]69
二十日，晴。……晚，雷志潜来。[74]70
有次雷渝的同事兼好友王懋鎔（字佐昌）病危，申请回乡，请求解决路费。教育部迟迟未有处理意见，雷渝在给鲁迅的信函中颇有责怪之意，鲁迅颇为不满，言其“今之少年，不明事理，良足闵叹”。后来王懋鎔病逝，教育部给予抚恤金百元：
二十六日，午后收本月俸二百十六元，仍实发九成也。下午雷志潜来函，责不为王佐昌请发旅费，其言甚苛而奇。今之少年，不明事理，良足闵叹。[74]70-71
民国六年（1917）后，雷渝离京，历任贵州贵定县知事，河北清河、湖南江华等县县长。抗战期间，雷渝寄居于桂阳城内，淡泊仕途，醉心学术。他和李静往来正是在这期间，两人“晨夕过从，风月啸咏”。
此琴琴体有龟背、流水、牛毛等多种断纹，然表漆已经重修。琴身两侧有明显的剖腹痕迹，腹内所刻“赵子昂家制”，未必可信。雷渝认为此琴“必宋以前物无疑”，亦属武断。从琴的风格来看，当为宋以后所制。
四、欲碎瑶琴报钟子——李琬玉的情与琴
1927年4月27日，这是百年中国历史上一个血雨腥风的日子。以李大钊为首的20位志士仁人，在北平第一监狱的高墙内，惨死在绞刑架上。跟随李大钊一起就义的还有一位刚从北平美专毕业的青年谭祖尧。
谭祖尧（1902—1927），重庆江津白沙镇人，家境贫寒。1920年考入江津中学，1922年入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西洋画系。1924年底，谭担任李大钊的秘书，为李大钊提供言论决策的参考。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军阀割据，执政的北洋政府难御外敌入侵，各地学潮四起。1926年3月12日，日本军舰进入天津大沽口，并联合英、美等八国向北洋军阀段祺瑞执政府提出撤除津沽防务的所谓“最后通牒”，激起民众愤慨。3月18日，谭祖尧在李大钊带领下，组织民众和学生举行请愿游行，反对北洋政府，抗议八国通牒，由此而遭镇压，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而谭祖尧的未婚妻便是李静的长女李琬玉。
李静有两女，小女李瑈玉，毕业于北平两吉高中学校[17]。1934年考入北京铁路学院学习，1935年11月25日，因要离京，李静为她办理了休学手续[75]，获一年肄业证书。李瑈玉后嫁郴州，“文革”中因家庭出身问题屡遭批斗，后得精神疾患去世。①
长女李琬玉，幼承庭训，能诗擅画，后考入北京美术专门学校国画系，以善绘仕女见长，时任北平美专教授的萧厔泉②对她极为赏识。李琬玉幼时即随父亲李静学习古琴，因天资聪颖，不日便颇有领悟。李静便让她改从杨宗稷学琴，琬玉从杨氏学得《潇湘》《流水》等曲，也颇得杨宗稷称赏。其后，李静又亲授《胡笳十八拍》。琬玉学得很快，且能边弹边唱。[76]322
李琬玉和谭祖尧是北平美专的同学，李琬玉是国画系的，谭祖尧是西画系的。李琬玉姿容端庄，清秀优雅，当时同学皆赞赏她似有古女子之风。不仅如此，琬玉也关心时政，为人正直，常给进步刊物《新军》撰稿。据谭祖尧的好友龚灿滨回忆[77]112，一天下午，李琬玉正在画一把扇子，左边是一丛芭蕉，旁边伫立一女子似有所思，右边题诗一首：
碧玉年华初上头，不妨顾影赏风流。闲来独傍芭蕉立，绿透春衫未解愁。[77]112
谭祖尧静静地观看，于是也题诗一首：
莫教年华付白头，横刀跃马足风流。碧天翘首增惆怅，不为家愁为国愁。[77]112
两人可谓一见如故，进而成为恋人。李静虽为国民党海军高级将领，但对革命党亦多有同情，因此，他对女儿的恋爱，并不反对。不过，李静凡事讲求规矩，不许苟简，因此，他让李琬玉和谭祖尧先行订婚，待过礼、下聘之后，再择时举行婚礼。李静还将他珍爱的“飞泉”琴赠与爱女，作为订婚礼物。然而，正当此时，政局骤变，白色恐怖日趋严重。
1927年3月底，在国民党海军部工作的李静，打探到执政的张作霖奉系军阀，即将对革命党人展开搜捕行动，便预先让李琬玉通知躲藏在北京东交民巷苏联使馆内的谭祖尧，快速离开京城，共赴广州。于是，李琬玉携年仅12岁的妹妹李瑈玉一起向使馆奔去。其时，只见使馆外寂无一人，四周也看似平静无事，但当她刚一拍门，伏兵立起。李琬玉姐妹也被捕了。[78]其后，她们和李大钊的妻女囚禁在一起。
