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乐调试对于器乐演奏的呈现效果有着难以忽视的重要作用。在当今学术研究中，器乐的“调试”常与“校音”“调律”交叉出现，三者之间呈现出层层递进、由表及里的内在联系。古筝作为我国传统器乐的代表乐器，其调试内部在供需圈层、人才培养方面呈现国内文化生态语境下的诸多特性。因此笔者深度思考推敲：调试的定义为何？何为古筝调试？在现阶段特定的文化生态语境下，筝乐调试在国内发展的境况如何？以及如何在实操层面有效地进行筝乐调试？笔者行文将针对如上的系列问题从古筝调试的思、境、行做出相关阐述与探讨。

一、“校音”“调律”“调试”释义

（一）“校音”“调律”与“调试”

在乐器演奏中，音准作为旋律的基础要素，是乐器演奏所需关注的首要课题。校音（又称整音）是指对乐器乐音进行调整与比对，以此确保乐器音准相对准确的技术手段，其根本目的是精确、确定乐音的基频。在众多乐器中，弦乐乐器鉴于制作材料的物理特性，往往需要进行定期校正[1]。因此，从狭义上理解，调音这一概念更多针对于弦乐乐器。

调律，现阶段国内一般是指钢琴调律，即对钢琴的音高进行调整和校对的复杂过程。其中，调律过程涉及到多项步骤，具体来说包括：确定基本音、校对基本音、调整其他音组的同名音，以及在必要时调整钢琴的机械部分，以此确保每个音都能被正确激发并发出符合音乐艺术要求的音。调律的目标是将钢琴的音准调整到国际标准音高，即A4=440Hz，并且保持稳定，以便能够提供良好的音乐体验[2]。

调试，是指调整修缮器乐本体，提升器乐音色的技术手段。乐器调试本身多根据乐器构造学与声学相关原理，对不同声学系统中的本体实体进行具体调整。器乐调试需考虑多方因素，在调试过程中，气温、材质、湿度等客观条件亦属于调试所考虑的客观范畴，针对不同条件下的调试实体，调试过程中采用不同调试工具与外来刺激以此焕发实体的材料活性，进而达到保养乐器本体，维持乐器音准的稳定程度，以及提升器乐演奏音色的多项目的。

（二）“校音”“调律”与“调试”之关联

若从调试对象、判别标准以及最终目的三个维度入手，“调音”“调律”“调试”三者各有侧重。调音的调整对象仅是乐音音准（多指弦乐乐器），但评判标准却并未统一。乐器演奏中会出现特殊乐音的情况，届时校音标准更多依靠演奏者的乐感听觉，调音器并未能完全量化。譬如在潮州筝乐当中，重六调传统筝曲的旋律中常出现特殊的中立音（即“↑4”“↓7”的特征音）。这时习筝者的音准判别则更多通过人耳调整。调律主要是指钢琴调律，调整的对象主要针对钢琴的音准与少部分乐器机械部分。钢琴调律中专业调律师以十二平均律作为调律的辨别标准，结合仪器和个人听感调善钢琴音准与性能。调试的对象更多是乐器构造学角度下声学系统中的各项实体。在调试过程中，调试师通过对乐器实体进行调整修缮进而调善乐器的使用状态，以此释放乐器的张力，提升乐器的音色质量。

校音作为调试的初级阶段，主要是解决乐器乐音音准的问题，是调试发展中最为基础的“点”。调律就校音而言，乐器划定范围上更为明确，但整体的调试对象较校音而言，在保留音准的基础前提下，开始对乐器部分实体予以关注，以此形成略成系统的发展“线”路。调试鉴于前两者，运用声学、乐器构造学等学科融合原理，调善器乐本体的各项实体，更为全面关注到音准、音律、音色乃至音质等各方面，在三者中已进入“面”的发展，属于层级高于前两者的技术实操手段。由此可见，校音、调律、调试三者之间并为绝对对立，三者之间从调试对象、判别标准以及最终目的上确实存在着由表及里、层层深入的内在联系。

（三）何为古筝调试？

在学界，现阶段古筝调试虽未形成成熟的话语体系，但纵观古筝艺术发展历程仍能窥其踪迹。结合上述文中对调音、调律以及调试的三方定义，与笔者田野取证，笔者进一步总结推敲：古筝调试是指通过运用符合古筝构造原理的技术手段来调善声音系统中状态欠佳的构造实体的实践过程。在调试过程中，调试师在遵循如上定义的前提下，辅以声学、律制学的调试理念，充分考虑温度、湿度、材质等物理因素，维护乐器的音准稳定，提升乐器音色的演奏质量，释放乐器自身的音乐张力，最大程度上保持乐器的最佳使用状态的多维目的。

