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音乐美学家们对于音乐美学这门新兴学科的建立、发展做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般的贡献，探索中的艰辛自不待言。时至今日，国内的音乐美学研究硕果累累，包括教材、翻译、论著、论文等形式，其中高质量者不一而足。累累学术成果之中，赵宋光先生早在1981年提出的“立美观”，不容置疑地占据了突出的位置。

赵先生的“立美观”一经提出，在音乐美学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同意者有之，如王宁一先生、吴毓清先生等。王宁一在1991年第四届全国音乐美学会议引用“音乐立美”与“音乐审美”概念，并提出“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是研究人类音乐立美、审美实践普遍规律的一门特殊的艺术哲学”。不解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赵先生对此表现出笃定的学术自信和学术耐心。他说：“‘立美’概念为西方美学理论所无，当我国的大多数音乐学家未能走出西方之前，拒斥这概念是自然的，我也当然应该耐心等待又一个‘五十冬’。”

本文认为，有些学者对赵先生的立美观之所以不解或反对，是由于彼此讨论的层面不同、视域不同而产生的误读或纠结。本文在此拟梳理五种路径，以求较为深入地理解和探讨赵先生的理论建树。

一、从立美的本土化传统去理解——与西方传统感性学的区别

1750年，美学之父鲍姆加登提出美学是研究感性认识的科学，与研究理性的逻辑学、研究道德的伦理学进行区分。此举既标志着美学学科的确立，又极大地影响了以康德、克罗齐等人为代表的、在西方影响深远的美学学派的研究。

赵先生立美观的路径与此不同。立美观的出发点并不是与逻辑学、伦理学相并列的感性学，而是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立”的创造性含义，将“立美”视作一种创立美的活动。根据刘纲纪先生的分析，“‘立美’，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美不是一种天生自在的东西，而是由社会的主体的实践活动所建构起来的，或者说，是主体实践创造的产物。二是‘立美’这个概念具有充分中国化的味道。‘立’这一概念含有设置、建立、建树、创立之意，被广泛应用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立言’‘立德’‘立功’‘立业’‘立人’等。中国古代美学认为文学艺术的创作不能脱离自然和社会，但又不仅仅是对自然的‘模仿’，而看作是主体的一种创造性的活动，其最终目的是为了‘立德’‘立人’‘立政’。”

本文在刘先生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其一，中国古代文艺创造认为“立乐之道”（《乐记》）、“立文之道”（《文心雕龙》）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立德、立人，并通过每个个体的立德、立人，达到整个社会美与德性的充满。赵先生强调立美之道，或者说立美教育，同样要求社会中的个体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塑造和完成，并通过每个个体的“立美”实现整个社会的“立美”。其二，中国古代之所以未提出“立美”概念，或许是因为在中国古代长达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中，“美”尚未取得相对独立的地位，是“文以载道”的媒介，是“立德”“立政”的手段。随着现代中国开放度的泛化与深化，在美成为艺术的普遍追求之后，在美学学科成立230余年之际，赵先生于1981年在国内提出“立美”概念，既是承古人之法，又是以本土融西方美学之举其三，除了人类社会横向的扩展，赵先生还从历史发展的眼光，认为人类社会的伟大进程正是一代代无数个体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生生不息的“立美”征程。

二、从立美的哲学基础去解读——与马克思主义工艺学观点相关联

赵先生立美观的形成与马克思主义隐义学派之工艺学观点密切相关。“立美”概念关键在于突破近代欧洲主流美学将美学界定为审美学、感性学的藩篱，坚持马克思的主张，把美学置于人类学本体论的学科领域，建立在人类物质生产实践的基础之上。

赵先生坦言自己属于“马克思主义隐义学派”，并认为今天的我们仍处于深探和阐明马克思主义隐义思想的历史时期。他说：“陈晏清和高清海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说出了我们今天的共识:30年代以来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权威诠释本传播开来的教科书并没有准确地表述马克思自己创立的那个体系，没有很好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实质内容，有许多观点甚至背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深探并阐明马克思主义隐义的历史时期。”