李瑈玉因年纪太小，被捕后很快被释放了。李静知事后，便想方设法去营救长女，不日，琬玉也被释放。至4月6日，北京全城戒严，谭祖尧等20人被捕。4月28日上午，李大钊、谭祖尧、吴平地等20人，在京师第一监狱被绞杀。谭祖尧慨然就义之后，龚灿滨和乡人吴清汉出面募款160大洋购置两具棺木，两匹白绸，领出谭祖尧、吴平地遗体，送往北京陶然亭四川义地安葬。[77]114
李琬玉和她母亲到了义地，目睹惨状，痛不欲生，几度昏厥。其后李琬玉因悲伤过度，几近精神失常。一年多以后，1928年的8月23日，年轻聪慧的琬玉便香消玉殒。琬玉病危时，李静因在东北海军任职，不在她身边，琬玉指着父亲所赠与的订婚礼物“飞泉”琴痛哭而亡。待李静赶回，琬玉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悲恸欲绝的李静，挽之云：
望我不归，仕女残图如有泪。指琴而逝，《胡笳》古调失传人。[76]323
李静的好友李信臣，将琬玉的遗画结集出版。杨宗稷见了画册亦不由得睹物思人，深感悲伤，写有《题琬玉女士遗墨》诗：
昙花一现是前因，慧业三生证此身。
才福难兼名亦着，烟霞点燃技通神。
《胡笳》绝调怜家学，潇水湘云更几人。
欲碎瑶琴报钟子，知昔巾帼谢风尘。[76]323
琬玉的归西魂飞，是李静心中永远的伤和痛，每思至此，他常常“泣不能抑”，直如摧肝裂肺一般，又如烙铁置于掌心，一痛到心，然又无力回天。李静常常夜梦琬玉，痛哭而醒。如民国十八年（1929）十一月十六日的深夜，李静梦见有一日本人来家中欲购琬玉的画，家人持一扇画以赠日人。李静拿过扇子一看，只见扇骨刻有一仕女，长身玉立，身着绛色宫袍，似乎不像是琬玉所画。然而，待李静开扇视之，扇面的左角画有一半身美人，倭髻朱衣，眉目天然。此时，李静才发现，这“确为吾女手笔”，然而，“因忆其已死，遽以真迹与外人，岂不可惜？注神思之，不觉痛哭，醒后犹泪涔涔也”[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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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彭广业口述。
②萧厔泉（1865—1948），名俊贤，号铁夫，别署天和逸人，斋名净念楼，湖南衡阳人。早年师从释苍崖、沈咏荪学画。应李瑞清聘，曾任教于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图画科。后任教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继而担任南京美专国画系主任。晚年寓沪卖画为生。长于山水，兼作花卉。陈师曾、吕风子、姜丹书、张善孖、施南池等著名画家均出其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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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李琬玉绘，夏寿田题，李举举提供
悲伤的李静，在后来写下了《忆亡女》《哭女琬》《过女儿河哭亡女》等诗文，字字句句，浸透了一位父亲的悲愤哀恸和对爱女的泣血思念，无限的伤怀和凄楚，欲哭无泪的心境，令人动容！如《过女儿河哭亡女》诗云：
吞声死别泪痕多，羌笛又闻出塞歌。
哀草寒沙悲牧马，伤心怕渡女儿河。[80]
结语
1948年9月25日，李静在这个世界留下了最后一篇日记。据说，那以后不久，他在家乡桂阳因突发疾病，悄悄地走了。戎马一生又能诗善琴的李静，把他的“独幽”“飞泉”“万壑松风”“凤皇”“蕉叶”等，都留给了我们。他来不及和这个世界好好地道别，便匆匆地去了另一个世界——和他至爱的琬女，和他慈爱的祖母，和他青梅竹马的夫人邓氏，和他心心相印的师友杨宗稷先生，团聚了。从此，这个世间，不再有他的《胡笳》《秋鸿》《渔歌》之声。一如他《玄楼日记》最后一页所写：
寒泉溅雪，有珮环隐隐，飞度霜月。易水风寒，壮士悲歌，关山万里离别。杨花浩荡空转，又化作云鸿霜鹄……[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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