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虞山派的清微淡远
许健 华音网 2022-03-06

作者简介:许健,1946年毕业于孟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

原文载于《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版)》1989年第一期(本文发表时,期刊名为《艺苑(音乐版)》)

虞山派是明万历年间在江南常熟兴起的重要琴派。为首的严澂和徐青山的琴学造诣很深,在理论上的建树影响深远,被人们称赞是:“黜俗归雅,为中流砥柱”(《二香琴谱·琴学粹言》)。“清、微、淡、远”是人们对其琴学主张的概括,也是虞山派所倡导的琴曲风格。它反映出古代琴家所推崇的一种审美理想,它还标志着琴曲艺术发展的新阶段,本文拟对其含义、由来及影响作一初步探讨。

“清、微、淡、远”的含义是什么呢?为了准确地理解,应当从第一手材料中寻求答案。尽管虞山派的《松弦馆琴谱》中不曾直接论及,可是在徐青山的《溪山琴况》中却不难发现有关的释文,兹据以介绍如下:

关于“清”,作者认为它是理想音乐基本条件,对创造美好的声音起着决定性作用。他说:“清者,大雅之原本,而为声音之主宰”为了创造美好的音乐,弹琴应先适宜环境,避开喧嚣的闹市,寻求静谧清幽的处所,否则“地不僻,则不清”。弹琴者的精神状态尤为重要,应当屏除杂念,专心致志于音乐创作,否则,“心不静,则不清”,这些都还只是演奏前的先决条件,至于具体弹奏的时候,则需要“指求其劲,按求其实”以取得坚实明亮悠扬悦耳的琴音,此之谓“指上之清”,由琴音组成的曲调,要求对比鲜明,层次井然,做到“节奏有迟速之辨,吟猱有缓急之别,章句必欲分明”。此之谓“曲调之清”有了“指上之清”,又有了“曲调之清”,然后才能为创造“澄然秋潭,皎然寒月”这样理想的艺术境界奠定基础。

关于“微”文章中虽未列出,但是却有“细”这一条,意思相同,可以参考。其中也分两个层次:一是“运指之细”指出“音有细沙处,乃在节奏间”,“妙在丝毫之际,意存幽邃之中”,二是“全篇之细”,强调“章句转折处,定将一段情绪缓缓拈出,字字摹神”。可以看出,这两点实际是“清”的补充,“远指之细”是“指上之清”的继续,“全篇之细”是“曲调之清”的延伸。不同的是“清”中的两条着重于基本技法,“细”中的两条进而提出“意存”、和“摹神”的要求。文章说在曲调的微细处加以适当的处理,就可以起到传神达意的作用,强调:“琴中雅俗之辨,争在纤微”,作者认为不能只注意宏大之处而忽略了细微间巧妙的处理,否则就不能充分表达感情。认为:“但宏大而遗细小,则情未至”。情至之后,则音响有统率,曲调有生命,成为感人的艺术作品。

关于“淡”,文章作者认为这是音乐艺术的最高境界:“唯操至妙来则可淡”。又说:“故于兴到而不自纵,气到而不自豪,情到而不自扰,意到而不自浓”。强调要掌握好表达感情的分寸,必需予以适当地控制,决不可漫无节制地尽情宣泄。为了做到这一点,重要的是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要“祛邪而存正,黜俗而还雅,舍媚而还淳”这些问题解决了,便可不期然而然,“不着意于淡,而淡之妙自臻”。正如朱熹所描绘的:“有一种安闲自如之景象,尽是潇洒不群之天趣”。要达到这种境界,不仅要求表现技法游刃有余,而且需要艺术修养炉火纯青,这是很高的标准,所以文中强调指出:“舍艳而相遇于淡者,世之高人韵士也”这里提到与“淡”相对立的“艳”,认为它“音韵不雅”,不如“淡”那样“不馥而馥”,“为蕊中之兰苣”。

关于“远”,释文中写道:“神为之君”,强调“神”是音乐的灵魂,作品中有了它“时为岑寂也,若游峨嵋之雪,时为流逝也,若在洞庭之波”,幽静舒缓的曲调,使人联想到白雪皑皑之巅,万籁俱寂,心旷神怡;紧张激烈的曲调,则犹如泛舟于瞬息万变的洞庭湖面,波涛汹涌,惊心动魄。倏缓倏速,莫不有远之微致”,不论音乐是快还是慢,都有相应的艺术境界,给人以启迪,这就是“远的微致”,也就是艺术想象力。成功的演奏可以使人“音至于远,境入希夷”引导人们深入奇妙的艺术境界,浮想联翩,意趣无穷,“而中独有悠悠不已之志”,所谓“得之弦外则有余”。