二、文化生态语境下我国古筝调试的发展境况

斯图尔德在《文化变迁的理论》书中提出了文化生态学概念，文化生态学是研究人类生存的整个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中各种因素交互作用对文化产生、发展、变异规律的科学[3]。学者刘湘溶进一步指出，生物脱离环境就是死物，生物同环境分开来，只能是抽象的研究，而非现实的研究。现实的生命除开具有特殊的结构、功能外，还在于它们所处的特色环境[4]。学者刘志成则在确保“人”在文化生态发展中的重要地位的前提下，突出社会文化转型对于建设和谐和社会机制的重要作用[5]。学者王文卓提出，在音乐生态学中应当强调历史与当下的音乐环境的生态评价，以此建立“人——音乐——自然”的生态学构建。[6]

可见文化生态学视角强调人、社会、环境三者间动态联系。因此要探究一件器乐的发展境况，必将对当下社会语境中的经济发展、教育模式、人才培养的生态环境进行探究。

（一）供需失衡——市场供需圈层面

古筝调试的市场更多与古筝制造业的发展息息相关。若从供给端与需求端视角看古筝制造业市场仍存在诸多现实问题。其中，主要问题集中体现在古筝供需市场与古筝调试建设发展的失衡。

从供给端层面来看，受庞大市场需求的反作用，当下古筝厂商林立，古筝制造业总体规模与产量剧增。但辩证来看，制作的整体品质却差强人意。古筝厂家为提升自身的竞争力，“价格战”“材料战”频出，如何卖出一把古筝比如何制作好一把古筝，似乎前者是生产商更为优先考虑的问题。因此在货源上，“劣质产品”“观赏产品”大量流入市场。这会使得使用者长期接触不到正确的实体样本，往往为调试理论的深入建设设置障碍。其次，一些新生的小型厂商在进行商业竞争时，往往在产业内部通过收缩周边性成本的模式来提升产业的整体收益。这就使得部分古筝厂商对于销售人员招募门槛较低。销售人员未具备相关筝乐调试常识储备，在加之盈利业绩的商业驱动，大量良莠不齐的古筝卖出后便处于“无人管控”的局面。古筝供给层呈现出重视外观制作、忽略音色品质；重视材料选定，轻视结构修缮；以及重视实际应用，轻视理论研究的总体特征[7]。

从需求端层面来看，近几年随着国民的精神文明建设，国人对于民族文化的自豪感不断提升，“听民乐,学民乐”的思潮在社会盛行，这使得国内外学习古筝的人数剧增，截至2023年国内习筝人数已突破550万[8]。由此可见，古筝需求市场呈现出巨大挖掘空间。但受供给端影响，调试理论有效传播的效率范围受限，大部分消费者对古筝这一乐器本身了解甚少，以此导致消费者在前期选购、后期养护的过程中对专业调试知识所知寥寥。在这种不知其所以然的学习中，往往会导致习筝者学习体验感差、聆听音色感差、乐器使用不规范、使用寿命低龄化等现象，这也为古筝调试理论的落地建设造成了多重现实阻碍。

（二）校商结合——国内人才培养层面

1.专业院校

专业音乐院校主要是培养古筝制作方向的专业性硕士研究生人才。九大音乐院校中部分音乐学院均针对古筝调试这一领域开设研究生专业，但鉴于不同院系与培养方案的设置，各院校开设专业亦大同小异。上海音乐学院添设乐器修造（弦乐乐器）方向，古筝调试便隶属其中。四川音乐学院更具针对性开设中国乐器研制方向，并实行双导师制度，由声学、音乐演奏两位专业导师进行联合培养。星海音乐学院以及沈阳音乐学院也开设乐器工艺专业，对中外乐器工艺制造开设相关课程。

值得一提的是该类专业学生往往在筝乐调试中具备多重身份，即兼具研究者和教育者的双重身份。专业音乐学校在培养方案上，强调对这类学生的专业素养培养。研究生通过对于声学、律学以及音乐科技学的学习来储备器乐调试相关理论常识，并通过演奏实践完善对于乐器构建、发声以及性能的再认识，完善自身专业体系的知识构建。在校外，研究者通过教育途径将知识体系中已有的筝乐调试理念通过教学实践，流入习筝市场。可以说此类人群是当今古筝调试事业在教育层面的一线践行者。

