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西汉起，我国中原政权为了加强对西域疆土的治理与统治，在西域和丝绸之路沿线的战略要地开始了屯垦戍边，此后各朝在西域的屯田场所可谓星罗棋布。时至今日，屯垦戍边依然是我国经营、治理新疆的重要方略。纵观丝路历史，“屯垦兴，则西域兴，则丝路通；屯垦废，则西域乱，则丝路阻”。可以说，历史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与否，同王朝经营西域的屯垦戍边命系一脉。目前，我国关于丝绸之路音乐（包括西域音乐）的研究还主要关注于新疆少数民族音乐及其对中原地区乃至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音乐文化的影响，对因屯垦戍边及丝绸之路的存在而自中原来到西域驻守的汉族士卒及民众的音乐，对历史上中原音乐文化曾对西域所产生的重要影响，都重视不够。新疆的屯垦戍边历时两千余年，其人数之众、规模之大、影响之广，都要求我们对长期生活于丝绸之路沿线的中原屯垦军民的音乐应予以足够的重视，或许其在历史上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要远远大于我们对它的认知。
历史上新疆地区的屯垦戍边同丝绸之路可谓密不可分，屯垦已然是丝路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与屯垦行为相关的音乐事象也应当是丝路音乐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尝试从涉及屯垦的音乐事象、屯垦音乐的概念及范畴、对其认知的意义及以此视角对一些史料的解读等几个方面来谈谈对西域屯垦音乐事象的初步思考。
一、屯垦行为与其相关联的音乐
自西汉武帝时起，中原政权在西域的屯垦戍边又历经了东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元、明、清、民国，直到当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设置，其中尤以汉、唐、清及当代最为鼎盛。历史以来，西域的屯垦戍边除了守卫新辟疆土的职能以外，还有保护丝绸之路南北两道的重要任务，可以说正是由于屯垦戍边的存在，才有力保证了历代丝绸之路的畅通和后勤的充分供给，为使者、商贾、僧侣等能够在丝路上频繁往来创造了先决条件。
屯垦又称屯田，“汉代以后历代政府利用兵士在驻扎的地区种地，或者招募农民种地，这种措施叫做屯田”。这是我国历代政府开发边疆、巩固国防所实施的一项卓有成效的国策。许多具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对屯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汉魏曹操在公元196年颁布的《置屯田令》说：“夫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代之良式也。”明初的朱元璋认为：“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养兵而不疾于农者，莫若屯田。”以上“定国之术”“兴国之本”的判断都是通过历史上屯垦戍边的实践所做出的客观评价，足见其在历史演进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和意义。历史上西域屯垦戍边的人员构成主要以汉族为主，也有部分少数民族，来源主要有四：一谓军屯，主要是来自中原地区的青壮年士卒；二谓遣屯（犯屯），主要由内地发配来的“犯人”组成；三谓健儿，主要是指长期戍守边疆的职业兵员，政府给予种种优待，家属愿意同去的可分配田地和房宅；四谓民屯，主要是来自中原地区的移民，其中也包括守卫烽火台的士卒缺额时所雇佣的当地少数民族农民。西汉和平时期在西域的军屯士卒约两万余人，战时会更多；唐代和平时期在西域军屯士卒约四万余人，战时能够达到十万人以上，这还不算犯屯和民屯的人数。目前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屯垦戍边人口已达270余万，以转业士兵、知识青年和各地移民为主体，人员构成也更为复杂多样。如此众多来自中原的屯垦戍边军民长期驻扎于西域，是中原文化存在和传播的重要载体。
