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伍国栋教授的学术人生丰富全面，多姿多彩。他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有少数民族音乐、跨界族群音乐、汉族传统音乐以及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等，兼具民族音乐学家、音乐民族志学者、音乐教育家、编辑家等诸多身份于一身，而以民族音乐学家和音乐民族志学者的称谓能够最为集中地彰显他的学者身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则是最能体现他自己学术人生光彩和学者人格魅力的一个对象领域；《白族音乐志》及瑶、侗、纳西、布朗等族群音乐的考察研究是其音乐民族志个案研究的典范作品。

[关键词]伍国栋；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志；少数民族音乐；白族音乐志

作者简介：杨民康（1955—   ），云南昆明人，哲学博士，中央音乐学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音乐人类学。

引   言

今天，我很荣幸能够受邀参加伍国栋老师南艺从教十周年的庆祝活动！同时，谨遵我的老师田联韬教授的嘱托，也以我本人名义，在此向伍老师表示衷心的祝贺！

伍国栋老师本世纪初来到南艺工作，十年弹指一挥间，亦教亦研，累积硕果。然从他1981年留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工作至今，经年勤教，笔耕不辍，恍然已历卅年矣！苏轼诗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由此观伍老师，其学术人生可谓丰富全面，多姿多彩。他所涉及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有少数民族音乐、跨界族群音乐、汉族传统音乐以及民族音乐学方法论等，兼具民族音乐学家、音乐民族志学者、音乐教育家、编辑家等诸多身份于一身。但当我在心中由高至低，由远而近地反复掂量之后，最终还是认定民族音乐学家和音乐民族志学者的称谓最集中地彰显他的学者身份；而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则是最能体现他自己学术人生光彩和学者人格魅力的一个对象领域。下面，我将结合自己多年来与伍老师交往和向他学习的亲身经历，从相对宏观的学科层面到相对微观的对象和课题层面，对伍老师的学术风格和治学特点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从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到对民族音乐学学科的接纳和认同

目前在中国学术界，对于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存在的价值，可谓众说纷纭。然而，伍老师在众多同辈学者中，不仅较早对之接纳和认同，而且始终予以坚持，这一点令人印象非常深刻。按我的理解，这与他早期较多从事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课题，以致能够从这个亟需做田野考察和寻求方法论支撑的研究对象出发，去进行积极、认真的思考有关。比如说，从下面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到伍先生是怎样从少数民族音乐这个特殊的研究对象出发，对民族音乐学研究观念和方法论做出自觉的体认和旗帜鲜明的选择的：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说,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都是最能与民族音乐学这一西方新兴音乐学分支学科研究对象相切合的领域……大陆地区少数民族音乐研究者在80年代以来学术视野扩大后,广泛接触文化人类学、民族音乐学之类原理,便立刻表现出如鱼得水般的契合。从此,大陆地区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便自觉地接受民族音乐学理论及方法的影响,在少数民族音乐调查与民族音乐志建设、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类型探索、少数民族音乐历史追踪、少数民族音乐语言系统分类、少数民族音乐基本乐理总结等方面,便表现出诸多具有民族音乐学独立学科的学理特色。[1]

我自己从事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和教学也有20多年了，结合自己的学习实践，我对上述观点深表认同。然而，由于学术经历有限，我们这批中青年学者对以往“民间音乐研究”“民族音乐理论”的认识不足，体验不深也是事实。如果说我们这批较年轻的学者对于民族音乐学作为一门学科的认同带有某些先入为主的成分的话，那么，像伍先生这样曾经在传统音乐中浸润多年的资深学者，能够在种种非议声中挺身而出，对这一来自西方的研究方法和学科理论予以旗帜鲜明的接纳和认同，应该说，这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慎重思考后做出的明智选择。而在此后多年的研究过程中，他始终坚持以自己的田野考察实践和理论探讨，去不断地检验自己做出的上述判断，以致一直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改自己“民族音乐学”的学术初衷，由此体现了一位学者广博的学术胸怀，纯粹的文化操守和实事求是的治学风范。当然，从事情的另一面看，伍先生在积极地接纳、学习和运用上述方法观念的过程中，也十分注重将它们同中国学者长期以来在传统音乐研究中总结出来的本土研究经验相结合。在这个方面，我们看到的伍先生，也同样是十分执着、认真乃至“较真”。

