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城市通过吸纳传统文化元素进而塑造己身，传统则以城市化方式得以发展延续。近现代上海城市与古琴文化在文化空间、文化再生产及意义生成等问题上所反映出的互融与冲突，都展现了城市社会与古琴文化之间的动态结构过程。《申报》琴学史料不仅记述了这一结构过程，也为上海近现代琴史叙事本身提供了结构化逻辑。
关键词：《申报》琴学史料；上海近现代琴史；结构过程
作者简介：胡斌（1976— ），男，博士，扬州大学音乐学院教授、中国传统音乐学会理事（扬州 225009）。
刊载于《音乐艺术》2021年第4期，第40—47页
任何文化现象都不是孤立生成并发展的，意义往往由人、事、物与所在场域的相互结构而产生的。因此，除了关注作为结果的结构，更要关注结构的过程。传统的稳定内核无疑是可供填充城市文化的一种资源，城市的快速变迁为传统提供了存在方式的多种可能，两者所共生的产物带来了复数的意义。上海城市社会背景下的古琴文化发展也是如此。
上海琴学史料丰富，《申报》作为其面向市民社会的大众媒介，其中的琴学史料尤其值得学界关注。该报刊于1872年创刊，1949年停刊，前后经历了77年，除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及市井琐闻之外，却也有为数不少的琴学史料。经笔者整理，内有与古琴相关可纳入史料范畴的内容达500余条，15余万字[1]，除琴人、琴曲、琴诗、琴书、琴论、琴社、琴集、琴事之外，售琴、斫琴、听琴、鉴琴、教琴等相关报道时常可见，电台、公演、乐评、招生、售卖等信息更加强了古琴的城市化气息。这些内容一方面通过大众传媒的方式得到记录，同时也以最为寻常的方式进入了市民读者的视野，在更大的受众群体中塑造了古琴文化在近现代社会中的新形象。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古琴文化的表达方式在上海城市社会的不同时空与场景下显现各异，而这些都在《申报》中得到了如实记录，从而使我们能够了解上述史料中城市社会与古琴文化是如何相互结构并以历时过程来呈现的。一首琴曲、一次演奏、一位琴人、一场琴乐活动，不仅仅是一段史料内容，更是一段故事，需要将其放在种种关系当中，以符合其原本场景的话语方式进行讲述。作为区域性大众媒介的《申报》不仅提供了作为琴学史料的部分内容信息，也提供了信息背后的不同场景和各种场景之间的层层关系，而城市社会和古琴文化的结构过程正是隐藏在这些关系之中，从而使这些信息具有了极强的可叙事性。洛秦在其《再论“音乐上海学”的意义》一文中提及：“结构性问题所涉及的是我们需要把特定时间、特定地区，也即特定时空中所发生的音乐内容及其活动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将在上海发生的各个方面视作为一个音乐社会空间，讨论它的分层和组织的结构。”[2]在笔者看来，《申报》琴学史料不仅记述了近现代上海城市社会与古琴文化的结构关系，更体现了结构的过程，也为上海琴史叙事本身提供了区别于以往的一种结构逻辑，为日后上海琴史的编撰提供了理论借鉴；同时，这也是作为“音乐上海学”进一步深入的案例之一。
一、媒介呈现：城市语境下报刊琴学史料的文本生成
《申报》是第一批由外国人在中国办的中文报，属于商业牟利性质，1912年起由史量才接管。为扩大在华人群体中的销量，从创报之初即由中国人担任报纸的主笔，报纸由最初创立时的几千份，至1905年时销量上升至1万份以上，1920年时更达到15万份[3]，上至学士大夫，下至农工商贾，受众广泛，影响深远。“《申报》文理不求高深，但欲浅显，令各人一阅而即知之。购一《申报》，全店传观，多则数十人，少则十数人，能识字既能阅读，既可多知事务，又可学演文墨”[4]，如此营销策略，既是《申报》走向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对古琴相关稿件内容的限定。例如，减字谱、打谱、演奏法等古琴相关专业技术问题是不可能出现在《申报》中的，虽然今虞琴社、晨风庐琴会、怡园琴会等以往重要古琴社团及较大规模的雅集活动在《申报》中也有报道，但其在传统琴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却被淹没在市民生活视野下的各类谈资之中。那么在缺乏“主流”琴学史料“加持”的情况下，《申报》琴学史料又能以何种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显示出作为琴史文献的价值和意义呢？