赵先生从人类学本体论的学科视角研究立美。他将人类学本体论界定为哲学下属的一个学科领域，而非一种既定的主义。在人类学本体论学科领域视野下，可以提出各种主义和主张。总体来看，人类学本体论的研究视角要求从人类的起源及漫长的发展过程厘清美的本质。赵先生自己则属于人类学本体论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隐义学派。

在人类学本体论领域下，赵先生阐述马克思主义之隐义思想。他指出，“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破天荒地把整个自然界看做人的超生物肢体。即人类的身体不仅仅指生物学上的身体，而且还包括我们所使用的工具、所创造的产品”。“把整个自然界化成自己的肢体”，正是人类能够超越生物界，彰显人类本质之所在。这是马克思的一元化历史观，是其一贯的思想，赵先生的立美观也从这里起航。

赵先生指出，正是人类将自然界看做“非有机的躯体”，在使用生产工具、创造产品的过程中，产生了人类的能动性，即“在工艺学中隐藏着人对自然的能动性的根源”。

赵先生认为，美同样发生在人类能动性的生产实践过程中。在人类实践活动所凭质料的层次，开启了人类主体对于外化侧事物是美还是丑的功能性选择。在生产实践过程中，人类对于外化侧事物是美还是丑的判断标准首先以“人类主体的外化侧事物是否满足人类主体能动侧的需要为尺度”。也就是说，对于实践主体的存在与发展，是具有肯定性的价值还是否定性的价值，对人类具有相宜性还是戕害性，是人类判断美与丑的最初标准和最低层次，也是美的存在的必要条件。他说：“在这个最低层次上，美丑的界限是分明的：清新的空气，洁净的山泉，明媚的春光，是美；横尸遍野，全城大火，地震山崩，是丑。……不涉及动机或意图，事物所具有的、作用于人类的功能，在这意义上的好坏，就是相宜性和戕害性的最低层次，就是美丑的最低层次。换句话说，肯定性的功利价值，对人类生存基本需要的相宜性，是美的存在的必要条件，虽然它对于高级形态的美的存在还不是充分条件。”

美丑存在的更高级层次，存在于人类实践活动之中。人类实践是运用手段的目的性活动，其本质在于从自然界取得自由。换句话说，人类实践活动旨在将客观规律纳入社会目的的轨道，以外化侧的合规律性来保证人类社会的合目的性。“在这个过程中，使用者所使用的手段与使用者的活动相互制约，相互塑造，建立起一种动态结构，这就是在人类历史中不断进化的工艺学结构，它的地位介于主观目的（动因）与目的的实现（成果）之间，可以称为‘中介结构’”。赵先生认为，美的本质性规定，美与丑的本质对抗，就藏身于这个中介结构形式之中。表现在：

其一，最低层次的美的形式是更高级的美的形式的素材和基础。如上所述，最初层次的美与丑以事物本然的表现是否符合人类主体的需要为尺度。赵先生认为，这些初级的、可以充当现成的素材或框架的、普遍通用的美的形式，是形式美的由来。也就是说，最低层次的美与丑取决于人类的功能性选择，而新的、更高级的美的形式的创立，即以这些初级的美的形式为素材或者框架，组织成更丰富、更复杂、更高级的美的形态。

