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长期以来，学界对《隋书》所载三部龟兹乐传入长安的时间、方向、途径等问题存在诸多分歧。本文认为“西国龟兹”最早进入长安，其传播路径为“龟兹—凉州—长安”，军事战争与佛教东传是其主要助力因素；“齐朝龟兹”经历了“龟兹—凉州—平城—洛阳—邺—长安”的传播过程，其中粟特乐人曾做出重要贡献；“土龟兹”的传播路径为“龟兹—突厥—长安”，其离开龟兹本土的时间最短，最接近龟兹本土艺术风格。

关键词：《隋书·音乐志》；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

隋唐多部乐中，外来乐部在数量上占有较大比重，其中龟兹乐的地位尤为突出。《隋书·音乐志》有关于龟兹乐的详细记载：“龟兹者，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声后多变易。至隋有西国龟兹、齐朝龟兹、土龟兹等，凡三部……”此段文献涉及隋唐宫廷龟兹乐部的来源、乐曲、乐队编制等内容，是研究龟兹乐的重要史料。对于其中所载的三部龟兹乐，前人相关文论中虽有所涉及，但大多未做专门考述，观点亦存在分歧。鉴于龟兹乐是西域胡乐中极为重要的一脉，其东传对中原音乐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因此有必要对三部龟兹乐的来源及其流传再做探讨。

一、西国龟兹

现有对“西国龟兹”的诸种研究中，最有影响的观点是：“西国龟兹”是北周武帝天和三年（568）突厥公主嫁到长安时传入的龟兹乐。霍旭初较早在《龟兹乐舞史话》一文中提出了此种猜想。之后，陆续有学者提出类似观点，但在具体论证方面并不充分。故而对于“西国龟兹”的认识，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霍旭初后在《丝路音乐与佛教文化》一文中更为细致地解释了“西国龟兹”，认为“西国”在隋唐时指印度，包含有“佛国”的意指，并言“‘西国龟兹’即佛教龟兹或称龟兹佛曲”。此论述肯定了“西国龟兹”与佛教的关联，笔者深受启发，但不赞同将“西国”解释为“印度”或“佛国”。

“西国”一词，《史记》《汉书》中已有记载，其含义基本等同于“西域”，地域范围“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扼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晋书》《魏书》《北史》等文献中亦有载，但“西国”含义所指的范围有所扩大。比如，《魏书》载北魏世祖时“议击蠕蠕”，崔浩与“赫连昌太史张渊、徐辩”论辩，“问其西国未灭之前有何亡徵……自国家并西国以来……”。此处之“西国”，即是位于北魏西方的赫连氏胡夏政权，其于426、427年两次被北魏攻陷，赫连昌等人亦投降北魏。如此可见，史籍中“西国”的含义所指范围是动态发展的，其在汉代指向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盆地周缘的诸城邦国，相当于今所谓狭义的“西域”；在南北朝则出现了“西方之国”的意指，含义已经有所泛化。更晚成书的《隋书》中有两处述及“西国”：其一为卷十五《音乐下》的“西国龟兹”；其二为卷六十八《宇文恺传》所载“因班时令，宣恩泽。诸侯王、宗室、四夷君长、匈奴、西国侍子，悉奉贡助祭”。二者的“西国”含义应大致相当，指向“西域诸国”或“西方之国”，而非印度或佛国。即便在佛经中，“西国”也常指向“西域”或“西方之国”，不独单指印度。并且，在深受印度佛教文化影响的西域诸国中，龟兹只是其中之一，若“西国”意指“佛国”，则其范围应该不只包括龟兹。因此，对“西国龟兹”的理解，应考虑到“西国”作为泛指概念的宽泛性。笔者认为，隋代宫廷音乐中的“西国龟兹”，应是公元4世纪末吕光所带回的西域龟兹乐的“遗存”之一，其流传轨迹为“龟兹—凉州—长安”。因为不论是西域龟兹本土，还是河西政权，都是相较于中原而言的“西方之国”，“西国龟兹”大概因此而得名。