《申报》刊登的古琴相关稿件，大致涉及五个方面的内容：一、依《申报》主笔的喜好意愿而推送刊登的报道，即刊登的内容为主笔所热衷，并有意识地传递给其他受众，此类内容多具有一定的引导性。例如，何桂笙自《申报》创立之初即为主笔，因其喜好古琴，所以刊登了诸多关于古琴的琴论、雅集活动以及与其保持交往的琴人等内容。当时有位琴人祝听桐，号听桐逸客，颇得何桂笙倾慕，据统计，在何桂笙1894年去世之前，《申报》中有近40条古琴相关刊文出现有祝听桐名字，或为琴人介绍，或为参加琴会，或为文人诗赞，或为琴论交流，或为琴事回顾等。何桂笙甚至在刊文中直言其子均随祝听桐习琴，自己也曾受祝听桐的指点，如由其撰写的“谈经”[5]一文中提及：“听桐逸客近为雯儿教琴，亦时为余指拨，每晚必至。”[6]但是自1894年何桂笙逝世后，祝听桐的名字仅在一次与古琴无关的购药清单中出现过，其他再无记录，由此可见主笔个人喜好对《申报》的影响。二、依传统文人群体之间共同的喜好而刊登的各类古琴相关诗词、琴论、逸闻，如早期《申报》经常刊登涉及古琴的文人唱酬诗词、琴学见解、对善弹古琴的女伎、烈女、才女的记述等。此类内容多在1912年之前出现，其中不乏以昌明琴学，扶社会风气之雅的文人情怀，如“医俗论”[7]中作者面对“遍地皆俗气，四座皆俗人，所见者无非俗物，所闻者无非俗谈”的社会风气，提出“医俗必以雅”的观点，而“申园之会未尝不可谓之雅”“此或医俗之良方也夫”；也有不少对琴人才女追捧赞颂之辞藻，如海上忘机客张兆熊在“申园琴会”见才女汪韵梧弹琴后于次日《申报》刊文，提及“韵梧女史，雅爱丝桐，念倾慕久矣”，并为其题诗：“流水高山寓意深，韵随织指动清吟，移情每作千秋想，侧耳频听四善音。……”[8] 此类刊文在视角上多以文人自我表达为主。三、关于涉及古琴的各类时政新闻，主要为有古琴参与的各类社会活动相关报道，具体如各种背景下的纪念会、接待会、音乐会、讲习会、赈灾活动、游艺会、典礼仪式、歌舞会、文艺展览等活动，此类报道均在1912年之后出现。四、中外音乐文化碰撞背景下对包括古琴在内的中国音乐发展路径与方式的讨论。发扬国乐是依靠继承传统还是应该锐意改革，今天的国乐又该如何与城市生活相适应、与西方音乐相“抗衡”，在这些讨论中，撰稿者显然已经感受到社会变革与城市变迁所带来的强烈冲突。如“改良中国乐器的问题”[9]中以古琴等民族乐器为例，就中国乐器改良是否必要与可能，以及改良是否要注意学理、艺术、普及等各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五、宣传和推广作用的各类收费广告，如售书卖琴、教琴收徒、娱乐休闲、音乐培训等内容均属此类。这些广告贯穿《申报》始终，往往连载刊登。虽然广告往往篇幅不大，但从数十年《申报》古琴相关广告中仍然能够看到古琴文化在市民大众中传播方式与社会意识形态的种种变化。
虽然从传统史学的眼光来看，在上述各类《申报》琴学史料的细节中无疑是能够梳理出关于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这些实证材料的。但除此之外，这些史料也是基于一个近现代城市发展变迁的语境、大众生活娱乐的视角以及现代传播媒介的持续呈现而生成的具有全新意义的琴学文本。在这样一个文本中，主角并不是古琴，而是生活在上海这样一座城市里的形形色色的受众；目的也并非对古琴传统的强调，而是传统如何作为产品来满足社会大众的文化消费之所需；意义也并非体现为对传统琴学及精神气质的继承和发扬，而是以媒介报刊的方式展现了上海城市社会与古琴文化之间是如何关联并结构在一起的，《申报》琴学史料不但记录了这一结构过程，而且其本身也是结构的文本结果。
