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当代作曲家在音乐创作与理论实践中体现出的观念十分多样，但能称得上“音乐世界观”的并不多见。笔者在参与周文中先生音乐文集翻译的过程中，深刻感受到先生开阔而深沉的音乐世界观，与当下过于强调本国话语权的主张形成极大反差。细观想之，其总体特性呈现为以下几点：1.艺术使命感；2.批判继承性；3.多元互补性；4.动态发展观；5.独立自主性。周先生最执著的艺术主张是期盼一个融汇东西方音乐文化的新主流——世界音乐，但西方音乐学家伦纳德·迈尔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很难再出现一种主导性的音乐潮流，整个音乐世界将长期处于多元的波动起伏的稳定状态。那么，周先生的音乐世界观是否过于理想主义或不切实际？还是有着更为长远的关切与愿景？

关键词：音乐世界观；周文中；汇流；世界音乐；亚洲美学

“音乐世界观”是我在阅读周文中先生的文集《汇流》时，脑海中不断浮现的一个词语。一般来说，每个从事或爱好音乐的人都有对音乐世界的根本看法，体现为对音乐的特性与价值、历史与现状、传统与创新等问题的基本认识，尽管这些认识大多仅停留在模糊的层面。但本文涉及的音乐世界观是狭义的，我对它的大致界定是：在广度上它放眼世界，兼问东西，而非局限于一时一地、一国一族；在深度上它触及历史与文化命脉，基于对古今中外音乐历史和当下情势的深刻剖析；在意识上它是清醒的、自觉的，是在理性认知与经验积累之上作出的判断；在行动上它是面向未来、积极介入的，不只是停留在单纯的理念层面，而是从理论建构、创作实践、文化教育、社会活动等各个方面不懈探索。基于这些限定，我认为，当代作曲家在音乐创作与理论实践中体现出的观念尽管十分多样，但能称得上“音乐世界观”的却是凤毛麟角，而笔者在参与周文中先生音乐文集翻译的过程中，却深刻感受到先生开阔、深沉、坚定的音乐世界观，正是在它的引导下先生穷尽一生孜孜以求、鞠躬尽瘁。在这个问题上，相信文集的参与者和读者都会有同感。下面我将就周文中先生音乐世界观的具体体现谈几点粗浅的认识，期待能与大家交流。

1.艺术使命感

周先生曾多次提出，数百年来由西方音乐主导的历史已近尾声，音乐正处在一个世界新格局诞生的关口，中国及亚洲作曲家既面临机遇和挑战，也肩负历史赋予的使命。通过对东西方音乐历史与现状的深刻洞察，周先生预见一个新的音乐主流正在形成，它将汇集全球各地音乐文化进入观念与实践互渗的广袤天地，亚洲音乐将作为重要的支流汇入这一世界性的新主流之中，为此他呼吁亚洲作曲家应为自己担负的重任做好准备。

20世纪60年代，周先生最早对这个话题的表述是东西方音乐的“再融合”（Re-merger），之所以是“再”，是因为经瓦尔特·维奥拉（Walter Wiora）、库尔特·萨克斯（Curt Sachs）等音乐学家的研究成果证实，西方音乐与非西方音乐在古代曾有过共同的源头，周先生认为，东西方音乐文化在历经千年的分离之后再次迎来融合的契机。新世纪初期，先生更常用的词汇是“汇流”（Confluence），视域也超越东西，兼及世界各地的其他“非西方文化”。先生对于未来音乐新主流的另一称谓是“世界音乐”（world music），它最早由美国西海岸作曲家亨利·考埃尔（Henry Cowell）倡导。与今天流行音乐领域盛行的商业化的世界音乐，以及作为新兴学科的世界民族音乐均有不同，周先生所期待的“世界音乐”是一种海纳百川、融汇全球各地文化优点，同时又能包容各自文化特性的新音乐，在这一音乐文化汇流的过程中，所有合作者将同舟共济，享有平等对话的伙伴关系。