在龟兹乐东传及“西国龟兹”形成的过程中，佛教的传播和流行起到了重要作用，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吕光灭龟兹，将佛教高僧鸠摩罗什和“奇伎异戏”带至姑臧。鸠摩罗什是与真谛、玄奘、不空并称的佛经翻译家，为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出生并成长于佛教文化、音乐文化都较为发达的龟兹，年少时便已名扬四方。前秦苻坚笃信佛法，听闻鸠摩罗什盛名，便“密有迎罗什之意”，“乃遣骁骑将军吕光等率兵七万，西伐龟兹，谓光曰：‘若获罗什，即驰驿送之’”。吕光奉命出征西域，385年东归时带回了龟兹高僧鸠摩罗什和西域的“奇伎异戏”，后驻留姑臧（今甘肃武威）。此历史事件客观上促进了佛教文化的传播，亦使得西域龟兹乐东传至凉州地区。

此次东传的龟兹乐，来自地处塔里木盆地北缘丝路中道的龟兹本土。该地是佛教东传中原的重要中转站，史载“其城三重，中有佛塔庙千所”，可见其地当时佛教之流行。佛教文化重视音乐，音乐是佛教供养的重要内容之一，这在佛经中多有体现。佛教法事、唱诵礼佛，以及“佛诞日”“无遮大会”“盂兰盆会”等佛教活动中，往往会有丰富的音乐内容。佛教文化的流布亦经常伴随着音乐文化的传播。我们至今仍然能从龟兹地区遗存的石窟壁画中窥见其“管弦伎乐，特善诸国”的风采，还可以根据龟兹音乐与佛教文化的紧密关系，推测以鸠摩罗什为代表的佛教文化东传对龟兹乐传播中原的助力作用。

其二，后秦姚兴崇信佛法，鸠摩罗什入长安。401年，鸠摩罗什被崇尚佛教的后秦君主姚兴迎至长安，收纳僧徒、翻译佛经，这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姚兴在位期间，后秦几乎举国事佛，不论是僧人讲经说法，还是世人供养佛法僧，都会伴随音乐活动。因此，鸠摩罗什从凉州至长安的活动轨迹及其传播佛教文化的活动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会促使龟兹乐传至关中长安。

其三，因政权更迭、人口迁移，凉州地区的部分龟兹乐传至佛教盛行的长安。后凉末年，吕隆曾遣母弟爱子及文武旧臣五十余家前往长安，纳质于后秦；403年，吕隆投降后秦，并率宗族、僚属及百姓万户至关中长安。在主要以乐人承载音乐的古代社会，人口迁徙必然会致使音乐发生传播。后凉降于后秦导致的人口迁移，必然会促使凉州地区的部分龟兹乐东传至长安。夏滟洲即认为“元兴二年（403年），后凉降于后秦，吕光所获龟兹乐亦为后秦所得”。417年，后秦灭亡，虽然长安在一百多年后才成为西魏的都城，但是之前传入该地的龟兹乐已然“生根发芽”。现存数量众多的石窟、寺院、佛教造像、写经残本等，证明了十六国北朝时期佛教的风行，具有佛教文化色彩的龟兹乐应会随着佛教的盛行而在关中地区持续发挥着影响。535年，西魏政权建立，后经北周而至隋朝，期间虽然政权更迭，但基本上是平稳过渡，制度、文化上也有所继承。隋唐宫廷音乐中有“佛曲”，唐代崔令钦《教坊记·序》言“吕光之破龟兹，得其乐，名称多亦佛曲百余成”，则其中应当有从龟兹本土传至凉州、又传至长安的“西国龟兹”的贡献。