其二，在更高级的美的形态的选择和创造过程中，能动侧作为构建的动因，在选取材料和创设结构的过程中，必须兼顾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只有对于人类具有肯定性效应价值的形式，并且兼有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形态，才是美的。赵先生将美界定为：“美是主体自由运用客观规律以保证实现社会目的的中介结构形式。借助美的形式可以实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一致。这是美的本质规定性。”为什么说“作为中介结构的美的形式实现了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一致呢”？赵先生对此有一段生动的描写：“客观规律（可以简称为‘真’），主体实践（可以简称为‘善’）。……主体实践的最初尝试是善和真打交道，出现了互相交汇的相向运动：善从仅有主观目的走向兼有客观性的活动，真从仅有客观存在走向兼有主观性的认识；交汇的结果，从对峙转为融洽，建立起中介结构。……主体把自己的主观目的加于对象，使对象的合规律（真的客观方面）的表现形式同时具有合目的（善的主观方面）的价值内容，这就形成中介结构外化侧的美；这种吻合是实践的成果，主体做成这件事是基于他从对象取得了对因果律的认识，使他为实现目的而从事的活动（善的客观方面）所采取的形式具有了掌握规律（真的主观方面）的理性内容，这就形成中介结构能动侧的美。”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的特征是“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形（赋予形式）”。需要说明的是，人类主体能动侧在向外化侧拓展的同时，也向自我世界做纵深的构建。也就是说，“在人类进化史上，美作为中介结构是以双向进展的方式发生的，它的能动侧必须与外化侧同时发育成长。”总的来说，能动侧与外化侧在兼顾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实践过程中相互作用，实现着美向外化侧世界和能动侧世界的双向繁衍。

其三，美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互相支持，互相叠合。工艺学结构主要涉及实践主体自由运用客观规律、驾驭生产工具的能动关系。在这个实践过程中，支持主体进行能动实践的首先是人类的生理器官。人类学本体论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充分强调美的存在的自然性，从而在物质层面寻回实践主体和他的美。赵先生指出，“充分强调美的自然性并非无的放矢。在基督教、宋明理学和所有禁欲主义的宗教观念那里，在人类肉体内，物质的、自然性的东西都不过是一些动物性的欲求、违禁的冲动、罪恶之源，只有精神性的、超自然的东西才够得上人性的水平。这类观念的缺陷，正在于在人类本质及美的概念中丢失了物质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实践主体的失落”。然而，即使在实践主体的自然性层次，美的存在和本质也离不开社会性。“一方面，如果个体没有经过其所处社会的教育、训练，仅凭其遗传禀赋绝无可能建造丰富而繁杂的美的形式。另一方面，如果没有社会实践经验的世代积累，那些自然界固有的存在形式和个人天生的行为样式都不可能纳入丰富多样的、作为中介结构的美的样式中来。”

其四，在创造中介结构的较高级阶段，也就是人类生存需要的满足并不作为直接目的，而是成为间接需要之后，人类开启了超越直接功利价值的、更为自由地运用和选择美的形式的历程，同时把那些直接满足生理需要的活动推挤到中介结构广阔领域的边缘。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更值得主体执着的是超越人类实用需要的、超功利的形式。就是在对于超越直接功利价值的美的形式的节节上升的追求中，人类赋予产品形式以不断的、节节上升的超功利的美，以显示那已达到更高自由程度的人类本质力量。本文认为，现代意义上的“美的艺术”，正是产生于这一阶段。而这一时期的主流理论，也正是据此而来的、康德认为的“美是无利害的静观”，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以上四点，正是美作为真和善的中介形式，发源于生产实践领域，发展于生产工具使用和符号学使用的人类学事实。至此，赵先生效仿马克思以其哲学思想改变世界的雄心，道出其立美理想：“那末今天不妨明快直率地宣告，我们研究社会结构是为了改造它，为了对现存的社会结构予以改建，保护和发展其中的美，消除和根绝其中的丑。既然马克思早已明确地指出，人类的本质在于按照美的规律进行生产，那末我们也就早该清醒地意识到，若不掌握美的规律，社会结构的立美改建就不能取得成功。……对于社会结构的美丑，当今还有许多不同的理解……而我们则以最高程度地发挥每个成员潜在的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为社会结构美的最终标志。”