显然，周先生对于未来世界音乐文化的展望，既超越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也摒弃区域化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考虑到中国作曲家在此历史关口所承担的艺术使命，我们自然可以想到近两年由某些学校个别领导大力宣传的所谓“中国乐派”[4]，以及当下五花八门的以国家为前缀的各种提法。与周文中先生倡导的音乐文化“汇流”或“世界音乐”相比，同样都在强调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当代音乐家的使命，但前者的主语是国家，后者的主语是个体或世界；前者的谓语是“争”、是“赢”、抑或是“去震惊”，后者的谓语则是“分享”“参与”和“贡献”，其眼界、胸襟与自信均不可同日而语。

在作曲领域越来越趋向国际化的当下，每一位尊重艺术、放眼世界的自由作曲家都不会将自身及自己的音乐创作局限于一个国家属性。而一个国家的音乐艺术过于强调本国的话语权并单方面地自封先进地位，无助于真正获得世界的认可与尊重。环顾艺术音乐历史上出现的杰出作曲家群体，除了极少数固守国家主义立场外，大多数作曲家的创作都超越民族与区域的界限，从艺术自身的表现需要出发自由吸收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各种风格语汇。正因为如此，当代优秀作曲家的身份就不仅仅是“中国作曲家”，更是在20~21世纪面向世界的作曲家，如何为当代音乐世界奉献自己的才华与智慧，才是每一位作曲家真正的责任与使命。

2.批判继承性

周先生所预见的音乐文化“汇流”不是自然而然地就能到来，以亚洲作曲家为主体的东方音乐也不是自然而然就能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它需要东西方作曲家致力于双边或多边文化传统的学习与继承，先生说“没有对太平洋两岸及帕米尔高原两边传统的完整知识，根本不值得我们去期待一个所谓的‘世界音乐’”。[5]

对比东西方新音乐的发展现状，可以发现各有各的文化缺失。先生分别用“艺术殖民主义”和“文化沙文主义”加以批判。在国际舞台上活跃的亚洲作曲家尽管在数量上与日俱增，但普遍存在追随仿效西方的倾向，“缺乏来自融于自身的文化之根才能有的那种灵魂”。[6]与此同时，大多欧美作曲家既无视非西方的美学传统，也盲目反叛自己的古典传统，这让西方的新音乐越来越面临衰颓的危机。先生提出，“在这个时代，如果我们能从对其他文明的深刻体会中获得启迪，将会带来如同神迹或禅宗顿悟般的重要启示。”[7]这让我立刻想到哈佛大学哈斯蒂（Christopher Hasty）教授近期在上海举办的讲座，他说：“通过聆听和思考过去40年间的中国新音乐，可以使我们获得一条反观西方音乐文化局限性的途径。这种‘局限性’，源自于欧洲现代主义者对历史或传统的恐惧。”“在我们进行的两种新音乐的比较中，中国新音乐展现出的对于传统更大的开放性令我十分赞赏。”[8]

我们丝毫不会怀疑周文中先生与哈斯蒂教授所说的这种彼此借鉴或“接受馈赠”（accepting a gift）的启迪性，但需要自问的是，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又有多少真正意义上的继承？有多少新作品只是流于“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或浅表的文化标签的倾向？年轻一代作曲学生对于中国艺术、文学、历史，甚至哲学的了解程度，是否能持续不断地为他们的创作提供灵感？周先生在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潜心研习古琴、书法、绘画、《易经》等中国文化精髓，并在具体的音乐作品中融会贯通、推陈出新。正如美国音乐理论家黎昭纲（Eric Lai）在对周文中音乐的研究著述中所说：“只有当一个人已充分理解并掌握了他本人固有文化的基本特性，这个人方能伸向其他传统，并向它学习，开展一个有成效的吸收过程。”[9]

3.多元互补性

实现“世界音乐”汇流的重要前提之一就是全球优秀音乐文化的互补与融合，在20世纪西方作曲家中间，除了自己的老师瓦雷兹，周先生最为推崇的作曲家是巴托克和梅西安，因为他们通过对非西方音乐文化的深入研究，彻底摆脱19~20世纪普遍盛行的异国情调与猎奇心理，真正实现了不同音乐文化之间的创造性融合。周先生用这两位作曲家的成功经验和他自身创作的经验与教训给年轻一代作曲家提出了忠告，“假如你有幸享有交叉文化的传统，就必须珍惜它并努力从两个方面都去探究。”[10]在这里，先生特别强调一种对于自身文化传统和其他传统的深入探究精神，并对流于形式的“多元文化主义”提出批评。这种对于多文化的学术探究精神，我们可以从周先生捐赠给星海音乐学院的一栏藏书中管窥一二，这里仅根据书脊上的中英文书名列举6本如下（其他出版信息省略）：
1.Arthur Waley, The NO Plays of Japan,《日本能剧》；
2.Sir Aurel Stein, 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 《在中亚古道上》；
3.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之交流》；
4.Hitti, History of the Arabs, 《阿拉伯通史》；
5.Gavin Menzies, 1434: A Magnificent Chinese Fleet Sailed toItaly and Ignited the Renaissance, 《1434年：宏伟的中国舰队驶向意大利点燃文艺复兴》；
6.Binyon, Painting in the Far East, 《远东绘画》。