综上可知，“西国龟兹”渊源于从西域本土传至凉州的龟兹乐，其形成与流传受到军事战争和佛教文化传播的重要影响。

二、齐朝龟兹

陈寅恪曾言隋唐的制度文化来源有三：一为北魏、北齐；二为南朝梁、陈；三为西魏、北周。隋代的宫廷音乐文化亦包含了这三种来源。《隋书》中的“齐朝龟兹”，便是来源于北齐。学界对于“齐朝龟兹”出于北齐基本无异议，肯定其流传路线为“龟兹—凉州—平城—洛阳—邺—长安”，但对于其生成过程的论述稍显不足，故需再做一番梳理。

（一）西域龟兹乐初传河西

《隋书》卷十五、《通典》卷一百四十六、《唐会要》卷三十三等文献中的“吕光灭龟兹”记载，是目前所见西域龟兹乐东传的一些早期文献记录，“齐朝龟兹”亦当渊源于此。龟兹乐于385年随着吕光大军东归而传至凉州地区，随后发生传播扩散，后因统治阶级的需要而进入宫廷，亦因政权更迭、战争胜败而发生承袭、流传，有些随着鸠摩罗什入长安和吕隆投降后秦而传至关中长安一带，有些则在凉州地区继续存在，西凉乐的形成即与之有莫大关联。因此，凉州地区是西域龟兹乐东传后产生影响的首站，更是十分重要的一站。

（二）从凉州传至平城、洛阳

439年，北魏攻打北凉，胜利后迁徙凉州民众三万多户至平城（今大同），得到了“沮渠蒙逊之伎”。“及平凉州，得其伶人、器服，并择而存之”，则北魏平北凉所获得的乐人、乐器，应当不是只有“西凉乐”，还应有包括“龟兹乐”在内的其他乐舞。沈冬即认为：“魏人所得的龟兹乐，很可能就是来自沮渠氏之所有。”493年，北魏孝文帝下令迁都，包括龟兹乐在内的宫廷音乐因之传到洛阳。

龟兹乐在从凉州至平城、洛阳的辗转过程中，亦发生着继承、丰富与变化，包括粟特人在内的西域胡乐人是其重要的承载群体之一。早在曹魏时期，西域胡人就已大量聚居于河西地区。北魏平北凉时，曾将不少西域胡人俘获至平城，《魏书》卷一百零二“粟特国”条载：“其国商人先多诣凉土贩货，及克姑臧，悉见虏。”北魏定都洛阳期间，城市繁荣，佛教繁盛，大批西域胡人贩客定居于此，其中便有不少是善于经商的粟特人。粟特人足迹遍及陆上丝绸之路，他们有着非凡的音乐技艺，对包括龟兹乐在内的西域音乐传播至中原起到了重要作用。《旧唐书·音乐志》载：“后魏有曹婆罗门，受龟兹琵琶于商人，世传其业。至孙妙达，尤为北齐高洋所重，常自击胡鼓以和之。”曹婆罗门一脉以善弹琵琶见著史籍，曹妙达更为北齐君主所宠信，其“受龟兹琵琶于商人”，可见对龟兹音乐传播的助力作用，“世传其业”，可知其音乐技艺的家族传承特质。此外，北魏与西域多有来往，龟兹、悦般、粟特、焉耆、疏勒等西域诸国经常遣使来朝。这种朝奉也存在龟兹新乐自西域不断输入的可能。

（三）风行于东魏、北齐

从北魏、东魏至北齐，虽然朝代更迭，都城亦有变化，但制度、文化多有沿袭，宫廷音乐文化亦有前后相承之关系。北魏宣武帝主政洛阳时，胡乐已有流布。《通典》载：“自宣武已后，始爱胡声。洎于迁都。屈茨，琵琶，五弦，箜篌……铿锵镗鎝，洪心骇耳。”东魏、北齐时，“杂乐有西凉鼙舞、清乐、龟兹等。然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于是繁手淫声，争新哀怨。故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徒，至有封王开府者，遂服簪缨而为伶人之事。”“刑残阉宦、苍头卢儿，西域丑胡、龟兹杂伎，封王者接武，开府者比肩。”北齐还设有专门管理龟兹乐的伶官。可见，当时包括龟兹乐在内的胡乐之盛行。

