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筝曲《临安遗恨》为核心，溯源其创作背景，分析其承载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价值。通过分析乐曲结构以及旋律构建，探究筝曲《临安遗恨》英雄主义形象的构建，分析筝作品《临安遗恨》与文学作品《满江红》对英雄主义形象构建的内在联系，探究其艺术形象的多维度表达与艺术文学双重价值的体现。
关键词：《临安遗恨》；《满江红·写怀》；英雄主义；艺术形象
《临安遗恨》是中阮演奏家林吉良于1990年创作的阮独奏曲，乐曲取材于传统乐曲《满江红》，人文内涵源自《满江红·写怀》一词。这首词创作于岳飞抗金最为激烈的时期，反映了岳飞在国难当头、家国情怀交织之际，对国家兴亡的深切忧虑，以及面对逆境时的不屈不挠与对理想的坚定追求。作品既表达了对国家未来的忧虑与对个人命运的无奈，又展现了在逆境中不屈不挠、坚守信念的英雄品质。它不仅展现了岳飞个人的英雄主义精神，更成为后世文学与艺术创作中英雄形象塑造的重要参考，体现了文学作品在历史叙事与情感表达中的独特价值。
词中不仅反映了岳飞个人的英雄主义情怀，更成为南宋历史与文化记忆中的重要篇章，展现了文学作品在承载历史记忆与文化传承方面的独特魅力。这首词不仅在当时成为激励人心、鼓舞士气的精神力量，更在后世成为歌颂英雄主义精神、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历史与文化价值至今仍被广泛认可与传颂。
不久之后，著名作曲家何占豪对阮独奏曲《临安遗恨》进行了改编，首次将其转化为阮协奏曲，进一步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与艺术层次。然而，考虑到阮在演奏中力度表现的局限性，何占豪在1992年再次对作品进行了创新性改编，分别将其改编为琵琶协奏曲和古筝协奏曲。其中，古筝版本因其独特的音域宽度与音色丰富性，迅速在音乐界及公众中获得广泛认可，成为最广为人知的演绎形式。
二、筝曲《临安遗恨》英雄主义的形象构建
筝曲《临安遗恨》在创作与演绎过程中，不仅汲取了《满江红·写怀》的文学精髓，更通过音乐这一艺术形式实现了对岳飞英雄主义形象与情感世界的深刻再现。古筝作为一种具有深厚文化积淀与丰富表现力的民族乐器，其独特的音色与演奏技法为《临安遗恨》的音乐表达提供了广阔空间。乐曲通过跌宕起伏的旋律与细腻入微的情感表达，不仅生动地刻画了岳飞个人的英雄事迹与内心世界，更深刻地揭示了英雄主义与时代背景的内在联系，以及个人命运与历史记忆的相互交织。
乐曲结构作为音乐作品的基石，不仅是艺术形象构建的骨架，更是场景营造与情感表达的基础。古筝协奏曲《临安遗恨》通过精妙的结构布局与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既展现了岳飞的壮志豪情，又诉说了其被奸人所害的悲惨命运，成功塑造出立体丰满的英雄形象，表达了对这位兼具高尚品格与抗金壮举的民族英雄的崇高敬仰与深情追念［2］。
（一）乐曲结构
《临安遗恨》采用七段式结构，包括引子、慢板、快板、柔板、中板、华彩和尾声七个部分。这些段落环环紧扣、层层推进，通过音乐语言将《满江红·写怀》中所构建的艺术形象具象化，细腻地展现了岳飞的英雄主义形象。
《临安遗恨》的音乐结构设计巧妙地融合了钢琴和古筝这两种乐器的特点，通过它们的不同表现手法，构建了一个既悲壮又细腻的情感空间。乐曲的开头部分以钢琴的音阶大跳营造出一种悲愤的情绪氛围，预示着岳飞的英雄悲剧即将展开。
随后，古筝的旋律进入，其特色的四二拍为乐曲增添了新的色彩。钢琴的强力和弦与古筝的刮奏技法相互映衬，构建了一种悲壮而激昂的音乐效果。这部分音乐通过强烈的节奏和旋律起伏，展现了岳飞在牢狱中的痛苦挣扎和对家国命运的深深忧虑［3］。
在抒情的慢板部分，乐曲的旋律性加强，情绪起伏较大，充分展示了岳飞内心的忧思和对家国的深深眷恋。这段音乐通过细腻的旋律变化，传达了岳飞内心的细腻情感，包括对母亲的挂念和对家庭的思念。
乐曲逐渐加快，进入快板部分，如同万马奔腾般壮阔。这段音乐的旋律激昂，节奏强烈，仿佛将听者带入岳飞征战沙场的壮丽场景，感受到岳飞的英勇气概。
乐曲的尾声部分，钢琴的独奏转入柔板，如泣如诉地展现了岳飞内心的细腻情感和对母亲的挂念。随后，音乐转入中板，回忆起岳飞昔日的家庭幸福和内心的平静。这段音乐的旋律温柔而深情，展现了英雄内心深处的柔软与温情。