2.高职院校

职业技术学院按院校培养方案主要培养乐器制造与质量维护的技能性人才。国内多所职业院校统一设立乐制制造与维护专业，部分院校便细化至中国乐器制作这一方向。这类专业学生学成后大多有计划地流入各大古筝制作工厂，并担任专业的古筝工艺师与导购人员，从事着一线的古筝生产制作与产品经销，实现着校商合作的动态流动。他们在长期的工作中通过切身实践逐步积累古筝调试相关实践经验，是古筝调试理论来源“活”的载体。

3.大型乐器制作工厂

全国的古筝制作厂林立，但品牌古筝制作厂却并不多。以黄河流域为界限，北方古筝厂主要集中于河南、河北两省，其中以河南的朱雀民族乐器制作厂、焦桐民族乐器制作厂为代表，代表人物为黄勇。南方古筝厂多集中于浙江省、上海市地区，以上海民族乐器一厂为区域翘楚，其中代表人物为徐振高、李素芳。在各大大型乐器制作工厂中的业界泰斗式工艺师，他们兢兢业业在古筝制作领域多年，其具备深厚的调试理论功底和高度的职业操守。通过筝研讨会、学术讲座，这些工艺大家们与各大音乐学院密切交流，针对性将第一手的理论知识传播于各大学院古筝专业的师生中，对古筝调试事业鞠躬尽瘁，作出了极为卓越的贡献。

三、古筝调试的实践探析

从乐器声音学与空间音乐学角度出发，对于乐器的构成要素，不同的乐器有着不同的分类方法和归纳模式。根据韩宝强先生在《乐器声学系统与空间音乐声学》一文中曾结合声学角度对乐器各部件的作用加以分解归类，将民乐的声学结构构造分为：激励系统、振动系统、传递系统、调控系统以及共鸣系统[9]。2024年四川传媒学院青年教师孟文武在学术讲座《中国筝调试所蕴含的声学原理》中提出了以声学理论对古筝实体进行再分类的理论构想。在此理论基础上，笔者结合古筝自身构造原理，将古筝的声学构造大致分为共鸣系统、弦振系统、激励系统以及调控系统。在这四个不同的声音系统中，依次有序分配着构成要素的各类实体，古筝调试的实践具体操作要义也落实各项实体中。

（一）共鸣系统的调试实践

筝体的共鸣系统，由面板、底板、边板构成。但在古筝调试上，面板的调试有着相对严格的客观标准。一般而言，古筝最佳的存放条件为：23℃—25℃、湿度在60％左右的密闭空间（室内）。上海民族乐器一厂的著名调试师李素芳老师曾在四川音乐学院筝群交流活动中谈到，每一把古筝都是有“皮肤”的，要尽量避免灰尘对于古筝共鸣箱、面板的慢性损伤[11]。对于共鸣系统的养护，“皮肤学”的实践原理尤为突出，在一般的养护实践中，使用者最基本便是尽量采用通过盖物封存、合适清理的方式，对面板进行保存，减少灰尘进入面板表面的“毛孔”之中，损坏共鸣体本身，进而影响音色的通透度，出现琴体腐烂、音色闷音的现象。边板、底板的保养一般在乐器使用一年至半年后，集中采用润滑油、保湿膏配合湿纸巾擦拭至表皮焕新，以此共同维护筝乐共鸣系统实体机能的稳定性。

在演奏中由于共鸣系统状态欠佳而出现演奏杂音的问题值得关注。在自然情况下，琴弦由于长时间的高频运动，往往会加速结构内部材料氧化，进而影响到筝体与琴弦的贴合程度，在发声时产生杂音问题。就此问题调试时需借助润滑剂修复，调试中一般少量涂抹于后岳山边板与琴弦连接的凹槽之处，使得两者更加贴合，进而减少演奏时杂音的产生。