在《亚洲美学与世界音乐》一文中，周先生为古今亚洲美学列出十个初步的原则，其中音色与音高互补、语言作为美学的先导、诗画乐三位一体、结构简练、追求人与宇宙的和谐、重视精神修养等方面，都是被20世纪西方音乐美学主流趋势所忽视的原则，因此也最有可能以互补借鉴的方式对未来的世界音乐作出贡献。以“诗画乐三位一体”为例，除先生本人的作品外，在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当代作曲家如贾达群、郭文景、贾国平、温德青、秦文琛、梁雷等人的作品中，都能清楚看到与古诗词、书法、国画的有机融合。哈斯蒂教授在上音讲座中也特别提到中国新音乐中“艺术一体的古老传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认为“这是一种奇妙的天赋，这种天赋在欧洲遗失已久，在北美甚至从未出现过。相比之下，西方音乐与其姊妹艺术的隔阂已构成一种巨大的局限。”[11]哈斯蒂是在2018年6月发表的这篇讲学，而周先生的文章发表于37年前的1981年，岂不足以证实先生对于亚洲文化的深刻洞察与世界音乐汇流的远见卓识？

4．动态发展观

周先生是以历史的、动态发展的眼光看待所有音乐传统的。他说：“我们要把亚洲美学看作是一条流动的溪水，它不可逆转地奔流向前，不断对时刻变化的环境作出反应，并永恒地寻找未来。在这条溪水中，过去就活在当下。”[12]他对东西方历史与文化传统作了深入的学术性考察，提出任何一种有持久生命力的文化传统，无不是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以丰富自身，中国汉唐时期如此，古今日本传统如此，欧洲自文艺复兴以降也是如此。但20世纪中下叶以来，东西方文明均面临混乱和深刻危机。就西方而言，周先生曾提到史学家巴尔赞的著作《从黎明到衰落》，对其观点深表认同。巴尔赞认为，广泛吸收他国文化曾让西方成为卓越文明的熔炉，但经历500年的发展之后，西方文明却在喧嚣的大众消费主义中陷入停滞。就亚洲来说，经过数百年的殖民主义、战乱和文化运动，各国传统文化受到严重摧残，二战之后又出现仿效欧美或苏联的倾向，将自己的文化遗产作为陈旧过时之物抛掷脑后，对此先生无比忧虑地反问道：“这不是正迈向自我毁灭之路吗？”

令人钦佩的是，先生并未驻足悲叹，而是将当下的混乱与衰颓视为旧秩序瓦解、新世界到来的前兆，认为当下东西方文明均迎来根本性变革的历史契机，堪比一千多年前的大唐前夕。他借用中国《易经》中的阴阳互动原则，强调古今、东西之间应以动态平衡的方式交流互动、继承发展，为世界文化注入新的能量与活力。在具体的作曲实践中，周先生的“变调式”（variable modes）和充满表情与生命能量的“音乐书法”，在技术与美学上都体现出对于古今东西的融合与创新。遗憾的是，国内作曲界对于周先生音乐的了解大多停留在他早期创作的《柳色新》（1957）、《渔歌》（1965）等作品上，甚至仅以这两部作品为参照，将先生的创作定位于对中国音乐元素的移植改编。事实上，先生自1990年代以来的新作如《浮云》（1996）、《流泉》（2003）、《霞光》（2007），以及近几年创作的“苍松”系列（2008~2012），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在尝试突破自身、探索新的可能性，其精致严谨的创作思维和深邃的文化内涵有待我们更深入的了解和探究。

