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浙派古筝源于杭州摊簧与杭帮丝竹，历经战乱衰微，后依托院校教育实现复兴。本文从文化遗产保护视角，以“国运·家运·文化运”为主线，梳理浙派古筝的历史嬗变，分析其在教材编撰、乐器改革、技法创新等方面的守正创新实践，结合具体案例探讨活态保护的实施路径，揭示家国情怀与文化自信在传统艺术传承中的核心作用。

关键词：浙派古筝 文化遗产 活态保护 文化自信 守正创新

引言

著名古筝教育家孙文妍先生曾言：“国有国运，家有家运，文化有文化运。”这一论断揭示了文化发展与国家命运、家庭传承之间的内在关联。浙派古筝的百年嬗变，不仅是一个艺术流派的兴衰史，更是中华文化在逆境中坚守、在顺境中创新、在自信中走向世界的生动缩影。浙派古筝源于浙江杭州，依托杭州摊簧与杭帮丝竹形成独特风格；近代战乱使其几近绝响，新中国成立后依托上海音乐学院实现复兴，成为唯一在高等音乐学府形成与发展的传统筝派。本文以“国运·家运·文化运”三者交织互动为主线，系统探讨浙派古筝的历史嬗变与活态保护，结合具体案例分析其传承路径，以期彰显浙派古筝的文化生命力与时代价值。

一、国运兴衰与筝运沉浮

文化兴衰与国家命运息息相关。浙派古筝从战乱时期的濒临消亡，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全面复兴，深刻印证了这一关系。

浙派古筝的形成与杭州摊簧、杭帮丝竹密不可分。据清同治二年（1863）成书的《杭俗遗风》记载，杭摊清唱戏文兼演奏丝竹乐器的艺人们被称之为“杭帮”，在杭摊乐队中，筝不论音符时值长短，基本奏为十六分音符，旋律常于高音区回旋，逐渐形成特色“四点”技法，奠定了浙派古筝的早期风格。浙江音乐学院古筝教授盛秧在《浙派古筝渊源谈》中明确指出，浙派古筝流传较广的许多传统曲目中，都可以看到其与杭帮丝竹的深厚渊源。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文艺班社被迫解散，艺人流散。据盛秧教授考证，抗战前杭州尚有十余名弹筝艺人，至新中国成立前，杭摊几近消失。这一时期，许多珍贵曲谱散佚，演奏技艺面临失传，浙派古筝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民族音乐事业的发展。1956年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系设立，聘请王巽之先生任教，浙派古筝由此从民间走向学院。郭雪君在《王巽之和浙派古筝》一文中详细记录了这一时期的历史：王巽之先生早年流寓上海，虽身处动荡，却始终未曾放弃对古筝艺术的探索。新中国成立后，他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

在“敢想、敢干、敢超越”的时代精神影响下，王巽之带领孙文妍、项斯华、范上娥等学生，勇担教材编撰重任，编纂出近200条练习曲、近百首初级乐曲，通过整理、订谱，将许多古老的浙江筝曲保存下来。1961年召开的全国古筝教材交流会上，《浙江传统筝曲教程》获文化部及与会专家高度评价，教程的规范性、系统性及创新性树立了业界标杆，这也标志着上海浙派古筝从初创走向成熟，实现了专业化、系统化的传承。

国运与筝运交织，既显国家兴衰对文化的深刻影响，亦彰浙派古筝作为传统瑰宝的顽强生命力。正是国家的重视与文化的自觉，为浙派古筝的复兴提供了根本保障。孙文妍先生所说的“文化运”，在浙派古筝的历史嬗变中得到了充分印证。

二、家运赓续与代际传承

如果说国运为浙派古筝的延续与繁荣提供了优渥的土壤，那么家运则是其代际传承的血脉支撑。家族传承在浙派古筝延续中起着核心作用，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代际传递，不仅是技艺的传授，更是文化精神与价值观念的延续。

孙文妍先生其父孙裕德是著名民族器乐大家，早年主持“上海国乐研究社”，常在家中进行丝竹乐排练。孙文妍自幼耳濡目染，环境不仅培养了她的音乐才能，更让她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父辈对民族音乐的热爱与坚守。她初学洞箫，1955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华东分院附中后改习琵琶，1956年开始跟随王巽之先生学习古筝，缔结了与古筝的深厚情缘。

孙文妍的成长经历，印证了传统艺术的传承往往始于家庭，家庭是文化认同的第一课堂。她在后续的教学中强调，要让学生了解乐曲背后的文化内涵，“光教指法是不够的，要知道这首曲子是从哪里来的，表达了什么情感”。这种教学理念的形成，与她从小在父亲身边受到的熏陶密不可分。