当然，对于上述这种兼纳中西、熔为一炉的治学方法，有人认为多少有点“中国式”的味道，不是那么完全地、“原汁原味”地符合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原理”。而我却认为，这样的治学态度和方法，没有对与错的定性价值之别、只有做得好与坏的相对程度之分。实际情况是，正是在此学术层面上，中国学者以他们30年来自身的学术实践，在民族音乐学的本土化、中国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许多的成绩，真正体现了著名民族音乐学家布鲁诺•涅特尔（Bruno Nettl）所说的“复数的民族音乐学（Ethnomusicologies）”①的内在含义。对此，任何学者可以对之进行各式各样的批评和提出建议，但若对其根本的学术意义或价值产生怀疑乃至予以否定，便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负责任的态度。

二、杰出的音乐民族志学者——伍先生的学者身份及对象领域之辨

所谓音乐民族志学者，在民族音乐学领域有多种解释，其中一种认为它主要指一些致力于在大量的田野工作实践基础之上进行音乐文化书写或阐释的学者，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个与民族音乐学理论家相对而言的概念称谓。就两者的性质而言，后者偏于思维和元理论层面，前者则更重于行动和实践研究的层面。一方面，在中外民族音乐学家中，能够身兼上述两方面长处者并不多见。另一方面，能够在田野考察工作和音乐民族志书写实践的不断积累中成就理论家身份者就更少了。就此来看整个20世纪80、90年代，中国新兴的民族音乐学学科领域涌现了一批引领时代潮流的中青年学者，如沈洽、杜亚雄、伍国栋、乔建中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对西方民族音乐学研究观念及方法有深切的认识，不同程度地做过相关的引进、介绍和研讨，同时也结合中国传统音乐这个具体的研究对象和文化资源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已有研究方法，开展了大量的、富有中国特色的音乐民族志田野实践工作，发展出具有自己本土风格和个性特色的音乐民族志研究领域。就此而论，伍先生数十年来，从未停止过奔赴各地进行田野考察作业，孜孜不倦地进行个案研究和理论探索，著作等身，影响甚大。说先生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音乐民族志学者和民族音乐学理论家之一，殊不为过。然而，无论从感情上还是从理智上，我还是尤其看重先生的杰出的音乐民族志学者这一称谓。

顺便说一句，先生的名著《民族音乐学概论》一书，尽管在民族音乐学的元理论层面和音乐民族志的实践研究方法两方面都有所涉猎，但我认为它的主要贡献和意义价值也更多是体现在后一方面，尤其是在将民族音乐学元理论与中国传统音乐研究实践相结合的层面。这是此书与后来出现的几部以音乐人类学概论或导论冠名的著作不一样的地方。我自己在撰写《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2]一书和为它选择书名时，未选择“民族音乐学”或“音乐人类学”，而称“音乐民族志”，就一定程度上是着眼于这方面的考虑。

再说我们目前所从事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和跨界族群音乐研究，我个人认为它们就像传统音乐研究这个称谓一样，更多是从对象领域或学术资源层面去界定我们目前所从事的研究工作。而在民族音乐学元理论与音乐民族志实践研究方法这两个基本的学术研究层次之间，它们更接近于后者。所以，当我在心里思忖伍先生所从事的少数民族暨跨界音乐文化研究时，总是不免要同他的音乐民族志学者这个身份联系起来。

三、伍先生在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领域的杰出贡献

从个人角度讲，我由于多年来从事少数民族音乐的教学、研究以及学报的编辑工作，与伍老师的研究领域基本相合。同时，又由于我自己是来自云南省和具有少数民族族籍（白族）身份的学者，因而对伍先生有关西南少数民族音乐的研究成果和业绩关注较多，向来甚为钦敬。我认为，伍先生对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贡献，可从以下几个侧面来论述：

（一）从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及研究方法层面进行总体把握

伍先生在这一领域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了几部民族音乐学的概论性著作，例如伍国栋的《民族音乐学概论》（1997）、《民族音乐学视野中的中国传统音乐》（伍国栋2002）、杜亚雄的《民族音乐学概论》（2002）等，与前后出版的山口修的《出自积淤的水中——以贝劳音乐文化为实例的音乐学新论》（1999）和德丸吉彦的《民族音乐学》（2000[1990]）等书一起，在研究观念及方法上，适时地填补了当时中国音乐学界对此类著作的紧迫需求。

其二，在《中国音乐文献综录：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卷》[3]及《从荒芜走向繁茂——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四十年》[4]《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创建》[5]《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拓展》[6]等一系列论著中，伍先生对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在世纪之交的发展前景给予了全面的梳理和带有前瞻性的论述。