三、从立美的视域去解读——走出小循环，进入大循环

赵先生曾提出：“其实值得美学研究关心的，不仅是艺术作品的创造与欣赏这一小循环领域，还有全社会群体实践及其后果评价的大循环领域，包括建筑工程、生态工程、医疗工程、教育工程这些万亿人命运攸关的实践领域。”
“小循环”领域的立美活动主要表现为文化作品的创作和欣赏。鉴于音乐艺术的特殊性，表演也属于创作领域。以音乐为例，“小循环”过程起源于作曲家的审美意识，经过作曲家审美意识的对象化（即音乐作品的产生），以及音乐作品成为社会公共事物流传开来，最终影响其他社会成员的审美意识。而人类的音乐审美意识就是在无数诸如此类的、连续不断的小循环中得以丰富和壮大。也就是说，“小循环”领域的立美活动，主要途经“创作—表演—传播—欣赏—培养审美意识”几个阶段，并最终以培养人类的审美意识为目的。赵先生在《立美的现实意义》一文中指出，人类审美意识的发生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岁月。“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从物质生产领域迁移到精神生产领域，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岁月。在精神生产领域，又是从‘语言萌生’开始的。从大量实用功利性的‘意识对象化’传递中分化出‘审美意识对象化’传递，同样经历了艰辛的成长过程，匈牙利人卢卡契称之为‘审美发生’的历史过程。”

“大循环”领域的立美活动表现为，人类把通过小循环立美活动培养的审美能力和创造能力，运用到社会物质生产实践和精神实践领域如教育、交际、娱乐、仪式、精神疗养等文化活动中去，实现社会“大循环”的宏伟实践。也就是说，“大循环”领域的立美活动始于对处于小循环终端的，或者说经过小循环培养而来的人类审美意识。这种审美意识参与到如教育、交际、仪式等社会各种文化的立美活动中去，使得社会各行各业中的成员都有能力进行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物质产品创造和精神产品创造，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车轮沿着美的规律滚滚向前，生生不息。正是在大循环的视野中，赵先生才着重指出美丑的存在始于实践层，而不是符号层。他指出，“至今仍有人认为，艺术美是美学的中心课题，只有以艺术作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才能建立科学的美学体系。这种把美学的对象狭窄化到只包括符号层的主张，就是不愿意正视，或者是无视，甚至是抹杀美首先存在于物质生产层次事实。”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赵先生明确表示：工艺学的美学和经济学的美学才是美学的基础。可见仅从艺术活动的角度、精神生产的角度都难以解读他的立美观，只有首先关注物质生产的实践，既注意实践层又注意符号层，才能进入其立美观的内核。

赵先生指出以鲍姆加登、康德等美学家往往局限于艺术文化的“立美—审美”这个小循环领域活动，没有将其置身于社会实践的宏大视野，进一步追问小循环活动对于社会大循环活动的重大价值。赵先生立足于人类学本体论的视角，指出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文化的小循环领域致力于培养的人类审美意识，正是人类物质生产领域和精神生产领域所需要的、人类自身立美能力的主要来源。这种立美能力才是小循环领域“立美—审美”的终极目的，也是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存在的根本价值。他说：“专业的理论研究往往专注于小循环的立美审美，而忽视了大循环所需要的人类自身素质的立美。其实，后者才是音乐审美的终极目的所在，音乐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这可以说是对于‘普遍的音乐教育必须受到高度重视’所做的音乐美学论证。”
赵先生关于小循环领域和大循环领域之间关系的论述，引发本文进一步思考：在小循环领域中，艺术家的立美从何而来？在大循环领域中，小循环培养起来的人类审美能力是如何转化为大循环活动所需要的人类立美能力的？如果没有艺术文化活动带来的小循环领域的审美—立美，人类是否仍然按照美的规律发展？如果是，那么艺术活动的本质价值何在？如果不是，那么艺术活动对于人类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