全国古筝教材交流会上，孙文妍结识何宝泉先生，两人结为伉俪，共同致力古筝事业发展。20世纪80年代，孙文妍获得了出国定居的机会，但她与何宝泉先生信念坚定：“民乐的根在中国，不在外面，所以我们不能离开。”留在国内的决定体现了老一辈艺术家对祖国文化的深厚情感和强烈的文化担当。

孙文妍先生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期间，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古筝演奏人才。她编写的《中国古筝教程》等教材，被多所音乐院校采用。何宝泉先生对传统古筝形制也做出大胆创新，于1981年研发出蝶式筝，解决了传统古筝转调困难的问题，为古筝表现更丰富的音乐作品提供了解决方案。蝶式筝最终获得文化部科技成果奖。

2000年退休后，孙文妍仍不断探索，将物理学、声响学原理融入演奏，形成科学化演奏方法。她深入研究古筝的发声原理，从共鸣、触弦角度等维度，探索如何用较小的发力获得更佳的音色效果。如今虽年届八旬，她仍活跃于讲学、演出与教学一线，无私奉献。其子何小栋悉心整理外祖父与父亲遗存资料，积极组织国乐研究会活动，延续家族艺术理想。何小栋在接受采访时说，整理这些资料的过程，也是重新认识家族历史的过程，“很多手稿、曲谱，以前没有仔细看过，现在整理出来，才发现老一辈的治学态度有多严谨”。

这般薪火相传的代际传承，恰是“家有家运”在筝艺延续中的生动诠释。三代人初心不改、接力深耕，既是家国情怀的价值彰显，更让浙派古筝的艺术根脉得以绵延。从孙裕德到孙文妍、何宝泉，再到何小栋，这个家族以近百年的坚守，谱写了一曲匠心传承的家族史诗。

三、文化自信与守正创新

从唐代白居易笔下的“玲珑箜篌谢好筝”，到宋代沈括、张邦基文献中的筝乐记载，再到清代杭摊丝竹中的“四点”技法，浙派古筝的千年流传，这种深厚的历史积淀，构成了浙派古筝艺术有源可溯、有脉可循的文化自信根基。而浙派古筝的复兴之路，也正是“守正创新”的生动实践。守正，是坚守源于杭摊丝竹的独特风格和艺术精髓；创新，是顺应时代发展，在保持传统韵味的同时，探索新的表现形式。王巽之先生曾经说过：“传统不能丢，但也不能死守。”这句话道出了守正创新的精髓。

（一）教材编写的系统化转型

浙江筝派是唯一在高等音乐学院形成与发展的传统流派，其传承方式天然带有现代教育特征。王巽之、王昌元、项斯华等学院艺术家系统搜集整理民间筝乐资料，并以此编成教材反哺民间。在编撰过程中，他们借鉴西洋教材结构，创新性地采用五线谱记录浙江传统筝乐。这一做法打破了地域限制，使国内外音乐家都能通过乐谱学习和研究浙派作品。对于传统曲目，他们加以整理、定谱，将《月儿高》《海青拿鹤》等从工尺谱译成五线谱，既保留传统韵味，又便于现代教学。同时，他们积极探索与现代音乐元素的结合，创作出《林冲夜奔》《战台风》等具有时代特色的乐曲，并从江南丝竹乐中移植扩充了《高山流水》《四合如意》等作品。这些教材出版后，不仅成为浙派教学的范本，其体例、内容、记谱方式也被全国其他筝派借鉴吸收。可以说，浙派古筝开创了中国古筝教材从“口传心授”走向“学科规范”的先河，这种引领地位本身就是文化自信的体现。

（二）乐器改革的时代需求

乐器形制改良是浙江筝派在新时代的又一特色。1951年国家提出“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服务”。以前的筝体积小、音量轻，难以塑造时代需要的工农兵英雄形象。1958年起，王巽之先生领导上海民族乐团成功将16弦钢丝弦古筝创新为S形21弦尼龙弦古筝，拓宽了音域，加大了音量，使古筝能够演奏更复杂的作品，表达更丰富的情感。尼龙弦的使用，既保留了钢丝弦的明亮音色，又避免了钢丝弦易断、易锈的问题，提高了乐器的稳定性。这些改革措施，提升了古筝的演奏效果和表现力，不仅为浙派筝乐发展奠定物质基础，更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古筝制作的标准形制，影响整个乐器的发展方向，这是一种被历史验证了的文化自信。

（三）演奏技法的科学化发展

浙派演奏技法的创新同样体现了守正与创新的统一。摇指技法最早见于1921年蒋荫椿先生手抄的《将军令》，筝谱指法符号取自“摇”字的右旁上方的部首“爫”。浙派筝人在此基础上，对摇指力度、密度、音色进行系统研究，使其成为浙派古筝标志性技法。扫摇技法的形成过程更具代表性。20世纪60年代，王巽之、孙文妍、项斯华、范上娥在移植、整理王云九先生手抄的《海青拿鹤》曲谱中的“大朴”一段旋律时，产生了这一技法的雏形，早期被称为“大爪轮”。1985年，何宝泉、孙文妍在新加坡出版的《中国古筝教程》中，将此技法改为了由中指向内扫弦与大指摇相结合的演奏方式，并将其命名为“扫摇”。这一技法的定型，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探索与完善，体现了老一辈艺术家对艺术精益求精的追求。