上述四者结合起来,可以看出:“清”是音乐创作的基本手段,“微”和“淡”是根据艺术表现的需要对基本手段加以制约,最终达到“远”的艺术境界。也可以说:“清”是物质条件,其它为精神条件,没有物质因素,精神因素则无从体现,忽视精神因素,物质因素将失去灵魂。这种关系是符合音乐艺术一般规律的,同时也突现了琴曲艺术的特殊规律。其中“微”和“淡”的要求就是结合琴的演奏方式和演奏性能而提出来的。这也是构成虞山派琴曲风格特色所在。

清、微、淡、远相互配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反映了我国古代一种音乐思想。这种思想源远流长,在传统文化生活中长期孕育而成。如果穷本溯源的话,儒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的中和之道里应能找到它的母胎;道家“大音希声”(《老子》)的哲理中也可以寻见它的踪影;古人那种“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诸葛亮《诫子书》)的处事态度也会对它产生影响。如此广阔的范围本文不能一一论及,这里仅就琴学领域中形成这种思想的脉络,分三个方面加以探讨。这三者是:地方音乐风格,文人审美经验和虞山派的琴学论述。

不同地区的人民因为生活习俗和方言的不同,而各有其不同的民间音乐。它们那种浓郁的地方色彩为琴曲风格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各个琴派在琴风上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的地方风格,历代琴派多以地区相称(如江西派、浙派……),正是反映了这个现实。唐代音乐大师李龟年对此深有了解,所以他在岐王府邸听琴,不需见到弹奏者,仅凭耳力就可以辨出:“此秦声”,或“此楚声”,说明他掌握了地方色彩这个钥匙。

虞山派的琴曲风格源于江南的“吴声”。早在唐代初年,吴声曾以其雍容恢宏的气派赢得知音者的称赏。当时著名琴师赵耶利通过吴、蜀两地音乐风格的对比,来评述它的不同特色,他说:“吴声清婉,若长江广流,绵延徐逝,有国士之风;蜀声燥急,若激流奔雷,亦一时之俊杰”(朱长文:《琴史》)。他用“清婉”来概括吴声的基本特色。为进一步说明这一点,他又用“长江广流”作喻,形象地介绍其内在的气质。又以“绵延徐逝”的描绘,加强了形象的动势感觉,给人以无限的暇思冥想。末了再次作出评价,说它“有国士之风”。

唐人所说的“清婉”与虞山派的“清”也许不尽相同,但两者都是对音质、音调的赞美,应是毫无疑义的。赵耶利所说的“绵延徐逝”与徐青山的“游思缥缈”、“悠悠不己”显然也是有其共通之处的。赵师所说的“国士”与徐师所说的“高人韵士”也难说有什么原则上的区别,正是江南水乡的高人韵士,以吴声为基调,不断谱写出各个时代的新篇章。

高人韵士或国士都是指具有文化教养和艺术修养,因而受到敬仰的人士。他们的审美能力一般要高于常人,其审美经验的积累,构成来源的第二个方面。

琴曲艺术虽然曾经是源于民间,但在长期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文人学士所特有的一门艺术,到了宋代,这种文人化的程度已经成熟。不少著名文人和如范仲淹、欧阳修、苏轼、朱熹等都曾经在理论上阐述关于琴的审美经验:一些专门致力于琴学的名家如崔遵度、朱长文、成玉磵等人,更是孜孜以求,深有所得。

崔遵度从事于琴学垂五十年,他认为:“颐天地之和,莫先于乐,穷乐之趣,莫近于琴”。他对琴如此推崇,并非完全出于感情上的偏爱,而是有其理论上的依据。范仲淹非常敬重他,曾经向他请教:“琴何为是?”他答:“清厉而静,和润而远”,范仲淹就此加以阐释说:“清厉而弗静,其失也躁,和润而弗远,其失也佞,弗燥弗佞,其中和之道欤?”(《与唐处士书》)清厉,和润讲的是音乐外在的美感,要求音质清晰明快,音调委婉和谐,静和远讲的是音乐内在的美感,讲求风度从容,义蕴深远。如果仅有清晰明快而没有在节奏章法上有条不紊地表现,将会产生烦乱躁急的不良后果。如果仅有委婉和谐而缺乏发人深思的艺术感染力,也将流于华而不实的弊端。既要求美妙的音调,又要有高雅的情趣,这就是范仲淹所推崇的“中和之道”。