正是这样一个文本，其中可见的不仅是古琴文化，更是一种市民生活；反映的不仅是当时古琴文化的点点细节，更是一种这些细节所在的特殊场景。与传统琴学史料多来源于某一稳定身份与立场的阶层或人物不同，那些来自上海城市不同阶层领域、身份各异、各怀初衷的诸多撰稿者在《申报》中呈现出立场各异的特点，他们希望通过《申报》让更多的市民获悉某个信息。有些信息是与古琴直接有关的，如对某个琴人、琴会的报道，但也有大量的信息并不是针对古琴而言的，甚至有的报道中有没有古琴的出现，都不影响其核心要旨，但对我们这些研究者来说，只要有古琴的出现，无论其地位在报道中是多么的边缘，其实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定的场景，而且每一个报道文字中的场景都对应着城市社会中的某一个具体的时间、空间、行为及观念。从这样的角度来说，《申报》琴学史料中的每一条信息都具有相同的叙事价值。
二、近现代上海城市社会中的古琴文化想象与空间维系
对于近现代上海城市空间的巨变，旅居上海的裴锡彬在为卧读生所著《上海杂志》提序时这样写道：“上海北市一隅地，自水国而成大陆，由荒土而开通衢，招居民、设市场，论者不皆以地灵人智无以进矣。庸讵知海禁开而外人至，一再拓，地更广，六十年来愈广愈新，老圃荒村，旧形顿失，即久居此间者，三月不行已成生路。”[10]伴随着城市地理空间的不断扩张、商业飞速发展，以及西洋之风日渐盛行，较之传统习俗，此时的市民生活面貌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申报》“论西人渐染浮嚣之习”[11]一文提及：“上海为通商大埠，西人之处此者最多，华人类多效其所为……至于坐马车、登轮舟，华人亦皆以为乐，甚至雪茄之烟衔于口中，弹子之房游于暇日，大餐之馆坐客常满，左手持叉右手执刀，以恣大嚼者，皆华人也。……酒则香槟、茶则咖啡，日用之物皆以一洋字者为佳。”在这样的城市环境下，古琴文化已经是被边缘化的传统遗存，但在部分希望维护传统的文人眼中，古琴文化不但可以帮助坚守历史记忆、稳定传统文化身份，甚至可以用来抵制低俗、雅乐兴邦。但是，如何在上海城市社会的繁杂空间中建立并传播源自传统的古琴文化想象呢？由文人主持的报刊无疑是向民众散播思想的有力工具。
近现代报纸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是深刻而巨大的，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传统文人的另一种生活方式。传统文人突破了人际传播的限制，通过报纸媒介向更加广阔的群体传播了其文学成果及价值观，在展示传统和宣扬自我的同时，也为普通阶层对传统进行文化想象提供了依据。当时的文人是希望通过文字、行为等方式构建一个符合自身文化期待的传统空间，让更多的人了解并进入其中，在1912年之前的《申报》琴学史料中，这种现象尤为明显。
在这一时期，《申报》上刊登了大量的文人诗词唱酬、琴会活动、琴学讨论等内容。以传统文人所热衷的旧体诗为例，经统计，自《申报》创刊至终刊，刊登的旧体诗数量接近两万首，[12]其中就包含大量与古琴相关的诗词。在这些诗词中，有些属于文人自我情怀的表达；有些则表达对琴人、才女等的颂赞；有些则起到了记录琴学活动的作用。例如1883年3月30日第4版有刊登一篇署名为“藜床旧主”的诗词：“众醉偏能独醒难，人生不再梦耶郸。红蕉雨滴琴心碎，绿蜡光摇剑胆寒。斗酒未能消侠气，寸笺尽许发奇观。（君善绘事兼工篆刻）佳章镌玉多君赐，郁律蛟龙势屈盘。”这首诗题为“赠琴友祝君听桐，录呈高昌寒食生、雾里看花客指疵”，其中祝听桐是当时上海常与《申报》文人群体往来的知名琴人，精篆刻，善绘画。“高昌寒食生”与“雾里看花客”正是当时《申报》的两位主笔何桂笙与钱昕伯。这首诗不但起到了称赞琴人、唱酬交友的作用，同时也用“众醉”“独醒”“红蕉”“雨滴”“琴心”“剑胆”“斗酒”“侠气”等词汇烘托并搭建了一种符合传统文化想象的虚拟空间。
如果说古琴相关的诗词唱酬只是在一纸空间中建立并践行了对于古琴传统的坚守，那么《申报》中对于琴学雅集活动的报道则反映了琴人是如何以具体的行为实践在繁华上海城市社会中另辟传统文化空间的。《申报》对“申园琴会”与“徐园琴会”报道则展示了文人对传统文化空间的现实模仿，也反映了当时文人对于传统文化想象在环境及意境上的主张。“申江为中外荟萃之区，靡丽纷华，甲于宇内。居此者无不极声色之奉，以绮情艳福自豪。欲寻一水木淸华楼台幽僻之处，几若世外仙源，杳乎其不可复得”[13]，在此种大环境下，少有的几处环境雅致的私家园林，便成为文人汇聚之地。如申园“曲槛花浓蛱蝶迷，平池水暖鸳鸯浴。此间大可涤尘嚣，琴棋谁复开新局”[14]，如徐园“穿云度水，曲折回环，其布置已为海上诸园之最”[15]，当时的文人通过清雅名园的自然空间与潇洒出尘的古琴文化相结合，以达到传统想象的现实复原。
