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还是2019年仲夏，我在西安音乐学院校园偶遇周展，他正要前往医院探望他父亲——古筝演奏家、教育家、作曲家周延甲教授，彼时周先生刚获得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第八届华乐论坛终身成就奖。不想没隔几日便噩耗传来，先生仙逝，不禁让人扼腕痛惜。陕西筝界泣别自己的领军人物，中国筝界痛失一位杰出的演奏家与教育家。2022年起，由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西安音乐学院等单位联合发起了纪念周延甲先生的系列活动，除杭州、北京及西安的三场专场音乐会之外，2023年末还在西安音乐学院举办相关纪念活动及关于秦筝发展的研讨会，笔者也有幸参与其中。

对秦派筝乐的关注由来已久。一是与周先生有些渊源，先父于1960年考入“西音”民乐系时便与周先生相识，故我耳濡目染，很早就知晓他为秦筝发展的付出。二是，当年山城杯电视大奖赛，陕西民乐连连获奖，“西音”学子看到喜报激动不已的场景着实让人难忘。周先生不仅斩获作品一等奖，更有尹群、张晓红、樊艺凤等多位青年古筝人才异军突起，一时间，秦筝成为“西音”乃至陕西省的文化名片，得到民乐界广泛认可。其中，周延甲先生作为秦筝奠基人居功至伟。其三，多年前为“央音”全国古筝师资培训班授课时，秦筝等新筝派的生成背景、艺术风格与文化特色也是青年古筝教师最热衷交流的论题之一。故而希望借此文梳理周先生对秦筝创立与发展的贡献，同时重析流派划分与秦筝形成的学术机理。

一、周延甲对秦筝发展的突出贡献

秦派筝乐，亦称秦筝，或陕派筝乐，流派初起可追溯至1961年周延甲首次提出的“秦筝归秦”①理念。乐派或流派作为群体性艺术风格的称谓，是具有某种特定文化气质与鲜明艺术风格的集合体。若以形成时间与创演方式及艺术风格并重划分筝乐流派，可分为传统与现代两大范畴。其中现代音乐流派构成复杂，涉及面更广，一般是由作曲家—文本生成、演奏家—舞台呈现与传播、教育家—风格延续与文化传承、理论家—理论总结与风格深描等在内的多重力量携手打造。秦筝就是在融合秦地为主的作曲家、演奏家与教育家、理论家的审美共识与文化共性的基础上形成的现代筝乐流派，虽然其形成与发展壮大是群策群力之果，但奠基人的贡献至关重要。

（一）“秦筝归秦”理念的纲领性意义

周延甲对秦筝发展的巨大贡献有目共睹，甚至可以说是一人一筝开创并托举了秦筝的前行。他的秦筝创作实践早于理念提出，如1958年他将民歌《绣金匾》改编为筝独奏曲并演出。但笔者以为，他此时的创编多属自发性质，未必是出于构建秦筝流派之目的。随着作品受到极大欢迎，加之对秦文化的深入挖掘，以及对其他筝派与地方民间音乐的深入了解，他开始思考其中的文化命题。尤其“秦筝归秦”观念的提出，意味着秦筝艺术从文化自发到文化自觉的重要转变。正所谓纲举目张，这对秦筝风格创作、演奏、传播和研究有了指导性与方向性意义。在周先生身体力行的倡导下，诸多陕西的作曲家与演奏家积极认可该理念，并围绕秦地风格创作了大量作品，且传播广泛。可以说，这对陕西音乐界形成集体性秦文化自觉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随着秦筝影响不断扩大，终在20世纪后期得到广泛认同。

（二）开创并确立了秦筝典型音乐风格

就现代新兴流派而言，首要任务是构建典型性身份标识，形成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品与技法。风格由何而来？周延甲将目光投向陕西关中地方音乐，广泛汲取当地戏曲、民歌等素材，如秦乐中最具特色的花音苦音调式及四度核心音调框架等，以及左手大指按弦、右手大指快速托劈、右手撮摇等演奏技法，创作秦筝作品50余首。如l958年以迷胡音乐为素材创作的首部秦筝作品《迷胡调》（《秋夜筝》）；l989年在“山城杯”比赛中获作品一等奖，以李白《春思》中颇具秦地文化意味“秦桑低绿枝”为灵感创作的《秦桑曲》等。透过其创作轨迹可以看到，周延甲以秦筝理念为方向积极开拓，筚路蓝缕数十载，用一批风格独特、艺术精深且具有开创意义的筝乐作品，为秦筝奠定了丰厚艺术底蕴。继而，在他的引领带动下，多位作曲家、演奏家积极投入秦筝音乐创作，涌现出了曲云的《香山射鼓》、周煜国的《云裳诉》等一批长演不衰的经典曲目。