在音乐方面，我们目前所熟知的更多是西域音乐文化对中原地区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如唐代宫廷十部乐中多数乐部同西域有关，同时唐代民间也呈现“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学胡乐”（唐代王建《凉州行》）的繁盛景象，可谓举国学习来自西域的音乐蔚然成风。而事实上，唐代的经济和文化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相对于周边国家和地区而言一直是强势文化，通过对朝鲜、日本等东亚国家的文化输出可见其强大的影响力。自汉代开始西域诸国就多臣属于中原政权，按常理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应该更大，这在很多学科的相关研究成果中可见一斑。西域屯垦戍边的长期存在，丝路之上络绎不绝的各类中原人士，使得中原音乐已具备了在西域生根发芽的基本条件，其对西域的影响力应该不会亚于西域音乐对中原的影响。但在音乐方面中原对西域到底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中原音乐如何在西域传播发展，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所见不多，同史实并不相称。屯垦及屯垦音乐事象的视角也许是解开上述疑问的一个突破口。
屯垦戍边的军民虽然有着特殊的政治使命，有着与驻在地不同的文化背景，但他们带来的中原音乐与当地少数民族音乐长期相处过程中，想必也互为影响、互为借鉴，形成既不同于当地又有别于中原的音乐风格和样式。新疆当代流传甚广的部分具有民族风格的汉语创作歌曲就是这种背景下音乐文化融合的产物，或许也可“以今喻古”。这种屯垦文化背景下，中原音乐与西域少数民族音乐长期相处过程中的影响、借鉴所形成的独具风格的音乐，我们权且称之为“屯垦音乐”。而屯垦军民所带来的中原音乐和当地少数民族音乐是如何相处、交融，其音乐风格、样式、流变过程及其对当地音乐文化的影响，都应引起我们的关注，也应当是“屯垦音乐”研究的重要内容。
二、“屯垦音乐”概念的界定
何谓“屯垦音乐”？这一概念尚未形成明确的定义。根据我国屯垦戍边的历史与现状及其本质特征，参照当下新疆屯垦戍边人群的音乐文化特点，可尝试这样定义：屯垦音乐，是指为了巩固国家边防、开发建设边疆为目的，自中原来到边疆的屯垦戍边军民在生产、生活、战斗中所使用的音乐。屯垦音乐的范畴从历时性的视角看，包括自西汉以来直至当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有时段屯垦军民的音乐；从共时性视角看，包括我国新疆、甘肃、内蒙古、东北等各边疆地区屯垦军民的音乐，其中尤以新疆的屯垦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影响最广，其他地区的屯垦多属阶段性局部存在。屯垦音乐的基本特征，是以汉族人为主体的，表现屯垦戍边军民生产、生活、战斗场景和思想情感为目的，借鉴并吸收了边疆少数民族音乐营养的音乐样式。
目前，仅见的几篇涉及“屯垦音乐”的成果中，对其称谓还不甚统一，相同的研究主体有多种不同称谓。为了便于相互交流以促进“屯垦音乐”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必要对相关概念予以梳理和澄清。
屯垦戍边这一群体的音乐研究还主要集中在当代，研究对象主要针对的是当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如论文《1949年至1953年新疆军垦音乐钩沉》，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起义部队在新疆屯垦戍边时的音乐称之为军垦音乐。文中之所以如此称谓，是因为1949年至1953年间在新疆屯垦戍边的主体是军人。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进驻新疆各个地区，至此新疆的屯垦戍边进入了历史的新篇章。1952年2月1日，毛泽东主席向驻疆十万将士发布命令：“你们现在可以把战斗的武器保存起来，拿起生产建设的武器。当祖国有事需要召唤你们的时候，我将命令你们重新拿起战斗的武器，捍卫祖国。”这也就是所谓的军垦或军屯。从文化层面来看，自古以来新疆的屯垦就无法通过军屯或者民屯予以完全区分，因为无论军屯、民屯人员，他们都操着相同的语言，有着相同的中原文化背景，是一个水乳交融的文化整体，其伴存的音乐也不例外。另外，在1949年以前的民国时期，屯垦戍边就从未中断且是军屯、民屯并存。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进驻和原驻国民党部队的和平起义，仅是政治主体发生了变化，屯垦行为应是前期的延续与发展。军垦（或军屯）是从屯垦戍边人员构成的属性或者来源的角度予以划分，是屯垦戍边行为的有生力量之一。同理，军垦音乐应该包含在屯垦音乐的范畴之内。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音乐创作研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音乐团体研究》和《新疆军团的屯垦戍边兵团音乐面面观》三篇成果中，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疆屯垦戍边人群的音乐统称之为兵团音乐，之所以这样称谓的主要原因是其研究主体为1954年成立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根据当代屯垦戍边的需要由国家组建的集党、政、军、企合一的特殊社会组织，主要由军人、内地移民、知识青年、劳改释放人员等各类人员构成，是当代中国沿袭历史屯垦戍边治疆方略的重要举措。从时间的维度来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屯垦戍边事业的当代体现，兵团人的音乐也应包含在本文提及的“屯垦音乐”范畴之内。