四、从立美的总体目标去解读——立美教育在人类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赵先生在《美学原理受人类学本体论的洗礼之后》一文中谈到，早在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已涉及对人类实践所显示的人类存在本质的探究，应当代替认识论成为人的哲学框架。站在以研究人类本质结构、起源和发展的人类学本体论角度来分析美与丑，自然就会得出：对于实践主体的存在与发展具有肯定性价值的事物状况，对他的某种相宜性，可以以美名之。反之，对他的存在与发展具有否定性价值的事物状况，对他的某种戕害性，可以丑名之。如前所述，在赵先生那里，美与丑的定义最初被确定之际，已然蕴含着人类的功能性选择。而这些初级的、普遍通用的美的形式，成为比较高级的，超越实用价值的形式美的基础。既然美丑与人类的存在和发展紧密相关，那么人类改变世界必然“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和塑造自己”。教育作为人类文化传承最根本的手段，必将遵循美的规律来进行。

赵先生教育美学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立美教育”。立美教育指培养受教育者建立美的形式的教育活动，它是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来改造世界和塑造自我的实践活动在教育领域的缩影。赵先生在《论美育的功能》一文中明确指出，“美育远远不仅是艺术教育，它有更重要的基础部分，关系到引导受教育者主动建立美的形式。建立美的形式的教育活动，是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的宏伟历史在教育领域中的缩影，我称之为立美教育。正如人类必须按照美的规律才能成功地进行生产，要成功地进行教育也必须遵循美的规律，受教育者要得到全面均衡的发展也离不开美的形式”。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以下信息：其一，美育的内容和目标不仅指审美教育，更重要的是立美教育，即引导受教育者主动建立美的形式。其二，美育的原则应该运用到一切教育中去。也就是说，美育的范畴不应仅仅局限在音乐、美术、舞蹈等艺术教育领域，包括数学、体育、技工实习、工程设计等所有教育实践领域都应遵循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立美原则。其三，立美教育，即以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立美原则对学生进行教育，是教育的基本方法。赵先生指出，“教育的使命在于培育能自由运用规律以造福社会的人，所以想要为受教育者的行动言语建立合规律的形式，在这基点上，任何知识的传授都要随时启发出对所认识规律的自由运用。这就是立美教育的基本方法。”赵先生主张“亲历的知”，他根据亲临北京育民小学进行小学数学教学的成功实践，得出立美教育方法的自觉运用可以使这方法扩展和深化，大大加速学生智能和求知欲的成长，且成效显著。实际上，赵先生一向喜欢“立字当头、破在其后”，他主张先进的新事物建立起来了，落后的旧事物自然就会被淘汰和取代了。为此，他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构建美育工程的主张和进行了许多相关的实践，提出了许多发展中华民族音乐文化的建议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付诸行动。在对未来的教育制度的展望中，赵先生特别提到主体知、情、意的心理结构和创造性实践能力的完善和充分发展。他指出，“工艺学的深邃本质在于自由创造，如何从工艺学的广阔领域中选取最有启发价值的典范结构，理出逻辑线索，编成系统教材向学生展示人类自由创造的本质力量，引导学生通过处理设计课题的练习发展自己潜在的本质力量，是中小学课程建设的当务之急”。其四，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主要应用由教育习得的立美意识和立美能力。如果说立美教育是人类按照美的规律来改造世界和塑造自我的实践活动在教育领域的缩影，那么人类实践就是立美教育向着社会各行各业实践的恢弘扩展。这就是本文所谓的，从立美的总体目标去解读立美教育在人类持续发展中的作用。

五、从立美的时代感去解读——当前生态社会的要求

如前所述，在人类学本体论的视角下，尽管自然界中一大批事物未经人类加工，但是它们的美与丑也不是一种与人类无关的纯自然事实，它们的美丑依然以是否满足人类的需要为尺度。这就是自然界之美，或者美的自然性的人类学哲学的解释。