《临安遗恨》的结构设计巧妙地运用了主题再现的手法，三次主题的出现，犹如古歌的反复，给听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一次主题的再现都伴随着情绪的变化和发展，从悲愤到忧思，再到激昂，最终归于哀婉，完整呈现了岳飞充满遗憾的一生。
《临安遗恨》通过其结构的巧妙设计，将岳飞的生平事迹与音乐情感紧密相连，每一乐章都仿佛在讲述一个章节的故事，从他的雄心壮志到沙场征战，再到被诬陷的悲痛，最终以深沉的哀歌收尾，展现了英雄的多面性和复杂情感［4］。
（三）乐曲的旋律构建对艺术形象塑造
旋律作为整首乐曲的核心表现手段，在艺术形象塑造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古筝与钢琴的对话既保留了传统民族特色，又融入了现代音乐元素，将岳飞的艺术形象塑造得更加丰满，旋律线条也呈现出丰富的起伏变化。
1.引子至快板部分——情感与氛围的铺垫与升华
2.主题的再现与情感深化——岳飞形象的多维度展现与内心世界的细腻描绘
随着快板部分的戛然而止，钢琴由弱至强的渐变过渡至柔板，这一转折不仅是音乐形式上的自然转折，更是情感表达上的升华，巧妙地引出了主题的第一次再现，展现了岳飞内心世界的另一面——细腻与柔情。滑音的加入，不仅使旋律更显婉转细腻，更在情感上丰富了作品的层次，使听者能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岳飞内心的复杂情感。中板部分，旋律在高音区的级进与小幅度跳跃，生动描绘了岳飞对家人团聚的渴望与相聚后的喜悦，这一情感变化的刻画，不仅展现了英雄形象的多维度，更深化了作品的情感内涵，使岳飞的形象在听者心中更加立体饱满。
3.华彩部分——情感高潮的构建与艺术形象的浓重一笔
华彩部分的出现是《临安遗恨》情感表达的高潮，也是艺术形象塑造中的浓重一笔。大量柱式和弦与横向旋律的结合，不仅在音乐形式上营造出恢宏的气势，更在情感表达上达到了极致，使听者仿佛置身于一个宏大的历史场景之中，感受到了岳飞英雄气概与悲剧命运的交织。随后，乐曲回归G大调，第二次主题的再现实现了首尾呼应，不仅强化了作品的整体性与情感连贯性，更在音乐结构上形成了闭环，使作品在情感表达与艺术结构上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4.情感表达的细腻与艺术结构的精妙结合
《临安遗恨》的旋律进行以级进为主，配合转折处的跳跃，加之非调式本质音的装饰，使整部作品在细腻的情感表达与宏大的叙事结构之间取得了完美的平衡。这种结合不仅展现了作曲家对音乐语言的深刻理解和运用，更体现了对岳飞这一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深刻洞察与艺术再现。通过音乐构建与情感表达的精妙结合，《临安遗恨》成功地构建了一个多维度的英雄形象，既展现了岳飞的英勇与忠诚，更揭示了其内心世界的复杂与细腻，使这部作品成为古筝协奏曲中的经典之作，具有深远的艺术价值与文化意义。
在《临安遗恨》的音乐叙事中，古筝演奏不仅是一种艺术表现，更是一种文化传承与历史记忆的载体。通过音乐的叙事性与表现力，作品不仅成功塑造了岳飞鲜明的英雄形象，更在更深层次上探讨了英雄主义精神与历史叙事、文化传承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个人命运与历史记忆的深层联系。筝曲协奏曲《临安遗恨》以其独特的艺术语言，不仅让听众领略到音乐艺术的魅力，更在情感共鸣与历史理解中，深化了对岳飞英雄主义精神的认识，以及对南宋历史文化的深度洞察。
三、英雄主义形象在音乐与文学领域中的联系
筝曲《临安遗恨》与《满江红·写怀》虽分别属于音乐与文学两大艺术门类，但两者在塑造英雄主义形象方面展现了深刻的内在联系，共同构建了岳飞这一历史人物的立体形象，体现了英雄主义精神在不同艺术形式中的独特表达与文化价值。
《满江红·写怀》作为岳飞的代表作，不仅是岳飞个人情感与理想追求的直接吐露，更是英雄主义精神的文学化展现。词中，岳飞面对国难当头，表达了对家国兴亡的深切忧虑，对个人命运的无奈感慨，以及对精忠报国信念的坚守。通过文学语言，岳飞的英雄主义形象被赋予了忠诚、英勇、理想主义与家国情怀等多重内涵，这些文学元素不仅为后世文学与艺术创作中的英雄形象构建提供了宝贵的参考，更为《临安遗恨》的音乐构建奠定了坚实的文学基础，成为音乐作品中英雄主义形象构建的核心灵感来源［5］。
（一）在音乐与文学领域中塑造忠诚与英勇的艺术形象