范仲淹指出来的这两个弊端在《溪山琴况》中也有类似的告诫,如:“最忌连连弹去,亟亟求完,但欲热闹娱耳,不知意趣何又在?”这段话应是范氏所说“躁”的具体化。“若音韵不雅,指法不隽,徒以繁声促响触人之耳,而不能感人之心,此媚也”。这段话又象是对范氏所说的“佞”作出发挥。范仲淹是宋初人,徐青山是明末人,两人相距六百多年,何以见解如此一致呢?原因就在于他们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继承并总结了传统文人的审美观,并用以揭示出艺术的一般规律。他们认为:作品如果“毫无意趣”,“不能感人之心”,那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即使利用“繁声促响”使人们“热闹娱耳”一番,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前面我们引述唐、宋时代的琴学言论,只是想说明“清、微、淡、远”的历史渊源,决不是意味着可以忽视虞山派自己的理论建树,他们坚持了琴曲艺术的优良传统并发扬光大,其功绩是不容低估的,一个时期以来,琴坛盛行以文对音,无视音声本身的艺术悠力。严澂则认为:“声音之道微妙圆通,本于文而不尽于文,声固精于文”(《松弦馆谱•琴川汇谱序》)。他强调指出音乐具有一般文词所不及的艺术感染力。徐青山根据这种观点进一步加以发挥,把音乐的美学要求划分为二十四条,逐条加以阐述,系统而全面地发展了严澂的论点,这就是我们曾大量引证过的《溪山琴况》。这篇美学专论提出许多新见解,比前代有关论述丰富而深刻得多。比如明初冷谦的《琴声十六法》中虽也讲到“清”却不象徐青山那样分为“指上之清”和“曲调之清”。至于“微”和“远”则根本不曾提及,可见虞山派在琴论方面确实有所发明,“清、微、淡、远”正是这种条件下的产物,它精确地概括出虞山派的新的见解。

在《溪山琴况》中,把所论述的问题分为二十四条,就一般的音乐美学要求来讲,如此细致的分析或许是必要的,但是作为虞山派最有代表性的风格特征,并不需要这样面面俱到,只要突出它的主要之点就很够了,于是“清、微、淡、远”从二十四况中脱颖而出。

二十四条中的:宏、细、轻、重、迟、速都与节奏的处理有关,把它们纳入“曲调之清”,可能眉目更清楚些。其中的:丽、亮、采、洁、润、圆、坚等条目,基本上属于音质间题,似乎可以包括在“用指之清”的范围之内;另外还有:古、恬、逸等条目与“淡”含义比较接近,在分条阐述中难免会出现重复。这些情况说明划分为二十四条确有不利之处,很有必要加以简化。徐青山本人就曾作过这种尝试,他说:“但能体得静、远、淡、逸四字,则臻于大雅矣”;苏琴山在《鼓琴八则》中也说过:“要之二十四况,不外‘清和’二字,古、静、淡、远,皆从此出”(《春草堂琴谱》),他们把二十四况加以简化的这些做法,无疑会为“清、微、淡、远”提供了借鉴。

据此可知,江南水乡的音乐风貌,文人学士的审美情趣,加以虞山派的独创见解,这些都是“清、微、淡、远”产生的根源。

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孕育了“清、微、淡、远”的审美观,同时,它又丰富着传统文化,提高了传统创作、演奏和欣赏的水平,繁荣发展了琴学理论,具体表现为演奏手法的更新和曲目、曲谱的更新。

先秦时期基本上是拨奏空弦抚琴弦歌,其演奏手法与筝瑟没有太大的差别,汉、魏以来,虽然增加了泛音和按音,但是传统的演奏手法还没有明显的突破。后世琴家发展了按音滑奏,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利用按音滑奏出多种装饰性乐音,大大丰富了琴曲的表现力。它们包括有:吟、猱、绰、注、进、退、逗、撞、分开等,这些滑奏的按音便于模拟人声的吟哦,增加了曲调的韵味。早期作品因为还不曾充分发挥按指表现力,所以人们称之为:声多韵少,“清、微、淡、远”的审美观为运用和发展这些新的演奏手法提供了理论根据、赋予了艺术表现的生命力,从而广泛流传开来。