据上述可知，龟兹乐盛行于北齐宫廷，还可据以推测北齐宫廷龟兹乐的承载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粟特人。粟特人擅长乐舞，丝绸之路沿线多见他们定居、活动的痕迹，因此，他们也成为传播西域龟兹乐的承载群体之一。史籍中所载的北齐乐人，除了上述引文中的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之外，还有何海、何洪珍、史丑多、何朱弱，以及能弹胡琵琶、善于握槊之戏的和士开等。从曹、安、何、史等姓氏来看，这些乐人属于“昭武九姓”的粟特人。他们所承载的音乐技艺，不仅丰富了北齐的宫廷音乐文化，还促进了“齐朝龟兹”的形成和龟兹乐在中原的进一步传播。

（四）传至长安

577年，北周灭北齐。史书虽未明载北齐乐人入长安的信息，但从相关史料中不难得出北齐音乐西传的推论。《隋书》卷十五载：“先是高祖遣内史侍郎李元操、直内史省卢思道等，列清庙歌辞十二曲。令齐乐人曹妙达，于太乐教习，以代周歌。”“龟兹者……开皇中，其器大盛于闾闬。时有曹妙达、王长通、李士衡、郭金乐、安进贵等，皆妙绝弦管，新声奇变，朝改暮易，持其音技，估衒公王之间，举时争相慕尚。”《隋书》卷七十八载隋文帝开皇年间“安马驹、曹妙达、王长通、郭令乐（引者注：当为郭金乐）等，能造曲，为一时之妙”。可见北齐乐人曹妙达、安马驹等在隋朝仍有活动。这也说明曹妙达等粟特乐人是包括“齐朝龟兹”在内的北齐音乐西传长安的承载群体之一。

综上所论，“齐朝龟兹”亦可追溯至4世纪末传到凉州地区的龟兹乐，其受到战争、迁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辗转流传多地，粟特乐人在其传播和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土龟兹

学界对于“土龟兹”的解释，说法不一。但从已有相关文论中，可以得到两点信息：第一，前人解说三种龟兹乐，分歧主要集中在“土龟兹”与“西国龟兹”，且对二者的认识是同时相对进行的，一旦认定“西国龟兹”为突厥公主嫁到长安时传入，便不再考虑“土龟兹”亦存在与此事件有关的可能性；第二，论者不管是解“土”字为“土生土长”，还是释“土龟兹”在中国流传已久，都是从“我”本位的角度考虑的，将中原（或曰“关中地区”）视为“本土”。但从龟兹乐本身来说，西域龟兹本土才是其生发之地。此外，论者忽视了“土”字存在多重含义。通过查阅“土”字释义，可提供解释“土龟兹”的新角度。

其一，在《故训汇纂》“土部”中，“土”有“土，本也”的字义。照此义，“土龟兹”可以解释为“龟兹本土的音乐”，其“土”字与“土著”之“土”含义相近。彭松即有类似的表述：“在三种流派的《龟兹乐》中，‘土龟兹’可能是和‘西国龟兹’与‘齐朝龟兹’相对而言的，可能是因为它保存了《龟兹乐》的乡土风格，所以冠以‘土’字。”笔者赞同彭氏的说法，在三部龟兹乐中，“土龟兹”应指向龟兹本土音乐。

龟兹本土音乐属于西域音乐体系，与中原音乐不同。《隋书·音乐志》载：

先是周武帝时，有龟兹人曰苏祗婆，从突厥皇后入国，善胡琵琶。听其所奏，一均之中间有七声。因而问之，答云：“父在西域，称为知音。代相传习，调有七种。”以其七调，勘校七声，冥若合符。