从功能的角度来说，这些诗词创作与文人雅集所起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这些文人除了通过诗词创作和雅集活动来展示自己的文采，并以此进行交友往来、凝聚文人群体；二是借优美雅致的诗句以及标志性的自然景观来复原传统的古琴文化空间，并由《申报》的传播力量引导读者进入传统文化想象。当然，除了潜移默化的引导，这种具有明显价值倾向的思想也会通过诸多琴论等形式进行宣扬，如“医俗论”[16]中以琴学之雅正社会之俗的诉求，“琴会志盛”[17]中对古乐不如今乐的感慨，都表现出撰稿者对“传统理想世界”的追忆与留恋。因此文采雅致的文学创作与诗词唱酬，以及对古琴文化、琴学活动的宣扬论说等便成了文人凝固传统文化身份、彰显风雅的手段，再经过报刊的大量复刻与传播，便为寻常百姓提供了想象传统的依据。
这一时期文人虽然也受到上海城市社会变革的吸引，也在国事民生问题上越来越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态度，但其秀才、举人的科举出身仍然使其下意识地在某些方面继续维系着传统文化观念，《申报》就成为该群体进行传统文化再生产的阵地。通过《申报》扩大对市民的宣传，以引导大众一同进入文人群体所营造的“传统文化空间”中，这在上海城市社会飞速发展、西方文化已经影响到上海市民方方面面生活的情况下，其作用显然是有限的。
三、古琴传统文化在近现代上海城市社会中的分解与融入
如果说清政府灭亡之前的《申报》琴学史料是在构建古琴传统文化空间，并希望引导大众随之进入，那么清政府灭亡后的《申报》琴学史料则更多地反映出古琴传统文化是如何被分解并融入上海城市社会文化空间的。
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1912年清政府灭亡，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一系列的社会巨变使得封建社会的传统文人逐渐向近现代知识分子转变，加之近现代上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吐故纳新、中西融合，传统生活方式受到现代城市变迁的快速解构，并与新的元素进行重组，进而开始了结构现代的过程。此外，古琴作为“音乐”专门领域中的乐器概念越发明确。这一时期的上海出现了大量新型民乐社团和新型教育学术性音乐社团，前者如中华音乐会（1919）、国乐研究社（1920）、大同乐会（1920）、霄雿国乐团（1925）等；后者如上海中华美育会（1919）、上海国乐研究社（1920）等，加之上海专科师范学校音乐科（1919）及国立音乐院（1927）等专业音乐教育机构的建立，音乐的娱乐性、专业性、教育性等特征越发显现，郑觐文、卫仲乐等古琴家的各类演出活动信息时常出现在报端。
在这样的背景下，《申报》新闻报道中的古琴元素逐渐淡化了传统文人的笔墨渲染及主角光环，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新的各类演出及典礼场合而作为“节目”的方式存在。据笔者统计，自《申报》1913年起直至终刊，与古琴相关的三百余条报道史料中，属于在各类展览会、纪念会、音乐会、招待会、婚礼、丧礼等场合以“表演”或“节目”性质出现的内容占到了40%以上，其中动辄数十、数百的听众参与。这显然与“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昔日氛围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些“表演”性质的古琴演奏广泛地参与到各类社会活动之中。除了学校、学会、社团相对内部的演出，还出现在接待外宾（见“泰戈尔欢迎会记”[18]）、海外演出（见“海外之中国音乐会”[19]）等涉外场合。