（二）丰富的音乐民族志个案研究经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田联韬、袁炳昌、毛继增、沈洽、樊祖荫、伍国栋等为代表的一批来自京城高等学府和具有汉族身份的民族音乐学家，对于西南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事业做出了既是承前启后的，同时又具有多方面开拓性意义的学术贡献。他们的相关课题多半是以音乐民族志个案研究的方式来进行的。而伍先生作为民族音乐学家，在他的许多民族音乐学著述中，成名较早且影响较大者，便主要是有关南方少数民族的音乐民族志个案研究，其中又以云南的题材内容较多。就此而言，他受命主编和撰修《白族音乐志》的工作，可以说是他把学术重心和关注点转向云南少数民族音乐的一个重要契机。经此路径，伍先生以西南少数民族音乐为重点的研究经历，便可分为如下两个时期：

1.在云南以外地区从事的少数民族音乐个案研究。在这一研究领域，伍先生20世纪80年代中期完成的两篇侗族音乐论文《从侗寨鼓楼坐唱管窥侗国大歌的历史渊源》[7] 和《侗族民间合唱旋宫实践的初步探讨》[8]（1985），一篇侧重讨论侗族音乐的历史溯源，另一篇侧重其多声音乐形态特征的分析梳理。这是继方暨申（《侗族拦路歌的收集与研究报告》，1958）[9]、王承祖（《试论侗族大歌复调的形成与发展》，1984）[10]、袁燕妮（《侗族民间合唱的多声音乐手法》1980）[11]等学者有关侗族多声部音乐研究的早期成果之后出现的新的力作。

由何芸、伍国栋、乔建中三位学者合作的论文《桂、湘、粤边界瑶族民歌考察》（1985）[12]和专著《瑶族民歌》（1987）[13]，均是伍先生与师友合作的研究成果。据查考，在这批成果之前，国内还极少出现有关瑶族民间音乐研究且较有学术分量的论文，更未出现相关专著，故此书在该领域可视为奠基之作。

2.在云南地区从事的少数民族音乐个案研究。随着中国大陆社会经济状况的好转和起自社会科学界的一股“盛世修志”旋风，撰修民族音乐志的倡议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陆续出现。在中国大陆学术界，从方法论上论述民族音乐志研究和写作的人很多，其中较突出的有沈洽的论述（1985）[14]、李汉杰的论述（1990）[15]。但已经完成的以某一族群音乐文化为具体对象的音乐志著作，如今仅见伍国栋主编的《白族音乐志》（1992）[16]。我曾经为此写过一篇书评《一部富有开拓性的音乐志书──〈白族音乐志〉读后感》，其中有一个基本评价是：

其一，对于我国具有历史悠久、内容丰富的音乐文化传统的一个少数民族──白族来说，该项目的完成具有特殊性意义：从此该民族有了自己的第一部音乐志，也是第一部从音乐角度撰写的文化志，又是第一部从音乐文化角度撰写的民族志。又由于白族至今尚无自己的音乐史，按‘当代为志，后世为史’之说，它在‘白族音乐史’方面产生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其二，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音乐发展历史和当代的音乐研究学术领域来说，该项目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典型性意义。 [17]

当时，对于主要以云南少数民族为对象的“民族音乐志”撰修工作，上述举国上下热衷于“盛世修志”（包括撰修“音乐集成”）的旋风乃是外因，而学者们自身因“文革”十年的耽搁而聚集多时、一朝喷发的学术热情和潜藏的学术能量则是内因。就后者而言，俗话说，“没有金钢钻，别揽瓷器活”。如今，有20年以上音乐学术研究经历者都知道，伍先生能够在20世纪80、90年代之交，来到当时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卧虎藏龙之地——云南，统领地方群雄② ，担纲《白族音乐志》的撰修，若没有过硬的学术水平和专业能力以及超常的人文素质和人格魅力，或许会遇到难以服众的问题。而伍先生以往在云南以外省区从事的瑶族、侗族等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学术经历和业绩，便成为让当地政府部门及学者们对他表示信赖和寄以期望的重要条件。