周延甲对秦筝发展的贡献是全方位的：作为演奏家，他演奏传播秦筝作品，并录制相关音像产品，为扩大秦筝影响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作为教育家，他背倚西安音乐学院，开设古筝专业数十载，培养出多位演奏家，使得秦筝在演奏领域完全具备流派的人才规模；作为理论家，他积极参与理论构建，发表秦筝研究相关论文，创办全国筝界唯一的刊物《秦筝》，并参与筹建陕西秦筝学会；作为乐器改革者，他参与了双排码古筝与转调筝的研制。

二、秦筝形成的历史语境与学术意义

（一）重析流派形成的学术机理与意义

秦筝成派虽晚，但“得名”很早，且时常被研究者追溯至李斯《谏逐客书》“而歌呼呜呜快声耳者，真秦之声也”这样对战国秦地音乐的风格描述。但在笔者看来，这类历史追溯对研究而言，更多是文化象征意义，真正能够宣告秦派筝乐形成的当以其作品成熟、风格确立为依据，尤其是以周延甲l957年随曹正学筝归来，陕西再响筝声为重要时间节点。自l96l年第一次全国古筝教材大会正式提出“秦筝归秦”以来，经60余载耕耘，秦筝逐渐发展成为筝坛重要流派之一。不仅涌现出曲云、魏军、李世斌、何秀琴、尹群、张晓红、樊艺凤、周望、周展、薛莲等众多优秀演奏家，更有《秦桑曲》《百花引》《香山射鼓》《云裳诉》《秦土情》等一批风格鲜明且深受观众喜爱的筝乐佳作，已完全具备筝乐流派应有规格。但其是否能够独立成派还是众说纷纭，面临八方评说。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由此造成该论域研究中秦筝的话语失位与不易准确阐释之问题，继而导致诸多学子在学习与研究中的困惑—到底什么是流派？秦派筝乐算不算流派？

如前所述，乐派或流派是具有某种特定文化气质与鲜明艺术风格的集合体。中国传统音乐中的流派，可视为特定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同一文化语境与整体音乐风格近似的派别，有些由民间音乐家构成相似风格组合，如高自成、赵玉斋等为代表的山东筝派；有时则体现同一音乐品种的内部差异，如京剧四大名旦等。流派是筝乐研究的重要论域，也是探究秦筝定位的起点。或者说，探讨秦筝能否被认定为当代筝乐的一个流派，应该从秦筝所锚定的比较对象，即传统筝派谈起。目前，学术界对于筝派的划分众说不一，有包括北派的山东筝派与河南筝派、南派的潮州筝派与客家筝派在内的南北“四派说”②，也有如袁静芳先生将武林筝派划入南派的“五派说”③ ，还有在五派基础上将秦筝列入北方筝派的“六派说”④，当然，更有曹正先生“茫茫九派流中国”⑤的借喻。

几类说法中，“四派说”最无异议，“五派说”中浙派有传统浙派背书，也得到广泛认可，“六派说”则有不小争议，由此导致筝乐研究的基础概念之探讨。缘何产生这样的观点差异？究其核心，还是对筝派分类标准的不统一，对筝派形成时机与学术机理的理解歧义所造成。传统分类看到问题，但并未完全触及本质，尤其不能涵盖中国现代音乐发展之路径。如果筝派仅指传统四派，不但容易割裂传统与现代的继承与发展关系，更忽略当代筝派既有传统延续，也有现当代创新与发展的客观事实。故而笔者以为，当代筝乐流派不能仅指传统筝派，而是应借用历史文化学的视角，综合考虑流派生成的历史背景、文化基底、艺术风格、演奏特色及传承传播方式等作为分类要素，将其分为传统筝派与新筝派两大范畴。