同时，以古琴为代表的中国音乐与西洋音乐之间相互比较的讨论也陆续出现，如“大同乐会筹备修正中西乐”[20]一文中提出“琴、瑟、笙、琶，本多复音，则用五线谱对照。箫、笛、胡琴、三弦等，本属单音者，则用阿拉伯字之简谱对照”的观点；“第九问算数与乐理”[21]中所提“按七弦琴之一弦，自十三徽至一徽，历弹之，无异风琴与披阿那[22]等琴之十三个键子依次之音”；“精武会介绍音乐专家”[23]中所提“按西洋四弦琴，其性质高尚，可与我国七弦琴比拟”；甚至有刊文在将民乐与西方音乐进行比较的时候提出：“七弦琴组织如此简单，居然有人称为‘可以通天地而泣鬼神’，大概是小孩子时代所听得的‘神话’罢”。[24]至此，关于古琴文化的讨论已经从以往的“古今雅俗”之争，转移至“中西优劣”之辩，其功能指向也已经由映照传统、雅乐兴邦，转向为大众娱乐，以及与西洋音乐相对应的中国民族音乐之代表了，从而使古琴文化出现了多元表征的现象。与此前相较，在这一时期的《申报》琴学史料中，虽然依然有符合传统文化想象的各类古琴相关刊文，但也可以越来越明显地看到古琴正在逐渐从传统文化空间中被剥离出来，并被融入上海城市社会实践的某个环节。
虽然传统文人凭借其历史记忆与传统文化想象依然在尝试建构古琴文化空间，但其想让更多的人参与了解的同时，这种传统文化空间并不是向所有人开放的，参与者必须对琴学活动中大量预设的传统信息有所把握，毕竟“空间知识的生产主要是通过话语建构使空间再现”[25]，在不掌握预设信息及内部话语的情况下，即便进入传统文化空间也并不能真正实现传统文化再生产。与此相反，当古琴文化成为公共文化的一部分并且融入某种社会分工的时候，也就是城市社会与古琴文化之间以开放性、大众化方式进行关联的时候，古琴文化传统在相当程度上被压缩，从而成为整个城市文化建设的一部分素材。例如在“城东女学”的音乐会中出现的“有中西音乐、中西演剧、古琴、凡哑铃，各女士当场书画，种种新式跳舞”[26]这一场面中，女校、中西文化、乐器、新式舞蹈等元素共同构建了现代学校教育空间中的一个场景，而这种场景在《申报》琴学史料下半部分中则比比皆是，并且一同形成了近现代上海学校教育的发展过程。古琴从个人或小群体空间转移到了城市社会的公共空间，成为城市社会前进的一部分，在填充上海这个庞大的城市空间时，也在重构空间的过程中寻找着新的存在方式。
四、《申报》琴学史料中的古琴文化消费
城市社会空间中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即消费，而《申报》中的广告，则是近现代上海市民获取文化消费信息的重要渠道。这些广告信息不但起着传递消费信息的作用，从长期发展变迁的角度来看，广告中的信息也承担着揭示上海民众生活方式、承载民众观念变化、传播社会意识形态，甚至是塑造区域历史的作用。《申报》中与古琴相关的广告贯穿整个报刊始终，虽然在数量、影响及受关注度上远不及休闲娱乐等其他广告，但是从最初隐晦地表达授琴意图，到最后古琴成为一种符号性消费对象，种种文字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了近现代上海城市社会语境下的古琴文化传播方式与生存状态。
古琴进入消费环节，即成了一种资本。布迪厄资本理论中有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符号资本之说，从该理论来讲，《申报》琴学史料中的相关消费广告也可分为如下三类：
第一，在经济资本的概念下，古琴文化的消费关系是实物与金钱的转化关系。如《申报》中大量琴书、琴谱、古琴等相关售卖广告即属此类，其中琴书、琴谱的售卖广告占绝大部分，通过刊登的次数、持续刊登时间的长短，可以反映出普通市民可以方便获取古琴相关本文资源的范围及受欢迎程度等信息。《申报》中以此出现的售卖的琴书、琴谱有《琴学入门》《蕉庵琴谱》《焦氏琴谱》《五知斋琴谱》《二香琴谱》《枯木禅琴谱》《天闻阁琴谱》《春草堂琴谱》《松风阁琴谱》《自远堂琴谱》等，其中广告次数出现最多的当属琴人张鹤（字静芗）编写的《琴学入门》。该琴书广告于1874年2月26日首次出现在《申报》上，后经翻印再版，最后一次广告出现的时间为1933年10月，其间不同来源共刊登176期，可见该琴谱流传之广。除去上述传统琴书琴谱，古琴相关广告中还有《书画琴棋捷诀》《常识宝鉴职业南针》《游戏世界》等包含有古琴弹奏教学内容的新编综合类书籍，为增加销量，此类新编书籍往往使用较为夸张的广告用语进行宣传，如“手此一编，而得四技擅长，何等便利，何等快乐”“得此一书，胜读万卷”，以此降低人们对古琴学习的畏难意识，但其在文化认识上的作用，却是把古琴的传统文化语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剥离，成为“实用之知识”。