《满江红》开篇即以“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的强烈情感描绘，直观展现了岳飞面对国难时的内心世界，体现了其忠诚于家国、勇于担当的高尚品格。这种情感表达既彰显了个人英雄主义的精神，更反映了岳飞以国家利益为先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展现了其深沉的家国情怀。
在筝曲中开篇的第一乐句与词中第一句极度呼应，用大撮、摇指、刮奏等传统技法进行极具爆发力的演奏，表现了“怒发冲冠”“仰天长啸”的激愤之情。后接突弱的摇指，以及慢板表现了“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悲痛与惋惜［6］。
（二）在音乐与文学领域中所表现的家国情怀
词中的“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等语句，通过强烈的对比与象征手法，生动地刻画了岳飞面对强敌时的英勇无畏与坚定信念。这种文学化的英雄形象构建，既凸显了岳飞作为民族英雄的历史地位，也激发了后世对国家与民族的深厚情感，成为激励无数人奋发向上的精神源泉。
（三）在音乐与文学领域中所体现的家国情怀
词中“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表达，不仅展现了岳飞对国家未来复兴的乐观预期与坚定信念，更深刻地抒发了其深厚的家国情怀。这种情感的文学化表达，超越了个人英雄主义的范畴，将岳飞的形象提升至民族精神的层面，使其成为中华民族共同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的一部分。［7］
在筝曲《临安遗恨》中，以中板部分的壮阔叙事表现美好的历史愿景。在表现悲愤情感，刻画忠君报国这一艺术形象时，演奏技法并不是最突出的特点，在这一部分侧重于用旋律去刻画形象。在快板之后的中板段落当中，多用D大调中的F音与B音，并在这两个音上着重做重颤音，加上摇指演奏技法，以制造哭腔的听感，达到悲壮色彩。充分地塑造了岳飞精忠报国的形象，表达对于靖康之耻的愤恨，希望为国效力、重整山河的美好愿景。
（四）筝作品《临安遗恨》中的艺术文化价值
筝作品《临安遗恨》不仅保留了原词作的精神内核，还通过古筝这一新的媒介，为作品注入了新的生命力。音乐与文学的结合，不仅丰富了艺术表现的形式，也拓展了作品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使《满江红》这一经典作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焕发出新的光彩。［8］这种音乐、文学与历史的深度交融，不仅赋予了作品深厚的历史底蕴，更使其成为研究南宋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的重要文献，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它不仅展现了岳飞个人的文学才华，更反映了南宋时期的文化特色与历史变迁，成为社会文化与民族精神的重要窗口。
参考文献：
［1］陈爱娟.古筝艺术的新起点——首演古筝协奏曲《临安遗恨》有感［J］.福建艺术,2000(01):13-14.
［2］盛秧.何占豪的英雄“情结”——古筝协奏曲《临安遗恨》与《西楚霸王》评析［J］.乐器,2007(04):38-40.
［3］魏军.古筝乐曲《临安遗恨》的英雄情结［J］.大众文艺,2013(06):36.
［4］蔡晓璐.古筝“悲情”乐曲声韵研究［D］.武汉音乐学院,2007.
［5］吴颖金荣.古筝协奏曲《临安遗恨》三种演奏版本的比较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17.
［6］王建民.论旋律进行——旋律学论文系列［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及表演版),1999(01):3-12+29.
［7］刘曼丽.宋金元《满江红》词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14.
［8］胡仪.诗词与古筝艺术的美学融合——以三首筝乐作品为例［J］.艺术品鉴,2019(33):288-289,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