传统筝派以山东、河南、客家、潮州等四派为主，它们扎根特定文化区域，在为地方歌唱品种伴奏及地方乐种合奏基础上逐步形成，彼此差异多体现在音韵特征及演奏技法的不同；新筝派则兴起于l949年之后的音乐院校，以发展专业器乐演奏为主要目标。新老筝派都依托于地方文化，并充分借鉴地方音韵特色，但二者在创演方式和人才培养模式，以及艺术审美品格与传播方式上有着巨大差异。如以王哭之为代表的浙派虽有武林浙派为基底，但或许更应称之为新浙派，甚至沪派，因为其真正形成与发展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上海音乐学院，以江南音韵为典型风格，代表演奏家如项斯华、张燕、王昌元等也均为“上音”学子。这种以地域风格为依托，音乐院校人才培养与筝乐创演的模式是现代流派的新现象，是历史选择，也是时代必然，即便没有新浙派或秦派出现，也会有其他新流派。故此，厘清传统筝派与新筝派之间的异同，将是明确定义秦派的重要环节。

（二）秦筝是秦文化运动成功的显性标识之一

“秦筝在秦”并不是文化孤证特例，而是与秦地文化自觉运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确立一种艺术风格，不能脱离其文化背景的观照，对于“秦筝”同样应放置于秦文化运动的大潮中解析。秦地文化历史悠久，远可追溯至商山四皓，汉唐余荫。陕西关中民间音乐资源丰富，仅原生戏曲就有十余种。最有代表性的剧种秦腔，不仅直接催发了梆子腔腔系，对北方民间音乐产生了巨大影响，也深深润泽了包括秦筝在内的陕西现代音乐创作。现代秦派文化滥觞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柳青等在文学领域潜心蓄势，赵望云等“长安画派”的美术引领，鲁日融、赵季平等所倡导的“长安乐派”，无不在各自领域为构建秦派文化奠基。80年代以来，路遥、陈忠实等为代表的文学陕军不仅以书写秦土风韵而蜚声中外，而且为秦地其他艺术门类的文化自觉提供了极为鲜活而具象的范例。秦筝艺术与文化精神深受这一文化运动影响，音乐创作自觉且充分吸收其文化理念与成果，进而成为秦文化运动在艺术领域的特色标识之一。秦筝作品的文化品格继承了素来讲究曲中求直、纯朴爽利的秦文化特色，以当地民间风格为依托，有秦腔风格的酣畅淋漓，也有碗碗腔音乐的细腻抒情，还有眉户调的缠绵柔美，体现出与秦地其他文艺形式的文化同源性及音乐风格的多样性特征。故此，秦筝音乐不是突如其来的空中楼阁，而是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并建立在丰厚艺术创作积累之上的产物。

（三）秦筝是中国民乐现代化、专业化道路之必然结果

面对枝须繁杂的当代筝乐发展生态，若想准确把握秦筝艺术特征，便要正本清源，从学理层面与历史背景中重新梳理秦筝形成原委，并给予其准确学术定位。此外，秦筝研究还需跳出既往惯性思维，例如，在与其他传统筝派横向比较时，不能仅注重筝派形成的文化共性，而忽略秦筝形成的历史特殊性；在对秦筝演奏家的历史书写，或对秦筝作品的个案研究中，不能只解析艺术风格，而忽略秦筝话语体系建设；在探究秦筝能开宗立派之因时，要将其置于中国民乐专业化发展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在传统筝派向现代古筝教学与演奏，以及文艺观念全新转型的背景中分析，方能更为准确地解释以新浙派、秦筝为代表的新筝派为何能够形成，并得以快速发展的历史动因，才能得出更符合筝乐发展历程且具有学术意义的研究结论。由此角度回望，前述提及的三场音乐会和一场纪念活动不仅是对周先生的追思，也是对秦筝传承与传播的一次检阅，是对秦筝形成与发展的多元解读，进而引发我们重新审视并思考中国民乐发展的道路。