人类介入自然界，在自然界打上人类痕迹之后，人类实践活动旨在把客观规律纳入社会目的之轨道，以合规律性来保证合目的性。然而，在人类对客观规律的掌握的历史探索与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不够清晰、不够准确和不够全面，即由于所掌握的规律过于偏狭而导致的盲目行动、事与愿违、局部损害全局等恶劣后果。比如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经历着的伐木毁林、工业污染等活动及其带给人类的灾难。这种由于未能达到人类实践的“合规律性”，因而无法达到人类实践“合目的性”的行为，乃是人类本质力量的异化，而非“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类本质力量的异化造成的是丑，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造成的是美。对此，赵先生有清晰的界限划分：“实践的对象化与异化是不可混淆的，对象化所造成的是美，异化所造成的是丑。分辨两者所依据的根本尺度就是实践主体的普遍性物质需要，对满足这需要相宜的，是美，反之，有所戕害的，是丑。”而“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在什么条件下会走向反面，转变为危害人类的异化，是一个值得深刻反思的本体论哲学问题”。此外，美与异化的界限还在于，“美的形式是对规律的自由运用，异化的形式则是对规律的无奈屈从”。本文认为，人类实践之所以出现异化，一是由于对事物的规律性认识偏狭，二是违背了人类对于事物美与丑的功能性选择的原始初衷。

人类为了征服异化，必须学会防止异化，探寻预防与根治异化的对策。实际上，在赵先生的黄河情结和草原情结中，早已蕴涵着保护生态环境的诉求。他在《草原音乐文化的哲理启示》中不断渲染草原文化两大和谐的境界。他观察到草原民族生产方式的历史是一个不断追求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进程，表现在“生产方式由以猎为主转到以牧为主，人对待大量鸟兽草木的态度也由以夺为主转到以养为主，人与整个大自然的关系也逐渐由‘与天斗’占优势转到‘与天亲’占优势”。而且，草原民族崛起与强盛的历史发端正在于人际关系的和谐时期。表现在“草原民族把内耗纷争转为内部协调的部落联盟，共同运用自然界所提供的财富和威力。升华到宗教观念，则体现在草原民族开始超越原始萨满教对几百种自然神灵的多神崇拜转为探寻一个统一的自然神来护佑整个民族，在长生天的观念中寄托着集人与自然和谐、人际关系和谐于一身的社会理想”。

如今的草原文化面临着异化情形，比如生产方式的更新以及数理课程教育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草原民族驾驭自然活力。赵先生指出：

出路就在于，沿着草原音乐文化的哲理启示向纵深钻探，探得人与自然和谐的奥秘妙用，建立一种崭新的教育制度，在这里，数学理科成为负担轻而程度深的课程，社会常识成为条理明而眼界广的课程，因此可有充裕的时间，让草原民族新一代人人都能自幼扎根于草原文化的优秀遗产，一方面是民族传统体育与医术，另一方面是民族传统乐教，包括草原文化固有的音乐、诗歌与舞蹈。

总体看来，赵先生“立美观”的提出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以马克思主义隐义学派为哲学基础，立美观不仅指出包括音乐在内的艺术文化这个“小循环”活动的社会功能，更揭示出人类实践活动无不应当依据“美的规律”来进行。依据这一规律，能够实现人类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反之，则导致人类本质力量的异化。既然立美活动是人类社会实践之核心，那么立美教育的目标就在于按照美的规律对后代进行教育。

以上解读立美观的五种路径亦有内在的联系。中国传统是根，马克思主义工艺学是基，有此根基才会有大循环的视域和人类总体发展目标的高瞻远瞩，才会有实现目标的美育工程的设计，才会有实现人类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希冀和防止人类生存环境异化的警惕。由此可见，立美既是赵先生的出发点，亦是所有理论与实践的归宿，是其理论与实践的核心，是理解其一切的关键。这就是研究其立美观的意义和价值。

谨献此文祝贺先生八十五岁诞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