第二，在文化资本的概念下，古琴文化的消费关系是指知识、技能与金钱的转化关系，古琴教学即属此类。《申报》创刊初期即已有授琴启事刊登，陆竹卿授琴“决不较束脩之厚薄”[27]，蜀人李氏授琴“无分其地，无论其人，即有妇人女子识此者，亦可传面教也”[28]，这些宣传都体现了一定的“营销策略”；浣花道人虽以“琴学访友”启事，文中却包含“断吉凶，收售古琴，参教指法，代卖云南大理石屏”[29]之内容。至《申报》后期，“大同音乐会开设暑期班”“国乐暑期面授班招生”“吴景略传授古琴”“上海艺学专修馆国学古琴系及其他各系招男女生”“卫仲乐教授音乐”等相关广告启事时常可见。此外，古琴相关的各类售票音乐会也逐渐成为近现代上海市民日常文化消费的内容之一，如包含古琴演奏的“卫仲乐个人音乐会”“霄雿国乐学会十周年纪念音乐大会”等，此类音乐会广告往往明标座价，还会以“各国旅沪名人之知音者，纷纷购票，定座异常踊跃”[30]等表述提升身份层次和增加紧张感来吸引听众。在近现代上海的市民文化生活中，这些广告将个人、社团或学校与公众市民进行了消费语境下的紧密连接，古琴技能面向大众而成为商品已是常态，无论消费者是为了体验传统修身养性，或是为了继承发扬传统文化，或是为了附庸风雅，或是仅为一时兴起，古琴文化作为文化资本的意义都在消费过程中得以实现。
第三，在符号资本的概念下，古琴文化则成为促成其他消费行为的辅助性工具，即消费者不是对古琴的直接消费，而是因为对古琴传统文化场域的认可而对有古琴元素出现的、类似场域下的其他产品进行的消费。在这种消费行为中，古琴仅仅作为一个符号，或者一种具有辅助性、象征性的工具而存在。如照相馆以“巧设山石树木、曲槛园亭、书斋绣闼、琴棋书画，另备古装旗装、东西男女洋装、仙客名媛、僧道剑侠，一应俱全”[31]来吸引顾客；如新开客栈除种种舒适环境、美食佳肴之外，另设琴棋座[32]，以显客栈雅致；更如“绿包古琴香烟”之广告：“古琴乐器为乐器中首屈一指，其音抑扬顿挫，使人百听不倦。古琴香烟为香烟中胜人一筹，其味芬芳馥郁，使人百吸不厌”[33]，“当命名之始，欲其烟味之醇郁有类乎琴韵之幽趣，取名古琴，采此微意云尔。”[34]人们对古琴的认可被挪移、类比到其他产品上，以期实现价值转移和增值，古琴不仅被用于想象传统、模拟传统，也被用于建构城市文化，以及建构现代。
广告是一种市民大众文化的文本，刊登广告，说明广告内涉及产品有被大众熟知并消费的愿望，广告的目的就是大众化和引导消费。古琴文化无论是以个人名义还是团体名义进入报刊广告，都意味着古琴文化将作为商品呈现在大众面前。为了能够顺利进入消费环节，部分古琴相关广告在语言文字上仍然力图搭建一种符合古琴传统文化特质的虚拟空间，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产品的多元化、感官化，或者在表述上有意降低文化产品的把握难度和门槛，或者给消费者建立有利于提升个人形象塑造的印象，以便从不同角度引导消费者对产品建立关注和预期。古琴、古琴音乐，或古琴文化，成为广告中被修饰和利用的对象，广告犹如一种话语权力系统，对古琴的价值意义进行着多种场景下的重新编码，从而影响着消费者与古琴之间的认同关系。
结 语
史学家往往希望从历史之外看历史，希望能够寻找到一个脉络主线，以串联起一个规范的、逻辑的、完整的、可复述的历史，但从普通民众的角度来说，他们往往身处历史之中，而《申报》，即是普通民众视角下真实而鲜活的历史文本之一。“消费本身不是基于生活的需要，而是本质化为生活本身”[35]。《申报》在其本身的销售过程中不仅提供了日常消费内容，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再消费，从而与城市社会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古琴进入《申报》，就已经意味着少数人的文化将成为大多数人的日常。