三、屯垦音乐专题研究的意义与必要性
我们对“屯垦音乐”做专题性研究，是希望通过屯垦戍边这个视角对现有文献资料进行再挖掘和重新解读，以期较为全面地认识丝路音乐（或西域音乐）文化的多样性，从音乐学的角度探索中原文化在西域的传播与传承情况。因此，将“屯垦音乐”作为一个专门性问题来研究有着特殊意义和必要性。
屯垦戍边的军民作为一个具有特殊使命的群体在西域长期存在，他们将中原音乐带到全新的地域和文化场景，使其在脱离母体的情况下既有历时传承又有共时变化，可谓是在异域传承、发展的活态范本。我们通过对各代屯垦音乐文化深入系统的研究，以求全面客观地描述和分析屯垦音乐的特征，展现丝路音乐文化的多样性，既可进一步拓展丝路音乐的研究领域，也为探索中原音乐文化在不同场域传承、发展的动因及规律提供了参照。
伴随着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变革，也对我国传统音乐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不同阶段的传统音乐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的重要反映，我国传统音乐文化在经历了历史巨变后，早期原生的历史信息渐已模糊，需要寻找相关的历史材料予以印证。不同时段的屯垦音乐研究或许可以为我国传统音乐提供历史信息的参照，拓展我国传统音乐的研究范围，也可尝试开辟其由中原走向域外的研究道路，对当下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西域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社会文化背景多变，各方面情况较为复杂，我们对屯垦戍边行为的音乐开展研究，其对象有着更多的特殊性与复杂性，更要关注音乐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多重性影响。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目的出发，屯垦音乐研究的内容和侧重点各不相同，研究成果既可与共时的中原音乐和西域音乐文化的相关信息互为关照，也可为探究中原文化的受容性和变容性特征奠定基础。
迄今为止，屯垦音乐还未能广泛引起相关学者的关注。据笔者分析，个中原因不外乎：一是边疆地区近几十年来总体安定，从中央到地方的注意力主要聚焦于经济建设，忽略了屯垦戍边的重要价值。二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当代屯垦戍边的代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当地影响式微，屯垦文化渐成弱势文化，缺乏相应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三是近几十年来学界视角更多关注于新疆少数民族文化的研究，并形成了诸多热点，如音乐领域的维吾尔木卡姆研究、新疆歌舞艺术研究，等等。由于以上原因，客观上造成了汉文化影响力在新疆地区的弱化，这也是新疆近年在安全稳定方面出现问题的重要症结。自新疆“七五”事件的发生和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提出，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视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并特别强调屯垦戍边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作用后，丝绸之路上的屯垦戍边研究很快成为学者们的关注对象。而屯垦音乐研究不仅可以对我国屯垦文化研究形成有益的补充，对汉文化在新疆的传播，对正确认识新疆历史以来的民族关系，对促进新疆的安定团结和长治久安，都将起到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四、屯垦视角下相关音乐史料的重新解读
古代音乐研究要有新的突破，有赖于史料出新、方法更新或观念创新，三者必居其一。而围绕屯垦音乐的研究成果不多，特别是古代部分的研究几乎无人涉足，这与古代屯垦戍边群体的相关史料匮乏不无关系。其实，我们尝试从汉唐时期的历史文献、出土文物以及今天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中，还是可以见到古代屯垦音乐的一些历史信息的。
（一）鼓吹乐