从事《白族音乐志》撰修工作以来，伍先生便将视野集中于云南省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领域，先后进行了有关白族、纳西族、布朗族③等族群音乐的多项重要研究课题。其中，《白族那马支系音乐及其文化构成透视》（1993）一文[18]，是他继《白族音乐志》之后，又致力于白族音乐民族志个案研究的典范作品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2011年末，我们一批后辈学者正在推动一项旨在拓宽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领域和学术视野的跨界族群音乐文化研究④，而伍先生撰写的《缅甸民族乐器与缅中民族乐器之联系和比较》（1986）一文[19]，与林凌风、李汉杰⑤等在同一领域做出了较早的学术贡献，他们可以说是这方面研究事业的先行者。

最后有必要提及的是，伍先生多年担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主任一职，后来又到南京艺术学院任教，除了主持研究生教学工作外，还直接培养了邓均、祁慧民、杨曦帆等优秀的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人才。

结    语

在人们的眼中，伍先生无疑是一位谦虚、真诚、温文尔雅、行事低调的好老师、好朋友、好同事，但有时他也是一个毫不妥协、退让的“倔老头”。也是在这一点上，我发现伍先生与我的老师田联韬教授绝对是同一类人、同一种禀性，以致按“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规律，他们也就成为了忘年之交。让我深感荣幸的是，命运将我与尊敬的田师、伍师安排在同一条“战壕”里，让我有了较多近身观察、体验和耳提面命的机会，也让我们多年来保持着那么一点学术默契和个人互动。我希望在今后不断的学习和交往过程中，让这种精神、学统和情谊在代际之间一直传承、延续下去。

引文注释：

①为2007年5—6月涅特尔在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民族音乐学”讲习班举办讲座期间，与该校师生对话时阐述的观点。

②我在书评中提及，当时该书有一个主要由本土学者组成的强大的写作班子，以来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伍国栋研究员为主编，云南省艺术研究所李汉杰研究员和大理白族自治州文化局许世扳副研究员为副主编，共有二十余位富有科研经验的民间音乐研究者担任总纂稿或纂稿，可谓精兵强将云集，阵容非常可观。

③笔者曾经专门从事布朗族音乐研究。在此之前，除田联韬、袁丙昌等外地学者曾做过这一族群领域的实地考察，发表过研究论文之外，伍国栋先生也曾具体从事过相关的实地考察工作。

④即于2011年9月16日-18日在中央音乐学院召开的“2011中国少数民族音乐文化学术论坛——中国与周边国家跨界族群音乐文化”。

⑤林凌风的《西南各民族音乐研究在东南亚音乐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中国音乐》1984，（4）：28－31）、李汉杰的《中缅传统音乐之比较研究》（《民族艺术研究》1992，（6）：24-40），是此时期该研究领域的另外两篇重要论文。

参考文献：

[1]伍国栋.20  世纪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拓展，上[J] 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5（1）：10-19.

[2]杨民康.音乐民族志方法导论：以中国传统音乐为实例[M].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

[3]伍国栋.中国音乐文献综录，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卷[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4]伍国栋.从荒芜走向繁茂——少数民族音乐研究四十年[J].中国音乐学，1991（3）：4-12.

[5]伍国栋.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创建[J].中国音乐学，2004（3）：5-14.

[6]伍国栋.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拓展(上、下) [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 2005（1）（2）.

[7]伍国栋.从侗寨鼓楼坐唱管窥侗国大歌的历史渊源[M]//音乐学丛刊，第4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

[8]伍国栋.侗族民间合唱旋宫实践的初步探讨[J].音乐研究，1985（4）：35-46.

[9]方暨申.侗族拦路歌的收集与研究报告[J].音乐研究，1958（4）：80-91.

[10]王承祖.试论侗族大歌复调的形成与发展[J].贵州民族研究，1984（4）：152-157.

[11]袁燕妮.侗族民间合唱的多声音乐手法[J].音乐研究，1980（4）：62-76.

[12]何芸，伍国栋，乔建中.桂、湘、粤边界瑶族民歌考察[J].中国音乐学，1985（1）：49-60，22，138.

[13]何芸，伍国栋，乔建中.瑶族民歌[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

[14]沈洽.民族音乐志的架构[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5（3）：11-18.

[15]李汉杰.试论音乐志的性质、特征和体例[J].中国音乐学，1990（2）：83-89.

[16]伍国栋.白族音乐志[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

[17]杨民康.一部富有开拓性的音乐志书──《白族音乐志》读后感[J].音乐研究，1995（4）：101-103.

[18]伍国栋.白族那马支系音乐及其文化构成透视[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3（1）：55-63.

[19]伍国栋.缅甸民族乐器与缅中民族乐器之联系和比较[J].民族音乐，1986（总十）：7-15；（总十一）：15-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