基于上海城市社会的复杂性，《申报》琴学史料建构了一个动态的、多元的，且具有延展性的古琴文化空间，并给大众市民带来了对这种传统文化的局部或整体想象。“空间特征、内容和结构均是与社会过程、社会关系分不开的”[36]，从诗词歌赋的虚拟空间到琴会雅集的园林空间，从剧院舞台的表演空间到日常的消费空间，从中国文化的传统空间到中西文化碰撞的多元空间，《申报》琴学史料所展示的这一空间转移过程，即上海城市社会与古琴文化在内容上的结构过程，同时也形成了上海近现代古琴文化发展史的别样轮廓。
[1] 于不同日期重复出现多次的广告类信息按1条计。
[2] 洛秦：《再论“音乐上海学”的意义》，载《音乐艺术》，2018年第1期。
[3] 详见《老牌〈申报〉与史量才》，载曹正文、张国瀛：《旧上海报刊史话》，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4] “论本报之销路”，载《申报》，1877年2月10日。
[5] “谈经”，见《申报》，1892年10月1日第1版。
[6] 何桂笙次子。
[7] “医俗论”，见《申报》，1883年4月5日第1版。
[8] 见《申报》，1883年6月9日第4版。
[9] “改良中国乐器的问题（一至三）”，连载于《申报》，1935年12月11日第13版、12日第12版、19日第13版。
[10] 熊月之主编：《稀见上海史志资料丛书》，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第6页。
[11] “论西人渐染浮嚣之习”，《申报》，1883年10月25日第1版。
[12] 花宏艳：《〈申报〉刊载旧体诗研究（1872—1949）》，凤凰出版社，2018，第7页。
[13] “稼云楼题壁”，见《申报》，1887年1月6日第4版。
[14] “春日游申园听胡铁香弹琴”，见《申报》，1883年4月7日第3版。
[15] 陈伯熙编著：《上海轶事大观》，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第133页。
[16] “医俗论”，见《申报》1883年4月5日第1版。
[17] “琴会志盛”，见《申报》1889年2月12日第4版。
[18] “泰戈尔欢迎会记”，见《申报》1924年4月19日第13版。
[19] “海外之中国音乐会”，见《申报》1929年6月16日第22版。
[20] “大同乐会筹备修正中西乐”，见《申报》1923年2月13日第20版。
[21] “第九问算数与乐理”，见《申报》1917年9月2日第14版。
[22] “披阿那”，Piano的音译，即钢琴。
[23] “精武会介绍音乐专家”，见《申报》1919年7月15日第1版。
[24] “到音乐会去”，见《申报》1928年2月25日第21版。
[25] 洪煜：《近代上海小报与市民文化研究（1897-1937）》，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第21页。
[26] “城东女学”，见《申报》1921年6月19日第11版。文中“凡哑铃”为violin音译，即小提琴。
[27] “七弦琴馆”，见《申报》1878年2月4日第6版。
[28] “琴学会友”，见《申报》1878年6月25日第6版。
[29] “琴学访友”，见《申报》1886年4月1日第4版。
[30] “霄雿乐会将开演奏会”，见《申报》1935年10月25日第12版。
[31] “今到新法照相”，见《申报》1891年11月27日第4版。
[32] “上海甡泰慎记栈特别改良新发明广告”，见《申报》1910年9月18日第13版。
[33] “绿包古琴香烟”，见《申报》1937年4月2日第19版。
[34] “征求广告图案绿色古琴牌香烟”，见《申报》1937年2月27日第15版。
[35] 朱祥海：《消费社会的幻象及其解构：一种法伦理学进路》，河北人民出版社，2015，第12页。
[36] 徐明宏：《休闲城市》，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第9页。