鼓吹乐是我国传统音乐的重要乐种，已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如关于鼓吹乐的起源问题，由于文献记载中的抵牾之处，学者们的观点也争议较大。归纳起来，主要可分为“外来说”“中原说”和“融汇贯通说”三种观点。学者们依据不同史料，从不同研究视角入手，立论所持可谓各执一词。回到历史的进程当中，任何一个艺术形式的产生可能都是一个宽泛而漫长的时间区间，鼓吹乐的起源也应是这样。如仅根据《晋书·乐志》中的记载：“汉博望侯张骞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和帝时万人将军得用之。”由此认为鼓吹乐中的横吹是由西汉音乐家李延年根据《摩诃兜勒》为素材改写而成，这未免有所偏颇，也有悖艺术形成的基本规律。如果我们从屯垦戍边的视角考察鼓吹乐，会有新的发现与认识。
1.屯垦者的军乐“鼓吹乐”
我国传统音乐中的鼓吹乐于秦末汉初在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居住区广为流行，后传入中原地区。所用乐器以打击乐鼓和管乐箫、笛、笙、胡笳、筚篥、角等为主奏，被广泛用于军队、仪仗和宫廷宴乐之中。冷兵器时代的军乐必不可少，在行军、打仗、恺乐、祭礼时都会发挥重要的作用。文献中记载“鼓吹乐”最早源于西北少数民族的马上之乐，从其所使用胡笳、筚篥、角等可知，它与西域的密切关系。“鼓吹乐”中除了使用传统的西域乐器以外，也使用笛、箫、笙等典型的中原汉族乐器，由所用乐器的构成可知它应该是两种文化融合的产物。根据“鼓吹未知其始也，汉班壹雄朔野而有之矣。鸣笳以和箫声，非八音也”和“始皇之末，班壹避坠于楼烦，致牛马羊数千群值汉初定，与民无禁，当孝惠、高后时，以财边雄，出入弋猎，族旗鼓吹”两段关于班壹的记载，至少可说明秦末汉初即鼓吹乐的形成初期，在西域地区该类乐种已流传开来。“鼓吹乐”最先在北方汉族与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广为流行，屯垦戍边的军民是当时西域汉族的主体构成，我们有理由将“鼓吹乐”推测为他们的军乐之用。
伍国栋先生认为，鼓吹乐是由汉民族借鉴、吸收了始于西北少数民族的马上之乐所形成。一个民族的音乐文化借鉴、吸收其他民族的音乐文化，需要具备一定的土壤和基本条件。汉代，西域的汉族人主要是由屯垦戍边的军民、商人所构成，其中尤以屯垦戍边的军民更为稳定、长期地生活于西北地区，同当地少数民族有着近距离的直接接触，应该是当时汉文化同西北民族文化交流的最前沿。正是由于屯垦戍边这种长期性以及共同生活基础上的文化认同，使得中原文化同当地少数民族文化具备了相互借鉴、融合的基本条件。屯垦戍边的军民在西域长期生活的过程中有条件最先接触到这种西北地区的马上之乐，他们带来的中原音乐同当地音乐相处过程中势必会相互借鉴与吸收。而这种融合后的音乐不仅具有独特的西域风格，同时又有中原音乐的基因，所以传入中原地区后更容易被广泛接受；或也正是由于其具有“屯垦戍边”的军方背景，传入中原后首先被应用于军乐，也在情理之中。不敢说正是由于在屯垦戍边军民的参与下，促使这两种音乐融合发展，至少屯垦戍边军民在鼓吹乐的发展历程中不应“缺席”其阶段性的作用。
2.屯垦军民的“边塞诗”
鼓吹乐不仅用来演奏，其中也有演唱的部分，南北朝文人依据“鼓吹乐”中的横吹曲曲名采用“赋题法”的方式创作了大量边塞诗歌。文人们之所以要采用具有军乐性质的横吹曲创作，同需要表现的内容密切相关——这些边塞诗中有大量描写屯垦戍边者杀敌报国、建功立业、艰苦生活、思乡念故的内容，很多诗歌本身就由屯垦戍边的将领所创作。如岑参《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
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旄头落。
羽书昨夜过渠黎，单于已在金山西。
戍楼西望烟尘黑，汉军屯在轮台北。
上将拥旄西出征，平明吹笛大军行。
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
虏塞兵气连云屯，战场白骨缠草根。
剑河风急云片阔，沙口石冻马蹄脱。
亚相勤王甘苦辛，誓将报主静边尘。
古来青史谁不见，今见功名胜古人。
作者岑参不仅是唐代著名诗人，也是西域屯垦戍边的著名将领。诗中的“轮台”曾为西域重镇，是西域都护府所在地，“戍楼”为军队驻防的城楼。“角”原为西北少数民族乐器，“笛”最早始自中原，“鼓”不知使用是哪种形制，出处不得而知。以上涉及乐器均为军中之器，也是“鼓吹乐”的常用乐器。诗歌描写的是屯垦戍边将领送别封常清大夫西征时的场景，全诗充满了浪漫主义激情和边塞生活的气息。诗歌从表现内容到创作者同屯垦戍边直接相关，屯垦戍边的军民显然应是其第一受众，同上文中所定义“屯垦音乐”特征完全相符。这些边塞诗应该就是当时屯垦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
早期边塞诗中有很多是根据鼓吹乐横吹曲曲名“赋题法”而创作，想必其中很多也会放在横吹曲中演唱，这也侧面说明了鼓吹乐与屯垦音乐的亲近关系。据统计，唐代以前的边塞诗现存约二百首，《全唐诗》中收录的边塞诗则达两千余首。大量的边塞诗蕴藏了丰富的音乐信息，由此可以管窥古代屯垦音乐的独特魅力与别样风格，是打开此域研究的一把钥匙。
（二）西域的中原乐器留存