这表明随突厥公主和亲而来的龟兹乐人苏祗婆所弹胡琵琶乐调与中原乐调不同。《隋书》还载：

其后帝聘皇后于北狄，得其所获康国、龟兹等乐。

康国，起自周武帝聘北狄为后，得其所获西戎伎，因其声。

《隋书》明确记载突厥为“北狄”而非“西国”。前文已述，“西国”指“西域”或“西方之国”。既然此龟兹乐是从北狄突厥传入，便不会是“西国龟兹”，而应该是突厥从龟兹本地获得的“土龟兹”。也就是说，北周武帝时伴随突厥公主和亲而传至长安的龟兹乐，应该是保留有龟兹本土音乐特色的“土龟兹”。

其二，清代吴任臣《字汇补·土部》载：“土……又同都切，音徒。土门，北方之族也。见《周书·异域传》。门音瞒。”此条释义被《康熙字典》所引。《汉语大字典》：“（四）tú《字汇补》同都切。【土门】东突厥第一代可汗名。意为‘万夫长’。《字汇补·土部》：‘土，土门，北方之族也。’《周书·异域传·突厥》：‘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其后曰土门，部落稍盛，始至塞上市缯絮，愿通中国。’”说明“土”有表示突厥“土门”的意指。

突厥是继匈奴、鲜卑、柔然之后又一个活跃于东亚北方与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约在553—572年间，突厥“西破囐哒，东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国。其地东自辽海以西，西至西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属焉。”可见，其时包括龟兹在内的西域多国成为突厥的属国。《隋书·音乐志》载阿史那公主嫁至长安时，北周得到了突厥“所获康国、龟兹等乐”，说明龟兹、康国成为突厥属国后，曾有本国音乐传至突厥。565年北周派人前往突厥牙帐迎亲，568年突厥公主阿史那氏到达长安，随行而来的还有大量西域乐人。此时传入的龟兹乐，也应该是三部龟兹乐中最具龟兹本土音乐特色的“土龟兹”。

事实上，清人早已有关于突厥所获“龟兹诸乐”为“土龟兹”的猜测。清代沈曾植谈及三部龟兹乐的问题时曾言：“而周武帝聘后于北狄，所得康国龟兹诸乐，其土龟兹耶？”这表明沈氏就曾猜想“土龟兹”是北周武帝聘娶突厥公主为皇后时传入的龟兹乐。今人亦有类似认识，虽然未有深入讨论，表述也多有不同，但将“土龟兹”与突厥公主嫁入长安相联系的基本意见一致。笔者对此深以为然，并认为“土龟兹”相较于“西国龟兹”“齐朝龟兹”，离开本土的时间最短，也最少变异。

结　语

《隋书》所载三部龟兹乐的最初源头皆是西域龟兹本土音乐，但因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在不同时间、通过不同路径、以不同方式传入长安。“西国龟兹”和“齐朝龟兹”，都可追溯至吕光率军西征将西域龟兹乐传到凉州地区时，前者较早进入长安，其传播路线为“龟兹—凉州—长安”，军事战争与佛教流行是主要的助力因素；后者的流传轨迹是“龟兹—凉州—平城—洛阳—邺—长安”，其在中原流传的时间较长，既有政权更迭时的旧承袭，亦有西域粟特乐人的新补充。“土龟兹”在北周武帝聘娶突厥公主时传入，流传方向是“龟兹—突厥—长安”，其离开龟兹本土的时间最短，最接近龟兹本土音乐特色。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论，并非否定佛教流行对“齐朝龟兹”“土龟兹”的影响，也并非否定包括粟特人在内的西域胡人对“西国龟兹”“土龟兹”流传的助力作用。西域龟兹乐的生成与传播本来就不是单一作用的结果，而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多重影响。但这些因素和影响的比重有所不同，所以西域龟兹乐东传后会出现三部不同的龟兹乐。然而《隋书》中仅载三部龟兹乐之名，而未记其内容之实。限于文献，我们今天已无从考究三部龟兹乐的具体样态，以及它们之间的异同，只能根据文献中的“只言片语”，钩稽、蠡测各自的来源与流传问题，并对西域龟兹乐东传中原的时间、方式、途径等问题有所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