双手点弹技法在20世纪50年代被引入浙派筝曲。沈阳音乐学院的雷雨声创编了高胡与古筝三重奏《春天来了》中使用双手交替抹指点奏技法，后编入《将军令》的青龙出水段落被广泛使用。这些技法的创新与完善，不仅丰富了浙派古筝的表现力，更推动了筝乐艺术的现代化进程。摇指、扫摇、双手点弹等技法，今天已不是浙派的“专利”，而是全国古筝演奏者的基本功，其科学性和表现力被广泛接受，成为中国古筝艺术共同的语言。一种流派的创造能够超越地域、超越流派，成为通用技法，这正是文化自信最有力的诠释。

四、活态保护与时代价值

2015年，浙江筝派被正式命名为“浙派古筝艺术”，列入上海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这一官方认定，既是对其历史地位的肯定，也标志着保护工作进入制度化阶段。浙派古筝的复兴，印证了“国有国运，家有家运，文化有文化运”的深刻内涵。

在活态保护实践中，专业院校发挥了核心作用。上海音乐学院自1956年引入王巽之先生后，逐步建立起从本科到研究生的完整教学体系，培养了项斯华、范上娥、孙文妍等一批演奏与教育人才。近年来，青年教师邓翊群获2023年国家艺术基金支持，举办“海派筝声”作品创演音乐会，他在采访中坦言：“不是刻意去创新，而是在理解传统的基础上，自然生发出自己的表达。”这种在传承中创新的自觉，正是活态保护的内在动力。学院还通过专项基金、研修班、国际交流等多重渠道，为浙派古筝的传播提供制度保障，并多次邀请孙文妍等老一辈艺术家登台示范，促进代际对话。

在上述实践基础上，活态保护还需向更深处着力。首先是静态保护与动态传承并重。静态保护指向对工尺谱、手抄本、老唱片等历史资料的抢救性整理与数字化保存。上海音乐学院已建立浙派古筝数据库，何小栋在整理外祖父孙裕德遗存时，发现了多份未曾公开的手抄曲谱，为研究早期形态提供了珍贵文本。动态传承则通过教学、演出、传播让艺术活在当下，二者互为依托。其次是院校教育与民间传承互补。院校系统性强，但可能弱化民间韵味。孙文妍先生曾告诫：“学生在校期间要把基础打好，但毕业后要多去民间走一走，民间的味道是书本上学不到的。”近年来一些高校邀请民间艺人进校授课、组织学生采风，正是对这一短板的弥补。再次是传统曲目与新创作品共生。传统曲目如《高山流水》《月儿高》《四合如意》是流派根基，须原汁原味传承；新创作品如《林冲夜奔》《战台风》则在保持浙派韵味的同时回应了时代需求，两者协调并进，方能守正而不守旧。最后是国内传播与国际交流相互促进。孙文妍及浙江筝派老中青多位传承人曾赴日本、新加坡、美国等地讲学演出，将浙派筝艺推向世界。《高山流水》作为古筝的代名词，早已家喻户晓，无数外国人正是从这首作品开始认识古筝。当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演奏者用古筝奏出浙派曲调时，文化自信便有了最生动的表达。

新时代背景下，浙派古筝的活态保护需坚持守正与创新并重，既要坚守其独特艺术风格与精髓，又要顺应时代发展步伐；深化院校传承体系，探索传统筝艺与现代教育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厚植家国情怀，引导学生深入了解浙派古筝的历史文脉与文化内涵，增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坚定文化自信，通过学术研究与多元传播，让更多人领略中国传统音乐的独特价值与时代魅力。

结语

从文化遗产保护的视角审视浙派古筝的历史嬗变，可以看到，浙派古筝的发展历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近现代中国命运起伏中的缩影。它在战乱中坚守，在和平年代创新，在新时代焕发活力，无不彰显出中华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适应性。

浙派古筝的传承与发展，给予我们的启示是：文化自信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个个具体的实践——是对千年传统的敬畏与坚守，是对时代需求的敏锐与担当，是对创新创造的勇气与智慧，是对走向世界的开放与从容。当每一位浙派筝人坐在琴前弹奏，都是这种自信的延续与表达。相信通过一代又一代传承者的自觉保护与创新探索，浙派古筝的传承发展之路必将愈发宽广，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作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盛秧.浙派古筝渊源谈[J].中国音乐,2007(2):189-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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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乐器,2026,(7):118-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