（二）振动系统的调试实践

筝体的振动系统由振动体与传导器两部分，即筝体中的琴弦和琴码。其中琴弦为高中低三个音区。调试的要义主要凝练于上拉、回压、打磨。在低音部分，调试实践可通过采用低音区弹性限度内合适的外力向上拉提至琴弦松弛，从而释放琴弦本身张力，提升音色的厚度，改善低音区闷厚的音色听感；中音部分，其调试也是在遵循中音区弹性限度的力度纵向来回按压振动体，从而唤醒琴弦的弹性，增强音色的通透度，改善中音区空泛的音色听感。高音部分的调试实践就中低音区有所区别。鉴于高音区琴弦较细且紧，直接对琴弦进行调试不易操作并容易出现断弦状况，因此调试实操的重心往往放在传导器上。高音区往往多以打磨琴码底部与顶部凹槽处为主，使其更贴合面板，进而提升音色的明亮度，减少因实体欠佳而出现音色尖锐的“炸音”现象。其次琴码作为传导器，连接面板和琴弦，所以琴码的调试主要遵从增强与两者的贴合度为核心，琴码的具体调试主要采用打磨法，就摩擦力这一变量根据需求呈现两种不同的状态。一种为增加摩擦力为核心的打磨法，调试者借助松香、粉笔等调试工具，平整涂抹于码底，增加码底粗糙程度，直至码底与面板紧密贴合，增强琴码在面板上的稳定性，防止在演奏中出现“跑码”现象。其二是减少摩擦力为核心的打磨法，即借助就近的琴弦琴码左侧无效音区来回打磨顶部凹槽部分，打磨次数在6—8次之间进行微调，使得琴码顶部减少对于琴弦的磨损，提升琴弦的使用寿命。

（三）激励系统的调试实践

筝体的激励系统主要由义甲构成。因此，义甲的修复为该部分调试最核心的内容。自汉魏时期，相和歌中便记载筝作为伴奏乐器多以甲骨代指演奏，义甲由此寻见踪迹。当今，义甲材料主要集中于玳瑁、牛骨、航空材料、塑料材料以及高分子材料。在长期的练习中，义甲的磨损难以避免。义甲的破损大致分为甲尖破损和甲腹破损两类。若出现甲体破裂的情况，极大程度上考虑更换义甲，而非调试复原本体。若出现局部破损的情况（其大多数存在于义甲指尖),调试可选用细砂纸、泡沫轴。根据磨损情况将材料纹路打磨光滑，进而减少演奏中杂音的产生，提升音色的纯净度。

（四）调控系统的调试实践

筝体的调控系统由扳手与琴轴构成。扳手则属于调试工具，而琴轴属于调试对象。受金属材料制作的影响，琴轴居于琴盒内部，琴轴也必须常年存密封环境养护。在调善上，轴体的调试主要出现于琴弦安装中。在琴弦安装时，由于轴体与琴弦相互间存在着绝对稳定的相互作用力，在此种外力的平衡下，琴弦和轴体才能完好保存。所以在琴弦安装时，必须将轴体外露6—7mm，并密封于琴盒之内，进而稳固轴体，稳定音色。但若轴体出现生锈或松动此类特殊情况，因根据不同厂家的返厂流程，及时将琴返厂交由专业调试师进行系统调整。

四、结语

自2015年我国提出建设文化强国目标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正以创新性转化与创造性发展的积极姿态进行着多样化地内部凝聚与外部创造。民族器乐作为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已有研究进行总结、反思、创新、补充，当是现阶段传统音乐研究的重要任务。

古筝调试是器乐研究、声学研究、律学研究中兼具学科融合色彩的研究方向。在国内，古筝调试研究的建设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但对于完善古筝音乐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发展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作用。现阶段虽然少数学者有所关注，但学术研究的燎原之火仍需星火聚合。古筝调试研究的深入探索需各方古筝教育者、学者、从业者所重视，将古筝调试事业发展作为古筝传承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助力新时代中国民乐事业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伟大构建。

注释：

[1]刘海洋：《计算机音序下的中国传统民乐音色音律研究与调试》，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1页。

[2]魏新宇：《钢琴调律中的“有利偏差”及对音准的影响》，《人民音乐》2021年第9期，第47—49页。

[3]王诺：《欧美生态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页。

[4]刘湘溶：《文化生态学与生态学思维方式》，《求索》2016年第3期，第4—9页。

[5]刘志成：《文化生态学：背景、构建与价值》，《求索》2016年第3期，第17—21页。

[6]沈正国：《筝人筝曲中的筝器——古筝制造业现状和问题》，《演艺科技》2013年第2期，第4页。

[7]丰元凯：《近现代古筝产业及艺术发展动向》，《演艺科技》2020年第6期，第3页。

[8]韩宝强：《乐器声学系统与空间音乐声学》，《演艺设备与科技》2007年第2期，第64—68页。

[9]王文卓，程三南：《音乐生态批评刍议》，《音乐生活》2023年第1期，第25页。

曾奕佳 福建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硕士研究生

王州福 建师范大学海峡两岸文化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文章来源：音乐生活,2025,(06):73-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