试以早期传谱与后世传谱作一比较,就可以发现它们的演奏手法与风格有很明显的区别。其差别之一就是,按指的运用,在早期传曲中要简略多,其中有些名曲在广泛流传中经人们的加工发展,从而以新的面目出现,如《流水》、《潇湘水云》、《渔歌》,还有一些在新的条件下创作出来的作品,逐渐取代了老的传统曲目。如《良宵引》、《平沙落雁》、《梧叶舞秋风》等。从这些作品的题解中还可以看出,人们对作品处理和理解都已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早期琴曲一般是介绍一下有关的传说故事,至于音乐本身,则较少触及飞如今却不大相同,请看《平沙落雁》的题解:“盖取秋高气爽,风静沙平,云程万里,天际飞鸣,借鸿鹄之远志,写逸士之心胸者也”(《天闻阁琴谱》)。再看《良宵引》:“是曲虽小,而义有余,其中吟猱绰注,起承转合,井井有条,浓淡合度,意味深长”(《琴学初津》),一个介绍作品中展现的艺术境界,一个分析作品中艺术结构,最终归结到:“远志”、“心胸”、“义”、“意味”。

这些题解反映出人们对音乐艺术的表现力给予应有的重视,然而在虞山派之前,情况却远非如此,当时有许多粗制滥造的琴谱充斥于市,它们的编者对音乐并不感兴趣,他们热衷于逐音填配文词,或为一些并无音乐性的文词配音,这些“作品”一般都没有演唱的价值,虞山派的严澂去世前这四十年时(1585年到1625年),出版的琴谱中这类歌集占有半数,达十余种,其中虽有少量可取的作品,也被淹没在大量低劣作品之中。由于虞山派不遗余力地批判这种倾向,提高了人们的辨别力。这类歌集才逐渐丧失了市场,销声匿迹了。此后三百年时出版的七十多种琴谱中,专门歌集已减少到不到十分之一,而且有了根本的改进,再也不是以前那种样子了。

演奏手法的更新和曲目、曲谱的更新都反映出人们的欣赏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人们把琴坛出现的这种进步归功于虞山派的严澂把他“比之古文中之韩昌黎,岐黄中之张仲景”,“一时知音翕然宗之”(《二香琴谱》),直至今日,上海今虞琴社的命名,也是对当年的虞山派表示追慕景仰之意。近三百年来,江南一带琴人辈出,在全国琴坛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虞山派显然是发挥了作用的。

在一个时期内,“清、微、淡、远”被一些弹琴家视为审美的最高理想,但是今天看来,它的局限却很明显,特别是片面强调“微”和“淡”,必然会产生流弊,徐青山原也主张微细与宏大两者“不可偏废”,认识到只顾微细而忽略从宏大处着眼“则其意不舒”。但是人们在实际运用当中却往往过分在微细处下功夫,一些富于表现力的走手音被片面地加多、延长;有时按音的余韵早已消失净尽,手指还按在弦上移动不已,这就很难使人产生共鸣了。与“淡”相对应的因素诸如:“亮、丽、采、速”等在徐青山的《溪山琴况》中也曾专门论及,但是人们在具体执行时,却往往偏爱古朴淡泊,而排斥其它,甚至像《广陵散》、《梅花三弄》、《潇湘水云》等这样一些历史名曲,也因其“繁声促响”而一度遭到冷落。这种片面性极度发展之后,不免会导致曲目、题材的狭窄,趣味的单一,表现手法的程式化和神秘化,这种片面性极度发展之后,还会导致排斥其其它风格的艺术《溪山琴况》中所谓“弹琴不清不如弹筝”就流露这种意味,妄自尊大,固步自封,只能使古琴艺术趋于枯萎,这当然不是虞山派始料所及的了。即使没有这些片面性,三百年前的艺术准则继续被奉为圭臬也是不可能的事。如今,古琴已从书斋中走了出来,为适应新的需要,又遇到了一系列新的间题。当然,“清、微、淡、远”在历史上所起过的积极作用永远不可能抹煞的。它丰富发展了我国传统音乐理论,在今后还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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