5．独立自主性

肩负时代使命的音乐家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以广泛吸收各种文化传统，但又不能只停留在吸收与融入的层面，还需要突破和跳出，这是周先生系统的音乐世界观的最后一环。1993年，先生在鞑靼斯坦“欧亚音乐节”上谈道：“关键词是独立：独立于西方文化；独立于自己的文化；独立于陈规陋习；还要自由于社会的、政治的和专业的压力。这是需要勇气的。艺术家是捍卫人文的真正勇士。”[13]这里含有一组辩证统一的矛盾体，如果说艺术家在传统继承的层面需要又中又西、又古又今，那在突破创新的层面就需要“不中不西，不古不今”。近现代史学家、思想家陈寅恪也曾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实则是践行独立自由的治学之道。陈寅恪与周文中的这一观念对作曲家梁雷的创作有极深的影响。10年前，我在一篇论文中写过一句话：“先以十二分的认真研习各种文化传统，再以十二分的勇气突破各种传统的束缚，正是我在梁雷的学习与创作中发现的逻辑。”[14]我想这种思想与观念上的契合正是周先生与梁雷一见如故的根本原因吧。

就国内当下的音乐环境来说，作曲家在独立性方面受到多方面的诱惑和干预；新音乐的探索既不被多数演奏家和大众音乐爱好者支持，也常受保守派权威人士的批评甚至讥讽。从演出机制、乐谱出版、录音录像到作品评论，新音乐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整个生态环境均令人担忧。作曲家贾国平在许多场合都曾提到：“中国已有近百家管弦乐团，每年演出的曲目大多数是西方古典音乐，把西方古典音乐作为人类精神文明来传播，对于广大受众而言有其积极的文化普及与提升的意义。但是，一个国家原创音乐文化的建构与发展却被国内绝大多数乐团所忽略。”因此，若想让中国当代作曲家成为世界音乐未来主流的活跃群体，单靠作曲家一方的努力与勇气是远远不够的。

结语

在周先生数十万字的音乐文集《汇流》中，其对亚洲作曲家的殷切期望和对世界性音乐文化的构想与期盼贯穿始终。但西方音乐学家伦纳德·迈尔（Leonard Meyer，1918~2007）认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很难再出现一种主导性的音乐潮流，整个音乐世界将长期处于风格多元的“波动起伏的静态”。那么，周先生的音乐世界观是否过于理想主义或不切实际？还是有着更为长远的关切与愿景？仔细审视迈尔在《将来时：音乐、意识形态与文化》一文中对于风格多元化的阐述，会发现尽管迈尔不断提及“全球性的世界文化”，但其批评视域仅立足于西方音乐的历史与现状。在他的观察中，非西方文明的风格只是当下多元风格储备中的非常次要的一元，其表述方式是在罗列完一系列风格选项之后，才会在最后加上一句“甚至包括一些来自非西方文明的风格”[15]或者“爪哇佳美兰音乐”。可见，在迈尔对于“将来时”的思索中，并未考虑过将非西方文明置于与西方文明同等重要的层面，更未考虑过二者在未来互补交融的可能性，这与周文中先生跨文化的世界立场有显著区别。

但在某些层面，迈尔与周先生的观念又有相通之处，例如他们均对当下浅表的多元文化主义持批评态度。迈尔认为，由所谓的“平等主义”所推进的风格多元化，常常是将非西方文明视为异域风情，“其结果往往是随意了解，是异域文化的‘行头装饰’，而不是风格规约的充分内化。”[16]但不同的是，迈尔在对多元文化现状进行了深刻剖析之后，提出的策略却是“我们必须学会适应它，甚或最终享受它”。[17]而周先生是基于对东西方文明千年历史与现状的考察而提出自己的观点的，迈尔略带忧虑和无奈之情而预见的文化“布朗式运动”，在先生看来正是一个旧的秩序失去动力或创造力从而走向衰颓的表现。同时，从非西方文明在迈尔“将来时”蓝图中的缺席这一现象来看，周先生倡导的音乐文化“汇流”之路任重而道远，至少需要几代人的觉醒和努力。因此，我们期待一个真正的“世界音乐”的未来，但同时谨记其前提是在吸纳西方文化精髓的同时，恢复东方文化传统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