先秦古籍中即有大量关于西域的传说与记载，这与中原地区墓葬中出土的西域玉石陪葬品形成了互证。公元前60年，中原政权在西域建立都护府后，屯垦戍边的军民、商人及家属等大批汉族人来到西域，在西域各地形成了大分散和各个屯田点小集中相结合的分布格局。我国西汉之后的各个王朝都没有放弃对西域的开拓与开发，伴随着屯垦戍边的策略，汉族人在西域一直延续至今。西域汉族人的音乐生活是什么样的，中原地区的音乐对西域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西域留存的中原乐器文物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定的线索。
新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得以保存了大量古代丝绸之路的乐器遗存。如在新疆的石窟壁画中约有29种之多的乐器描绘，其中的笛、瑟、箫、笙等乐器显然出自中原。这些乐器在壁画中频繁出现，说明在当地曾广为使用，是中原音乐在西域传承发展的重要实据。这些乐器之所以来到西域并能够长期留存，原因有三：一是由往来于丝路的使者、商贾、僧侣等中原人士带来和使用。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是由一个个相距较远的孤立绿洲连接而成，其间是荒凉的戈壁沙漠，漫长丝绸之路的旅途为来自中原的音乐和乐器在当地停留创造了条件。二是由常驻于西域屯垦戍边的军民带来和使用。屯垦军民在西域少则三年、多则数十年，有些健儿和移民甚至在西域终老一生，这也是中原乐器能在西域生根发芽的重要原因。三是由于当地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所致。但凡丝路畅通之时，西域同中原往来密切，大量西域人士到达中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在所难免。如西汉时期的龟兹王绛宾登位以后，大力主张效仿汉朝以礼乐治国。他自身酷爱歌舞，深感龟兹的政治制度不完善，乐器也不够丰富，曾携夫人弟史（解忧公主之女，善琵琶）多次到长安朝贺与学习。《汉书·西域传》中对他这样记述：“乐汉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如汉家仪。”绛宾对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的交流做出了宝贵贡献。类似这样西域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具体事例还有很多，这从另一方面为这些来自中原的乐器在西域得以留存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上述因素中，行走于丝路的商人、使者等大多数是西域的过客，流动性较大，应该不是中原音乐在西域传承发展的主要因素；西域当地的少数民族官吏和民众虽然会受中原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但西域的政局、社会文化背景及人员构成历来多变，且他们都是中原音乐文化的被动接受者，也不应是中原音乐文化在西域留存发展的根本原因；屯垦戍边的汉族军民在西域长期驻扎，历时两千余年，是中原文化在西域长期存在的有力保证，他们才是中原音乐能够在西域生根发芽的最主要因素。我们要研究这些始自中原留存在西域的乐器，不应脱离屯垦戍边的文化背景，也不应忽略这些乐器的使用者——屯垦戍边的军民。
西域出土来源于中原的乐器主要有笛、瑟、箫、笙、鼗几类。这些乐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较为轻便，利于携带，屯垦戍边的军民需要行军打仗、巡边换防，这些乐器的选择应该同他们的生活状态息息相关。笛、箫、笙为吹管乐器，鼗为打击乐器，瑟为弦乐器，除了瑟以外其他乐器都是鼓吹乐中的常用乐器，这同屯垦戍边将士的军乐需求不无关系（这也侧面说明了鼓吹乐同屯垦军民的关系）。以上因素说明，这些乐器之所以能够在西域留存、发展，是因其符合了屯垦戍边军民的生活和战斗需要，我们要通过这些乐器探究中原音乐文化在西域的传播与发展，必须以屯垦戍边的文化背景为依托，否则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屯垦音乐的提出有着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现实意义，研究范畴同近年来渐兴的“跨界民族”或“飞地”音乐研究有着相似之处。本文仅是关于屯垦音乐研究可能性的初步探索与思考，其中部分基本理论问题尚需完善和深入讨论。希望本文能够引起学界对屯垦音乐有所关注，希望随着屯垦音乐概念的提出和研究的不断深入能够对我国的丝路音乐（西域音乐）研究有所裨益。
作者附言：本文系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项目“新疆佛教石窟中的乐器学研究”（项目编号：15YJC760100）阶段性研究成果。文章主旨曾以“丝绸之路上的屯垦音乐”为题在2016年11月于安徽芜湖举办的“丝绸之路与当代音乐学术高端论坛”上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