近代民乐专业化虽起步较早，但初期步履缓慢。l949年之前的民乐人才培养虽已形成专业院系与民间两条线，但还是以民间艺人活动为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对代表人民性、大众性的民间艺术格外重视，诸多优秀民间音乐家走入高等院校或乐团，成为专职演奏员或高校教师，如曹正、赵玉斋就职于沈阳音专，陆春龄、王哭之入职上海音乐学院。至此，院校高等民乐教学才真正开启了与民间音乐的融合发展道路。院校培养模式不仅极大地提高了民乐从业者的专业演奏技艺，也全面优化提升了民乐学子的文化水平和艺术素养，中国民乐由此整体走向了培养专业化、表演舞台化、职业院团化的全新发展道路。故而以20世纪50年代末为起点，筝乐领域所涌现的由王巺之以“上音”为依托所形成的新浙派，以及由周延甲以“西音”为依托所倡导的秦派，均是在此背景下生发而成，最终成为筝乐艺术“茫茫九派流中国”多彩而重要的拼图之一。

中国筝乐历史悠久，但以近当代的变化最为急速。在演奏技术快速拓展与审美风格变迁的双重推动下，筝乐艺术实现飞跃式发展。从创作主体角度可分为演奏家创作与作曲家创作，从音乐风格可分为以集体创作且凸显地方文化特征的传统乐曲，以及彰显个人风格的新创专业作品。创作作品有的以地方音乐风格为依托，也有现代风格。甚至地方特色与现代创作时常交织一起，某些作品的音乐素材可能来自传统音调，但创作观念与技法又十分现代，故而筝曲分类较为复杂。从创作方式与艺术风格角度，传统筝派多为民间筝曲，新筝派多为改编及创作曲目。21世纪以来，传统筝曲虽仍然存续且影响深远，但日渐式微，创作作品已逐渐成为筝乐舞台主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筝乐进入专业创作的初发期，创作主线可简单归纳为现实主义题材与民间音乐素材相结合，如赵玉斋的《庆丰年》等。秦筝也在此时开启了创作初始期，与同时期民乐创作具有文化共通性和音乐素材相似性，如用民歌创编筝乐作品，这也标志着秦筝开始曲目和风格的积累。80年代起，伴随民乐创作整体的发展，筝乐创作进入蓬勃旺盛的发展期，周延甲的《秦桑曲》《百花引》、曲云的《香山射鼓》等秦筝作品大放异彩。由此可见，秦筝抓住了中国民乐1949年之后自我创新转型的历史机遇，顺应了筝乐发展新趋势，代表了中国筝乐创演新方向。其发展历程可视为中国民乐走向专业化、现代化内在逻辑与规律的生动书写。

结 语

秦派筝乐的出现与崛起有着多重因素，既有特殊的时代背景，即在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代表民族性与大众性的民间音乐特别重视的背景下，在中国民乐艺术专业化创新发展的自身驱动下，在与地方民间音乐的深度融合中形成的必然；也有诸多偶然，譬如偶然考入西北音专的周延甲，在偶然情况下学习古筝并沉醉于秦地文化数十载不懈努力，方才在西北秦地生发出当代筝乐的重要流派。如果抛去周先生这个因素，秦筝流派或许也会出现，但可能将滞后多年，甚至不一定能够形成流派。故而对秦筝艺术的研究不仅是在筝乐研究论域，也要扩展至对中国民乐发展道路的重读与反思。同样，对秦筝流派的研究也应不局限于作品分析与风格总结，而是从其形成的学术机理给予肯定，真正明确其在中国当代筝乐流派中的地位与价值。

①周展《秦筝永远在路上——纪念先父周延甲逝世周年》，《人民音乐》2021年第3期，第72-75页。

②王英睿《筝在民间，乐分南北——谈20世纪初至1948年的筝乐》，《中国音乐》2014年第3期，第84-94页。

③袁静芳《民族器乐》，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年版。

④王珣《从地域文化角度看古筝流派的成因》，《中国音乐》2009年第4期，第147-152页。

⑤林玲编《曹正古筝艺术年谱》，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版，第202页。

[本文为2024年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课题“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形态在当代音乐创作中的转化创新研究”（编号：24AD009）的阶段性成果]

白晓炜 北京科技职业大学副教授

雷思源 中央民族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人民音乐,2026,(7):5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